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與官場經濟

文章提交者：weiidalin 加帖在 會員閱讀 【凱迪網路】 http://www.

科學發展與官場經濟

韋大林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在鄧小平的強力推動下，我國掙脫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羈絆，走上了市場化改革的道路。但是，由於政治改革未能同步進行，傳統的全能政府使市場導向扭曲為權力導向，市場經濟在一定程度上變形為官場經濟。
官場經濟不是中國經濟的全部現象，而是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對中國經濟具有深刻影響的一種局部現象。官場經濟既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也不是完全的權力經濟（命令經濟、計劃經濟），而是政府利用其壟斷和控制一切重要資源的優勢，直接參与市場活動，成為市場的中心和主體，並使市場最終按照權力意志和官場規則運行的經濟。官場經濟包括政府直接管理的國有經濟和政府權力可以微觀操控的非國有經濟。
官場經濟對於集中力量推進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種種經濟、社會和生態問題。
科學發展與官場經濟的區別在於：前者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後者則是片面強調經濟發展，而忽視了經濟與社會、城鄉、區域、人與自然、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之間的統籌發展；在經濟發展中又片面強調速度和數量，而忽視了質量與效益、資源節約與環境保護，忽視了投資、出口、消費之間和第一、第二、第三產業之間的比例關係。更為根本的區別是，科學發展是以人為本，而官場經濟則是GDP至上，忽視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我們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目的，同時也就忽視了與人的基本權利相聯繫的民主憲政建設、財富公平分配以及公共服務、社會福利和保障的均等化供應。
科學發展是一種以市場的平等競爭和利益博弈為基礎，實現效率與公平有機統一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平等競爭產生效率，利益博弈（享有同等話語權的不同利益階層和集團，如勞工與資本、公民與政府在法制秩序內的訴求、談判、妥協、問責和制衡）實現公平，兩者互生互補，相得益彰。官場經濟壟斷經營、獨霸話語，既排斥平等競爭，也拒絕利益博弈，不僅使效率缺失、公平不彰，更造成官商勾結、貪腐公行、貧富懸殊、經濟失衡、生態惡化、世風日下，人皆淪為權力和金錢的奴隸。官場經濟從根本上破壞了科學發展的基礎。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年均增長9.8 %以上，至2007年達到24.6萬億元人民幣，居世界第四。人民生活水平也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民主法制建設和人權狀況也有很大進步。我們每個人都能親身感受到中國發生的巨大歷史性變化。同時，我們也不能迴避發展代價過於沉重和發展成果分配明顯不公的嚴重問題。
我國的人均資源相對貧乏，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淡水不足其1/3，人均林地不足其1/4，人均礦產資源不足其1/2。但是，粗放式的官場經濟已使我國水土流失占國土面積的37%，荒漠化占其28%；每年向江河湖泊排放的工業廢水總量達500億噸，我國大中城市的地表水已全部被污染，全國約1/4的人得不到清潔的飲用水，每年全國有40萬人死於廢氣引發的疾病，全球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有16個在中國，中國在成為「世界工廠」的同時也正在成為世界的垃圾場；我國的森林被大量砍伐，僅生產出口日本的一次性筷子，每年就要砍掉200多萬棵樹；由於生產效率低，2005年我國的GDP只佔世界GDP總量的5%，而消耗的煤炭卻佔世界總量的36.9%，鋼材佔27%，水泥佔50%，我國生產同樣價值的產品，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倍，是美國的3.2倍、日本的8.7倍。據國家環保局測算，我國每年的環境損失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幾乎與經濟增長率相當。
