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美國觀

　　毛澤東對美國的認識經歷了將近70年的發展，期間充滿了曲折和變化，在不同時期對美國所採取的態度和策略也充滿了變化，本書關照了毛澤東一生對美認識的全過程，共分五章：毛澤東美國觀的初步形成，毛澤東反對法西斯主義視野下的美國觀，中國革命視野下毛澤東的美國觀，面向世界視野下毛澤東的美國觀，反對霸權主義視野下的美國觀。本書努力以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態度，全面而準確地把握毛澤東對美國的認識，以助於拓寬毛澤東思想的研究視野，推動中美關係史、中共黨史以及其他相關學科和領域的研究。

52# NYLASH



准啊。

長啊。

「Owners of capital will stimulate working class to buy more and more of expensive goods, houses and technology, pushing them to take more and more expensive credits, until their debt becomes unbearable. The unpaid debt will lead to bankruptcy of banks, which will have to be nationalized,and State will have to take the road which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communism.」
Karl Marx, 1867

49# 廣南子


這句話說得好：「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仁者心動。」
NYLASH 發表於 2009-3-10 04:28

我心動了，但還不是仁者

49# 廣南子


這句話說得好：「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仁者心動。」

48# NYLASH

先站個座慢讀，探討中國人的美國觀和美國人的中國觀都很熱門啊

恰在此時,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於9月6日來到中國。赫爾利使華的直接原因是蔣介石與駐華美軍最高領導人史迪威之間的矛盾激化。臨行前,羅斯福還給他布置了另外兩項工作:一是研究中國形勢,並就影響美國支持中共的主要因素向總統彙報;二是運用總統個人代表的威望「幫助蔣解決中國政治問題,例如中央政府與中共的關係問題」,實際上是調解國共矛盾,促進雙方談判。

    赫爾利的到來,引起了中共方面的高度重視。毛澤東不僅認為應利用此次機會,進一步提出美國向中共軍隊提供軍事援助的問題,而且應該藉此機會推動中國的民主改革。在抗擊法西斯的鬥爭中,毛澤東對羅斯福、華萊士、史迪威等美國軍政領導人都已有所了解,對他們自太平洋戰爭以來的言論和行動,給予高度評價。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在望之時,他非常明白羅斯福的視線已經開始從戰時的軍事問題轉向戰後的政治問題,因此對美國能夠推動蔣介石政府改革寄予厚望。

    果然,赫爾利在協調完史迪威與蔣介石的矛盾后,便開始表露出調解國共矛盾的意向。l0月17、18和24日,他三次會見中共駐重慶的談判代表,一方面認為中共軍隊「組織、訓練都好,力量強大」,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種因素」,中共「應取得合法地位」;另一方面認為蔣介石為抗日的領袖,是全國公認的事實,但中國現政府還不民主,等等。在會見中,中共代表也向他闡述了自己的主張,並邀請他訪問延安。

    赫爾利的言行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他開始意識到,經過一定的努力和採取適當的策略,有可能迫使美國方面做出有利於中共的讓步。10月19日,他在董必武、林伯渠17日的電報上批示:蔣最怕指名批評他,美國亦怕我們不要蔣,故在許蔣存在的條件下,可以作出有利於我們的交易來。

    然而,此時的形勢卻在悄悄發生逆轉。由於美國在太平洋上實行「跳島」作戰,取得了可以直接進攻日本的戰略要地,原擬在中國大規模登陸的作戰計劃隨之擱淺。在美國人看來,中國在對日作戰中的軍事地位開始下降,中共軍隊及其後方根據地已沒有太多的可供利用之處。於是,美國對華政策又逐漸回到戰前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基本出發點上來。美國這種策略的轉變,必然要反映到處理國共關係的問題中,並逐步表現出明顯的傾向性來。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赫爾利很快就向蔣介石提交了一份國共談判協議草案,其內容明顯偏袒國民黨及其軍隊。蔣介石又授意張治中、王世傑進一步加以修改,突出強調「中共軍隊服從並執行中央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的命令」。11月7日,赫爾利帶著這一修改後的草案飛抵延安。

    即將與赫爾利展開的談判是中共第一次重要的對美談判,毛澤東十分重視。11月6日,他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專門討論這一問題。在會上,中共確立了如下談判策略:利用美國急於維護和鞏固蔣介石領袖地位的時機,通過適當地批評國民黨政府的錯誤政策,促使美國方面能進一步向蔣施加壓力,迫使他同意改組國民黨政府。

    此次談判連續四輪,歷時三天。雙方於10日簽訂了一項以組織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為中心內容的「五條協議」。赫爾利顯然對於這一協議非常滿意,認為這是按照美國民主政治的方式解決中國問題,既調處了國共矛盾,又保住了蔣介石的領袖地位,其結果與美國的期望相符。因此,在他看來這實際上是一個三贏的方案。談判結束后,赫爾利帶著「五條協議」滿意地離開延安。在給羅斯福的報告中,他寫道:「五條協議」中「幾乎所有的原則都是我們的」;在與戴維斯談話時,他甚至表示,如果國共談判失敗,責任將在國民黨方面。

6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歡迎中外記者團時,重申中共堅持國共合作、建立民主中國的方針,指出中國的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取得勝利,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毛澤東的歡迎詞引起了中外記者的極大興趣。他們就中國的民主問題反覆提問,毛澤東耐心作答,指出:我們希望外國及外國朋友以民主態度對待我們,我們也應該以民主態度對待外國及外國朋友。但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我們所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我們認為全中國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風,目前才能勝敵,將來才能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係與國際關係。」6月14日,在聯合國紀念日這天,毛澤東為《解放日報》撰寫題為《紀念聯合國日,保衛西安與西北!》的社論,明確指出:「我們及全國人民均希望國共兩黨改善關係,解決懸案,重新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及國民黨統治人士不要再使人民失望了。這種希望,美英蘇各國同樣迫切,記者團諸君已經來延安,華萊士副總統即將到中國,我們希望他們能起促進的作用,幫助中國人民解決團結與民主的問題。」「要醫治中國這個時症,再無他葯,唯有團結與民主。」毛澤東關於團結和民主的言論,與當時蔣介石的獨裁和國民黨的黨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給中外記者和英美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親共的美國外交官和軍方人士甚至認為,這就是他們欣賞的「美國精神」,對神奇的毛澤東和中共軍隊益發懷有好感。

