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回家 」， 我們真有自己的家嗎 ？

作者：姚監復


更令人悲哀和值得悲憫的是，身在無形的大看守所、大監牢內的十三億中國人，多成了「奴於心者」的奴隸，或者奴才。

近年我去美國參加一些學術會議，結識了一些追求自由卻失去回家自由的流亡者。他們得到了自由的天空，卻遠離也失去了自己祖國的土地，是一群丟了家園的漂泊者。無家可歸，異國他鄉，心情惆悵，在憤怒與壓抑中的革命者也有思親、思鄉的深沉溫情。他們知道我作為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同情他們、理解他們，希望我在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后，能夠向當局轉達這些中國人要求回家的願望，希望能夠有尊嚴地「常回家看看。」由於我在「八九風波」的1989年5月1日至20日在美國考察農業，而且，我具有在反右傾后和文革中被發配農村勞動鍛煉與改造的政治教訓，深知當局公開宣布「對學生不秋後算賬」的潛台詞就是「對幹部一定要秋後算賬」。而且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員的任務是為中央起草有關文件，把農民的意見、學生的好建議，都可以吸收寫進文件草稿，我們就沒有必要同學生一起上街遊行，而遭整肅、批判、撤職、撤銷單位的命運。因此，在1989年的風波中，我是同情者和旁觀者，這樣過了清查關，保留了自己的發言權，為正義、人權而吶喊的合法地位。因此，我敢於將流亡者的回家願望如實向上反映，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權利和中國共產黨黨員的義務：「如實反映情況」，絕不是顛覆政權罪。

但是，人微言輕，向上反映如打水漂，似古井投石，沒有迴音，既沒有責難，也沒有讚許，甚至沒有給人民來信來訪的一個冷冰冰的回執收據。我內心裡對海外這些要求回家的愛國者感到遺憾、愧疚和無處發泄的激憤。我腦海中經常浮現出這些思鄉遊子含淚的眼神和欲哭的悲聲：

當權者為何怕知識分子愛國者？

——劉賓雁在癌症晚期同我三次長時間通話，希望把他的回家願望轉告當局。他的「第二種忠誠」，仍然是一種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但是仍然得不到諒解，連回祖國治病的願望也成為未能實現的終生遺憾。在異國他鄉告別苦難的人間。我只能在網上發布悼念文章：《魂兮歸來，遠方的的大雁！》

——陳一諮是我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時的同事，在波士頓的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見過面。在長長的談話中，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顯露出這位慷慨激昂的鼓動家的複雜的內心感情。他是一位淋巴癌擴散、西藥難治的病人。他的期望僅僅是能回國求助於中醫。曾慶紅的批示是：「請有關部門辦理。」而羅乾的批示是：「回原籍治病。」陳一諮原籍是陝西三原農村，無親無故又無醫，如何治病？能不能從人道主義立場考慮為一個重病號開綠燈，回國請中醫看看？當局的冷漠，實際上是拒絕重病患者回家治病。

——郭羅基住在波士頓郊區老人院里，孤獨地生活著。但是，他關心國家大事，始終認定自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即使中國當局不給於護照。他說：「我是中國人，要批評中國共產黨。如果入了美國籍，成為美國人批評中共了，那就沒意思了。」郭羅基一直是以愛護這個黨和自己祖國的中國公民、被錯誤開除中共黨員的身份，進行批評的。愛之愈深，恨之愈切，對於混入眼睛中的塵埃一點也不能容忍。但是，他要求回家的願望，雖然我轉達了，至今得不到回答，置之不理、拒之門外。他申請回國的護照，被祖國的駐外使館沒收了。但是他始終保持一顆火熱的不變的中國心，仍然期望有一天回家。

過早白髮蒼蒼的高皋患病，想在身體狀況許可時，回家看看自己的老母親，非常遺憾和令人不解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沒有給她發籤證。她又不是通緝犯，為什麼不能回自己的祖國、回自己的家呢？她的丈夫嚴家其原來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是一位學者。既使參加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設計，也是學者身份提提建議。至於1989年5月17日寫了一個聲明、簽了一個字，對於軍委主席鄧小平有點不太尊敬的語句，按照言論自由的公民權利，也沒有違背憲法。憑什麼不讓嚴家其回國？……我耳畔似乎又響起電話中嚴家其忍不住的抽泣悲聲。

還有可憐的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小解放軍、大右派林希翎。胡耀邦要為她平反，胡錦濤見過她，希望她生活得好。但是，至今仍戴著右派的帽子，想回國而不可得。現在，她在法國，已患重病了，又是癌……（九月二十一日病逝於巴黎一家醫院——編注）

