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與章仲鍔的行為寫作（上）

■劉心武
   
    一位幫我整理書櫥的「80后」小夥子，從一本舊書里抖落出一樣東西，他揀起向我報告：「有封信！」我問他：「誰寫給我的？」他把信封上的落款報告我：「上海……李寄。」我聽清了那地址，忙把信要過來：「是巴金寫來的啊！」
   
    我抽出信紙。巴金來信用圓珠筆寫在了《收穫》雜誌的專用信箋上，現照錄如下：
   
    心武同志：
   
    謝謝您轉來馬漢茂文章的剪報。馬先生前兩天也有信來，我寫字吃力，過些天給他寫信。我的舊作的德譯本已見到。您要是為我找到一兩本，我當然高興，但倘使不方便，就不用麻煩了。
   
    您想必正為作協代表大會忙著。這次會開得很好。我因為身體不好，不能參加，感到遺憾。
   
    祝好！
   
    巴金
   
    一月三日
   
    說實在的，我已經不記得那是哪年的事了，仔細辨認了信封前後兩面的郵戳，確定巴金寫信是在1985年的1月3日。
   
    我在「80后」前持信回憶往事，他望著我說：「好啦！你又有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活材料啦！」我聽出了他話音里調侃的味道。跟「80后」的後生相處，我不時會跟他們「不嚴肅」的想法碰撞，比如巴金的《隨想錄》，他一邊幫我往書架上歸位，一邊哼唱似地說：「這也是文學？」我不得不打破「不跟小孩子一般見識」的自定戒律，跟他討論：「文學多種多樣，這是其中一種啊！」最惹我氣的是他那一副「不跟老頭子一般見識」的神氣，竟歡聲笑語地說：「是呀是呀，這是一部大書！好大一部書啊！」巴金的《隨想錄》，確有論家用「一部大書」之類的話語讚揚，所以他才說這話。
   
    在和「80后」茶話的時候，我跟他坦陳了自己的看法。巴金無疑是寫過無可爭議是正宗文學大書的，不僅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及其他長篇小說，還有無論從人性探索到文本情調都堪稱精品的《寒夜》《憩園》等中篇小說，當然，他後半生幾乎不再從事小說創作，他的最後一本短篇小說集《李大海》，其中就有《團圓》——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那不是一篇傑作，更不能稱為他的代表作，但根據這篇小說改編的電影《英雄兒女》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拍成放映后，影響極大，不過看過電影去找小說看的人，恐怕很少，電影里那首膾炙人口的插曲《英雄戰歌》，小說里是沒有的，詞作者是公木。
   
    巴金後半生沒怎麼寫小說，散文隨筆寫了一些，我記得少年時代讀過巴金寫的《別了，法斯特》——法斯特是一個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頗活躍的美國左翼作家，寫過一些抨擊資本主義的小說，但在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泄露出來以後，感到幻滅，遂公開宣布退出美國共產黨——法斯特當然可以評議，但巴金那時寫此文是奉命，是一種藉助於他名氣的「我方」「表態」。這類的「表態」文章他和那個時代的另一些名家寫得不少。那當然不能算得文學。可是，粉碎「四人幫」以後，巴金陸陸續續寫下的《隨想錄》，卻和之前的那些「表態」文章性質完全不同，他這時完全是從自我心靈深處，說真話，表達真感情，真切地訴求，真誠地祈盼，這樣的文字，在那一特定的歷史階段，得以激動人心，獲得共鳴，我作為一個過來人，可以為之見證。我眼前的這位「80后」，他也許覺得像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那樣的著作才算得文學，這思路並沒有什麼不妥。帕慕克並不是一位「為文學而文學」的作家，實際上這位土耳其作家的政治觀念是很強的，《我的名字叫紅》裡面就浸透著鮮明的政治理念。但無論如何帕慕克不能憑藉著一些說真話的短文來標誌他的文學成就，他總得持續地寫出藝術上精到的有分量的小說來，這才能讓人服氣。
   
