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偽大漢奸何炳賢為何能夠得以善終

　　審訊結束時，不少受過何氏恩惠的老百姓連同檢察官的家屬都涌到法庭爭相作證，為何炳賢求情，請求輕判……結果，法官只判了何炳賢8年有期徒刑，而與何官職、地位大體相等的大漢奸頭目不是被處以死刑，便是被判無期徒刑或15年以上重刑。

　　十年前，香港著名建築家、藝術家，曾設計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的何弢在台灣《傳記文學》雜誌第78卷第1期發表了《我的父親何炳賢》一文，公開為其父的歷史功過重作評價，在社會上引發了爭議。文中稱：「父親不為名、不為利、更不為權，到底他為的是什麼？也許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一個『為人』的意念。也許像父親這類人的表現，是累積了中國幾千年忠孝仁義、倫理道德的傳統醞釀出來的一種無以名狀的氣質。是對是錯，並不一定非要追求答案不可。這是民族、歷史、文化曇花一現地塑造而成的性格精神……」何弢在文中還以感性的筆觸寫道：「……父親的路走錯了，為時代背上了十字架。他或許有負於政府，但絕無負於良知。在他背負十字架的人生路上，妻子與三個子女陪伴著他，看見的是一個苦難的側影。無論世俗的眼光怎樣看他，他是我平凡而偉大的父親，他沒有矚世的遺產留給他的子孫，留給我們的是無我而為人的宗旨，與一顆仁慈為國的熱血之心……」顯然，何弢心目中的父親何炳賢是個不幸走錯了一段路的受難者，似乎理應受到世人的理解與同情。然而，何炳賢畢竟是個曾腆顏事敵的汪偽大漢奸，正是他在日軍入侵、國難當頭時刻的錯誤選擇鑄成了他的人生悲劇。

　　一

　　何炳賢，又名何儀，廣東番禺人，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生。他自小勤奮好學，21歲時由祖母出錢供他遠渡重洋去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留學，成績優秀，四年後獲得了政治經濟學碩士學位。畢業回國后，創辦過私立大陸大學，教授英文和市政學，后在上海從事中外貿易工作，成為當時設在法租界霞飛路上的政府實業部國際貿易局局長。他可說是我國第一位受命為全國對外貿易作系統化科學調查的學者，所撰寫的著作《中國國際貿易》成為我國近代第一本大學國際商貿教科書。何炳賢還兼任過上海光華大學、國立商業專科學校和有教會背景的聖約翰大學客座教授，他英語嫻熟，口才一流，講課很受學生歡迎。

　　1933年春，時任國民黨副總裁等要職的汪精衛去上海視察，召見了何炳賢，在聽取其彙報后深表讚賞，認為何辦事踏實，看問題全面透徹，是個稱職的經濟管理人才。汪精衛有意調何炳賢擔任政府財政部副部長，但何炳賢婉言謝絕了，因為他明白，自己不是宋子文圈子內的人，又不是孔祥熙系統內的人，若去南京，恐很難施展抱負，有所作為。汪精衛也沒勉強他，但希望何炳賢能夠每日提供一份對外經貿調查分析報告，由汪派人定期來滬取走，以便於自己掌控真實情況，擺脫受制於蔣介石一方的被動局面。何炳賢欣然同意，兩人遂建立起密切的關係。後來何炳賢每來南京財政部開會，都住進頤和路38號汪公館，受到汪精衛、陳璧君夫婦的款待，請他吃正宗的法國菜，喝法國摩爾葡萄酒，視為又一親信。1936年，何炳賢又添一子，取名何弢。汪精衛夫婦時在法國休養，聞訊特委託南京的親信、中央監察委員褚民誼安排人去上海給何炳賢送去禮物，以示恩寵。同鄉情誼加上汪有心拉攏，令何炳賢很感動。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日軍大舉入侵，抗戰全面爆發，緊接著「八一三」淞滬戰役打響，蔣介石派精銳部隊投入淞滬戰場，戰火蔓延，何炳賢將妻兒四人送往香港和母親同住，自己則去南京實業部報到。沒多久，隨著日機空襲加劇，國民政府各機關、大學西撤漢口，何炳賢也去了後方。他知道，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與總裁蔣介石之間為如何應付日軍的兇猛攻勢已產生很大分歧：汪對戰局很悲觀，主張立即和日本談判，先請求停戰；蔣介石則認為不可放棄抵抗，採取的是邊抵抗邊談判的戰略，苦苦等待國際時局的變化。當時何炳賢似乎更為贊同蔣介石的立場，因為他耳聞目睹日軍的兇殘野蠻，甚為憤慨。他的工作筆記本里就夾著幾張從《申報》、《大美晚報》上剪下的日軍施暴圖片，其中一張是被日軍飛機轟炸過的上海閘北火車站，到處是殘垣斷壁慘不忍睹，一個失去父母親人的幼兒已被燒傷，赤裸著小身軀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許是飢餓，他吮吸著髒兮兮的手指，孤苦無依之慘狀令人頓生悲憫之心……可是，何炳賢漸漸地對戰局改持悲觀態度，尤其是在1937年底首都南京失陷之後，認為汪精衛的妥協立場未嘗沒有合理因素——中國的損失太慘重了。經過一段時間的思想鬥爭，他決心與汪精衛同進退，唯其馬首是瞻。

