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暢銷作家——張恨水

張恨水(1895-1967)

　　原名張心遠，安徽潛山嶺頭鄉黃嶺村人。生於
江西廣信小官吏家庭，肄業於蒙藏邊疆墾殖學堂。后歷任《皖江報》總編輯，《世界日報》編輯，北平《世界日報》編輯，上海《立報》主筆，南京人報社社長，北平《新民報》主審兼經理，1949年後任中央文史館館員。1917年開始發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張恨水無疑是最多產的作家之一，在他五十幾年的寫作生涯中，共完成作品不下三千萬言，中長篇小說達一百一十部以上，堪稱著作等身。而建國后所修現代文學史對他的評價，也因他後期參與抗戰文學的創作而遠在其他民國舊派小說家之上。

主要著述

　　小說《梁山伯與祝英台》(已改編為電影文學劇本並拍攝發行)、《八十一夢》、《白蛇傳》(已改編為電視劇本並錄製播出)、《啼笑因緣》、《秋江》、《孔雀東南飛》(已改編為電視劇本並錄製發行)、《西北行》、《荷花三娘子》、《陳三五娘》、《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太平花》、《燕歸來》、《夜深沉》、《北雁南飛》、《歡喜冤家》、《秦淮世家》、《水滸新傳》、《斯人記》、《落霞孤鶩》、《丹鳳街》、《傲霜花》、《偶像》、《紙醉金迷》、《美人恩》、《楊柳青青》、《大江東去》等。

１

　　1949年1月1日至2月15日，54歲的張恨水，在其北平寓所，忽然開始寫一篇東西。那是一部簡要總結自己先前寫作生涯的自傳，題目就叫《寫作生涯回憶》。他起始便說：

　　我雖然是個很微末的人物，但我向來反對自傳一類的文字。因為我看了不少的自傳，除了那有些是謊言，有些也無非是一篇廣告。

　　接著，提到「在重慶過五十歲的時候」，許多朋友曾提出請他做自傳的建議，都被他「婉謝」了。顯然，眼下著手做的這件事，於他，是破了例的。

　　《寫作生涯回憶》從動筆到完成，剛好跨越北平解放這一過程。

　　窗外，雖無震耳欲聾的炮聲，但那種圍困中的平靜，有時是更讓人心慌的。然而就在這時，張恨水卻拿起了筆，以淡然的心情和口吻，在紙上將他過往30年的筆墨生涯做一交待。這篇約四五萬言的文字，竟無一語提及斗室之外正發生的一切，哪怕從情緒上——是喜？是憂？——也分毫看不出來。

　　但我們卻留意到張恨水吐露了這樣的心態：

　　我家鄉安徽人說的話，今天脫了鞋和襪，不知明日穿不穿。這個「不知」目前是非常之明顯。萬一是明天不穿，趁著今天健康如牛，我是不是有些事要交代的呢？

　　這簡直是驚人的預感。因為再過三個來月，一個黃昏，他在給兒子輔導英語時，突然發音不準，迅即不省人事，急送醫院，診為突發腦溢血。搶救之後，命得苟存，但失憶失語，半身不遂，直至1953年才漸脫病狀。

　　我們不知道他何以在「健康如牛」的「今天」，而產生對「明天」的「不知」，但有一點卻看得清楚，此時他心中突然有了強烈的關於今天*明天的界限意識，而在思索這二者時，他毫不含糊地把自己劃在「明天」以外，並為此採取一些「料理後事」般的行動。他這樣表述自己的用意，以及家人的反應：

　　在我百年之後，從朋友手裡拿出我的親筆供狀來，不失人家考張恨水的一點材料。我這樣想，我就要辦。而家人以為這是不祥之兆，反對我這樣做。

　　他過去的報社同人聽到此事，「笑說這很有趣」，形容為「遺囑式的文字」。

　　總之，就在那時，中國20世紀上半葉最成功的暢銷小說作家張恨水，忽有一葉知秋之感。他擔心著自己的健康，擔心著如果不留下一點「親筆供狀」將使未來「人家考張恨水」失去了依據——或者，並無確指、非常寬泛地擔心著「今天脫了鞋和襪，不知明日穿不穿」一類情形的發生……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也即1895年5月18日，張恨水出生於江西廣信府（今上饒地區），父親給他取名張心遠。