如此自毀家園、禍延子孫的自殺性發展，且不說是否合算，其成果的分配不公更讓人難以接受。
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僅超過了國際上0.4的警戒線，也超過了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水平。
《亞太財富報告》顯示，在2007年底，中國共有平均資產達到510萬美元的富豪41.5萬人，其中資產超過3000萬美元的超級富豪有6000多人。而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同時存在每天平均消費不足1美元（聯合國標準，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貧困人口1.35億。
由於權力不受監督和制約，佔全國總資產76%的國有資產名為「全民所有」實為少數官僚權貴所有。在權力的保護下，官有經濟的壟斷經營、制度性權力尋租和非理性擴張，是導致中國貧富兩極分化和自殺式發展的根源。
官場經濟片面強調GDP的增長，是與統治集團的政治經濟利益相關聯的。
首先，GDP代表一個國家一年創造出的財富總量，GDP的持續快速增長可以提高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增進國家的執政合法性，鞏固國家的執政地位；其次，在中國的資產總量中，國有資產佔3/4強，民間資產佔1/4弱，GDP增長的收益按資產比例分配，絕大部分被政府拿走了，同時，政府的財政收入還以遠高於GDP增長的速度大幅增加，GDP的增長既充實了政府的經濟實力，也增強了政府的行政力量；第三，GDP是考核官員「政績」最重要的一條標準，GDP的增長使官員既可陞官又可發財，GDP及財政收入的增長還能使官員們不斷提高工資待遇，使少數權貴更有條件謀取特權利益（各種工資之外的特供、保健療養、高檔娛樂、豪華別墅、灰色收入、包養情婦、接收賄賂等等）。
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指出：從1995到2007年，中國的GDP年均增長10.4%，而國家財政收入年均增長高達16%，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民純收入年均增長分別只有8%、6.2%。2007年的國家財政收入（5.13萬億元人民幣）等於3.7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12.3億農民一年的純收入。另外，國家除了有近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每年還有約10萬億人民幣的資產性收入。
巨額的國家財政和國有資產收入是如何分配的呢？我國政府的行政成本占財政收入的比例約為30%，名列世界第一。官員們每年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費出國旅遊的花費超過一萬億元人民幣，官員們有時一頓飯就可以吃掉一個農民幾年的純收入。而國家用於13億人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福利等民生方面的開支，2007年為7300億元人民幣，僅占財政收入的14.2%，其中醫療衛生方面的支出，大部分被領導幹部享用，醫療、教育、住房已成為壓在老百姓頭上新的「三座大山」。於是我們看到，即使在一些貧困縣，官員們也開著寶馬車，住著小別墅，每天酒宴不斷。我們還看到，一邊是一座座「豆腐渣」教學樓在地震中轟然倒塌，成千上萬名孩子死於非命，另一邊卻高聳起耗資12億元人民幣的超豪華成都市政府辦公樓。
著名國情專家胡鞍鋼的研究更令人震驚：我國每年制度性的腐敗金額高達1萬多億元人民幣，佔GDP總量的13%-16%，超過GDP增長額。巨量國有財富如同大搬家一樣滾滾流進了貪官們的口袋。
據美國《世界日報》報導，很多出逃的貪官和國內貪官的子女在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城市，購買數百萬美元的豪宅都是現金交易，一次付清，致使當地的房價一漲再漲。
2007年底，世界銀行發布的《世界經濟狀況報告》也指出，在1999至2006年期間，中國的經濟總量翻了一番還要多，財政收入增加了近兩倍。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全社會的工資總額佔GDP的比例卻不斷下降，社會保障也幾乎消失，更有佔13億人口10%的貧困人口實際收入下降了2.4%。
龐大的官有資本要求不斷增值，就產生出強烈的投資衝動，使中國的投資佔GDP的比重不斷攀升，2003年為40.9%，2006年已達52.4%，不僅遠高於大多數國家的20%，甚至也大大超過日本在經濟增長最快時期的34%。官有資本大多投資於冶金、石化、交通、能源、基礎設施等行業，其中很多「三高一低」（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益）的企業，不僅造成嚴重污染，而且由於產能過剩，投資收益率低，也使銀行增加大量不良資產，甚至可能帶來金融和經濟風險。
