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李安重塑中國形象 電影如何走向海外？

1988年2月23日，張藝謀執導的《紅高粱》在西柏林國際電影節上榮獲金熊大獎。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獲得世界級電影節的最高榮譽獎，也是亞洲電影第一次在該電影節榮獲大獎。可以說，《紅高粱》在西柏林國際電影節上榮獲金熊大獎是中國電影在西方世界的「創世紀」。《紅高粱》的獲獎，加快了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歷史性進程，中國電影也漸漸走出「自我封閉」而成為了世界電影中的一股洪流。同時，《紅高粱》也開啟了中國電影「先走海外電影節，再攻國內市場」的先河。

　　此後，「第五代」導演們相繼推出以「文化反思」為主題的電影，頻頻在國際電影節獲得大獎，迅速提升了中國電影在國際影壇的地位，使得中國電影在改革開放以後，迅速以嶄新的形象開始了走向世界的歷史性進程，並為中國電影在國際上贏得空前的關注與榮譽。很多外國人認識和關注中國電影，也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與「文化反思」的時代主題相適應，這些電影呈現給世界的是一個「鄉土的中國」、「封閉的中國」、「落後的中國」，在相當程度上滿足的是一部分西方觀眾對「東方」的期待和想象。西方觀眾對中國人、中國文化的感知和認識，很大程度上是由《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所創造的民俗景觀建構的。

　　李安《卧虎藏龍》在西方世界獲得的巨大成功，使大陸電影人看到「古裝＋武打」或許是中國電影走向海外市場尤其是北美市場的捷徑和「通行證」。於是，張藝謀再次成為中國電影的「英雄」。他的中國式大片《英雄》不僅一舉拿下2.5億元人民幣的國內票房，在美國也創造了5400多萬美元的票房收入，其「后電影市場」的開發涉及DVD、郵票、漫畫、音像等，非票房收益也相當可觀。美國《華爾街日報》稱：《英雄》「真正拉開了中國大片時代的帷幕」。其後，《十面埋伏》、《無極》、《滿城盡帶黃金甲》、《夜宴》等中國式商業大片推動了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大大提高了中國電影與進口大片的競爭力。中國式大片推動了中國電影的「升級換代」，除了本土電影市場之外，中國電影的市場空間有了明顯的擴展，逐漸形成了本土市場以外的香港、台灣地區市場，韓國、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市場以及歐、美市場，同時也形成了置入和貼片廣告、影院、海外版權、音像市場、電視市場以及特許經營的市場鏈。海外市場成為重要的收入來源，其份額甚至已經超越國內本土票房。中國不僅在全球最大的電影市場北美市場，而且在北美以外的海外市場都已經躋身於最成功的「外語電影」（非英語電影）之列。美國《外交政策聚焦》2007年2月8日發表題為《功夫片的地緣政治學》的文章認為：「《卧虎藏龍》在國際上的成功，催生了一個正在上升的中國形象，並提高了世人對中國文化的評價。從《卧虎藏龍》到《英雄》再到《功夫》，這些影片在亞洲和西方所取得的商業成功，為中國文化的價值提供了佐證，也更加增進了中國人對其文化價值的自我評價……通過成功輸出功夫明星、導演、風格及功夫本身，中國擁有了表達自身價值的平台。與此同時，在這些功夫電影里，西方觀眾看到了一個更正面、主動的國家形象，而不是形成於19世紀和20世紀初中國半殖民地時期的那種偏見……因此，功夫電影為中國和西方觀眾塑造了功夫和文化實力兼備的中國形象。」約瑟夫·奈認為，通過《英雄》這部影片，中國正在用電影的方式來向世界輸出它的軟實力，向美國施加它的軟實力的影響，因為這個影片的背後有中國的觀念、有中國的價值觀。

