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1952年新中國初征奧運

1952年2月13日清晨，挪威首都奧斯陸迎來兩位風塵僕僕的中國人。
走在前面的人叫盛之白，年歲稍長，時任新中國駐瑞典使館的二等秘書，負責文化方面的事務。跟在他後面的年輕人是使館里的翻譯謝啟美。兩人頭天晚上10點鐘才從斯德哥爾摩出發，連夜趕到奧斯陸，是為了完成一項前所未有的外交任務。


　　事情還得從11天前、發生在蘇聯駐華使館里的一場會面談起……


　　蘇聯駐中國大使羅申是那次會談的發起人。客人馮文彬，時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后改稱共青團)的團中央書記。羅馮會談的內容並不複雜，羅申告訴馮文彬:台灣已經報名，要參加7月份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辦的第15屆夏季奧運會，他想知道中國方面是否也願意派人參加。


　　羅大使的語氣親切和善又充滿鼓勵，彷彿不是在詢問，而是在勸導。


　　蘇聯人的心思不難揣摩，他們早已組建起一支實力雄厚的運動隊，憋足了勁兒，要在5個多月後的奧運會上與美國人一較高低。同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分子，蘇聯自然希望新中國也能參賽。


　　第15屆奧運會的消息，馮文彬並不是頭一回聽說了。1951年3月，主辦國芬蘭就曾向新中國的外交部表示，希望新中國能派選手參加。


　　但中國有自己的難處，新中國成立伊始，又正值抗美援朝期間，參加奧運會的事很難被提上日程。不過，這回可不一樣，羅大使帶來了蘇聯「老大哥」的誠摯建議。馮文彬覺得，得慎重考慮一下了。


　　從蘇聯使館回來，馮文彬便召集團中央的幾位領導包括廖承志、蔣南翔、榮高棠開會商討。當時，新中國的文藝和體育事業分工由團中央負責。1949年10月召開的全國體育總會第一屆代表大會上，馮文彬當選為主任，榮高棠是副主任兼秘書長。體總的籌備委員會也由團中央直屬，代行體總職責。


　　幾個人的意見出奇的一致:既有主辦國芬蘭的熱忱邀請，又有友好國家蘇聯的支持幫助，我們當然要參加！競技體育太容易讓人熱血沸騰，更何況還有代表新中國參賽的萬丈豪情。馮文彬很快寫了書面報告，將情況彙報給政務院總理周恩來。


　　短短一兩天後，周恩來批准了「中華全國體育總會」致國際奧委會的電報。

體總以一種改天換地的豪邁口吻知會國際奧委會: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根據中國在過去參加歷屆奧運會的關係，決定仍繼續參加國際奧委會的活動，並決定參加赫爾辛基奧運會及2月15日在奧斯陸舉行的奧林匹克年會會議，請即將該會議程及參加會議代表之人數通知本會，以便準備參加。


　　盛之白和謝啟美此行便是受外交部差遣，前往奧斯陸，意在參加國際奧委會第46屆年會。當然，他們既沒有接到會議議程，也沒有接到會議邀請，因為奧委會年會只邀請他們的委員參加，其他人根本無權參會。體總和外交部都沒搞明白這一點，盛之白和謝啟美就更不知道了。


　　此時此刻，一位遠在甘肅蘭州的六旬老人從國內的報紙上得知新中國要參加奧運會和奧委會年會的消息。老人馬上提筆寫了一封信，準備寄給北京的體總。信里把他與國際奧委會的關係講得一清二楚。但在信即將丟進郵筒的那一刻，他猶豫了，想起自己曾經有過的「歷史問題」，老人又把信塞回了衣服口袋。


　　蘇聯籍委員的建議


　　翻譯謝啟美如今依然健在，只是事隔多年，他完全記不起當年的奧斯陸之行。盛之白也已於幾年前去世。


　　幸虧，盛之白當年親筆所寫的報告被外交部檔案館完好保存下來，足以代他完成講述。


　　初到奧斯陸，盛之白和謝啟美兩眼一抹黑，就連國際奧委會年會在哪裡召開都不清楚。兩人靈機一動，首先聯繫上與新中國交好的波蘭和保加利亞駐挪威使館。在使館的幫助下，他們總算見到了蘇聯籍的國際奧委會委員安德烈亞諾夫。


