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紅帽的故事 —— 「 正確論 」 引發的罪行

「……看到奶奶家的屋門敞開著，她感到很奇怪。她一走進屋子就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心中便想：『天哪！平常我那麼喜歡來奶奶家，今天怎麼這樣害怕？』她大聲叫道：『早上好！』，可是沒有聽到回答。她走到床前拉開帘子，只見奶奶躺在床上，帽子拉得低低的，把臉都遮住了，樣子非常奇怪。」

奶奶，她說，你的耳朵、眼睛、手、嘴巴怎麼這樣大呀？

「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呀！」

狼把小紅帽吞進了肚子。（《小紅帽的故事》）

如果我們向某些五、六十歲的人們談及這個童話，他們可能會非常不高興；因為他們自認為不必贅讀這樣小兒科的故事。但是，我們還是要來一個小兒老讀，且作出一定解釋。第一個解釋是，就是異樣感覺。這個感覺在國共合作第一時間裡，就有馮自由，章太炎等人給孫文寫信，表明國共合作是一種危險舉動，惜孫文沒有接受。（見馮自由《革命逸史》/劉自立《順乎天應乎人之革命》）於是，小紅帽們受到了極大的威脅；雖然他們看出了異樣的感覺——蘇共支部毛黨其實是要竊得國家和民心，且顯出打家劫舍的革命面貌。第二個解釋是，露出尾巴。這個尾巴很大，很長，不是可以切掉，轉換和掩蔽的。這個尾巴由威廉.紀德等人加以揭示批判，引起對於斯大林主義的嚴重關注，避免了一批國人朝向大灰狼。第三個揭示是，延安本身散發的「野百合花」的血腥和殘暴，即王石味事件體現的真相。第四，紅軍本身的互相屠戮，說明了他們革命的涅洽耶夫主義（見涅氏《革命教義問答》）。第五，把百姓乃及革命青年作為無辜犧牲。如，劉少奇薄一波等人秉承上意，出賣很多參加革命的青年作為他們走出蔣介石監獄的替代品。第六，他們「很得體」「很克制」「很正確」地將可恥之戰的圍城百姓，悉數（三十萬人死亡）犧牲於長春等處（見王芸生《可恥的長春之戰》）。第七，他們用土改換取兵源，造成土改和換權這等卑劣遊戲，實為「尾巴」露出來之說。

問題是，小紅帽們這樣一些天真百姓，沒有覺察，受騙上當，導致死亡。小紅帽被吃掉了——雖然，她和她奶奶後來又從狼腹內跳出來，和獵人一起殺死了大灰狼——可是，中國人犧牲以後，卻沒有這種復活和僥倖——八千萬人成為狼腹內物，不得解脫。

事情非常奇怪，時間過去六十年以後，還是有人從相反的角度大講小紅帽的故事——說，小紅帽和大灰狼之間具備良性間性，可以互相妥協，如果他大灰狼回到「前期正確說」，就會秉承此意出現和平轉型之狼、人和平相處之「無敵意」未來；云云（語中指向）。張博樹說，大灰狼前期有很多優點，簡直是真理的體現者。於是，我們說，有些同志現在處在為大灰狼遮掩其本質和真相的立場，實堪悲哀，滑稽，荒唐。

所以，我們印證一些歷史上諸如此類的「政治（經濟）正確」之故事，來負面證實毛共（前期）正確論一說。



二

首先說希特勒——

「『1939年4月，在一次著名的演說中，希特勒這樣描述他的政績：『我接受了這樣一個國家，它因為信任外國的諾言，因為民主制度種種惡劣的弊病而面臨毀滅。……我克服了德國的混亂，重新建立了秩序，並且大大增加了生產，……發展了交通，使龐大的公路網得以興建，運河得以開鑿，巨大的新工廠得以出現，同時也致力於提高我國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我曾經做到了使七百萬失業的工人全體得到工作。』這些基本上不是吹牛。在1933年，雖然這些還沒有盡成事實，前景已開始出現，希特勒的經濟政策，使經歷過一戰後的不幸歲月和1929年開始的恐慌的德國開始繁榮，計劃中的社會主義性質，即沒有激烈到讓大企業家金融家恐慌，又給了下層人民相當的慰籍。工人得到工作，嚴格管理下的農民免於破產，並把產品賣出了滿意的價格。」（資料）。