大量的貧困人口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內需不足，同時也是制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瓶頸。貧困人口主要存在於農村人口和城市失業人口中，城市就業對於中國來說既是民生之本、社會穩定之本，也是擴大內需發展經濟之本，是工業化和城市化之本，是縮小貧富差別、城鄉差別之本。以人為本首先應當以城市就業為本。
民營中小企業多為勞動密集型企業，能夠大量吸納就業人口、轉移農村勞動力。官有資本投資的都是資本密集型企業，對於提高就業率的作用很小，而官有資本大量佔用銀行資金和其他各種自然資源，卻擠壓了民間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阻斷了城市失業人口和農村人口的就業通道。官有資本和官場經濟實際上已成為內需不足、投資與消費失衡，貧富差距、城鄉差距擴大，工業化和城市化受阻的重要原因。
GDP如同官員們的一場盛宴，人人都想從中分得一份美味佳肴。正是GDP背後隱藏的巨大政治經濟利益，推動各級政府和官員們對GDP的追求如醉如痴、欲罷不能，並形成了對GDP的「路徑依賴」。至於環境污染、資源枯竭、民眾貧困，當然也就顧不了那麼多了。
資本是私品，權力是公器，兩者的界線不容混淆。資本的本性是追逐自身的利潤和效益，要求不斷增值和擴張，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權力的職責是維護全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保護公民平等的自由和權利，實現全社會的和諧、穩定、安全、秩序和公共福利的最大化。
資本追求利潤使它自然地傾向於減少支出和壟斷經營。市場的平等競爭推動資本加強管理、改進技術，提高產品質量和市場信譽；利益博弈和政府監管迫使資本增加工人工資福利，提高安全生產標準，減少或禁絕污染排放，承擔社會責任。在沒有市場競爭、利益博弈和政府監管的外部壓力時，資本就會形成壟斷，同時資本為了降低成本，就會不顧社會利益和工人利益，拒絕革新技術、減少污染；拒絕提高安全生產標準、增加工人工資福利；拒絕提高產品質量，承擔社會責任。為追求GDP增長即時效應而實行的資源低價、環境免費和勞動力廉價的經濟政策，更促使資本去選擇低端的粗放式經營方式。
權力要維護公平正義，就必須切斷與任何資本的利益聯繫，建立和維護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並接受全體公民的監督和問責，受到憲法和民主制度的制約，以防範權力成為掌權者為自己或某一利益集團謀私利的工具。
權力與資本，分則兩全，合則兩傷。
然而，官場經濟恰恰就是權力與資本緊密結合，官與商相互勾結利用的產物。在官場經濟中，權力不是依法監管資本，防止資本侵害工人和社會利益，促進資本在市場競爭中走上技術創新、結構優化、集約發展，符合社會進步和公共福利的軌道，而是為資本提供保護，使資本成為欺行霸市、阻礙創新進步的壟斷資本，成為不顧工人利益和死活的黑心資本，成為污染環境、造假投毒、危害公共利益的缺德資本。同時，資本也向權力輸送利益，讓權力分享壟斷資本的超額利潤，使權力從社會利益的代表者、公平正義的維護者淪為壟斷資本的工具和打手。官場經濟的實質，就是權力與資本相結合的壟斷性官僚權貴經濟。在那些江湖污染事件背後，在那些嚴重礦難、血汗工廠、黑磚窯背後，在雲南孟連事件、婁煩滑坡、襄汾潰壩以及震驚海內外的三鹿毒奶粉事件背後，我們都可以忽隱忽現地看到官僚權貴經濟的身影。
科學發展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學習文件、轉變觀念的問題, 也就是說，科學發展的要害不在「觀」而在「制」。如果我們不能從根本上建立有效制約和監督權力的憲政民主制度，切斷權力與資本的一切利益聯繫，使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媒體獨立、司法獨立；如果我們不能恢復市場平等競爭、優勝劣汰的功能，恢復政府監管市場、服務社會的職能，那麼，中國就永遠只是少數權貴們的「天堂」，「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就只能是「水中之月」、「鏡中之花」，「發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也將與我們漸行漸遠。

（本文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工作人員）
2008.10.12

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