　　安德烈亞諾夫態度友善，但他的話好似當頭一棒。


　　兩位匆匆忙忙的中國訪客這才知道，年會早在12日就開幕了，他們也根本沒資格參加會議，可盛之白的包里還塞著一份擬好的發言稿呢。


　　安德烈亞諾夫還告訴盛之白，芬蘭籍的奧委會委員已經把新中國參加奧運的請求在會議上提了出來。奧委會主席瑞典人西格弗里德·埃德斯特倫在討論時發言，他覺得新中國的體總確實可以代表大多數中國人，但體總在給奧委會的電報中提到「舊的全國奧委會已經瓦解，新的體育組織已經成立，現向國際奧委會申請入會」等字眼，似乎又在說體總是新成立的組織。


　　主席的結論有法可依，但對新中國卻十分不利:既然是新成立的組織，就必須向奧委會重新申請，獲得承認以前就不能參加奧運會。

從安德烈亞諾夫那裡告辭出來，盛之白和謝啟美隨即拜訪了埃德斯特倫主席。


　　又是一鼻子灰。主席果然說，一些國際單項體育總會都說你們這個組織(指體總——記者注)根本沒人知道，也從未參加過一次奧運會。盛之白只好將原本準備好的發言稿交給主席，請他轉交給大會。發言稿的題目是《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繼續參加奧林匹克組織》。


　　看來，盛之白和謝啟美對體育一竅不通著實令這位主席不滿。他不得不花了一個多鐘頭給自稱體總代表的兩位「體育盲」講了許多有關國際奧委會成員國必須了解的常識性問題。


　　14日大會討論結束。最終結果是將此事交與奧委會執委會討論，在6月1日前提交討論結果，執委會還必須在3月15日之前完成向各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的詢問，了解他們與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的關係。


　　安德烈亞諾夫或許已經預料到了會議的結果。他從一開始便向盛之白提了幾條建議:一、必須肯定現在的體總是國民黨統治時期中華體育協進會的延續；二、要承認組織各項規章制度一如過去；三、承認舊體協曾經參加過的各國際體育聯合會，繼續保持不變。


　　盛之白沒有別的辦法，只能迅速將年會的情況以及安德烈亞諾夫的建議傳達給外交部和體總。消息傳回國內，大家一片沉默，原來參加奧運會還有這麼多講究。


　　盛之白綜合了種種情況，最終提出兩點建議:目前最方便的辦法是能找到過去全國奧委會一兩個舊委員，請他們與國際奧委會聯繫；第二，儘快讓各體育協會分別與各國際體育聯合會聯繫。第一項工作必須在6月1日前完成，剩下的工作必須在3月15日前完成。(摘自《盛之白出席1952年年會的報告》——外交部解密檔案)


　　2月里的北歐名城奧斯陸寒氣襲人，盛之白絲毫感受不到正在此地舉行的第6屆冬奧會的熱情。在他看來，新中國參加第15屆奧運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切就只能靠北京方面的努力了。

提起新中國奧運史的起點，人們總會想到1984年美國洛杉磯舉辦的第23屆奧運會，想到許海峰以一枚射擊金牌實現的「零的突破」。 其實，五星紅旗與奧運的第一次「結緣」應該是在1952年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辦的第15屆奧運會上。代表團在奧運村裡升旗那天是7月29日，和今天碰巧一樣。
　未英衚衕33號


　　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


　　26歲的熊斗寅第一次站在了未英衚衕33號院的門口。


　　在老人現已模糊的記憶中，未英衚衕位於西單絨線衚衕的深處，曲曲彎彎地繞拐半天，才能找到這座小小的四合院。外面看去，這裡彷彿一處普通民宅，其實卻是體總籌委會的辦公地點。