　　二

　　1938年6月，汪精衛賣國集團與日本開始了秘密談判。同年11月3日，日本帝國政府根據日、汪之間談判的初步結果，由首相近衛文麿發表第二次對華政策聲明，以蔣介石「下野」來代替「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公開表示扶持和號召汪精衛對日投降。 11月20日，汪精衛背著重慶國民政府與日本秘密簽訂《上海協議》，表示接受日本滅華的全部苛刻條件，日本則支持汪精衛成立「新中國中央政府」。當年底，汪精衛率陳璧君、曾仲鳴等親信從重慶出逃，經昆明、河內輾轉至香港。何炳賢已在此等候。他受到汪精衛、陳璧君夫婦的另眼相看，勉勵有加。

　　據何弢在文章中回憶：「後來父親告訴我們三兄妹汪精衛另組政府的決裂經過，汪先生把父親和幾位親信陳公博、林柏生、大兒子汪孟晉等叫去會面。汪先生對他們解釋當時的政治局面，認為如果再沒有人出來拯救淪陷區的老百姓，同胞將活得更慘，死得更多，他要跳進這個火坑去救中國人。他明知道這樣做，在歷史上必會遺臭萬年，但已決定跳進這個火坑。汪先生強調，他並不要求在座的人跟他一起跳，結果，他所有的親信們，連我父親在內，都願意跟著汪精衛去南京參加和平運動。父親當了經理總監，處理民生問題……父親常說，他知道在國家而論，汪精衛組織南京政府是一錯，其他人參加南京政府是二錯，但他仍然決定跟隨。汪先生是他的朋友和上司，對上司忠貞，為朋友擔當，義之所至，視死不畏。」

　　1939年初，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一夥叛逃分子聚集於上海虹口日租界內一段時期，忙於同日本主子討價還價，何炳賢已是這一小集團內部的管家，負責日常生活開支，而汪精衛的大兒子汪孟晉就奉父母之命跟在何炳賢身邊學習財經管理，此亦可見汪精衛夫婦對何的信任。不久，汪偽傀儡政權在南京粉墨登場，受庇於日軍的槍刺。汪精衛夫婦擁有三處公館別墅，出入有警衛跟隨，日軍還特地派出一小隊憲兵提供保護。汪精衛為何炳賢搞到了江蘇路上一幢英式洋樓，緊挨著另一漢奸銀行家吳震修的小樓。以江蘇路、頤和路為中心的南京城西高尚住宅區建成於30年代中期，是國民黨達官顯宦、富豪巨子聚居區，亦是使領館區。淪陷時期，半數以上風格各異的洋樓別墅為日軍將佐盤踞，另一部分則住進汪偽軍政高官。若按何炳賢在戰前的區區局長之職是根本不夠格住獨幢小洋樓的，然而在落水附逆之後，他一躍成為汪偽中央委員。1940年3月，他出任汪偽經濟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參與整頓日偽控制區的經濟，負責與日本官員協調一應事務。僅月余何炳賢又被任命為汪偽軍委會第三廳廳長，授少將軍銜，主管軍隊的物資調配供給，不僅穿上了軍服，還配有副官和一輛小汽車。其後，他歷任汪偽中央儲備銀行監事、汪偽中央軍官學校校務委員兼秘書長、偽糧食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兼）。1942年10月，他升任汪偽經理總監公署總監，握有一定的實權，幫助汪精衛控制財政稅收，被認為是「公館派」中的骨幹人物。何炳賢並不熱心於上層的派系爭鬥，與陳公博、周佛海都保持較融洽的關係，凡應向這兩位上司請示彙報的事，他都依例行事。