    在毛澤東看來,要實現真正的團結與民主,唯有改組國民政府。因此,從1944年8月開始,他反覆強調改組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8月18日,在周恩來給董必武等人的信中,他加寫道:「應先召集黨派及團體代表會,改組政府,方有召集民選國大之可能;否則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23日,在與謝偉思的談話中,他特別提到:美國政策要努力引導國民黨改革自己。後來,他解釋說:「我們改組政府的口號,是老百姓所同意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的改良,都包括在內。若是繼續只提實行民主的口號,而不提改組政府的口號,就集中不起來。」

    抗戰以來,國共談判斷斷續續。但從1944年9月以後,談判的內容與性質已經與以往不同了,建立聯合政府成為中共新的政治目標。

    9月1日,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討論提議召開各黨派代表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等問題。4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在重慶的中共代表:「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張時機已經成熟」,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召開國事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統治」。「這一主張,應成為今後中國人民中的政治鬥爭目標。」據此,中共中央要求其駐重慶代表就此與美英大使及各民主黨派進行接觸和磋商。毛澤東在電報中還特別問到:「美國方面意見如何?」並請中共代表考慮「應否先同美方大員一談」。對美國所持態度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中共之所以敢於明確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民黨政府軍在這年的豫湘桂大潰退,引起大後方民眾的強烈不滿。毛澤東深信國共兩黨的戰鬥力量及人心向背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而美國為了打敗日本必須在中國登陸作戰,需要得到中共的協助,從而有可能承認和援助中共。

三、藉助美國調處,促進民主改革

    1944年8月,當毛澤東從謝偉思談話中證實美國政府確有要求蔣介石組織聯合政府的意願時,倍感振奮。他明確地告訴謝偉思:蔣介石現在已經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處於必須聽命於美國的境地」,美國人完全可以把援助當做迫蔣就範的重要手段。此後,中共中央進一步堅定了建立聯合政府,促進民主改革,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策略方針。

    其實,促進民主改革,改組國民政府,是毛澤東和中共一直堅持的政治主張。早在抗戰前夜,毛澤東就提出「實現依據民主綱領而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1937年5月,他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指出爭取政治上的民主,乃是「保證抗戰勝利的中心一環」。「看不清民主任務的重要性,降低對於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在會議的結束報告中,他又提出:「歷史給予我們的革命任務,中心的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而要爭取民主,必須進行兩方面的改革:一是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改變為各黨各階級的民主政體;二是實現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此後,在抗戰、民主與團結的旗幟下,中共與國民黨展開了反覆的合作與鬥爭。特別是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最終形成,藉助蘇英美國際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把爭取民主、改組政府的鬥爭,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紀念抗戰五周年宣言草案。毛澤東在會上發言指出:這個宣言有一個新內容,就是戰後的建國方針和強調團結問題。我們提出戰後辦法是有策略意義的。現在我們的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在實際上是革命的。經過毛澤東修改的這一宣言於7月7日發表,指出戰後的中國,應當是獨立的、統一的、和平的、民主的、民生幸福的、經濟繁榮的中國,應當是各黨派合作、經過人民普選的共和國。此後,民主建國成為毛澤東反覆強調的宣傳方針。他甚至一度還萌生了赴重慶與蔣介石會談此事的想法。

    在國際國內形勢逼迫和輿論要求下,國民黨十一中全會不得不允諾於抗戰結束一年後實行憲政,並允許各地在其種種限制下討論憲政問題。為此,毛澤東於1944年3月1日起草中央政治局通知,指出:「中央決定我黨參加此種憲政運動,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於自己周圍,達到戰勝日寇與建立民主國家之目的。」

    此後,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中共中央提出了解決若干急切問題的20條意見,后改為12條。其中包括實行民主政治、開放黨禁、增加中共軍隊編製、公平分配同盟國援助武器和物資等等。中共要求民主改革的主張得到美國的讚賞。6月3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等,要求他們會見即將來華訪問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和拉鐵摩爾時,把中共的談判要求悉數告知。並囑咐:「如小黨派出席招待華萊士宴會時,你應該出席參加。此外並求得與華萊士單獨會面。同時請探聽華、拉可否來延一行。」

從這些電報中不難看出,當時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對同美國建立軍事合作的前景可以說充滿了希望。抱著這樣的希望,是有客觀根據的。如前所述,美國為了打敗日本,當時正在考慮在中國沿海地區登陸作戰的問題,這種作戰將會付出相當大的犧牲,十分需要和那裡的共產黨部隊進行合作。

    8月23日,在楊家嶺毛澤東居住的窯洞里,毛澤東、周恩來和謝偉思進行了6個小時的長談。對美國在中國抗戰中的地位和制止國民黨反共的作用,他明顯寄予厚望,開誠布公地說:「中國防止內戰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早先大得多)依靠外國的影響。其中,尤為重要的是美國。美國在中國和遠東的力量日益增長,它是能夠起決定作用的。國民黨處在今天的地位,它必須重視美國。」對戰後中美合作的前景,他也表示樂觀,認為中美不僅在戰時為了打敗法西斯應當合作,而且在戰後也應該攜起手來,因為「中國實現工業化」,「這隻有通過興辦自由企業和取得外資的援助才能做到。中美兩國的利益是相關又相似的」。「美國同中共合作對於一切有關方面都是有益的和值得高興的。」不僅著眼於戰時的中美合作,而且把戰後「中國實現工業化」、「興辦自由企業」、「取得外資的援助」與美國聯繫起來,毛澤東對未來中美關係的設想極富想象力。他的美國觀,此時展示的是一個完全開放的思想體系。

    毛澤東的談話給現場的謝偉思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他回憶說:1944年8月在延安與毛澤東的接觸,令他最感到驚訝的事情之一是,毛澤東「真誠地希望美國與中國友好合作」。聯繫中共當時對美國的態度與政策,應該說謝偉思的這種感覺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在反對法西斯主義、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大視野下,毛澤東確實是真誠地把美國看做「盟國」和「友邦」的。可以說,到1944年7、8月間,他對美國的期待和評價,達到了其美國觀形成以來的又一個高峰。