以上一段話讀者會做出什麼評價？依筆者之見，評價可以分成幾種。一是，就事論事，說希特勒的經濟政治政策是對的，正確，且偉大。二，要看這個政策的前因後果；更加重要的，是看其發展邏輯；因為僅僅就希特勒現象而言，它的經濟奇迹會走向哪裡，更加重要——這本身關乎到整體評價納粹主義的涵義。三，提出偶然性裁斷，說，如果希特勒主義可以停止在侵略蘇聯以前的階段，那麼，整個歐洲會變成和美國抗衡的新興實體。這些看法應該如何看待；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性提供給歷史作為教訓，確實值得商榷和反思。我們主張彰顯第二種看法。因為，希特勒的經濟政策包含的主要內容就是為他後來的侵略政策奠定一種剝奪和戕害世界的基礎；固然，這個政策在德國引發了希特勒正確與否的世紀之爭。主流價值判斷，也許會給希特勒留下一席之地，以考量其經濟政策，但是，他的這個成功的經濟政策究竟要如何評價，重新成為一種價值判斷和經濟學界定。

再說日本（軍國主義）——

「1940年8月，近衛文麿首相首度明白指出『大東亞共榮圈』的名稱及指明日本（含扶植政權與殖民地台灣、滿洲國、朝鮮）、中國、法屬中南半島、荷屬印尼、英屬印度、英屬馬來亞（包括新加坡）、英屬香港、英屬婆羅洲地區（包括砂撈越與汶萊）及新幾內亞、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大洋洲地區與蘇聯西伯利亞東部為大東亞之範圍。大東亞共榮圈中，日本本國與滿洲國、中國為一個經濟共同體。

這個「解放殖民地」的說法是不是得到日本人民的支持（且略去英、法、西、美等國殖民主義，本來就是他們的民主議會通過並貫徹執行的殖民政策和文化宗教之一部分；也是正確說和得民心說）——一如所謂共產黨土改得到農民支持——我們看看他們共同的毀滅結果：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舉國上下熱烈地進行了慶祝活動。東京、大阪、橫濱、京都和奈良等地連續三天三夜遊行慶祝。人們奔走相告，交相讚頌，全國沉浸在一片歡慶的海洋之中。在皇居二重橋外參拜的人群如山如海，絡繹不絕。

「在二次大戰末，美國有一個人的話很生動地說明了日本人民是擁護日本的侵略戰爭的。……埃德溫.萊頓教授……說：『將軍閣下，在當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權使日本人停止戰爭，但即使對他來說，停戰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如果他讓日本所有的婦女都剪去頭髮，或者叫國民們倒立起來，用手走路，他們都將照辦不誤。甚至如果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去睾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會從命。但是命令軍隊放下武器，卻又是另一回事。』於是，尼米茲打消了猶豫，決定投原子彈。」（資料上同）。

而土改的結果，除去兩百萬地主被殺死，農民子弟巨量參與中國人殺國人的無味戰爭，還有什麼可以大書特書之「正確論」呢！

之所以提供這個援引，不只是要思索納粹經濟主義抑或格林的「四年計劃」，納粹德國的國家干預政策，私有制政策和准凱恩斯主義，乃及日本新殖民主義擴張政策和戰爭政策，更加重要的，是我們企圖提供一種非單一思考原則——也就是，某種在歷史上發生作用和被定義為正確論之見解和得民心之政策，和他們指向之間的間性關係——乃至這種正確論究竟應該和是否值得切割於其後整體罪虐和戕害；他們之間究竟保持著何種內在聯繫和必然結果。這裡略去對於希特勒與日本戰爭政策的全盤考慮，馬上引出類似的「正確論」比照，也就是我們對於某些人提出的，類似希特勒正確論（經濟決策等）之共產黨革命時期之革命正確論——