　　他7歲入蒙學，他曾在兩個月內，看完全部《西遊記》、《東周列國志》、《封神榜》、《水滸傳》、《五虎平西南》、《野叟曝言》和上半部《紅樓夢》，那是他當時所能找到的所有舊小說。這樣，到17歲他「已經讀了幾百種小說了」。「不但讀本文，而且讀批註。」批註，是中國舊小說特有的批評的辦法。一般的小說刻本，除了把正文印在上面，也把批註用小些的字體細細地刻在中間。自張恨水看去，這些旁人讀來未免枯燥的文字，妙處實不亞於小說本身。他從裡面「懂了許多典故」，又「領悟了許多作文之法」；例如，「形容一個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煙潤』，是絕好的筆法。」

　　我們由他讀小說的方式，便知道小說於他絕非如一般人只是茶餘飯後的消遣，而是一座奧妙無窮、終須一探究竟的精神迷宮。他在這件事上的創造性，很快顯露出來。他以飽覽小說而在夥伴中知名，時常被央求著講故事，「我往往隨便說著，自己就加了許多的穿插進去。而且我這穿插，總是博得他們讚許的。」

　　他開始創作，這創作居然早至13歲。他說：「這篇小說，是為弟妹們寫的，當然我就寫了他們最歡迎的五俠故事。」任何人，如果13歲就自發地做一件事，那末，只要以後人生不把他逼迫到別的路途上去，恐怕他都會在成年的時候加以繼續。

　　當然，他暫時還來不及認識這一切，眼前需要發愁的是生計。他18歲時，父親匆促去世。這變故，讓張恨水原先可能去日本或英國留學的前景瞬間消失。翌年，他去蘇州，胡亂念了一所蒙藏墾殖學校，好歹算是繼續學業。

　　不過，墾殖學校卻有兩個重要進展不能不提。

　　一是他正式開始了創作，假如13歲那篇連題目都沒留下來的武俠小說屬於「塗鴉」，那麼，張恨水一生的真正處女作應該屬於這時寫出來的兩個短篇小說，一篇叫《舊新娘》，一篇叫《桃花劫》。他不單寫了，而且投了——投往他最為心儀的《小說月報》。此時《小說月報》，仍由惲鐵樵編輯，尚未被茅盾接管而改為「新文學」刊物。令張恨水驚喜不已的是，惲鐵樵親筆回了信，說「稿子很好，意思尤可欽佩，容緩選載」。雖然終於沒有登出，也仍然是個標誌。

　　二是後來名垂史冊的筆名「恨水」，亦於這期間萌生。他從李煜詞中讀到「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就以此為出處，「斷章取義，只用了『恨水』兩個字」。這樣，張心遠就變成張恨水，本名「反而因此湮沒了」。

　　不過，直到1924年以前，張恨水都不覺得自己可以作家為業。他喜歡寫小說是無疑的，但他首先需要掙錢，來撐起父親離去后境狀日窘的家。

　　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給張恨水「很大的刺激」。他決定去北京，計劃先在北大旁聽，慢慢地轉為一名正式生。初衷為求學而來，可是由於窮，不得不找份事做。隨即又發現，只做一份事工資甚菲，便同時兼著兩張報紙的工作，「這樣，決不讓我有時間再去讀書了」。

　　這未虞的變化，至關重要。在北京從事新聞，眼界、信息都跟蕪湖、漢口大不相同，這對於張恨水做小說的積累，極有裨益。所以三年後，成舍我請他為《世界晚報》副刊「夜光」寫個連載小說，在張恨水而言，已是水到渠成。

　　此即成名作《春明外史》。如果不來北京，張恨水決計寫不出《春明外史》。如果到北京后，不幹新聞，而去北大做了陳獨秀、胡適之、周作人們的學生，同樣不大可能去寫什麼《春明外史》。從此，一個「文學奇觀」發生了。

張友鸞說：「他的作品在一百一十部以上，還沒有人把它整理出一個完整書目。字數遠遠超過千萬，也從來沒有人加以統計。」（《章回小說大家張恨水》）這確實僅得謂之「大概」。張恨水創作量之龐大，他自己都不能回憶得確切，單論中長篇小說數量，以同時代過來人秦瘦鷗相當謹慎的估計：「在全國作家中至少可以列入第五名之內。」（《海堂室閑話》）

