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日本好人和一座叫做南京的城

2009年05月03日07:34 　 文新傳媒　 巫昂   作者系旅美專欄作家

在《南京浩劫》（The Rape of Nanking）這本書的開頭，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引述了一位歷史學家的估算：如果把南京死難者的手連接起來，可以從南京一直拉到杭州，足有200英里長，他們的血液總重可達1200噸，他們的屍體可以裝滿2500節火車車廂。

南京大屠殺發生七十二年後，一位有前途的中國青年導演陸川，用一部名字為《南京！南京！》的史詩般的電影，讓這一段殘酷、暴虐而慘烈的歷史，重新進入中國人的視野。他為此經歷了艱難的四年。在影片公映之前，他已經使得像我這樣的普通中國人，感到由衷的羞愧，因為此前，我沒有讀過《南京浩劫》、《拉貝日記》和《魏特琳日記》，僅讀過《東史郎日記》。在正式觀看影片之前，我讀完了前三本書，因為這部電影，在這期間，已經引發了各種各樣的爭議和討論。我想，我不能帶著這種爭議去看，先讀史料，無疑是比較直接的方法。

這部電影之所以引致如此多的爭議，在於片中人物。說漢語台詞的中國人人物眾多，也因此塑造得不夠完整和立體，中國演員每個分掉了一些戲，最後每個人的故事都顯得有些支離破碎。最有戲的，竟成了在戰爭中徹底崩潰的普通日本士兵角川。他貫穿全片，堪稱男一號：他進入南京，開始是做屠城任務的一顆螺絲釘；他結識了一些南京人；他去尋找日籍慰安婦並有了初戀對象；他不斷掙扎於所見所聞，他開始蘇醒，參加了一次日軍集體的祭天儀式；他用槍擊姜老師來救其貞操，以及最終放了兩個中國人，包括一個象徵希望的小男孩小豆子；他最終自殺於南京城外。

陸川在解釋角川這個切入點時，引用了《魏特琳日記》，裡面記錄了魏特琳女士曾經見到的一位上過教會學校的日本兵，他厭惡戰爭並想要幫助中國人。但我想，這個日本好人的出現，不會這麼簡單。不能排除這個大膽假設，這位日本好人所謂的人性微光，在某種程度上救了陸川的這部電影，讓它得以順利面世。在電影之外，還有一個漫長、複雜、秘密的當下的故事存在。在等待劇本通過審查的漫長的七個月里，陸川一定在不斷試探更容易過審的敘事，他自己解釋的敘事策略遠不是事情的全部。這是當下國產電影有限創作空間的體現。

電影局副局長張宏森在接受《南方周末》就《南京!南京!》的專訪時說：「不要問什麼不能寫，我要問你想寫什麼。」此話意味深長，可以作為中國電影審查制度的一個腳註。陸川，也許不單是陸川，全部等著通審的中國導演，一定都問過電影局同一個問題：請問，什麼不能寫？而角川，或許可以看作該審查制度的一位外籍倖存者。

當然，作為一部商業片，還有亞洲地區票房的壓力。多年來，日本始終是亞洲區最大的電影市場。1995年，吳子牛的《南京1937》做過類似的嘗試，他以一個日本慰安婦的角度切入，進入了日本院線，但在國內一片指責聲中匆匆撤下。十四年過去了，新一代中國觀眾，接受了《南京！南京！》的放映，這是非常意味深長的。說明了民族主義不再那麼褊狹？但我所見的民族主義憤青，在不久前的其他事件中依舊褊狹。或者說明了時過境遷，我們需要重新去思考南京大屠殺？獲得對此事的諒解和淡化？但幾十萬亡靈，還是那麼令人驚恐和悲哀。

一個中國導演，為自己找了一個看似原諒當年虐殺同胞者的褊狹角度，塑造了一位史上並無真實原型的日本士兵，不管這麼做有多少大大小小的道理，不論是言說策略抑或探討人性，好像都沒有說服我。這到底是為什麼？我確乎不能夠理解。這就好像張純如在她的書中，永遠無法理解日本軍隊當年何以那樣虐殺中國人。

說說人性吧。人性是一個大水缸，裡邊可以裝美酒，也可以裝毒藥。陸川這樣自述：「我看了很多東史郎的日記，那上面說，他們在作戰前的思維是很清楚的，有的日本兵寫的日記，甚至還有對天氣的描述，這說明，一個在清醒狀態的人，能做出那樣殘暴的事情，這就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行。而如果按照我們一貫的思維，把他們描繪成魔鬼，效果反而不好。」此後，他找到了角川的人性，來替代東史郎們的人性，然而，屠殺者在屠殺之餘記錄天氣和吃喝等生活瑣事的人性，跟屠殺本身體現的撒旦或魔鬼般的人性，完全是兩個概念，互相不可偷換。不能因為他們在日記中記錄了1937年12月13日南京的天氣，就意味著他們的清醒，是常人的清醒，他們所執行的任務，是常規的任務。

角川的人性，是虛構的、軟弱的，如果存在，日本軍隊當時一定冠之為膿包的人性。東史郎們的人性，是普遍的、事後的，是雖然遲到、依舊值得表彰的更真實的人性。角川是南京的賈寶玉，是一個小說人物，面對南京這座偌大的城和城下的累累白骨，他的性情太顆粒化，太小，太不足道也。他沒有辦法清洗或緩釋南京之痛。

如果有人跳出來指責我：你要有理性，更當代，不可以這麼感情用事！那麼我要說，只許日本人對廣島和長崎感情用事，不許我對南京感情用事嗎？只允許你家裡有人死在1937年的南京，你對這個事情，才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嗎？

對一整座城的感情用事，比起對一個小說人物式的日本士兵的感情用事，孰輕孰重？

這類全世界人人看得懂的人性，或者說普適哲學，現在已成電影小國國際化、走向國際市場的常見手段。但它在南京這個具體無比，涉及大批生命、深度情感的一整城的問題上，會變得虛無、懦弱、投機和不足道也。這就是我所理解的歷史與藝術的衝突。藝術家的巧思，在以歷史的血液和骨骼組成的山體前，是應該像一隻雞蛋迎面撞去，還是像一隻螞蟻，啃出一條小隧道，鑽進去？我欣賞前一種態度，因為它果斷、決絕，且勇敢，它的勇敢，是一種連自己也不考慮在內真正的勇敢。這勇敢，曾經出現在拉貝先生和魏特琳女士身上。

他們的人性，才是我所認為的有光芒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