中國公務員的幸與不幸

　　當韋志中鄭重提到，「我們正身處一個中產階層『幸福感和自我價值危機時代』」時，如果說還有相對淡定的一群人，那就是公務員群體。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博士后邢占軍曾對沿海某省主要社會群體的幸福感作了詳細調研。結果顯示，在工人、農民、公務員、國有企業管理者、知識分子、新興群體和城市貧民七大群體的綜合幸福感排名中，公務員的幸福感最高，繼而是城市新興群體和知識分子；而幸福感最低的是城市貧困群體，其次是農民。
　　從大方向看，中國人的幸福感水平與收入水平基本成正向關係，城市貧民、農民和工人的幸福感大大低於中產與富有階層；但在幾個中高收入層次群體內部，這一表徵卻不明顯。這固然反映了政府在民生與社會保障上的缺位，無相當收入基礎的國人很難談得上感受幸福；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以追求物質的方式滿足幸福感，在一定社會群體中仍然有效，只是當群體的收入達到一定層次后，效果不再明顯。
　　「現今的中國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影響不同階層幸福感的因素也各不相同。」韋志中以物質財富追求的幸福閾限說來分析這個現象，「當實際的物質條件跟通過物質獲得幸福感的心理閾限差距越大時，物質帶來的幸福感振蕩會越大；而一旦接近這個閾限，物質財富增加對幸福感的影響就越來越小，最終失去感覺。」
　　「幸福感嚴格來說是一個完全主觀的概念。」邢占軍說，這些年公務員群體一直在各類幸福感調查中高居幸福水平首位，與其實際收入並無必然關係。
　　「穩定、福利好大概是公務員對現狀普遍滿意的重要原因。」今年31歲的楊邁在廣東某市級財政單位呆了8年。要談公務員的「幸福」，他有點無奈。「考上公務員並不像外界想象的那麼風光，別人在為事業拼搏、跳槽的時候，我8年如一日領一份白領級的工資，沒升過職、沒調過崗，現在還是底層科員。」
　　楊邁形容公務員是一眼能望到頭的職業。「不會暴富，也餓不死。你浮躁也沒有用，奮力拚搏也不太使得上勁。只能放慢步伐，慢慢來。沒有太高的期望，就少點失望和焦慮。」
　　快與慢
　　「放慢步伐，慢慢來」，也許就是「幸福」與「不幸福」的分野。
　　「當物質滿足到達幸福閾限，放慢腳步，停下來思考、轉型，將工作的目的從『物質追求』向『享受過程』轉變，那麼真正屬於自我價值實現的目標就呈現了。」韋志中表示，這樣的目標聽似很空泛，卻可以與現實工作緊密地結合起來。
　　「我的目標是使更多人因心理學而受益。那麼這兩年我就大幅減少心理諮詢個案的接待，轉而做更多的社會研究和教育工作，建立免費心理諮詢熱線。又如一個建築設計師，可以把目標由賺更多的錢，轉變為讓更多人接受自然、和諧、宜居的概念，把這個目標融入自己的設計當中。」
　　一個人的精神痛苦程度往往就是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的差距。更何況東方文化向來有自我施壓的傳統，什麼卧薪嘗膽，什麼頭懸樑、錐刺股，目標遠大，心理脆弱，一旦目標與現實失衡，就是災難性的打擊。
　　外企和廣告公司的拼搏、追求和快節奏，讓白領們沒有時間停下來思考，相繼陷入自我價值和人際關係的心理危機之中；公務員的慢，卻讓楊邁有時間調整理想與現實的合理距離，避免捲入焦慮的漩渦——當然，這也不過是僅限基層公務員的小「幸福」罷了。
　　無可否認的是，中國經濟依然在飛速發展，也需要繼續保持騰飛的速度，中國社會慢不下來，作為最具創造性和拼搏精神的城市精英代表的中產階層也不可能真正慢下來，他們只會嫌自己不夠快。
　　也許焦慮和抑鬱還會繼續像感冒似地蔓延，直到中國有足夠的時間消化掉轉型期的精神陣痛。但這樣的精神轉型，更像是聽天由命的時代。有人轉型成功，從此笑傲江湖；有人變成了患者，走進精神病院；更有人縱身一跳，了斷了自我。
　　「然而時代的發展不容許聽天由命。所以接下來幾年，最可能是中國宗教和心理學大發展的時期。焦慮的人群需要積攢心理資本，尋找精神信仰的方向和心靈的皈依。」韋志中表示，「而中產階層作為未來社會的中流砥柱，也需要有堅定的精神信仰，以及對生命本質的辯證思考能力，才能保證社會發展不會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