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合法性危機

張雪忠（上海）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人們已經開始系統地總結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中國高層領導人近期紛紛表態肯定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績，並誓言將繼續堅持改革開放。但與此同時，人們質疑改革開放政策的聲音似乎也越來越大。
　　改革不只是既定政策的改變。政策的改變至少應具備「決策程序的正當性」、「執行程序的預定性」以及「預期目標的可取性」等要素，才可能被視為具有道德正當性的改革。在以上三個要素中，決策程序的正當性（即政策改變的決定是通過正當和合理的公共選擇而產生的）是最重要的因素，其作用在於確保利益相關者都能在某種程度上參與決策。
　　在文革剛結束時，中國社會正處於崩潰的邊緣，民眾身心疲憊。對於剛剛經歷文革劫難的人們，任何撥亂反正的措施都像是久旱之後的甘露。在這種情況下，改革開放儘管只是由少數高層領導人決策啟動，但仍能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實際上，在改革開放的前期階段，大多數人都能感受到它所帶來的有利變化。
　　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利益格局的日益複雜，人們開始看清小圈子決策的巨大弊端。面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政治上處於弱勢的群體顯得不堪一擊，他們的利益總是因為他們未曾參與的決策而犧牲。當大量國有企業的職工被迫離開熟悉的工作崗位后，人們看到的不是更有效率的國企，而是國有資源向私人手中不可遏止的非法轉移。
　　相反，當妨礙效率或公平的人恰好手握權力時，人們卻束手無策。中國各級政府機構的臃腫和低效是舉世罕見的，但屢次行政改革的結果卻是更嚴重的機構膨脹和行政成本不成比例的快速攀升。
　　少數靠近權力的人壟斷著經濟增長的成果，大多數人卻必須為經濟增長付出慘重的代價。當投資者和政府官員忙著計算和分享投資利潤時，當地民眾卻必須長期面對被污染的水源和被破壞的環境，有些人甚至還要為他人的貪婪付出生命的代價。
　　在中國的財政收入和開支以高於經濟增長的速度而增長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卻越來越讓人失望。在醫療、教育和住房等領域，都曾以市場化的名義進行過多次改革，但這些改革措施對人們的不利影響，似乎恰好與人們的政治地位高低成反比。地位越高，影響越小，反之亦然。
　　以醫療為例，有限的公共資源幾乎完全按照人們的政治影響力進行分配，國家公共衛生開支的絕大部分是用於政府公務人員的醫療服務。在各大醫院，幹部病房的整潔、寬敞與普通病房的骯髒、擁擠形成了驚人的反差。
　　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改革開放」這一短語曾經具有較強的正面色彩，但這一色彩已開始消褪。因為，今天人們聽到的各種「改革」措施，只是為了使權力尋租更為便利，而不是為了革除各種顯而易見的社會弊病。
　　權力和資本都需要必要的約束。缺乏制約的權力和逐利成性的資本一旦結合在一起，所產生的力量蠻橫而不可抗拒，所造成的社會不公更是令人觸目驚心。對一般百姓來說，問題不再是能否分享改革的成果，而是能否保住安身立命的少許資源：城市居民的房屋正不斷被強制拆遷，農村居民的土地則不斷被強行侵佔。
　　權力運用的不正當和權力產生的不公平總是如影隨形。在中國，特別是在基層政府，一種間接或隱性的政治權力世襲制已經悄然形成。根據筆者對個別縣市的初步調查，在中層領導幹部（科級和副科級）中，大多數人的父親或母親是或曾經是科級以上的領導幹部。看來，人們很快就會懷念那「萬惡的」科舉制度了。
　　其實，各種各樣的社會改革可大致分為兩大類型，即政治的變革和政策的改變；前者涉及社會政治結構的調整和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後者則只是某一特定領域具體政策的調整。
　　在已經實現政治現代化（或民主化）的社會，民眾較為平等地分享政治權力，各種具體政策在制定和執行都能在一個較為穩定的政治框架中進行。在這種社會，最大的爭執很可能只是幾磅牛肉的進口問題，很少有人去質疑政治結構本身的合理性。人們更加關注具體政策的各種後果，政策一旦出現問題，糾正起來也較為容易。
　　在政治權力仍被少數人壟斷的社會，政治的變革具有更強的迫切性。因為，在政治結構本身受到質疑的情況下，各項具體政策也難以得到普遍的討論和充分的評估。一項政策除非較為平衡地惠及大多數人（這在權力壟斷的情況下很難做到），否則總是會受到多數人的反對。
　　十年文革曾給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帶來了巨大的合法性危機，鄧小平果敢地通過改革開放政策化解了這一危機。但伴隨三十年改革開放而來的嚴重貧富差距和各種社會不公，使改革開放本身也開始面臨合法性危機。
　　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進行必要的政治變革，以便各項政策都能夠通過制度性的公共選擇獲得必要的正當性。在當前的中國，僅僅是打著改革的旗號，已不可能使一項政策得到人們的普遍擁護。畢竟，一個人不可能總是一邊光著身子，一邊又指望人們讚美他的「服飾」。
　　
　　作者任教於中國華東政法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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