三

「1946年春，國內陰雲密布，內戰爆發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中共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時局，任弼時即提出必須儘快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這是鞏固解放區的一個重要步驟。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又在晉察冀解放區平山縣召開全國土地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草案）》。劉少奇在作會議結論時再一次強調『解決力量對比關係，就要實行土地改革。蔣介石靠美國，我們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有兩個條件：第一個就是反對地主，平分土地；第二個就是民主，不准許站在人民頭上拉屎撒尿。』

「顯然，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非常清醒地意識到，與國民黨爭天下的這場鬥爭，首先是爭取人心、爭取民心的鬥爭。中國是一個農民國家，誰贏得了農民的支持，誰就贏得了天下。土地改革，就是通過給農民以土地，換取農民對共產黨的支持。

「這個正處於上升時期的政黨的朝氣蓬勃以及它的領導人所擁有的充分自信，由此可見一斑。儘管土改運動中出現過各種過火行為，甚至有以土改為名實施集體搶劫、濫殺無辜的現象，但總體上說，中共領導的土改是成功的，達到了預想的目的。中共尤其注意利用土改政策對敵方實施分化，比如，1947年10月10日經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國土地法大綱》明文規定：廢除封建性或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土地統一平均分配。但地主及其家庭，也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家居鄉村的國民黨軍隊官兵、國民黨政府官員、國民黨黨員及敵方其他人員，其家庭亦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11

這顯然意在瓦解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士氣。

作者得出結論說，「總的來說，內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志在宏圖，政策得當，懂得自我約束，也善於自我宣傳，確實贏得了越來越多『解放區』乃至『國統區』老百姓的支持和擁護。」

他還說，「不管共產黨憧憬的『世界社會主義』後來被證明是多麼浪漫而又荒謬的臆想，它的現實政策主張卻是腳踏實地的，高度務實的。」（張博樹《「共和」60年——關於幾個基本問題的梳理（上）》）。

好了，我們來看看土改主體是如何「高度務實」和「贏得……支持」的吧——

「根據費孝通等等社會學家的權威著作認定。中國的土地只有30—40%為地主所擁有。〔其中還包括廟產、學產、祠堂的族產等等公產〕60%的土地為自耕農所擁有。自耕農在劃分階級成分時候又被分為中農、下中農、上中農。這些人都沒有土地要求。不可能再分到土地。〔土地改革以後不久，這些自耕農連他們擁有的土地也完全被奪去了。〕他們對於地主階級的『仇恨』似乎也難以說起。因而也根本說不上有什麼『革命要求』！因此這些人對於土地改革非常淡漠。對於鬥爭地主也很淡漠，袖手旁觀而已。鬥爭的時候，湊湊熱鬧，不敢不參加...

... 鬥爭中的積極分子，英明領袖毛澤東早也就認定，只有那些『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地痞流氓』了！！這些人最膽大、最兇狠、最殘暴、最下得起手、也最無賴！」（曾國一《「土改運動「親歷錄》）

再是——

「直到今天，土改仍被不少人視為共產黨的一大德政。在他們的印象中，中共在農村問題上的錯誤是從公社化或合作化時期開始的。其實不然。我們知道，中共的土改包括兩個內容:一是無償地剝奪地主富農的土地，一是給地主富農定上『階級敵人』的罪名實行專政。固然，在四九年前的中國，土地資源的佔有確實存在問題，由此也導致了農村中的貧富懸殊和相互之間的關係緊張，因而土改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問題在於如何改:是用暴力的辦法還是用和平的辦法?是無償沒收還是有價徵購?

