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專訪文貫中：中國農民為註定失敗的實驗買單（1）

-- 2008年10月3日20:1:34(京港台時間) --多維新聞網  

多維社記者萬毅忠／「我認為10月份中央會議在農地改革問題上不會做出重大突破，且這種改革不是出於經濟學的理由，而是基於社會公正，或是基於維持政權長治久安的考慮。」文貫中在接受多維專訪時說，「中央每次在農地問題上修改幅度都很小，只是把那些很荒唐的東西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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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消息傳出，中共中央將在10月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上對「三農」問題，特別是農村土地問題做重大改革，稱之為中國「新土改」，對「重大改革」之說，研究中國農村土地問題二十年的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文貫中教授持不同看法。文教授曾在1999年於海南一次土地研討時提議建立土地私有化特區，被指責會導致千萬人頭落地。「置兩千多年的土地制度傳統於不顧，不採納絕大多數國家的經驗，中國改革三十年非要在農地制度上另闢蹊徑，難道全世界的智慧都不及中國？誰為這註定失敗的實驗買單，只有中國農民。」文教授說。()


文貫中教授說在中國三農問題得到解決之前，他不會沉默。（高伐林攝）
　　儘管中國在農地改革上沒有進展，但言論的尺度卻不斷鬆動。2005年之前，文貫中教授的文章不得在中國的刊物上發表，現在他已應邀在富有影響力的《經濟觀察報》上發表十篇系列文章專論農地問題倡導農地私有化，今年11月和12月，他還將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清華大學的邀請，參加農地制度的研討。()

世界最大的城鄉收入差()

　　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一個發生經濟奇迹的國家不僅擁有相當長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而且在所得分配上也表現合理。但伴隨中國經濟近三十年高速增長的，是其越來越大的城鄉收入差別。200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了一份報告，提及中國城鄉收入差僅比世界最落後的辛巴威稍好，但如果把城市居民隱形的特權收入如住房和子女入學等計算在內，中國實際上的城鄉收入差名列世界第一。()

　　文貫中教授說：「這一切竟是在被譽為世上最好的土地制度中發生，土地公有化使中國農民淪為世界上最悲慘的人群，比任何土地私有化國家的農民都悲慘。」()

　　「改革開放后，中國各階層人民都可以用自己掌握的生產資料來增加收入和財富，惟農民例外。過去黨要求知識分子聽從召喚，理由是他受的教育是黨給的，改革后，讀書人紛紛去到能充分實現自己人力資本價值的地方，如跨國公司、政府部門等。在政府壟斷的行業之外，民營企業家被鼓勵用自己的資本獲得更多的財富。工人也沒有受到限制，他可以自由地從上海到北京，或是從城市到農村，不受身份限制。只有農民受制於身份，農民可以來城市做短期的農民工，卻無法安居樂業。」文教授對多維分析說：「更不公正的是，農民的主要生產資料是土地，但土地必須為集體所有，農民個人不得擁有。這『集體所有』也局限在農業生產時，一旦轉為非農用途，它就不再歸屬農民，而是歸國家所有了。」()


《中國二等公民──當代農民考察報告》。（明鏡出版社提供）
　　農民名義上的集體所有，實際所有權卻缺位，因為權力掌握在當地村鎮幹部手中，這些幹部受制於地方政府權威，或是被開發商利誘，常背著農民廉價出賣土地，貪污賄賂盛行。文貫中教授說：「集體所有成為一種諷刺，大部分農民無權參與土地使用的轉化，無權參與土地升值后的分成。」()

　　文教授認為，土地問題造成了中國農民工、貧富不均、產業升級、貿易摩擦、城市化成本過高等一連串問題，中國的貪官十之七八與土地有關係。「在城市化、市場化和全球化的過程中，勞動、資本等多個要素都能比較自由地尋求自己價值的極大化，唯獨土地不被允許自由流動，特別是名義上屬於農民的土地不能自由流動。在這種不對稱的情況下，農民的收入和生活每況愈下。」()

市場經濟不允許歧視農民()

　　在對中國農地問題的研究中，文貫中教授發現較之私有化，「土地的農轉非」更易發生。「最早在臨近港澳的珠江三角洲，外來投資需要將一些農田轉化為非農用地，而由國家低價收購再轉化的做法，受到當地農民甚至是集體的強烈抵制，因為當地人受港澳影響，對土地的價值很敏感。於是當地政府網開一面，國家收購政策被靈活變通為允許集體劃出一部分土地，作為農村建設用地，用於建設工廠和住宅等，但其土地所有權仍控制在集體手中，上面的建築業也不能進入市場交易。」()


《多維月刊》2008年10月號刊登多篇獨家內幕報導。
　　繼廣東之後，全國很多鄉村要求將部分土地劃為農村建設用地，便於鄉鎮企業發展。為了防止事態擴大，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條例，嚴禁非農用地進入土地市場。另外，一些農村集體還避開政府監管主動與開發商合作，在城市周邊的耕地上建設「小產權房」，形成連片的小區，農民每家按人頭多少分配到大小不一的住宅，多餘的房子用來出租或出售，收入由全體農民分配。由於這「小產權房」沒有繳納國家的土地轉讓金，有的房價只有一般市場的四分之一。「如野火秋風一般，在中國所有城市周邊都出現了這樣的小產權房，我去看過，有高層，也有五六層的房子，很不錯。」文教授說：「中央得知小產權房蔓延之後，三令五申要嚴肅處理，有的省市緊跟中央，甚至用爆炸的方法拆除了一些小產權房。」()

　　「小產權房」的出現和被禁，引出了一個法律問題，那就是國家將土地所有權給予農村集體，農村集體為什麼不能處置自己的財富呢？城市中，工人可以隨意轉賣自己的二手房，知識分子和資本家都可以自由處置自己的財富，唯有農民不行。「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和生產資料，但卻不能自由處置，這就是按照身份來歧視人，身份歧視是市場經濟的大忌。」文貫中教授說，「在市場經濟中，歧視可由價格產生，但不能因身份、種族、性別和宗教信仰等產生，而人人都可以通過勞動來追求價格。這就如劇場中的觀眾區，某區規定票價在500元，你買得起就可以去坐，決不能因為你是農民而不允許你進場。根據人的身份來決定什麼可為和不可為，是封建社會的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