    總之,太平洋戰爭期間,隨著中美盟國關係建立,美國成為影響中國抗戰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毛澤東根據中美關係變化的新特徵,進一步調整了中共過去對美鬥爭的戰略思維。其突出特點是:把對美國的認識和觀念運用到實際鬥爭中去,轉變為指導中共開展抗戰外交的策略方針;利用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制止國民黨的妥協投降和反共分裂活動,促進中國內部的民主改革;「放手與美軍合作」,維護與美國作為盟國的友好關係,爭取美國的實際援助。因此可以說,打好「美國牌」,是毛澤東這一時期外交戰略和美國觀的主旋律。

通過短暫的接觸,使毛澤東對美軍觀察組和先期到達的英美記者的橋樑作用充滿期待。8月13日、14日,他連續給鄧小平等發出三封電報,指出:「外國人在延安很高興,他們對我軍的發展甚感興趣。」「對我黨抗戰發展甚感興趣,對國民黨腐敗專制甚為不滿,對國共關係甚為關心,我們對頑軍必須有理有利與自衛立場,故須注意收集頑軍反共進攻證據公佈於世,使我們在國際輿論站在有理地位。」

    8月15日,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重新改寫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稱美軍觀察組來到延安,「是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羅斯福總統是「英明的領導者」,美軍將士是中國人民「最親密的戰友」。社論指出:「關於國民黨的抗戰不力、腐敗無能這一方面,大半年以來的外國輿論與中國輿論,已經成了定論了。關於共產黨的真相究竟如何這一方面,大多數的外國人與大後方的中國人,還是不明白的,這是因為國民黨的反動宣傳與封鎖政策為時太久的緣故。但是情況已經在開始改變。大半年以來的外國輿論中,已經可以看見這種改變是在開始。這次記者團與觀察組的來延,將為這種改變開一新階段。」社論最後預祝美軍觀察組「工作成功」,並希望「這一成功,會使美軍統帥部對於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團結抗戰、實行民主的政策,和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抗戰力量,獲得真實的了解,並據以決定正確的政策」;希望「這一成功,會增進中美兩大聯邦的團結,並加速最後戰勝日寇的進程」。這篇社論,無論是對美國政府及其軍隊,還是對美國總統及其對華政策的評價,都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集中體現了毛澤東對美國的最新認識和寄託的最高期望。

    為了配合美軍觀察組的考察,毛澤東給各根據地和八路軍、新四軍部隊下發了一系列指示,讓他們做好準備、收集材料,歡迎觀察組、配合觀察組,「以便給美國觀察組以根據,向華盛頓報告,從而推動美方重視我們活動,更加迅速的考慮對我援助」。顯然,形勢的迅速發展使他深切地感到,「套用戰略策略的簡單公式已往往不能解決問題」,因此現在有必要根據新的認識,制定出一套更為明確和全面的外交策略與方針。正是根據他的意見,中共中央於8月18日首次下發了《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爭取與美國建立友好合作關係的任務,並把這一任務作為當前外交工作的中心。指示強調:「就國家而言,美蘇英與中國關係最大,而且目前美英與中國共同抗日,尤以美為最密。」因此,當前外交工作的重心是建立和加強與美軍的軍事合作,爭取在軍事合作的基礎上,形成雙方全面合作的關係。「美軍人員來我邊區及敵後根據地,便是對我新民主中國有了初步認識后的實際接觸的開始。」有了軍事合作的基礎,隨後的文化合作、政治與經濟合作就可能實現。

    爭取與美國的軍事合作,並非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一廂情願。1944年下半年,美軍確實有過在華東登陸的計劃。當時中共中央獲得有關美國對華政策的信息主要來自三個渠道:駐渝的八路軍辦事處、有美軍活動的各根據地和延安的美軍觀察組。這些渠道提供的信息幾乎都提到了美軍急於利用中共軍隊配合對日作戰。這使得中共中央斷定,美軍將有可能在中國沿海登陸,並希望得到中共軍隊的配合。8月20日,毛澤東致電八路軍山東軍區、新四軍軍部,希望他們以儘可能快的速度,收集日本海軍在青島、煙台、連雲港常泊艦數目及類型,每日進出口船舶數目,以及連雲港是否已設為潛艇基地等資料,以便供給盟軍。②次日,他又指出:「美海陸軍登陸時協同作戰問題,我們正在與駐延安美軍觀察組人員協商,準備一切。」③隨後,他還提出「放手與美軍合作」的方針,並強調「放手與美軍合作,處處表示誠懇歡迎」,這是「我黨既定方針」。④

    顯然,毛澤東這麼做,並不僅僅是為了向美國人顯示中共在軍事方面合作的誠意,而且是想要通過這種最初形式的軍事合作,來爭取達到使美國政府承認並援助中共的目的,進而在同國民黨的談判中取得有利地位。特別是當毛澤東得知美國政府有可能把租借物資的一部分分配給中共軍隊后,他的這種願望便變得更加迫切。8月22日,他在給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的電報中,要求他們在與國民黨談判時要堅持:「盟國援華物資一定要公平合理分配。」⑤隨後,他又多次電告林、董、王:「如與納爾遜、赫爾利見面提及援助事,望提美國援華軍火至少應以二分之一給八路軍新四軍,亦即國共平分,不再提三分之一,因不論戰績、兵力、地位共都優於國也。」「而這種援助,決不能以國共兩黨所擁有軍隊之數量作標準,而應以抗戰成績與抗戰能力作標準。國民黨軍隊雖多,但是僅打了六分之一的敵偽軍,共產黨軍隊則打了六分之五的敵偽軍。按照這個標準公平地分配同盟國援助中國的金錢、武器與物資,現在正是時候了。」

7月12日,記者團除5名外國記者留下並將赴晉西北參觀訪問外,其餘人員都離開延安回到重慶。此後,毛澤東又於7月14日、18日分別會見西北參觀團成員斯坦因和莫里斯·武道(Maurice Votaw)。其中與斯坦因的會見長達12個小時,足見他對這些英美記者的重視。