　　對於西方學者及其輿論的看法，筆者心存疑慮。不可否認，中國式大片在全世界傳播讓世界了解中國的武俠文化，同時還打入西方尤其是北美電影市場並獲得了龐大的票房收入，有效提升了中國電影的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國的文化軟實力。但是，由於這些中國式大片對海外市場作了錯誤的想象，把海外市場的口味看成是一成不變的，一味的「古裝＋武打」，以至於不少西方人誤認為「中國人生活在武俠世界中」。更要命的是，這些中國式大片聚焦於權力、慾望、背叛、命運等負面的主題，讓觀眾看到的不是人間的真、善、美，而是人間的假、惡、丑；不是理想與崇高，而是庸俗與猥瑣；不是正義與良知，而是邪惡與反叛。按照約瑟夫·奈的說法，通過《英雄》這部影片，中國正在用電影的方式來向世界輸出它的軟實力，向美國施加中國的軟實力的影響，因為這個影片的背後有中國的觀念、中國的價值觀。然而，問題在於，《英雄》背後的中國的觀念、中國的價值觀是扭曲的、變形的。因此，我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超級商業大片在有效提升了中國電影的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同時，也由於價值觀的混亂而歪曲了民族歷史，扭曲了本土文化的形象。可以說，近年「走向世界」的中國電影向世界展示的多是保守、愚昧、落後的一面，或者是醜惡骯髒的原始情慾、勾心鬥角的宮廷鬥爭、江湖兒女的恩怨情仇，自覺不自覺中向世界展示的是「另類」的中國形象，印證甚至助長了長期以來存在著的西方社會對於中國的偏見。國外電影觀眾是通過中國電影所提供的「擬態環境」或「象徵現實」來認識中國人、中國文化，來建構他們頭腦中的中國形象的，這些形象並不能給中國帶來良好影響。

　　長期以來，「與國際接軌」、「打進好萊塢」一直是中國電影人難以割捨的一個情結。個別推崇西方評價標準的電影創作者，為了在國際上獲得承認、贏得獎項，自覺不自覺地揣摩西方電影節及其評委的口味，題材選擇上存在著「西方中心」視角而缺乏應有的本土文化立場。現代化的、充滿創新精神、具有生機與活力、多姿豐富的當代中國形象在電影中是「缺席」的。而塑造當代中國國家形象，正是中國電影不可迴避的、首要的、長期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責任，也是中國電影「走出去」必須首先要考慮的。電影傳播是一個跨文化交流的過程，具有複雜性、可變化性，因此從文化和心理角度來分析西方受眾顯得十分必要。中國電影開拓國際市場固然要揣摩和研究西方受眾口味，但更應該把主要精力用於表達我們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價值觀。英國撒切爾夫人曾經說：中國不會成為世界的超級大國。她認為中國即使處在巨大的經濟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為一個物質生產大國，在精神文化生產和創新乃至輸出上仍然是個無需重視的國家。我們必須打破撒切爾夫人給中國設立的這種「宿命」，成為「在精神文化生產和創新乃至輸出上」的強者。

　　在推行中國電影「走出去」過程中，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電影絕不僅僅是經濟，是票房；更重要的，電影還是文化，直接影響和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和文化安全。我們應該建立國家長期發展戰略，不能僅僅以單純的、短期的經濟指標來衡量，不可陷入純粹經濟和票房的誤區。在新世紀的世界舞台和平台上，中國電影應該增強文化自覺意識、文化責任感和文化使命，增強文化建構能力和文化傳播能力，抓住時機重塑有獨特魅力的「中國形象」，在精神文化生產和創新乃至輸出上，發揮其它藝術所不能發揮的「龍頭」作用。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採取有效的文化立場和策略，那就是「中國立場，國際表達」，正如《功夫熊貓》有效地採取了「西方立場，中國表達」一樣。沒有本土文化立場和文化訴求的電影是沒有靈魂的電影；同時，沒有「國際表達」的電影是愚蠢的電影，而愚蠢的電影是不會征服西方觀眾的，也是不可能實現「走出去」的。對於中國電影走出去而言，「本土立場」和「國際表達」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都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