為什麼不讓這些愛國的中國知識精英回家？為什麼不准他們回歸自己的祖國？他們真誠地熱愛祖國，黨、國的領導人為什麼不能寬容一點，為什麼怕這幾個知識分子愛國者？自信心怎麼這麼虛弱？

專為鮑彤設置的特殊的牢房

最令人難忘的事實是，我在北京看到過趙紫陽家門內穿著軍裝的警衛，他們不準外人探視老人，也不準老人自由走動。這是「家」還是「囚籠」？我也見過看管、監視著鮑彤的36位便衣，我一進門他們就對我盤問，要我登記。或者嚴肅地警告我：「姚監復，你今天不準進門看鮑彤！」拒之門外。我後來對鮑彤說：「你家門口應當掛一個牌子：『中國人與狗不準入內。』」甚至我們上公共汽車，吃頓便飯，到新華書店買書時，都有便衣警察貼身保衛我們。有次我們到中國佛教協會所在的廣濟寺里，對彌勒佛致以大禮時，緊站在鮑彤身後的幾位大漢不是佛教徒，而是便衣。我看著高高飄揚的佛旗和廣濟寺里身著正裝面無笑容的彌勒佛。據說，全國罕見此種扮相。我頓悟：開口便笑、笑古笑今的大肚彌勒佛，此時此地、此情此景，彌勒確實笑不出來了。佛也看穿了，參拜者並沒有真正的家，他擁有一座不似監獄，勝似監獄的無形的大監獄。他家中裝備了三十六位身強力壯、精明能幹的貼身警衛與汽車、摩托車，構造了專門為這位77歲病老頭設置的特殊的牢房。

我問過鮑彤：「大慈大悲。『大慈』我懂，何謂『大悲』。」鮑彤答曰：「大悲不是悲哀、悲痛，而是悲憫！包括對惡人的悲憫。」對海外的流亡者真情希望回家而不被批准的愛國者，我以悲憫的同情祝願他們能早日回家與家人團聚一堂。對於以權勢壓人，不寬容、不人道、不理性的統治者，我也感到一種悲憫，這些既可恨又可憐的人格上的弱者與道義上的小人。

中國人是「奴於心者」的奴隸

為什麼偉大祖國、偉大的黨，不能給國內外的一些愛國的公民，特別是老弱多病的愛國知識分子，一個自己的真正的自由的家呢？為什麼不能給予回國簽證呢？……一種解釋是：幾千年中國專制統治者的理念就是「國家」，國就是家，皇帝是一國之王、壟斷一切的大家長。君要臣死，不得不死，中國人沒有自己的獨立思想、人格和自己的自由的家。萬一得罪統治國家的大家長，小家庭的命運是家破人亡、抄家滅門、株連九族。因此，沿襲幾千年至今的中國的「家」被認定為皇帝寶蓋下的豕，即豬，訓練得只有一個只管吃喝拉撒睡的豬腦袋，是最容易統治的國家。1949年後的中國社會傳統觀念，並沒有跳出這種思想牢籠，仍然是皇帝獨裁、皇權壟斷的「國家」，國之家，皇帝臣民的封建專制的思想傳統，只不過「家天下」換成「黨天下」的新標籤、新酒瓶。因此，趙紫陽的家、鮑彤的家、國內一些愛國者的家，實際上是無鐵柵欄杆的看守所；而海外愛國者的家，可望不可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邊境線就是大監獄的圍牆，擋住他們不讓回國。進入大陸的無形看守所的「家」，也不行。

更令人悲哀和值得悲憫的是，身在無形的大看守所、大監牢內的十三億中國人，在家中安之若泰，並不感到自己是囚徒，精神上、思想上的奴隸。因為我們多是魯迅所說的「奴於心者」的奴隸，或者奴才。我們並沒有真正的自由的家，我們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獨立的家，也就回不了家。因此，更要吶喊：「我要回家！」

—— 原載: 動向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December 13, 2009

問問LZ或者作者：是你沒有家，還是你不要這個家？你是「知識分子愛國者」，還是知識分子禍國者？你是理論聯繫實際、學以致用的精英，還是之乎者也的書獃子？我只能說，書獃子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幫助其實不是那麼大。

中國被你看的如同地獄，那你又何苦非要回去受罪？
中國人水平也很低，也真的受不了那些成天要拯救他門靈魂的大知識分子。
自由世界這麼好，你也應該圖報。安下心來，勤勤懇懇為自由世界添磚加瓦。
這樣不是蠻好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