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震揭示中國崛起軟實力的缺漏

來源：《亞洲周刊》
     林沛理／四川地震揭示了中國崛起的缺漏，維持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相處也是大國國力的要素之一。
   
    如果對絕大部分的中國人來說，三月十四日發生的西藏動亂以及其後傳遞奧運聖火所遭到的阻撓及跟著一連串與西方的衝突、較勁和抗議、抵制和互相攻訐，是一場善惡分明的通俗劇(melodrama)；那麼五月十二日發生的四川大地震就是一個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的開始。由此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進入了一個含義豐富的敘事體。這個敘事體由地震的大悲開始，將以奧運圓滿結束的大喜作結，符合了『天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中國傳統智慧和道德教訓。
   
    本來一場達八級的世紀大地震，令災民在頃刻失去一切，將我們熟悉的世界徹底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堪稱一種極致的異化經驗(alienating experience)。然而這場大地震的文化意義，跟三十二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大大不同。那時的中國早已被政治鬥爭和社會動蕩的人禍弄得焦頭爛額、遍體鱗傷，一場相當於四百枚原子彈在距離地面十六公里猛烈爆炸、造成逾二十四萬人死亡的大地震，很容易會被理解為天譴，在國際社會和中國人自己的民族想像中，進一步鞏固中國人是受害者和失敗者的典型形象。
   
    可是四川大地震發生在中國正以君臨天下的雷霆萬鈞之勢崛起之際，以及在舉世矚目的北京奧運揭幕之前。對時刻擔心中國威脅的國際社會，甚至對一些香港人來說，這場地震『人性化』(humanize)了中國。在這個意義上，四川大地震發揮了悲劇的其中一項重要功用：讓我們能夠接近否則無法接近的人。對大陸的同胞來說，他們痛心但不會絕望。這場地震會是新中國發展史上一個註腳、一處座標。今日的苦，日後必可回甘。
   
    中國政府將五月十九至二十一日訂為全國哀悼日，我們在哀悼之餘不要忘記反思。中國自視為崛起中的大國，但四川大地震卻揭示了大國這一概念的粗疏和殘缺。我們評估一個國家的國力，習慣了倚賴軍力、國民生產總值（GDP）以及是否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等可量化（quantifiable）和準確量度（measurable）的標準。即使奈伊（Joseph Nye）提出『軟權力』-（soft power）的概念，強調以軍事優勢和武力威脅做重心的硬權力，必須以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力做後盾，也只是補充了大國論述的部分不足，我們對於構成權力的基本要素（the elements of power）的認識和探討仍欠深度。四川大地震的啟發，就是單單擁有權力不足以成為大國，是否能夠有效地行使、運用權力（the effective exercise of power）才是關鍵；而權力的有效行使又涉及政府領導人的素質、社會的和諧和基礎建設、公民意識、政府的效率和危機處理能力等因素。
   
    更重要的是，踏入二十一世紀，我們必須重新詮釋、理解『國力』這個概念。從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角度而言，一個國家的權力就是影響、控制其他國家的能力；而大國所擁有的，就是一種可以按一己的意願去改變現實的能力。問題是這樣只是將權力放置在一個人與人角力、國與國相爭的範疇內去理解。當與人為敵的是大自然而非他的同類，這種權力的概念便馬上顯得過時，甚至可笑。
   
    這並非危言聳聽。經過長期的觀察、研究，西方的知識界和科學界大致上已取得共識，確認全球的溫度正以史無前例的高速上升。一如前美國副總統、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戈爾所言，地球的『氣候改變』（climate change）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造成無可彌補的破壞，足以徹底改變人類的生存處境』。事實上，多個權威學者早已指出，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的威脅，遠超過西方多國動用龐大資源對付的恐怖主義。
   
    據估計，四川大地震的破壞力，比起人類擁有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有過之而無不及。從這個角度看，大自然才是唯一擁有數之不清、用之不盡的大殺傷力武器的超級大國，在它面前任何超級大國也會不堪一擊。中國的工業化和都市化過度發展，使它成為污染地球的元兇之一。四川大地震就像零五年的卡特里娜風暴和零四年的南亞大海嘯一樣，都是大自然對人類的訓話。Nature has spoken（大自然開了腔），但人類是否有慧根聽得懂，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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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_(網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