　　熊斗寅小心翼翼地揣著團中央組織部的介紹信。這位上海震旦大學經濟系畢業的高材生原本是團中央國際聯絡部的一名工作人員，現在被調到體總籌委會工作。


　　跨進院門，經過一段甬道，可以看見一座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院子不大，也就20多平方米，局促地呆在十幾間小平房的中間。南面屋裡是新體育雜誌社和編譯組，競賽組和群體組在西邊，北屋是個會議室，中間有張乒乓球台權當會議桌。東屋還沒人用，堆放著各種雜物。剛一推門，揚起的灰塵便懸浮在半空。


　　熊斗寅正式報到后，頭一件事便是大掃除。東屋被收拾得乾乾淨淨，以後就是國際組的辦公室了。


　　小小的四合院一下子被佔得滿滿當當，不過，就是這座小院、這二十幾號人，卻管理著新中國的各項體育工作，包括與國外的體育交流活動。


　　熊斗寅到未英衚衕上班后，頭一項重大任務就是爭取參加奧運會。這位日後的奧林匹克專家當時卻對奧運會毫無概念，團中央給他的「嫁妝」——一台underwood英文打字機和一本英漢四用詞典顯然也幫不上更多的忙。熊斗寅突然想起東屋原來堆放著一個藍色大號帆布箱子，據說是舊中國的體育協進會留下的外事檔案。小夥子滿心期待地打開一看，不過是些往來信件，而且雜亂無章，毫無用處。


　　但此時，新中國參加奧運會的事情已是箭在弦上。2月中旬，體總一收到盛之白提供的情況，馬上修訂了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章程。同時，秘書長榮高棠致函籃球、田徑、游泳、足球、自行車等9個國際運動聯合會，聲明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原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已經改組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願繼續參加各國際單項運動聯合會。因為國際奧委會有規定，一個國家的奧委會必須要管轄至少5個奧運會項目的國際單項運動聯合會所屬的全國單項協會，這是取得合法席位的必要條件。

中國方面甚至動員了外交部國際司的力量，在做最大努力。


　　但在3月初，體總卻接到了國際奧委會的複電，稱體總只能作為新會員入會，而不能取代原有的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因為「中國奧委會」早已「存在」了。


　　大家這才了解到，早在1951年年初，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已經在台灣復會。代理理事長郝更生致函國際奧委會，借口「中國奧委會26位委員中，已有19位隨政府遷移到台灣」，要求將中國奧委會會址自南京遷至台灣新竹市西門街147號。國際奧委會竟也同意了這個理由。


　　團中央、外交部、體總的幾位負責人反覆商量，認為不能重新入會，必須堅持體總系舊體協改組而來，理應取得原體協在國際奧委會及各國際單項運動聯合會中的地位。這是毋庸置疑、自然而然的道理。


　　外交部國際司司長董越千根據大家的意見，專門起草了有關參加奧運會的專題報告。3月23日，周恩來轉批了報告，批示不能重新「入會」。


　　體總馬上致函奧委會表示抗議。那段日子裡，熊斗寅忙得昏天黑地。整個國際組只有他和另一位同事兩個人。他們要翻譯大量外國通訊社對奧運會一事的有關報道，還要與外交部國際司的同志們一起起草抗議的電報和信件，反覆解釋新體總與舊體協的繼承關係；反覆強調中國人對體育的熱愛和對參加奧運會的企盼；反覆聲明新中國的體總管轄著全中國的體育事業，而台灣沒這個資格。


　　但是，所有的努力收效甚微。


　　這時候，有人提起了遠居甘肅蘭州的那位老人，他現在是西北師範學院的一名教授。


　　董守義


　　這一點，熊斗寅記得很清楚。那天是他跟體總籌委會秘書晏福民趕到前門火車站接的站。他們知道，來人是舊中國體育協進會總幹事，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也算個大官，架子一定不小。