    英美記者對邊區的親歷採訪和與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的當面訪談,使他們對中共領導下的延安有了全面而深刻的印象,他們都積極建議美、英政府當局與中共結成盟友,共同消滅日寇。6月10日,美國《星期六晚報》刊登斯諾題為《六千萬被忘掉的同盟者》的文章;7月1日,《紐約時報》刊登《中共領導下的軍隊是強大的》一文。兩篇文章一致肯定中國各個抗日敵後根據地和八路軍新四軍在最後消滅日寇中的戰略意義,認為這些對於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在對日戰爭中,是我們有價值的盟友。福爾曼在6月23日的《紐約先驅論壇報》上將延安描繪成「邊區人民頑強與決心的偉大象徵」。愛潑斯坦則在6月27日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宣稱,任何盟國的指揮官「都會以指揮這樣頑強、營養充足和剛毅的部隊而感到驕傲」。他隨後出版的《紅色中國的挑戰》,在美國也同樣受到熱烈歡迎。納撒尼爾·佩弗稱這本書是「迄今為止有關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的一個最全面的報道」。

    英美記者的訪延報道,令毛澤東十分興奮。7月15日,他在給李先念等的電報中,通報情況說:英美蘇記者到邊區已一個多月,他們感到興奮。他們對英美蘇的新聞報道有利於我們。電報還談到,根本調整國共關係,需要美方施以更大壓力時才有希望。

    就在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美軍觀察組即將抵達延安的消息也接著傳來,這是一個令毛澤東更為興奮的事件。6月28日,他致電林伯渠、董必武:「美軍事人員來延,請你們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歡迎,飛機場即日開始準備,來延日期請先告。」29日,他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專門討論美軍事使團來延問題,決定使團到後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葉劍英出面接待和談判,在交涉中以實事求是為原則,我們能辦到的就說辦得到,辦不到的就說辦不到;在談判中向美方表明我們現在需要合作抗戰,抗戰勝利后需要和平建國、民主統一。⑤同日,他還致電董必武,請他查實美方了解我山東地區空軍降落場和海軍停泊港的目的,是臨時降落還是作反攻基地用。以便答覆,並提議:「最好請其派軍事代表和專家來延轉前方考察。」7月4日,為準備和安排美軍觀察組飛機在延安降落一事,毛澤東再次致電林伯渠、董必武,告知降落時各注意事項,包括雨季飛機不能超過的重量,跑道的長度、寬度和降落方向,機場的標記等,內容極為詳備,反映出毛澤東對此事的高度重視。

    7月22日,由戴維·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校帶領的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從重慶乘機飛抵延安。這個小組歸屬於史迪威的軍事司令部,而不是由美國駐華使館領導。首批成員有7名美國軍官和1名士兵,再加上外交官謝偉思。他們赴延安的主要使命是了解華北日軍和中共抗戰的情況,同時探討美國與中共合作以及國共和解的可能性。

    26日,毛澤東出席為美軍觀察組第一批人員到達延安舉行的歡迎晚宴。席間,周恩來向他特別介紹了謝偉思,說謝「一直是中共駐重慶代表團的友人」。於是,毛澤東在飯桌上便同謝偉思進行了懇切的交談,並向他提出「美國有否可能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的問題。

    謝偉思當時身兼兩職,既是美軍中印緬戰區司令部政治顧問,又是美國駐華大使館官員,這種雙重身份使他在美軍觀察組的地位顯得頗為特殊。因此,他的談話似乎在某種程度上還代表著美國政府的意圖,使毛澤東覺得美國政府堅持向延安派出觀察組,是有一定的政治和外交目的的。特別是謝偉思在談話中明確表示贊同中共取得美援,改組國民政府。這種坦率的態度,使毛澤東頗有好感。

蔣介石當然不願意讓美國和中共有過多的直接接觸,所以他一方面對羅斯福的要求不置可否,採取拖的辦法;另一方面通過國民黨在美國的關係,打探美國政府作出這一決定的來龍去脈。看到蔣介石遲遲不作答覆,羅斯福並不罷休,他在3、4月間兩次致電蔣介石,重申他的上述要求。蔣介石仍未予以理睬。

    到了1944年6月,羅斯福又讓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 Wallace)利用訪問中國的機會,當面向蔣介石提出這一要求。華萊士直截了當地對蔣介石說:「羅斯福總統認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黨員終究都是中國人,他們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間總有商量的餘地。」如果雙方有矛盾,可以找一個朋友來調解,羅斯福總統可以充當調解人。在美國政府的一再要求和壓力下,蔣介石最終勉強同意了美軍觀察組去延安考察的要求。

    美國政府的態度使得毛澤東十分興奮,情況表明:中共與美、英官方建立直接接觸關係的時機已經到來,這一事態必將打破國民黨對中共的長期封鎖,擴大中共在國內外的影響。4月15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國共關係和林伯渠去重慶談判的問題。他在會上提出:當前對英、美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宣傳抗戰,要求英、美派人常駐陝甘寧邊區。

    就在美蔣雙方圍繞派美軍觀察組去延安反覆交鋒期間,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得以率先成行。這年3月初,英美兩國政府向中共提出,擬派一個記者團到延安和黃河以東抗日根據地了解八路軍的情況,並考察陝甘寧邊區及敵後根據地實施各種政策的情況。這一要求立即得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熱烈歡迎。3月9日,周恩來打電報給中共中央常駐重慶代表董必武,請其轉告外國記者團:「我受毛澤東、朱德兩同志及中共中央委託,特致電你們表示熱烈歡迎。」4月30日,毛澤東也請董必武轉告即將赴延的11位外國記者:「諸位來延,甚表歡迎。」

    6月9日,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行21人到達延安。其中有美聯社的斯坦因(Gunther Stein)、美國《時代》雜誌的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合眾社的福爾曼(Harrison Forman)等人。


中外記者團先期赴延,是美國尋求同中共進一步聯繫與合作的前奏,因此受到毛澤東的重視。12日下午,他在中央大禮堂後面的會客廳接見中外記者,發表熱情洋溢的歡迎詞,並愉快地回答了記者們的各種問題,其中特別談到中共希望實行民主改革、建立民主制度的問題,在中外記者間引起強烈反響。這次會見長達三小時,結束后毛澤東又設宴招待記者參觀團,並陪他們一起觀看平劇。7月2日,他再次與中外記者團舉行談話。
   
