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的新動力何在？

　　兩個重要的轉折  

　　不久前，我在東京參加了亞洲開發銀行的一次會議，這個會議的主題是經濟危機帶來的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但實際上爭論的焦點關係到兩個轉折，因為這兩個轉折都是表面看起來很好，實際上我認為是不好的。這兩個轉折是什麼呢？第一個是在城鄉發展的問題上，認為剩餘勞動力轉移已經差不多了，進城務工人員的增長將放緩。其中主要的依據就是前幾年民工工資的上漲；其次，現在農村想流動的都已經流動了，假如你現在問沒有流動的人他們想不想流動，他們都說不想了。  

　　還有一個轉折是，你看從2003年和2004年以後，開始出現一些內地省份的經濟增長率高於沿海地區的增長率，特別是在這次世界金融危機中，包括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你看沿海地區，上海的增長率是最低的之一，上海上半年GDP增長5.6％，全國GDP增長水平是7.1％ ——儘管隨著政府刺激經濟、大量信貸、拉動內需的政策效應出台，沿海地區的經濟增長開始強勁復甦，但是，跟其他地區相比，沿海在金融危機下的發展速度還是變慢了。這是否意味著過去讓人煩惱的地區間的不平衡發展逆轉和得到糾正了呢（就是西部中部經濟發展勢頭都變好，沒有「冷熱經濟並存」），所以有人認為區域經濟走向平衡的時代到了。  

　　我的觀點很簡單，我們要問一個問題，今天你看到的城鄉勞動力流動的拐點，和區域經濟發展平衡的拐點是在經濟發展規律之下逐漸實現的嗎？因為從經濟理論的角度來講這兩個拐點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一定會實現的，隨著經濟發展的水平提高，這兩個拐點是會到的，這是一個問題。還有一個可能就是，這個拐點是由政策人為導致的。也有一些其他學者和我的看法一致——轉折主要是人為政策帶來的。而這個政策帶來的拐點即使真的到來了，也伴隨著嚴重的思想上和政策上的誤區。  

　　兩個最重要的政策  

　　我在這裡提到最重要的兩個政策。第一個就是勞動力流動政策。勞動力的流動受到戶籍政策或者跟戶籍相關的社會保障、公共服務、住房等各個方面的政策限制，實際上是阻礙了勞動力的跨地區自由流動。我們最近做過研究，中國城市和城市之間經濟規模差距在拉大，這主要是因為經濟活動在集聚，但是，如果看城市之間的人口規模差距，則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也就是說，經濟的集聚和人口流動的制度障礙是矛盾的。最近大家在熱議的上海居住證轉戶籍的政策，據統計，目前符合居住證轉戶籍政策的人口數量是3000人。媒體宣稱上海的戶籍政策放鬆了，放鬆的結果是總計有3000人有資格轉上海戶口。所以說，制度到底是鬆了還是更加的嚴了，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還有人說，上海這個制度主要是為了緩解上海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帶來的社保壓力，政府就出來辟謠說不是這樣考慮的。大家繼續爭論吧，我希望戶籍制度能夠真的向更鬆的方向轉變。  

　　還有一個是土地政策存在很大的問題。第一層次就是產權仍然不清，土地的交易受到很大限制。第二個層次的問題就是，給定目前土地產權的狀態，仍然有兩件事情是需要仔細考慮的。第一件事情是18億畝耕地不能動，這件事情的科學依據在哪裡？當然我們尊重政府為18億畝耕地設定紅線，畢竟保護糧食安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據我所知，中國沒有一個嚴謹的科學報告，來告訴我們為什麼中國耕地的極限是18億。我們尊重政府的「設線」，但我們依然對18億畝而為何不是17億畝感到迷惑。  

　　第二件事情是，我們尊重18億畝耕地的紅線是不能動的，那這18億畝耕地是在上海保持，還是在黑龍江，抑或是在四川保持，這件事情也需要好好研究。現在中央的土地政策就是將18億畝指標分解，分解到各個省，然後各個省再分解到各個市，各個市再到各個縣，層層來保護耕地。保護到什麼程度呢？保護到現在沿海地區如果要有新的項目要落地，沒地了，實際上是沒有新增的建設用地指標了。沒地的結果就是導致地價上漲，地價上漲的結果導致房價上漲，再加上勞動力流動的限制導致勞動力價格的上漲，產業發生轉移了，但這個產業轉移的結果是政府政策的結果，而不是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  