　　這麼宏富的產出，背後是讀者的歡迎與認可，和對市場的巨無霸式佔有。我們今天熱烈討論著文學市場化，把它看做全新的課題，殊不知遠在七八十年前，中國文學已經析分為兩個板塊：一是體現知識分子精英價值觀的「新文學」，一是面向大眾特別是普通市民的市場文學。不過一直以來主流文學史著述認為後者不值一提，而把明明兩個板塊並存的文學格局，敘述成「新文學」的一統天下。

　　張恨水受歡迎到什麼程度？我們以《啼笑因緣》為例。

　　1929年前後，張恨水在北方已經很叫座了，但滬上知之者卻不多。這時，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林》主編嚴獨鶴來北平，聽說張恨水名頭，就喚人介紹，約他寫一個長篇以便連載。起初不甚重視，不意，登出后報紙銷量猛增，「上海市民見面，常把《啼笑因緣》中的故事作為談話題材，預測他的結果；許多平日不看報的人，對此有興趣，也訂起報來」。廣告來源隨之大增，而且眾客戶紛紛要求把廣告的位置安排得盡量靠近小說（可以吸引更多眼球）。

　　目睹《啼笑因緣》不可思議的市場魔力，嚴獨鶴與《新聞報》另兩位編輯，緊急成立「三友書社」，以近水樓台之便，搶先取得出版權——這種專為一本書而組建出版社的現象，恐怕也是絕無僅有。

　　繼之，電影改編權又引起激烈爭奪。明星公司購得攝製權，確定胡蝶、鄭小秋為主演。然而大華電影社突然插足，也要開拍《啼笑因緣》。明星公司與之對簿公堂，除兩位常年法律顧問，不惜血本再聘當時最有身份的大律師章士釗等7人，總共9名律師轟轟烈烈打這場官司。大華電影社本無道理，社會背景卻複雜。最後，黃金榮、杜月笙出面調停，由明星公司給付10萬元，大華退出爭奪。

　　《啼笑因緣》的出版史，簡直可以做一個專門研究。它總共印行了多少，到現在無人知道，因為沒法加以完全的統計。歷來國內以及南洋各處，都頻有盜版翻印。而單是正版這部分，到1949年止便「超過二十版」，「第一版是一萬部，第二版是一萬五千部，以後各版有四、五千部的，也有兩、三千部的。」而這樣的發行量，尚是在當時教育普及率和讀者規模之下，如換成今天，那更會是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數字。

　　除盜版外，也有蹭吃蹭喝、揩油撈利者。《啼笑因緣》竄紅后，一班潦倒文人勾結書商，擅為之續或借殼孵雛。一時間，《續啼笑因緣》、《反啼笑因緣》、《關秀姑寶卷》之類雜然出籠。更有甚者，直接假冒「啼笑因緣」四個字另編故事，讀者以為買到的是《啼笑因緣》，實際卻是假貨。

　　日寇侵華后，張恨水去往陪都重慶，淪陷區與大後方分割成兩個空間。這樣，在淪陷區文學市場，「張恨水作品」就是一個巨大空白，以致東北、華北及上海，盜用「張恨水」名義的偽作蜂起。1943年，老舍夫人胡絜青由北平脫身到重慶，見著張恨水便告訴他，「張恨水小說」在華北、偽滿洲國出版的太多——當然全是假的。勝利后，回到北平，北平有朋友說曾統計過，單是公然做了廣告的偽作，即「約有四十幾部之多」。

　　張恨水真正構成了中國文學有史以來第一個品牌化現象。通常，文學作品是生產出來並投入市場之後才引起讀者這樣或那樣的反應，而在形成品牌效應的情形下，作家與讀者之間已經形成相當牢靠的聯繫，從而培養起一種品牌忠誠度。其作品市場前景，完全無待出版發行之後再加驗證，凡列於他名下的作品，必然走俏，「張恨水」三個字就意味著吸引力、信任和追逐。