　　這個想法可是錯了。面前的長者頭髮花白，但腰桿挺直、面色紅潤，一身棕黑色中山裝，神采奕奕。他很謙虛和藹地跟兩個年輕人握手，感謝他們特地來車站接他。


　　這位老人可不是一般人，是中國奧運史上無法被忽視的一位重量級人物。老人姓董，名守義，是中國奧委會第3位國際奧委會委員。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另外兩位委員王正廷和孔祥熙，一個去了香港，一個去了美國。只有董守義一人留在了大陸。



　　有關方面其實早就想到了董守義，只是鑒於他曾在舊政權身居要職，所以遲遲無法請他出山。在3月份提交給周總理的報告中，外交部國際司司長董越千就提到過董守義的情況。周總理指示「進一步了解董守義的情況，必要時可以請他來京談一談」。

　　這一回便是周總理專門指示，由教育部出面將他調來北京。


　　熊斗寅把董守義安排在王府井關東店團中央招待所。那裡原是一座清代王府，前後有好幾個寬敞的大四合院，室內卻是現代陳設，還有衛生設備。


　　董守義住進招待所的第二天起，熊斗寅就又多了一項工作。他幾乎每天下午都跑去請教，上午的時間則留給董老休息和備課。
　56年以後，熊斗寅老人道出實情:「他的到來，對我們而言，可真是雪中送炭。」從董守義熱情而耐心的講解中，熊斗寅第一次知道了古代和現代奧林匹克的歷史，知道了奧林匹克憲章，還知道了騎在馬匹上的比賽項目叫盛裝舞步，皮划艇中有個項目叫障礙迴旋(現名激流迴旋)……


　　董守義手邊還帶著一本他在解放前出版的著作《國際奧林匹克》，淺咖啡色封面，32開本，約有200多頁，繁體豎排，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套叢書中的一本。董守義當時也只剩一本了，所以熊斗寅一直沒好意思開口跟他要。每天講課一結束，熊斗寅就馬不停蹄地趕回體總辦公室，將董守義的話整理成文字，彙報上去，供領導參考。


　　而最令熊斗寅興奮的是，眼前這位老人提供了外交部和體總方面最渴望了解到的情況，因為他親身參加過國際奧委會的年會以及1936年和1948年的兩屆奧運會。熊斗寅對董老敬佩不已。


　　而董守義的大半輩子也確實傳奇。早年他曾赴美留學，攻讀斯普林菲爾德學院(后改名為春田學院)體育系。回國后，他在天津南開中學任教。上世紀20年代，天津有支籃球隊叱吒風雲，號稱「南開五虎」，董守義正是那支籃球隊的主教練。1947年，董守義擔任體協總幹事期間，成為國際奧委會委員。


　　董守義的到來，不僅帶來了知識和經驗，也為體總增加了在奧委會說話的分量。只是此時已是5月底，還來得及嗎？

　　拒絕雙方運動員參賽


　　6月5日就是奧運會報名的最後截止日期，但體總仍沒有收到國際奧委會的答覆。


　　台灣方面已於5月19日向組委會報名，決定派出22人組成的代表團，包括一支籃球隊和一名準備參加400米賽跑的田徑運動員。


　　6月4日，在沒有奧委會回復的情況下，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主任馮文彬和國際奧委會委員董守義聯名，電告赫爾辛基奧運會組委會:中國決定派出遊泳、籃球、足球運動員參加本屆奧運會。


　　6月的北京天氣晴好，十幾個人正在燕京大學的土操場上飛奔。帶球、傳球、停球、射門，每個人的身後揚起一陣塵土，裹挾著小石子四處亂濺。艱苦的條件反倒成了最好的陪襯，讓意氣與激情愈加耀眼。


　　他們其實不是燕京大學的學生，而是在1951年全國足籃排球選拔賽中脫穎而出的各路好手，用今天的眼光看，他們也就是新中國第一批足球和籃球的國家隊隊員了。


　　這些人的名字，今天的球迷未必知曉，但他們中許多人後來成了國家隊和各省運動隊的總教頭，是人見人敬的老前輩。現在足球界、籃球界里的明星球員和教練員很多都是他們的「徒子徒孫」。從1952年年初開始，他們被陸續調進北京，參加「中央體訓班」的集訓。這個體訓班由體總副秘書長黃中主抓，目的是培養運動員骨幹分子，地點就在燕京大學。