「以國民黨在台灣的土改為例，其做法是，規定給地主保留稍多的土地，其餘的土地則由政府按一定價格徵收，再分給別的農民，同時鼓勵地主用出賣土地的錢投資。整個土改過程採用和平方式。這種做法表明，國民黨政府基本上承認地主對土地的所有權，它是在承認私有產權的基礎上進行有限干預，更不曾把地主當做敵人。共產黨的土改就大不相同了。共產黨的土改是對私有產權的公開否定和粗暴侵犯。『共產風』不是從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才刮起來的。土改就是共產風，是充滿血腥的一場共產風。共產黨的土改是暴力土改，不到奪走了地主富農的土地，而且還要對被剝奪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其唯一的罪名就是他們曾經擁有過較多的土地。

「根據階級鬥爭理論，共產黨發明了一種新罪名——階級成份罪。一個人被定罪，不是因為他做過什麼違犯法律的行為，而是因為他被划入某一階級，定為某一成份。因為那個階級從理論上被認為是『反動的』，因此所有被划入那個階級的成員也就被認定是有罪的。在土改運動中，許多地主被處決，有些是在鬥爭會上被打死。僥倖生存者則從此墮入社會最底層，處於被勞改、被管制的悲慘境地。在以後的歷次運動中，他們都被當做當然的打擊對象，其中又有多少死於非命。他們的子女也是黑五類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

「地主富農是中共專制下最大的受害群體，估計總人數至少有兩千萬以上。1979年，中共宣布給地富摘帽——此時距土改已有三十年，絕大部份地富都已經死掉——據《北京周報》報道，被摘帽的地富還多達400萬。土改中一共殺了多少地主富農?有人估計是100-200萬，有人估計上千萬。事後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場土改，把中國農村的鄉紳階層徹底消滅。

」（胡平《共產主義與中國》）

這些真知卓見和史事披露，早就駁倒了上述說道。



四

除去土改殘暴現實外，這個論點就是典型的切割論主義。這些切割論不只是牽涉到中共的土地政策之是非，還牽涉很多。比如，政治上的「民主」論問題；思想上的馬克思主義問題；統戰的人事爭奪問題，戰爭的殘暴問題（「可恥的長春之戰」——大公報王芸生提法）；等等。一句話，認為共產黨人並不是秉持俄羅斯涅恰耶夫式革命論，卻是依照張文所言，也還存在某種前者「正確」（建國有功），後者錯誤（治國有罪）論，實為大謬不然。本以為這已是一種政治常識，不想，今天，卻還有這種新式保殘守缺者言，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其中，老生常談的道理就是，目的——手段輪；非常規手段論；平等無自由論；人民虛妄論和領袖無法無天論；都是無法切割，不但不能切割，其本身就是一條列維坦。且早已不必多言。再是，實踐論的實用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之罪衍，已在其操作所謂的土改時期暴露無遺，遺患無窮——他們殺戮二百萬並無死罪的地主，已經證明，他們的土改之真實用心了，哪裡有作者所謂之「高度務實」，「贏得民心」，「政策得當」可言（他們自身都有認為「過火」之處）！

最後，更加現實的表達，不是他們的社會主義理想主義，而是他們的高度的實用主義和虛無主義（視生命為虛無），導致了人間悲劇；也就是，這個主義導致的絕對的權力，絕對的剝奪，絕對的統治，絕對絕對的殺戮，也已完全洗刷了他們的正確性，變成了一個中國歷史上的恥辱和污垢。退一步講，俟其達到目的后，正確論（本來也不是什麼正確論），土地論就被全盤推倒，自我否定，再製造新一種目的論和手段論，進入文革，改革，把權力化變成金錢化——將其黨控的新民主主義，轉變成為官場經濟和寡頭暴富論——這難道還要繁複加以說明嗎？

換言之，採納「前者正確論」，等於給整個共產主義學說和社會主義革命，預留本不存在的道德空間和人權空間——而這個空間，本來是相御用文人說話的前提——他們的邏輯呈現是：既然他們正確過一次或者幾次（如，新民主主義，聯合政府，共同綱領——就是正確過一次；後來改革時期所謂胡趙新政，就是正確過第二次；是不是會有第三次呢？張文暗示之邏輯就是：麵包會有的；會有第三次的）；那麼，他們就會繼續正確。他們教會人們採納他們政治香腸中噴香的一段，而去掉整個腐爛的結構，給我們中國人端將上來；於是，大小饕餮們也就不厭其煩地教會人們相信未來，採納一段中間論或者前段論——比如，「兩頭真」等等。這才是事情的根本。而我們說，政權主義和政治操作之「紅燒中段論」，實在可笑，非常可惡，魚，是有整身整段的，你挑出來一段，不及其餘，頗有不廚之心，人們難道要繼續食之乎？經濟上的說法如此，政治上的說法，也都雷同。人們皆知，民主先聲之民主究為何物！按此邏輯，人們難道也要切割一段中間論，讓毛等回到先聲中去乎？你去問問毛，他願意起地下而行之乎？我老實說，他不願意回去的！他的龜子龜孫更不願意回去。為什麼？他們一回去就會變成連乞丐都不如的赤貧和條子，難道你不相信嗎？