     7月4日,毛澤東同朱德破天荒地為慶祝美國獨立168周年,設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國僑民和中外記者團。宴會後,還出席延安各界在王家坪大禮堂舉行的慶祝晚會。當日,《解放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委託胡喬木撰寫的社論《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對美國給予高度評價,認為美國是「資本主義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國」,與蘇聯並稱「民主世界的雙璧」。文章還盛讚「美國的戰鬥民主主義」的光榮傳統,認為從華盛頓、林肯到羅斯福,都是這種「戰鬥民主主義」的偉大代表人物。現在,美國已經成了世界的美國。在這次反法西斯戰爭中,它作為民主世界的兵工廠、第二戰場的主要擔負者和太平洋戰爭的最大擔負者,已建立了「不朽的偉績」;確保戰後世界和平與民主化,它亦必將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上述觀點,不僅反映了中共方面對美國的最新認識和評價,而且反映了毛澤東早年關於美國民主政治、領袖人物的主要印象和基本觀點,是對青年毛澤東美國觀的繼承和發展,反映了毛澤東美國觀的發展性和延續性的內在統一。

二、「放手與美軍合作」

    如果說,在美國1941年12月加入對日作戰前,中共與美國的交往主要還局限於同斯諾、史沫特萊等少數幾個美國記者的民間接觸,那麼,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已經進一步認識到與英美進行正面合作的重要性,因此在繼續加強與新聞記者接觸的同時,中共開始積極謀求與美國政府和官方人士的直接接觸,並多方構築這種渠道。此時,毛澤東不僅致力於利用英美力量打壓國民黨蔣介石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而且親自掌控中共與美國的外交聯繫,並逐漸把謀求與美方的軍事、情報合作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中共就提出與英美建立外交聯絡的戰略設想。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情報組織及其目前主要工作方向的指示》指出,應在各種場合「與英美人士作誠懇坦白的通力合作」,並儘可能地與各抗日友軍及英美等抗日友邦的軍事行動協同一致,及時取得他們在各方面的贊助。各解放區也應該採取實際行動,「放手大膽」地與英美人士進行情報和軍事等方面的合作。

    正是在中共中央這一新的對外方針指導下,中共駐重慶代表通過各種途徑,利用各種方式,頻繁接觸美國駐華軍政、外交人員和新聞記者,試圖通過他們來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1942年5月間,周恩來在會見隨美國軍事代表團來渝的斯諾時,第一次明確表示希望美軍派正式代表團訪問延安。他還委託斯諾向居里轉交有關中共軍隊對日作戰的材料,並建議將美國援華物資的一部分提供給中共軍隊。此後,他在與美國駐華外交官謝偉思、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戴維斯等的接觸中,又一再表示歡迎美國政府派代表團訪問延安和敵後抗日根據地,收集情報並常駐那裡進行工作。

    毛澤東對與英美官方人士的接觸十分重視,並親自過問與美國駐華使館情報處交換情報等重要問題。1943年8月24日,他在給董必武的電報中明確指出:「現美使館情報處所願交換之情報,如亦屬敵偽情況及彼此抗敵戰況和宣傳品可交換,在政情方面我可供給邊區游擊區之民主建設和生產,彼方應告我以援華實況。」他還特別提議由《新華日報》記者龔澎和喬冠華等人來承擔這一重要工作。10月17日,針對英國勛爵、東南亞盟軍最高指揮官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詢問軍事情報一事,毛澤東又電告董必武:「對蒙巴頓所詢各項,除你處已有材料可告他外,軍隊五十萬數目及活動地區與我黨外交政策及對教會態度均可告他。」

    中共加強與英美駐華軍政、外交人員密切接觸的實際行動,在美國駐華人員中產生了強烈反響。他們出於加速反法西斯戰爭進程和維護美國利益的需要,也深切感到有必要進一步了解中共在政權和軍隊方面的實際情況,紛紛向美國政府提出應該加強與中共聯繫的建議,並向國民黨政府提出與中共聯絡的申請。其中,駐華使館官員謝偉思在1943年1月,戴維斯在1943年6月、1944年1月多次建言美國政府,派一個觀察組去延安和華北、西北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考察,並在延安設立美國的官方機構。

    美國外交官的建議得到了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官員的贊同。美國駐華大使高斯(Clarence E. Gause)認為值得作這種努力,並指出派遣的使團應當主要是軍事方面的。羅斯福總統輾轉看到戴維斯提出「應當由總統直接向蔣介石提出要求」的報告后,爽快地同意這位外交官的建議,於2月通過史迪威向蔣介石正式提出,應允許美軍立刻向西北派遣代表團的要求。

蘇聯的態度令美國方面深切地感受到,國共危機有可能導致中蘇關係和美蘇關係的惡化,進而影響美蔣在中國以及在遠東的共同利益。出於對中蘇關係、美蘇關係的擔憂和出於對日作戰的考慮,美國決心採取一定的行動,來阻止國共關係的不斷惡化。

    8月19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亨貝克(Stanley K. Hornbeck)在與宋子文會談時說:有人認為美國和英國正慫恿中國政府對共產黨採取行動,事情並非如此;美國對於國共關係的態度與皖南事變后一樣,「一直公開希望中國像其他地區一樣,應避免內部衝突」。宋子文則保證說:國民政府現時無意用武力解決與中共的爭端。

    正是由於中共的及時揭露與堅決抵制,使得各主要盟國對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予以強烈反對,蔣介石被迫收斂其反共軍事行動,一方面向中共方面表示無意對邊區發動軍事進攻,並逐漸撤走進犯邊區的軍隊;另一方面要求國民黨各黨部特別注意,反共暫時不以國民黨出面。9月13日,國民黨召開五屆十一中全會,蔣介石在會上宣布,中共問題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問題」,「應該以政治方法來解決」。

    國民黨政府所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及中共與蘇聯圍繞這一系列事件所持的態度,促使美國方面強硬要求國民黨政府接受這樣的觀點:中國的內戰應當避免,國內鬥爭應通過和平的政治手段加以解決;而達到這一目的的途徑是,通過中國所有黨派都參加的某種政治聯合來解決。為此,11月,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上又同蔣介石親自商談國共合作問題。他要求蔣介石設法同中共合作,並且「必須在戰爭進行時期,就同延安的共產黨人組織聯合政府」。