　　體訓班初創，條件簡陋。他們只能借住在學生宿舍樓的閣樓上。大白天也得開著燈，因為窗戶只是開在膝蓋以下的裝飾品，他們這幫練足球的倒還好，那些同住的籃球運動員可就慘了，一進屋就伸不直身子。


　　即便如此，日子卻過得其樂融融。籃壇老將程世春一輩子也忘不了他到體訓班以後吃的第一頓飯:「肉沫豌豆雪裡蕻，一大鐵桶，每人一大碗，饅頭隨便吃。比我在大學里的伙食強多了。」晚上訓練結束后，大家就湊在一起跳舞、演節目。隊友里有人會拉手風琴，有人會彈六弦琴，還有人擅長黑管，一支球隊恨不能都可以組建起一支小型樂隊來。第一批「國腳」、「國手」們素質之高，著實令人讚歎。他們中不少人都是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出來的大學生。


　　在向第15屆奧運會「單方面」報名后，體訓班的運動員們很快便被召集起來開會，有關負責同志把參加奧運會的事以及此前與國際奧委會的你來我往一股腦地講了出來。(另一說法為:運動員們直到7月21日才獲知要參加奧運會的消息)足壇老將陳成達記得，自己當時又興奮又緊張，只知道要參加世界最高水平的運動會了，但到底高到什麼樣子，誰心裡也沒底。大家在忐忑不安中真誠地夢想著世界級別的競賽場。


　　但事情卻沒有順大家的心愿發展。

下午2時，對於所謂「中國問題」的討論繼續進行，據當時會刊的記載，發言者非常踴躍。最後，主席根據大家意見，請委員們就下列兩個提案來投票:


　　一、不允許任何一個中國隊參加。這個提案由大會執委會提出，獲32票附議。


　　二、兩個奧委會的選手們均可參加比賽，但其參加的項目，必須經過各國際單項運動總會的認可。這個提案只獲得29票附議。


　　投票以秘密的方式進行，一共53人投票。最後結果卻令所有人大跌眼鏡:第二個提案獲得33票，第一個提案只獲得20票。就這樣，大會竟然否決了執委會的提案。


　　據謝啟美老人的回憶，國際奧委會委員對他和盛之白的態度不能用善意和惡意來描述，更多的是一種將信將疑的態度。畢竟，世界對剛剛誕生的新中國還很陌生。


　　7月18日晚，北京終於收到了一封發自赫爾辛基的電報:


　　根據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7月17日會議，我們很榮幸邀請中華全國體育總會運動員，參加赫爾辛基第15屆奧林匹克運動會。


　　伊利克·馮·佛倫凱 組委會主席


　　去，還是不去？奧運會還有幾個小時就要開幕了。


　　總理批示:要去


　　馮文彬、榮高棠、董越千、黃中等幾位負責人湊在一塊兒商量。


　　意見自然而然地分成了兩派。有人主張去，理由是經過反覆解釋好不容易才得到國際奧委會的承認，如果不去影響關係，還會辜負支持我們的那些朋友的盛情。再說電報上又沒有提及邀請台灣的情況，當然應該參加。


　　而榮高棠則不大主張去。如果我們去了，台灣代表團也去了，會不會有人趁機製造「兩個中國」？再者，新中國運動員水平落後，奧運會上肯定不會有好成績，會不會給新中國臉上抹黑？


　　此事關係重大，大家趕緊把意見寫成報告，提交給政務院總理周恩來。


　　這個時候，赫爾辛基已經完全沐浴在奧林匹克的榮光里。這是二戰結束后，人們迎來的第一屆奧運會。在此後的十幾天里，將近5000名運動員同場競技，700萬人湧入美麗的芬蘭，100萬觀眾將在看台上為各國的體育健兒吶喊助威。而萬里之外的中國人卻心有不甘:我們爭取了那麼久，難道就這樣與奧運會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