贅言之，正像上述關乎於希特勒之所為正確論，日本人，俄國人，義大利人，都有過他們的革命和法西斯正確論。這些正確論也大得民心；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一個值得總結的教訓，也堪稱人民擁護理論。人民擁護理論，來自幾種考量。民主模式，源自古代希臘，羅馬的體制，形成人民生活方式之一種，自然受到擁戴。但是，波斯人民卻也在民主和專制中討論過類似選擇課題。他們不是不知道和閉絕於此觀念之外，只是選擇有異。整個基督教文明，現在被披露有所謂耶穌到達印度十二年說——雖然可以爭論，但是，亞歷山大「向東」說，卻是囊括了整個除去中國之世界。也是人民選擇說的廣泛結果。於是，在主流文明之外，人民還擁護過很多非主流的東西。如，加爾文主義的宗教極權主義——他們先燒書，后燒人，燒死塞爾維特，迫害日內瓦公眾，也受到民心一時之擁戴。法國革命之恐怖屠殺，在後革命時期宣布「既不要極端皇權，也不要極端革命」之前，也是革命之擁護者。不要說列寧主義和毛主義革命，受到人民擁戴，以至於迄今不止。所以，人民之心的分解和剖析，如果以社會主義和民粹主義制定唯一標尺，是完全荒誕和反動之舉，沒有任何理據值得吹噓讚揚——那是人民反對人民最為險惡的政治結局和經濟後果——難道人民不是被這種人民擁護屠殺和戕害掉上億之眾嗎！

得天下，可以光榮，也可以無道，非法和野蠻，這就是結論。最為顯著的舉證，莫過於日本軍閥的上台和希特勒的執政——日本人轟炸珍珠港以後，舉國遊行慶祝勝利希特勒通過魏瑪民主和憲法一舉上台——這就是民心作響的人民交響樂：這類交響樂在中國多了去了；都是「人民交響樂」——人民在這些兇險瓦格納一百零一倍的萬歲聲里將自身投向地獄。這就是某種民心的自找結局。這個結局在六十年裡迴光返照，鮮艷無比——你說，這民心是不是無可如何於一般性的民主乎！所以，詮釋一時間民心指向，什麼問題也說不清楚，反而更加攪局和混沌起來。唯一的民心塑造，莫不是人民自身設置民主權利機構以後；即便那樣，也有保護少數之永恆性任務與之。不是什麼人民萬歲可以簡單解決的。共產黨贏得民心，還是蠱惑之，癥結之，忽悠之，難道還要多費唇舌嗎！是的，如何估價民心，是一個更加基本的政治常識問題——上天堂的蠱惑，把人帶向地獄——不是被人們引正一百零一遍了嗎？民心指向，不能說明正確論不會作出罪惡的選擇。準確說，民心這件事情，就看人民是不是得到權益的啟發和保障。如果沒有這類啟蒙，革命走向極權，就是板上釘釘，毫無價值。