　　1943年3月，隨著日本海陸軍主力在太平洋戰場節節敗退，設在南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除抽調部分部隊支援南太平洋戰場外，還加緊了對中國淪陷區的搜刮。為了討好主子，汪精衛召見何炳賢，面授機宜，叮囑他務必「襄助皇軍，做好物質統制工作」。何炳賢唯唯稱是，內心深處卻倍感壓抑。與日本人共事真是太難了，良知尚未泯滅的何炳賢這幾年來一直懷有愧對同胞的負罪感。早在1940年12月19日，汪偽政權終獲得日方允許，決議成立偽中央儲備銀行，由周佛海、錢大櫆分任理事會正副主席，監事會由羅君強任主席，陳春圃、何炳賢、戴藹廬等四人為監事，但其監督實權操於日本顧問之手。日偽統治區強行推行中儲券以取代舊法幣，這一舉措在上海租界內首先受到強烈抵制，尤其是國民政府金融界在租界內的抵抗令日偽當局惱羞成怒，遂由李士群出面指揮特務對中央銀行、江蘇農民銀行、交通銀行等行職員展開暗殺襲擊，投擲炸彈，製造出十餘起流血慘案。何炳賢當時正好從南京去上海視察分行業務開展情況，曾親眼看到多名汪偽便衣特工包圍中國銀行大樓，捕走職員幾十人，當場開槍打死二人，而日軍便衣憲兵密探和一些日本浪人也趕往現場接應，場面十分恐怖。租界內的外籍巡捕不敢幹涉，聽任暴行上演，這令何炳賢很不安，心中也不是滋味。他探望了住在上海的胞兄何炳德，這位法國商行的高級職員一向反對弟弟為汪偽效力，認為那是背叛國家民族、有損嶺南何氏名望的行徑，故一度對何炳賢很冷淡，這回說到上海人民在日偽淫威下遭受的苦難，再一次批評了弟弟的作為，何炳賢無言以對，久久地陷入沉默……

　　如果說，何炳賢在擔任汪偽中央儲備銀行常務監事時尚不是主要負責人，那麼三年後，他出任偽全國物資統制審議委員會委員時就是為虎作倀的主事人之一了。在南京中山路16號經理總監公署的辦公樓上，他與日本顧問渡邊增太郎、木村信雄聯合辦公，雖說心中很不情願，甚至懷有怨恨，但一點也不敢流露出來。他審理賬目、調查分析物資儲運情況，小心謹慎，生怕得罪了日本主子。渡邊、木村兩人為了進一步拉攏何炳賢，常邀請他上太平南路的一樂也酒家（即建於1928年的安樂酒家，日據時期這裡建有日軍軍官俱樂部，建國后改為江蘇飯店）飲酒，還招來藝伎作陪。

　　這一時期，何炳賢等人協助日本軍部搜颳了大量大米、麵粉，從蕪湖、馬鞍山、南京碼頭裝船運回日本或南洋菲律賓、沙撈越等地，接濟日本陸海軍。日軍還從控制區掠奪走56萬餘噸優質銅礦石、鐵礦石裝船運回日本，以便三菱重工、八幡制鐵所等軍工企業製造槍炮、艦船，維持日本戰爭機器的運轉。1943年10月，日本軍部在南京下關龍江碼頭組織了規模最大的一次集中轉運。大隊軍警在沿江實行戒嚴，碼頭港口一字排開停泊有12艘日本貨輪，還有多達8艘的海軍軍艦擔任護航，多門高射炮處於備戰狀態。須知此時日本敗象已現，中美空軍聯合編隊機群已多次對洞庭湖、城陵磯至漢口、九江、南京段江面上的日軍艦隊、運輸船實施轟炸掃射。何炳賢隨同汪偽軍政首腦褚民誼、任援道、劉郁芬等前往下關龍江碼頭觀看物資裝運情況，以顯示與日本主子「共存共榮、精誠團結」。