    巴金後半生沒能寫出小說，這不能怪他自己。他實在太難了。「文革」十年他能活過來就不易。粉碎「四人幫」后他公布過自己的工作計劃，他還是要寫新作品的，包括想把俄羅斯古典作家赫爾岑的回憶錄翻譯完，但他受過太多的摧殘，年事日高，身體日衰，心有餘力不足。儘管如此，他仍不懈怠，堅持寫下了《隨想錄》里的那些短文。特殊情況下的特殊寫作，我們除了尊敬，別無選擇。
   
    「80后」小夥子問我：「巴金給你的信講的究竟是什麼啊？怎麼跟密電碼似的？」其實也不過二十多年，但拿著那張信紙重讀，我自己也恍若隔世。我和巴金只見過一面。從這封信看，我起碼給他寫去過一封信，這是他給我的回信。「你既然見過巴金，還通過信，前幾年他逝世的時候，怎麼沒見你有文章？」我告訴他，以前的不去算了，粉碎「四人幫」以後，跟他交往頻密的中青年作家很多，通信的大概也不少，算起來我在他的人際交往中是很邊緣、很淡薄的，對他我實在沒有多少發言權。不過既然發現了這封信，卻也勾出了我若干回憶，而與眼前的小青年對話，也激活了我的思路，忽然覺得有話要說。
   
    我跟「80后」小夥子從頭道來。而這就不能不提到另一個人——章仲鍔。「他是誰？也能跟巴金相提並論？」我說，世法平等，巴金跟章仲鍔，人格上應享有同樣尊嚴，他們可以平起平坐。確實，巴金跟章仲鍔平起平坐過。那是在1978年。那一年，我和章仲鍔都在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當編輯。當時只有《人民文學》《詩刊》兩份全國性的文學刊物，我們北京人民出版社文學編輯室的同仁以高漲的熱情，自發創辦向全國發行的大型文學刊物《十月》，一時沒有刊號，就「以書代刊」，興高采烈地組起稿來。章仲鍔長我八歲，當編輯的時間也比我長，他帶著我去上海組稿。那時候因為我已經於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學》雜誌發表了短篇小說《班主任》，在文學界和社會上獲得一定名聲，組織上就把我定為《十月》的「領導小組」成員之一，章仲鍔並不是「領導小組」成員，所以他偶爾會戲稱我「領導」。其實出差上海我是心甘情願接受他領導的，無論是社會生活經驗還是對文學界情況的熟悉，他都遠勝於我。去巴金府上拜見巴金，我多少有些靦腆，他坐到巴金面前，卻神態自若，談笑風生。巴金祝賀《十月》的創辦，答應給《十月》寫稿，同時告訴我們，他主編的《上海文學》《收穫》也即將復刊，他特別問及我的寫作狀況，為《上海文學》和《收穫》向我約稿。他望著我說，編輯工作雖然繁忙，你還是應該把你的小說寫作繼續下去。現在回思往事，就體味到他的語重心長。他自己的小說寫作怎麼會沒有繼續下去？他希望我這個趕上了好時候的後進者，抓住時代機遇，讓自己的小說寫作進入可持續發展的軌道。我說一定給《上海文學》寫一篇，巴金卻說，你也要給《收穫》寫一篇，兩個刊物都要登你的。《收穫》也要？那時記憶里的《收穫》，基本上只刊登成熟名家的作品，復刊后該有多少復出的名家需要它的篇幅啊，但巴金卻明確地跟我說，《上海文學》和《收穫》復刊第一期都要我的作品。我回北京以後果然寫出了兩個短篇小說，寄過去，《找他》刊登在了《上海文學》，《等待決定》刊登在了《收穫》。我很慚愧，因為這兩個巴金親自約去的小說，質量都不高。我又感到很幸運，如果不是巴金對我真誠鼓勵，使我的小說寫作進入持續性的軌道，我又怎麼會在摸索中寫出質量較高的那些作品呢？回望文壇，有過幾多曇花一現的寫作者，有的固然是外在因素強行中斷了其寫作生涯，有的卻是自己不能進入持續性的操練，不熟，如何生巧？生活積累和悟性靈感固然重要，而寫作尤其是寫小說，其實也是一門手藝，有前輩鼓勵你不懈地「練手」，並提供高級平台，是極大的福氣。
   