    中國共產黨打好「美國牌」,利用國際有利因素制止國民黨新的反共高潮,是抗戰時期外交工作的一個成功範例。1942年9月15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一份電報中總結抗戰以來國共衝突的歷史,認為國共關係總是隨著國際關係的發展變化而轉移的,其中「第一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蘇芬戰爭及英美反蘇時期,第二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繼續存在、英美蘇關係仍未好轉而軸心則成立三國同盟時期」。而自蘇德戰爭爆發以來,「英、美、蘇好轉,直至今天,國共間即沒有大的衝突。這個期間,又分兩段,在英、美、蘇未訂具體同盟條約及滇緬路未斷以前,蔣的親蘇、和共決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後,他才下這個決心」。最後,他樂觀地指出:「我們估計這個好轉的總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務是促成談判,促成具體解決問題,故應避免一切枝節,極力表示好意。」幾近一年後的1943年8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大會上,進一步總結了利用英美力量制止蔣介石進攻邊區的對外統戰工作,指出:「我們這次反對胡宗南,英美是幫助我們的。英美正要打日本,如果中國打內戰,他就不利,他不願意我們內戰,統一戰線有這些工作。」

    可以說,自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形成以來,毛澤東在領導制止國民黨反共高潮的鬥爭過程中,已經充分注意到美英等國為了集中力量反對日本,並不贊成國民黨反對、進攻中國共產黨,希望國共分歧通過政治途徑得到解決。不僅如此,他還特別注意到,美國當時已經成為影響國民黨政策的最為主要的國家,中國任何政治力量要在當前這個歷史大舞台上展開角逐,都必須考慮美國對華政策的走向。對這種特殊的國際關係的正確把握,使毛澤東深刻認識到此種國際有利因素可以用來約束國民黨的反共鬥爭。因此,從1942年中期起,他就特別注意打好「美國牌」,逐步加強與英美等國的聯繫與溝通,並在親自領導這一工作的過程中,逐步加深了對美國的認識,豐富了他在這一時期的美國觀。

正是基於對國際和國內政治形勢的這種新的估計,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採取公開的和緩政策,重新提出與國民黨合作建國的主張。6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紀念「七七」抗戰五周年的決定》,明確提出了「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建國,加強國共合作,加強全民族的團結」的口號。

    就在中共領導人積極改善國共關係時,國民黨方面也在盤算英美蘇對華態度新動向對解決中國內部問題將會產生何種影響。蔣介石樂觀地估計,集中力量解決中國內部政治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他在1943年3月拋出了《中國之命運》一書,暗示兩年內一定要解決共產黨及其軍隊,提出了一整套旨在維護國民黨一黨統治的建國方案。此後不久,國民黨又借共產國際解散之機,鼓噪中共也應該解散,掀起了攻擊中共的宣傳浪潮。與此相對應,封鎖陝甘寧邊區的胡宗南部隊頻繁調動,西北地區國共對峙的形勢堪稱劍拔弩張。

    國民黨方面製造的國共危機,使毛澤東深受刺激。他一方面緊急動員全黨全軍,準備反擊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要求宣傳部門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尖銳的不怕刺激的批評」,在人民中、在黨和軍隊內部人員中,掃除國民黨及蔣介石的影響;另一方面,吸取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經驗,加緊對美蘇的外交活動。毛澤東認識到,美蘇都不贊成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緊張之際發生內戰,因此加強與美蘇特別是美方的聯絡,打好「美國牌」,將會極大地有助於在此次國共危機中制止國民黨的反共行動。

    1943年7月4日,毛澤東在給董必武的信中,指示中共駐重慶辦事處,立即向外傳播國民黨軍隊準備進攻延安的消息,「特別通知英美有關人員」,「發動制止內戰運動」;6日,針對國民黨當局禁止《新華日報》發表紀念中共成立22周年七一社論並派人來報館監視一事,他又指示董必武,應立即將有關情況向外傳播,「尤應即發英美使館」;9日,為對付蔣介石進攻邊區的軍事部署,他指示彭德懷除做好軍事準備外,還要進行政治動員,展開宣傳鬥爭,將有關情況傳播到西安、重慶等地及英美蘇各國,「動員國內外輿論打擊蔣之反革命企圖」。根據毛澤東的這些指示,中共展開了積極有效的對外宣傳和聯絡工作。美國駐華使館和駐華美軍司令部了解到這些情況后,立即給美國政府作了彙報。

    中共的外交努力,很快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7月7日,美國記者就蔣介石派部隊包圍八路軍和不允許《新華日報》發表七一社論等情況,當面質詢國民黨宣傳部次長張道藩,使他無言以對;7月12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起草了題為《中國政治黑暗,抗戰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滿意》的新聞稿,聲稱:英美人士對中國政治黑暗,和蔣介石將美英援助不用在前線打日本而用在補充後方,大不滿意。由此,國民黨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熊式輝以及宋美齡等人在美國屢屢遭受質詢。13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總結了近期的外交工作,指出:「我宣傳閃擊已收效,不但七日外國記者紛紛質疑張道藩,而且引起英美蘇各大使開會」,警告蔣介石「不得發動內戰,否則停止援助」。他還樂觀地估計:「內戰危機似可克服」,「保持國共一年和平,我黨即可取得極有利地位」。

    毛澤東此時表現出來的樂觀態度,是完全有理由的。因為不僅各國輿論界對國民黨的反共行動表示不滿,美蘇等國政府也以不同的方式對國共危機表示嚴重關注。首先是蘇聯作出了異乎尋常的反應。1943年7月14日,蘇聯駐華參贊拜會美國駐華使館代辦艾切森(George Atcheson),就國共危機交換看法。他指出:中國政府也明白,在這個時候進攻共產黨並不適宜,因為這對國際關係有影響。8月5日,蘇聯駐蘭州代表與謝偉思談話中指出,國民黨正企圖以武力消滅共產黨,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11日,蘇聯駐華武官就這一問題向美國使館官員探詢:如果國共交火,美國持何種態度,是否將繼續向中國提供援助。隨後,蘇聯政府在報刊上第一次公開表示支持中共的事業,並積極宣傳中共在為中國的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