　　這回，日方竟將儲存於通濟門等三座糧倉的4.5萬噸大米中的一大半劃撥出來裝船運走，而這些大米可是汪偽政權為保障「首都」供給、應付突發災情而儲備的。汪偽政府雖說百般不情願，但也只有照辦。那些日子裡，何炳賢愁眉苦臉，鬱鬱寡歡，他算是領教了日本主子的貪婪與凶暴。風晨月夕，他常在家中閉門不出，繞室徘徊，長吁短嘆。

　　三

　　在日偽控制時期的南京，何炳賢內心一直很矛盾，他自奉廉儉，行事低調，較之那些作威作福、吃喝嫖賭無所不為的官場同僚，確實比較注重自己的形象，閑暇在家也只是欣賞歐洲古典音樂或粵調音樂，讀讀書看看報。他與汪精衛夫婦關係密切，常應邀去汪家吃飯聊天，汪孟晉、汪文惺兄妹幾個都叫何炳賢為叔叔。而汪精衛的另一親信，曾任汪偽政權外交部長、海軍部長等要職的褚民誼則經常挨罵，弄得很沒面子。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大舉南侵，席捲南洋，香港最先被日軍侵佔，8萬英軍戰敗投降。1942年秋，汪精衛召見何炳賢，表示有意向日方舉薦何為香港管制區主席（相當於市長）。汪稱這是出於為何考慮，因為南京上層人事關係太複雜，派系鬥爭又激烈，何炳賢倒不如回南方，坐鎮香港，而廣東又是汪精衛力量的大本營，勢力較大。何炳賢考慮再三后謝絕了，慨然表示他願意留在南京效力，「為汪先生分憂」，這令汪精衛更為感動。

　　侵華日軍的瘋狂搜刮造成南京、蘇州、鎮江等城市物資供應緊張，糧食已不能保證充分供應，貧苦市民尤感時日艱難，1943年底南京東關頭、西水關、冶山道院等貧民聚居區已出現老人、幼兒餓死的慘象。日偽實行新聞封鎖，嚴禁報紙報道，違令者出動軍警查封報館。何炳賢很感不安，他去那些棚戶區作了訪查，並將實情向汪精衛彙報。汪主持召開了偽中央高層會議，決定先向最高顧問影佐少將和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大將通報，在獲得主子首肯后，委派專人前往山東、河北日偽控制區洽購山芋干、高粱等粗雜糧各5000噸，並設法在皖東八縣調運稻穀3000噸裝船運回南京，加工成米后以優惠價出售給市民。至於貧民家庭則由保甲長挨戶登記造冊，給予救濟，每戶不少於60斤。何炳賢擔任救濟工作總負責人，幾次到發糧現場監督，他還以同樣的方式適時解決了蘇州、鎮江等地的糧荒問題。客觀地說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辦了些實事。

　　1943年初，何炳賢徵得汪精衛夫婦的支持，在城中百子亭翠明新村臨街幾間洋房裡籌建了仁濟醫院，分設內科、外科等6個科，由原在上海開業的林開弟博士任院長。該醫院以診治貧苦市民為主業，免收挂號費，藥費也只收半價。二十餘名醫護人員均為志願者，他們供職於鼓樓教會醫院，有固定收入，受南京基督教青年會派遣輪流抽空來這個小醫院服務，只吃一頓工作餐。何炳賢利用自己擔任過偽中央軍校校務委員兼秘書長的有利條件，商請該校幾位尚有良知與同情心的將校抽撥出部分福利補貼費轉投入仁濟醫院，以維持運轉，他還幾次捐出一部分薪水。那一時期，承受了日軍製造的大屠殺的南京市民們以為這又是凶暴的日軍和賣國漢奸耍的什麼花招，但幾個月下來，人們看到確有一些無錢治病的貧苦人在仁濟醫院受到良好服務，不免有些驚訝。何炳賢熱心社會公益的舉措讓他少挨了百姓的罵，他內心中當漢奸的負罪感也多少得以減輕……