    作家寫作，一種是地道的文學寫作，如帕慕克寫《我的名字叫紅》；一種則是行為寫作，巴金當面鼓勵我這樣一個當時的新手不要畏懼鬆懈，把寫作堅持到底，並且作為影響深遠的文學刊物主編，在有特殊意義的復刊號上向我約稿，這就是一種行為寫作。巴金的行為寫作早在他的青年時代就已十分耀眼，他主編刊物，自辦出版機構，推出新人佳作，我生也晚，上世紀前半葉的事迹也只能聽老輩「說古」，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和靳以主編的《收穫》，我作為文學青年，是幾乎每期必讀的，留有若干深刻的印象。別人舉過的例子，我不重複了。只舉兩個給我個人影響很深而似乎少有人提及的例子。一個是《收穫》曾刊發管樺的中篇小說《辛俊地》，寫的是抗日戰爭時期游擊隊員辛俊地，他和成分不好的女人戀愛，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地去伏擊給鬼子做事的偽軍通訊員，將其擊斃，沒想到那人其實是八路的特工……讓我讀得目瞪口呆卻又回味悠長，原來生活和人性都如此複雜詭譎——《辛俊地》明顯受到蘇聯小說《第四十一》的影響，但管樺也確實把他熟悉的時代、地域和人物融匯在了小說里。這樣的作品，在那個不但國內階級鬥爭的弦越綳越緊，國際範圍的反修正主義也越演越烈的歷史時期，竟能刊發在《收穫》雜誌上，不能不說是巴金作為其主編的一種「泰山石敢當」的行為寫作。再一個是《收穫》刊發了兒童文學作家任大霖的系列短篇小說《童年時代的朋友》，跳出那時期政治挂帥對少年兒童只進行單一的階級教育、愛國教育、品德教育的窠臼，以人情人性貫穿全篇，使憂鬱、惆悵、傷感等情調瀰漫到字裡行間，文字唯美，格調雅緻，令當時的我耳目一新。這當然是巴金對展拓兒童文學寫作空間的一種可貴行為。
   
    其實中外古今，文化人除了文字寫作，都有行為寫作呈現。比如蔡元培，他的文字遺產遺留甚豐，我不敢說其中能有幾多現在還令人百讀不厭的，但說起他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以及躋身學術界后那兼容並包寬容大度的行為遺產，我們至今還是津津樂道、讚佩不已。哥倫比亞的馬爾克斯，《百年孤獨》固然是他傑出的文學寫作，而他一度履行的「文學罷工」，難道不是激動人心的行為寫作嗎？晚年的冰心寫出《我請求》的短文，還有巴金集腋成裘的《隨想錄》，當然是些文字，但我以為其意義確實更多地，甚至完全體現為了一種超文字的可尊敬和欽佩的文學行為。
   
    「80后」小夥子耐心地聽了我的傾訴。他表示「行為寫作」這個說法於他而言確實新鮮。他問我：「那位章仲鍔，他的行為寫作又是什麼呢？難道編刊物、編書，都算行為寫作？」我說當然不能泛泛而言，作為主編敢於拍板固然是一種好的行為，作為編輯能夠識貨並說動主編讓貨出倉，需要勇氣也需要技巧。當然前提是編輯與作者首先需要建立一種互信關係。章仲鍔已被傳媒稱為京城幾大編之一，從我個人的角度，以為他確實堪列於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名編前茅。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