　　經濟集聚不會導致不平衡

　　為什麼產業一定要轉移呢？我們在怕什麼？我們老覺得東部發展以後就帶來地區不平衡，我們就怕這個。但是，不管從理論上來講還是從國際經驗來講，經濟的集聚不一定會導致不平衡。在過去30年，經濟的集聚發展導致區域間不平衡在擴大，是因為政策的限制。我曾經問一些來自美國的學生，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在擴大，如果全世界是一個國家，你是這個國家的總統，你想要區域間平衡，最好的政策是什麼？答案是把美國的國界放開。美國的國界如果放開了讓大家自由移民，你說國家和國家之間的差別還會大嗎？不會的。國家和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是因為高技能勞動者能夠比較方便地流動到發達國家，而低技能者卻不能。現在我們國家為什麼會在集聚過程中出現地區間差別擴大的現象？因為我們還沒有實現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政策限制對高技能者無所謂的，但對於低技能者限制就很大。幹活幹到三十多歲結婚了，面臨小孩上學、要買房子等問題，假如身邊沒有相應的政策和公共服務，就得回去。所以，我們這個國家在經濟上好象三十多個小經濟體，經濟上的分割非常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國家區域間的差距和國際上國家和國家之間的差距的形成機制是一樣的。所以是政策出了問題，而不是集聚出了問題。  

　　另外一個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如果非農業用地指標更多地配置給沿海地區，會給沿海帶來更快的增長，區域間在經濟規模上的差距將進一步拉大。但請大家注意，總量的增長差距擴大，並不一定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增長的差距也會擴大。如果勞動力自由流動，沿海地區總量在增長更快的情況下，也吸引勞動力過來了，尤其是低收入階層也過來了，人均的差距反而可能是縮小的。那麼，什麼阻礙了這個過程呢？第一是官員考核體制。中國對地方官員的考核是基於GDP總量的增長，如果內地省份人都走了，土地也走了，那麼經濟增長總量勢必會減緩，內地的地方官員肯定是不幹的。第二個原因在於，中國的地方官員是有級別的，大城市和小城市的級別是不一樣的，其實這是沒什麼道理的。第三，中國的政府控制經濟資源太多。地方政府要控制資源，當然最好是勞動力和土地資源都留在本地，特別是建設用地的指標，這也是不對的。

　　尋找新的經濟發展動力

　　經濟危機之下第一季度GDP增長率為6％，第二季度為7.9％，上半年的GDP增長為7.1％，在投資拉動下中國GDP回升非常迅速，全年達到8％的目標應當不成問題。  

　　但是這種GDP回升是長期持續的，接下來經濟恢復就沒有問題了，還是短暫的呢？仔細想想，哪有這麼簡單啊。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絕對不是個短期問題，而是個中長期問題，是長期地靠投資推動，增加產能來推動經濟的發展，而內需相對不足的結果。中國的問題是產能過剩，內需不足，而我們今天的經濟刺激計劃，4萬億財政刺激配合上半年將近7.3萬億的信貸投放，仍舊是在搞基建和擴大產能。投資在短期裡是需求，而在中長期是供給。長期看，供給是需要長期需求來匹配的，但是長期需求在哪裡呢？  

　　這次東京開會，我們有一個小小的共識，我們都希望中國經濟能夠又好又快地發展，但是前提是需要結構性的改革。如果沒有結構性和制度上的改革，中國經濟恢復得太快反而令人感到有點不安，因為我們錯失了結構調整的良機，就把問題完全掩蓋住了。我們下一步經濟增長的動力在哪裡？看看中國現在土地的利用效率就知道了，我的研究發現，從天津、上海或者香港往內地走500公里，土地利用效率就下降50％，這50％的上升空間就是未來增長的動力，是通過經濟進一步集聚帶來更快增長的希望所在。在城市化進程當中，是大家一起城市化，還是沿海地區城市化進程相對快一些？根據我們的研究，如果把邊際上增加的一畝建設用地從內地拿到沿海來用，經濟增長的動力就來了。  

　　接下來問題就是，所有的地方都想要地，不想要人（特別是低技能勞動力），沿海地區想要地（建設用地指標），但人最好不要來，內地的想法是要地不行，但是要人可以的，這就出問題了。而且這個想法非常典型。我給浙江的政府官員上課，私下討論的時候，他們認為他們吃虧了，他們給中國創造那麼多就業、那麼多GDP，要個用地指標都不給。我們到重慶去調研，政府讓當地的學者研究重慶農民工在沿海地區就業創造了多少GDP，但他們卻被「剝削」了。大家都在說自己吃虧了。所以目前我們比較擔心的，第一是官員的級別問題，不能經濟規模和級別掛鉤，不能對官員的考核按GDP總量的增長來算。其次，人和地要一起走。沿海要地（建設用地指標）可以，但你要把人一起帶走，要讓在沿海就業的農民工能夠住下來，給他戶籍，給他廉租房，給他社會保障，給他就業機會，給他公平的公共服務。我認為中國接下來30年應該朝這條路走。這條路走出來中國經濟才能真正成為偉大的經濟體，如果這條路走不出來，我覺得我們經濟增長率的長遠景象有點令人稍微擔心。所以，我們高興地看到中國GDP強勁回升的同時，也希望中國能夠繼續努力，解決那些長期經濟發展的瓶頸，尋找到新形勢下中國經濟的新引擎，從而實現中國的偉大復興。  

　　來源： 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陸銘（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