第二節  在抗日、民主與團結的旗幟下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美兩國結成戰時同盟,雙方在抗日問題上找到了合作的利益支撐點。此後,在共同抗日和爭取民主與和平的旗幟下,毛澤東對美國的認識,中共的對美策略,有了前所未有的大調整:在外交上,積極加強與美國的聯繫,熱烈歡迎中外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對美國人民、美國政府和羅斯福總統給予了許多熱情洋溢的稱讚;在軍事上,對美國採取積極配合的政策,努力爭取美國的實質性援助;在政治上,積極打「美國牌」,藉此促進中國的民主改革,制止國民黨的反共分裂活動。除此之外,對於戰後的中美關係,毛澤東也做出了許多大膽、樂觀和積極的設想。然而,抗戰勝利前後,圍繞著民主與和平的主題,國共雙方展開了明爭暗鬥。隨著國共鬥爭的日趨複雜化和美國調處過程中「扶蔣反共」策略的逐步明朗化,中共與美國的關係一波三折,最終不可避免地分道揚鑣。毛澤東的美國觀,也從此發生了新的轉變。

    一、打好「美國牌」,制止國民黨新的反共高潮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時間),日軍對珍珠港的美國海軍基地發動突然襲擊,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等20餘個國家從此正式參加到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行列中。11日,德意日三國簽訂《聯合作戰協定》,世界兩大陣線已經壁壘分明。次年1月1日,美英蘇中等26個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舉行會議,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保證運用其軍事與經濟之全部資源」,以對抗法西斯。26國簽訂的聯合宣言,標誌著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

    1942年初,當中國的對日作戰成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之後,美國很快宣布給中國國民政府貸款5億美元,並派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擔任美軍駐中國戰區司令兼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於3月來華后,在他的政治顧問戴維斯(John Davis)、謝偉思(John S. Service)等人的協助下,比較客觀地看待中共在抗戰中的作用,雙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與互信關係。這為中共進一步發展與美國的關係開闢了更為廣闊的迴旋餘地,毛澤東的美國觀也因此得到了更加充分的發展空間。

    早在日軍偷襲珍珠港的當天,毛澤東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時局。12月9日,根據會議討論的情況,中共中央發表宣言指出,現在「全世界一切國家一切民族劃分為舉行侵略戰爭的法西斯陣線與舉行解放戰爭的反法西斯陣線,已經最後地明朗化了」,中國應與英美和其他抗日諸友邦「締結軍事同盟,實行配合作戰,同時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

    同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布關於建立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的指示,提出這個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應當包括反對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黨派及一切階層的人民……應當是上層的,同時又是下層的,是政府的,同時又是民眾的」,其中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對英美的統一戰線「特別有重大的意義」。為了達到戰勝日寇的目的,中共應該在各種場合與英美人士作誠懇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的抗戰力量。

    可以說,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最終形成,使中共對國際形勢的估計頗為樂觀,尤其是對美國加入反法西斯陣線頗感振奮。當時黨內普遍認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將侵略營壘與反侵略營壘的對陣最後地加以分明了。日本與中國戰爭已四年有餘,現在又與英、美等二十餘國為敵,而德意侵略國經過六個月的對蘇作戰,其銳氣已非昔比,蘇聯已經開始進入反攻階段。目前乃是中國與英、美、荷協同作戰積極準備反攻的良好時機。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42年的國內形勢並不像國際形勢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樂觀。國民黨軍隊從3月份起,對中共再度發動政治和軍事摩擦。據周恩來的統計,僅1個多月,類似的事件便發生了100多起。由此,他認為:目前形勢,日蘇戰爭如果爆發,第三次反共高潮不可避免,且必然走上高峰。

    在4月1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關於目前時局問題的發言。他估計:蔣介石目前的政策是外松內緊,正在積極準備太平洋戰爭后的行動,對我組織政治攻勢與軍事攻勢,我們準備對付蔣的進攻。今後兩年將是最困難的時期。為此,中共中央很快就秘密下達了應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通知,並部署好軍隊以防萬一。

    然而這一策略準備隨著國際形勢的進一步發展,很快便做出了調整。1942年5月26日,英國進一步與蘇聯簽訂了為期20年的《蘇英同盟合作互助條約》,條約規定:雙方承擔義務在戰後共同行動與合作,相互給予經濟援助,並共同維護歐洲的安全與經濟繁榮。6月11日,蘇聯駐美國大使李維諾夫與美國國務卿赫爾簽署了《關於在反侵略戰爭中相互援助所使用原則的規定》,強調美國將繼續向蘇聯提供物資、設備和情報,蘇聯亦應向美國提供同樣的援助。

    英美蘇三國關係的這種變化,極大地影響了毛澤東對於整個國內外局勢的認識和判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專門提到,美國對蘇聯的態度變了,正在積極援助蘇聯。6月26日,他致電周恩來指出:「目前四個月國際國內都是關鍵。」「國際局面變化,勢必影響中國,國共好轉與民主共和國前途還是有的,我們好好做下去,爭取此局面。」

    7月9日,毛澤東進一步指出:「蘇英美團結得很好,影響到國共關係亦不會很壞。」「戰後一時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統一戰線的民主共和國局面,中國更必須經過民主共和國才能進入社會主義。在此國際總局勢下,國民黨在戰後仍有與我合作的可能。雖然亦有內戰的另一種可能,但我們應爭取前一種可能變為現實。」31日,他在另一份電報中指出:目前英美不願中國內戰,美國表示援華軍火不得用於反共,這是國民黨近日態度好轉的一個原因。此種好轉還會發展,但國共關係是中國內政問題,英美蘇均不會公開出面調解,只會暗中勸告及在公開輿論上表示希望中國團結。這些將來還會有的,我亦正在爭取。

7月7日,中共中央發布《抗戰四周年紀念宣言》,聲明中國共產黨「擁護國際反法西斯陣線,促進中、蘇、英、美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國家民族一致聯合,反對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擁護國民政府對德、意絕交的正確行動,並準備採取新的步驟」。這一宣言表明,中共已經徹底改變了此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性質的評價,認為目前世界已經處於「法西斯陣線與反法西斯陣線的偉大鬥爭時代」,唯有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方能制凶焰於已燃,挽狂瀾於既倒」。至此,中共中央致力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統一路線的立場更加堅定。

    自逐步加強「與英美的聯絡工作」以後,中共制止國民黨反共高潮和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工作很快取得了顯著的成效。7月24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指出,「自我們聯絡英美在華人員與英美派,集中揭露親日派陰謀后」,國民黨發動的反共宣傳「業已失敗」。 8月2日,根據對國際形勢的觀察,中共充分認識到太平洋戰爭已經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利益與安全,美日之間已勢同水火,美國雖然沒有參戰,但是在西方國家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的鬥爭中,已經「取代英國而居於領導地位了」。