　　1944年初，何炳賢還計劃在城南中華路一帶籌辦一所中等規模的專為貧苦市民服務的慈善醫院，已呈文報請汪偽政權立項，但因受日軍總部的蠻橫干預而未能施行，其時汪精衛已死於日本，歸葬南京東郊梅花山。1945年抗戰勝利后，南京光復，汪偽傀儡政府作鳥獸散，何炳賢凄凄惶惶地隨同以偽國府主席陳公博為首的一干軍政要員經上海轉道去日本暫行逃避，行前發表聲明承認組織偽南京政府是錯誤的，他們願意為這個賣國投日的決定付出代價。

　　不久，陳公博等人回國接受審判，才抵達南京就被關入看守所。何炳賢與周作人關在同一囚室，都換上了條紋囚服等候審判。那段時期，何炳賢的妻子及其三位子女淪為漢奸家屬，早遷離了原住的小洋樓，在清涼山附近租住無水無電的茅草房，何妻獲准每個月探監一次，帶些排骨、香腸、乾菜酸肉、奶粉等食物給何炳賢。有次她在送湯的熱水壺下加了一個暗蓋，內藏有她寫的新聞和情書，順利通過了憲兵和獄警的例行檢查。後來，夫婦倆就一直藉此壺進行秘密聯繫。何炳賢在回信中要求妻子以後多送些食物來分給周作人，說他在南京沒有親人，實在怪可憐的，何妻照辦了。

　　國民政府高等法院對汪偽大漢奸們實行的幾次審判都是在南京朝天宮大殿進行的，吸引來上百名中外記者採訪，旁聽市民擠滿了欞星門外的廣場，氣氛熱烈。由於國民黨當局置民生於不顧，發動了反共反人民的「戡亂」戰爭，造成物價飛漲與社會動蕩，而許多接收大員貪污腐敗的惡劣行徑更是令市民反感，以致在審判大漢奸的過程中出現了幾幕令人詫異的場景。如汪偽第三號人物周佛海儘管也受到人們唾罵，但在作自我辯護時居然贏得一些人的喝彩，造成現場秩序混亂。何炳賢在受審時誠懇認罪，並再三低首鞠躬，請求寬恕，全場出現靜默。審訊結束時，不少受過何氏恩惠的老百姓連同檢察官的家屬都涌到法庭爭相作證，為何炳賢求情，請求輕判……結果，法官只判了何炳賢8年有期徒刑，而與何官職、地位大體相等的林柏生、褚民誼、江亢虎、梁鴻志等大漢奸頭目不是被處以死刑，便是被判無期徒刑或15年以上重刑。很顯然，何炳賢已受到寬大處理。家人和親友們都額手稱慶……1948年底，何炳賢被釋放出獄，回家與妻兒團聚.那時市面上一片混亂，風聲鶴唳，何炳賢一家五口身無分文，逃到上海，棲身在胞兄何炳德家。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何炳賢攜妻兒南下經廣州重回香港，住到母親家裡。何炳賢為養家糊口，日夜從事翻譯，積勞成疾患上了肺結核，幸好遇上了在南京開辦仁濟醫院時結為朋友的林開弟醫師，此時林已當上香港廣華醫院院長，他及時伸出援手救濟舊友，安排何炳賢住院，並給予免費醫治……

　　何炳賢三個兒女都事業有成，其中以何弢最具知名度，1995年4月還被中國政府任命為港事顧問。1999年1月24日，98歲的何炳賢老人在香港寓所安詳辭世，說他得以善終是符合史實的。何炳賢是一個見證了大時代的富有爭議的人物，數十年過去了，白雲蒼狗，世事遞嬗，這一段歷史印記卻未曾磨滅。何炳賢走錯過路，其備受爭議的身份處境讓其內心背負了沉重的十字架。但無論如何，他的人生結局要好於其他「上了賊船」的同伴。

　　


來源: 《鐘山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