1925年以來，他的知名度與市場都在不斷擴大，並於《啼笑因緣》獲巨大成功后達到顛峰。可以說，日本侵華前，張恨水正是如日中天。戰爭一來，這勢頭被攔腰截斷。

　　這是張恨水一生轉折點之一。對這位從事商業文學寫作的作家來說，戰爭意味著他賴以存在的基礎完全抽空，無論是精神的基礎，還是物質的基礎。以精神論，試想，國破家亡之際，有幾人能有心情讀休閑的文學作品？從物質論，戰爭令一切物資驟然短缺——哪怕圖書出版所需要的僅僅是似乎最不值錢的紙張。

　　《寫作生涯回憶》專門講過重慶出版物所用的「土質紙」：「兩面都粗糙黃黑，不但印字不清楚，而且印料太薄，行印的一面往往是『力透紙背』。」就是這麼低劣的紙，也十分稀缺。那麼，作為暢銷書作家，就算寫出來可以暢銷的作品，又怎麼能夠印成足夠暢銷數量的書呢？張恨水概括為「寫的不多，而又無法多寫」。「寫的不多」是實際如何，「無法多寫」則是可能如何。

　　抗戰期間，張恨水寫作題材發生極大變化。他寫了許多反映抗戰的小說，他的這部分文字，配得上中國人的良知，也是任何有一定文學造詣的中國人都有責任和義務去書寫的東西。這都不存一絲一毫疑問。

　　不過，有人試圖就重慶時期張恨水作品提出一種觀點，把它概括為「轉型」，說張恨水出現了「由強調小說的趣味性向體現主流時代意識的轉變」，不僅有「題材轉型」，還有「創作觀轉型」。這種推崇的意思，大約是說，抗戰小說終於使張恨水從消費性的暢銷文學寫作（非知識分子精英價值觀的，亦即「非主流」）邁上了「新文學」與「現代性」的康庄大道。當人們提出這種論述時，我從中讀出了類似於「修成正果」的潛台詞。似乎不如此，張恨水的形象和地位就不夠「偉岸」。

　　他應該未曾樹立過想變成巴金或者茅盾或者老舍的理想。一直到1949年在《寫作生涯回憶》里，他對別人明顯以貶意而將其歸入鴛蝴派或禮拜六派，仍是欣然以對，未嘗以為羞恥。

張友鸞把他小說創作分為4期：一期、二期、三期、末期。末期，從「抗戰結束后」算起，直到逝世。關於「末期」的命名，張友鸞特別作了意味深長的說明：

　　為什麼稱為「末期」而不稱作「晚期」呢？因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體衰病，往往擱筆不再寫作；個別作家，老而彌健，晚期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讀者讚賞為「頂峰」之作。兩者他都不是。他這個時期的作品是硬擠出來的，雖未必一無是處；但和早期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語，簡直成了「強弩之末」。我於惋惜之餘，不得不將這個時期定為「末期」。

　　張友鸞所力辨的「晚」、「末」之分，值得很好地玩味。

　　對這個「末」字，張恨水恐怕已經有了一種直覺。他忽然在那樣一個時刻，命筆去寫《寫作生涯回憶》，是不是受到這個字眼的啟示呢？無論如何，這篇東西含有與過往生涯揖別的心情，以致被人稱之為「遺囑式的文字」。

　　而生活竟然真有那麼巧的事。剛寫完《寫作生涯回憶》不久，張恨水就幾乎殞命。那場暴病，說來突然，卻也處處可見時代的激蕩作用。

　　1946—1948年間，張恨水把歷年版稅所積，換成10兩左右黃金，交大中銀行經理王錫恆存入該行，但未立存摺，只開了一個收據。解放前夕，王錫恆攜黃金逃往台灣，遂令張恨水全部積蓄化為烏有。錢財一空之外，我們更應注意事情經過當中張恨水的心理活動：他秘密其事，以非正規方式把黃金託人代管的行為，透露了在現實及未來面前，內心充滿了怎樣的不安和疑慮。