    8月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丘吉爾發表共同宣言《大西洋憲章》,表示了要制止法西斯主義在全世界蔓延的決心。1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大西洋憲章》進行了分析,指出:羅、宣言證明美國決心參加反侵略戰爭,對英、美、蘇、中等都是有利的。次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最近國際事件的聲明》指出:共同宣言「特別表明了美國對於參加反法西斯侵略的神聖戰爭,已經下了決心。而美國的這種決心,即是表明了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偉大戰鬥陣線已經在政治上完成」。10月30日,毛澤東冒雨參加了在延安召開的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滿懷信心地指出:「現在我們有三條統一戰線,一條是中國的抗日統一民族戰線,一條是東方的ABCD陣線(指美、英、中、荷四國在遠東建立的對日包圍網--引者注),一條是英、美、蘇的聯合行動,有這三條統一戰線,法西斯一定會打倒的。」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從抗戰爆發前後就孜孜以求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經過多少艱難曲折,出現無數峰迴路轉,時至此日,終於在各民主和反戰國家之間達成了思想認識上的統一,形成了共同的政治基礎。此後,美國在毛澤東的筆下又被稱為中國人民的「友邦」。

    從抗戰爆發前後著眼於國際反法西斯統一陣線的建立,強調只要加入反法西斯聯盟,「都是受我們歡迎的友邦」,到呼籲中美兩國「進一步聯合對敵」,把美國視為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國家」,毛澤東的美國觀較之土地革命戰爭以前,有了極大地豐富和拓展,實際上放棄了過去「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鬥爭策略,採取了「有聯合有鬥爭」的區分態度。歐戰爆發前後,由於美國一直對中國問題採取「孤立主義」的觀望和「中立」態度,為了防範「慕尼黑陰謀」在遠東重演,毛澤東曾經一度對是否應該與英美等國結盟表示過疑問,認為美國「已經在步英國的後塵」;由於對戰爭的性質一度做出了是「帝國主義戰爭」的誤判,他不再把美國視為「友邦」,甚至改變了抗戰以來的一個基本觀點,認為「過去關於法西斯國家和民主國家的劃分,現在已經失去了根據」,對美國的評價也降到了華盛頓會議之後的又一個最低點。此後,隨著法國投降、英國失敗,美國迅速調整了對華、對日政策,明顯加大了援華、制日的力度,毛澤東的美國觀也開始發生新的變化,反覆強調「應與英美作外交聯絡」。在他的具體指導下,中共的外交方針又迅速調整到重新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上來,中美兩國終於結成了戰時同盟,成為相互支持的「友邦」。

    總結這一時期毛澤東美國觀的發展變化,不難看出,自遵義會議開始確立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以來,毛澤東對美國的認識逐步為全黨所接受,成為中共制定對美政策的基本指導思想,並由此表現出策略化的特徵。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他的美國觀和中共的對美策略經歷了一個從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發展歷程。這種思想觀念、主觀認識和鬥爭策略的反覆變化,除了受到蘇聯和共產國際政策的影響以及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一時難以完全把握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深受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不確定性和搖擺性的影響。可以說,毛澤東這一時期的美國觀,乃是隨著美國對華政策的不斷調整而相應的發展變化的,而正是這種發展變化,使它表現出更加務實的特徵。

不僅如此,毛澤東此時還注意到,隨著美國對於中國事務介入的加深,它對國民黨政府的制約作用,已經越來越明顯。這使他更加清楚地看到做好對美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正是從這一點出發,他開始意識到,蔣介石加入美英集團可能對抗戰有利,因為美國看來不僅支持中國抗戰,而且也反對國民黨挑起反共摩擦。1941年2月7日,他在《新四軍事變后各方動態(情報)》上加寫了兩段話,指出「由於蔣介石做得太錯,我們的有理而強硬的態度」和「英、美、蘇的外交壓力」,「內戰已可避免,中國時局有發生有利於我們的變化的象徵」。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判斷,因此到了3月初,當得知中共負責外交工作的代表對國民黨參加英美集團一事仍表示反對時,他當即發電指出:目前我們「要把宣傳與政策加以分別,我們並不放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宣傳,對英美援華與中緬聯防則不應反對,可表示聽任態度,因此事使蔣介石難於投降與難於反共,我們必須盡量利用兩派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他樂觀地估計,今年秋冬之間,「英蘇美蘇之間可能成立互不侵犯協定(也許英蘇協定不久就可簽訂)」,因此「我們方針是要爭得蔣及國民黨主體轉變到親蘇、和共、改良的方向,而以維持他們的政權、承認我們的地位為條件」。到了5月,在給廖承志的電報中,他又提出對美國援華委員會委員魯斯「一類美國人可與之多聯絡」,「我黨對內要求,只有一個民主。對外交是主張與美、英聯繫的」。

    至此,毛澤東在處理國際關係問題上,更加靈活地把握了「利用矛盾」這一鬥爭策略。儘管此後幾個月里,由於日蘇中立條約的簽訂,美日秘密談判的消息不脛而走,使他一度估計美英另有企圖。但無論怎樣,利用國際矛盾的鬥爭策略,始終沒有動搖。

    這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突然爆發。因自顧不暇,蘇聯不得不逐漸從中國抗戰主要支持者的位置上退出來。毛澤東綜觀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果斷地認為,時局又出現了新的動向。由於美國表示願意站在被侵略者一方,因而與美國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路線,已具有了現實的可能。6月23日,他提出中共在全國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26日,他又進一步提出:「英、美、華都站在蘇聯方面,現在是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大陣線的對抗,其前途對蘇對華有利。中國時局可能好轉,我們的方針是爭取好轉打擊日寇。」

    7月5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向他介紹了起草《抗戰四周年紀念宣言》的有關情況,指出其「宗旨主要是拉英、美、蔣,反德、日、意」。6日,他再次致電周恩來,強調「對美主要是拉,批評可減少」,並提出:「不管是否帝國主義國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壞的,以此來分界限,不會錯的。」

    以是否反對法西斯侵略作為制定對外政策的唯一標準,必然導致中共對英美政策的進一步變化。此後,中共在公開言論中,對英美等民主國家又開始以「友邦」相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