五

哲學和政治學的回答十分簡單。從十七世紀法國人夏多布里昂批判社會主義，到二十世紀處葉美國等西方國家經濟危機，社會主義正確論大行其道，不可阻擋，大有壓城毀地之勢。這當然不僅僅是中國人以為可以實行反小紅帽主義，來一個大灰狼烏托邦。但是，風水輪流轉，今天非昨日。哈耶克和凱恩斯之間的討論，也以哈耶克的結論和說法克服了凱恩斯主義之一家說。自由主義，回到某種正統地位——只是從世紀之流來看，適當的國家干預沒有退出歷史經濟舞台——但是，這種國家干預的前提絕對不是轉換成為朕即國家，政府即經濟這種中國化特色——中國不是干預，其干預的對象本來就是經國一體；它只是依靠政治壟斷實行經濟壟斷；且今天的說法依然是「國進民退」。難道我們還要贅舉所有哈耶克，阿倫特，阿隆和波普們的極權主義批判，來對應前期正確論嗎？難道我們還要把他們說過一百零一次的政治學加以重複，而結果卻是羅素所謂雞被擰斷脖子一百次也不會得出教訓之滑稽和可悲嗎？難道我們還要汲取那些不是為了教訓而是為了再犯的民心論和正確論，實行真理的混淆和霍亂嗎？

唯一可以稍微原諒這種「正確論」和「民心說」的所謂理由，就是資本主義本身的一度（？）之野蠻無道和利益熏心；正是這個前提的鐵定存在，給了列寧或者毛們一個罅隙。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也就是俄羅斯人索爾仁尼琴所謂：他們（西方國家）「惡貫滿盈」，導致了俄羅斯也「惡貫滿盈」（見《與索爾仁尼琴對話》DVD）——歐美老殖民主義的完成式，使得俄羅斯，日本，德國新殖民主義未完成式的出現（加上前蘇聯新霸權主義和新邊疆理論之制衡於西方）。這些人民因素和國家因素之疊加，造成世界大戰的本因。一般來說，資本主義制度導致的種種人權課題之低落和瓦解，使得社會主義一度在世界上大行其道，這就是所謂人民要以「更壞的」，代替「較壞的」歷史誘惑和魔鬼誘惑過程——這就是小紅帽哲學和童話闡釋的生活常識。

可惜，世界上的人們對於這個一加一的簡單哲學置若罔聞，熟視無睹。當他們拋擲「中——美國」經濟結構，政治同謀和哲學同一的時候，他們罔顧的正好是大灰狼本性：資本和極權。從羅斯福到杜勒斯，從馬歇爾到基辛格，從大、小布希，到奧巴馬，其一以貫之地實行中美、中蘇兩治世界說，以至於引起基本價值和基本人權觀念的混亂。於是，究竟如何區隔基本準則和人權內涵，成為這個世界一開始是蘇美（前此有臭名昭彰的張伯倫），後來就是中美之間，間性混淆和攪局的「中庸」哲學。所有的華萊世們，李普曼們，艾奇遜們，馬歇爾們，都是造成這種中庸之新邊疆的始作俑者。（以至於現在人們重新肯定謝韋斯的「偉大」預見：共產黨肯定取勝；美國資本肯定回到中國；云云）。這都是未加澄清和延展的似是而非的話題。

所以，人們在議論社會主義和毛的罪孽的時候，往往要加入尼克松和基辛格這類因子，將毛之惡貫滿盈予以漂白和遮蔽——就如同羅斯福稱呼魔鬼斯大林是「可能性牧師」一樣（羅斯福說，他要啟動斯大林牧師本性，緩和這個世界的緊張，云云）。所有這些正確論，人民論，牧師論，中——美國論，加在一起，使得世界政治光譜五光十色，耀人眼目，人們從昨天到今日，不僅僅被人民主義所蠱惑，還被很多關係說所蠱惑：國家利益說，外交關係說，個人（領袖）魅力論，經濟貿易至上論，人民擁護說，循序漸進說，和平轉型說，原子彈下國家無原則說，等等。我們看到，社會主義本身的沒落和消失，並不等於社會主義因素的沒落和消失。他們以各種方式既作用於美國，歐洲，更作用於我們自身。我們自身既不是社會主義，又不是資本主義——就像上文所言，社會主義極權革命可以通過人民革命和所謂土地革命加以偷換和僭越，以至於雙向落空。只剩得廣大農民和土地淪入權力和特權之手。就像希特勒和日本人那樣重蹈殖民主義覆轍，不能產生「殖民加民主」一樣，中國假民主革命走向極權政治之路，也沒有絲毫普世內涵和良性開端，它只是獨裁極權的變種和倒退之軌跡，之路徑。

這難道還要如何解釋才能張目於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