　　在這重大打擊以外，又傳來其他「信息」。1949年3月2日至4日，《新民報》連載王達仁文章《北平新民報——在國特統治下被迫害的一頁》，對作為該報原經理的張恨水，在政治上加以攻擊。隨後，得知家鄉土改中，元配徐文淑被劃為地主分子，而他存於家鄉的12箱書籍、手稿，「或被焚燒，或被農民當作手紙，蕩然無存……」（董康成、徐傳禮《閑話張恨水》）有道是「敝帚自珍」。幾頁手稿，旁人看來不算什麼，於寫作者卻是心血所成。燒的是紙，灰飛煙滅的是寫作者的心魂。

　　錢財遭騙，令張恨水切切實實一貧如洗；而若虛若實地，周遭又氤氳著讓人憂戚不寧的氣氛。他便在這枝枝椏椏的實際的、精神的兩重困境中，急罹重症。

　　這一病就是5年。5年中，一輩子伏案寫作的張恨水，不著一字。

　　1954年，張恨水從腦溢血後遺症中恢復，可以寫作。他懷著謝意，璧還了文化部顧問的職位和120元工資，去繼續所習慣的以稿費維持生活的方式，實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的信條。

　　重操舊業，沒有人強迫他，他自動選擇了寫作的內容與方式：故事新編。這種寫作，簡單說，就是從「祖國優秀民間傳說」中擷取素材，結合時代精神，將其敷陳得較為可觀，來滿足初級文化程度讀者的需求。它是改編，脫離了原創性寫作範疇。

　　還有一個變化：解放后張恨水的寫作，傳播範圍主要被放置到中國本土以外；其中，肩負面向海外華人宣傳之責的中國新聞社，似乎與張恨水形成了固定合作關係。《梁山伯與祝英台》和《秋江》，是在香港《大公報》連載；《牛郎織女》、《磨鏡記》、《逐車塵》、《重起綠波》、《卓文君傳》、《鳳求凰》等，均系「由中國新聞社發表」。這意味著，張恨水病後雖恢復了寫作，但與中國本土讀者基本無關。而這個人，恰恰卻曾是在國內擁有最大量讀者的作家。

　　較為異常的，是1957年。那年，張恨水罕見地回到了原創性寫作，寫出《記者外傳》，由上海《新聞日報》連載。《閑話張恨水》說：

　　《記者外傳》是作者解放后創作的唯一的長篇小說。據說他曾雄心勃勃地打算寫成四部頭的巨著，不少朋友也曾深寄厚望，可是動筆之後麻煩很多，便改變計劃縮短為上下兩部，而結果還是下筆不順，只寫出上半部就不了了之……

　　這個「雄心勃勃」因何而來，我們沒有材料。而考諸是年客觀形勢，可知頭5個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況甚為熱烈。至於「不了了之」，也不難從形勢的變遷中獲得蹤跡。

　　反右後，他的舊作「被視為黃色小說而遭到封存，即使是研究文學的人也無法接觸」。這樣，1959年秋，舊病復來，再度喪失寫作能力。1961年，病至危急，救治及時，轉危為安。

　　「大病初癒，他又在寫」，張友鸞說，「有一天不動筆，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筆大債」。他自己說：「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寫，比不吃飯都難受。」但一生這最後的寫作片斷有些奇怪：他最後發表的作品，就散文言是發表於《新民晚報》1962年5月20日《我的長篇連載》，就故事新編言是1963年由中國新聞社發表的《鳳求凰》——然而張友鸞說：「他是1967年2月15日早上去世的，14日的早上他還是坐在座位上寫哩。」似乎這三、四年，他雖然一直在寫，作品卻無處發表了。

　　「文革」爆發，左鄰右舍不斷被抄家。張恨水見此情景，「燒毀了自己不少作品，剩下一部分，由兒女們分散保存」。被燒毀的，應是解放后的手稿。這是第二次燒毀，所不同的，土改那次是被燒，這次是「親手」燒毀，黛玉式的焚稿。

　　就在幾乎不發表乃至焚稿的無望中，他仍舊寫著，寫到生命末日。他實在是一個徹底的寫作者。

　　他死於第三次腦溢血發作，為時僅16分鐘即告別人生，不再有後遺症，也僥倖逃脫了本來大抵不能避免的批鬥、污辱甚至毆打。

牛人，帶壞了瓊瑤。

牛人，帶壞了瓊瑤。
鐵螳螂 發表於 2010-2-4 06:37

兩個都是通俗小說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