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溫在農村尋找改革動力

亞洲時報在線方德豪／中國領導人曾一再強調：中國不會走西方民主政治道路。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是以中國的國情來看，這句話可能也有另一層含義。

在西方歷史，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都是發生在中心城市的：1215年，英國人在倫敦訂立用來限制英國國王（主要針對當時的約翰）的絕對權力的大憲章；1789年，法國爆發大革命，也是起源自巴黎居民攻佔巴士底監獄；1917年，俄國首都彼得格勒（聖彼得堡）的工人赤衛隊和士兵深夜攻入冬宮，史稱俄國「十月革命」。但是，在農村人口佔總人口56%的中國，情況卻似有不同。

西方的許多理論都認為，城市的中產階級的崛起，是促進民主的重要摧化劑。而在中國，這套理論並不管用，最少在這一百多年來，改革的動力一直是源自農村農民而不是城市的居民。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和這些年來的改革，其實一直跟農村有很深的淵源。中國共產黨雖也是於1921年於上海成立，但中共最終能夠奪得政權，卻跟毛澤東決定把主要戰略方向首先指向農村，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有關。鄧小平之所以成功推進開放改革，其實也是源自他的農村改革。

鄧小平在1980年5月《關於農村改革問題》的談話，推翻了極左派的指稱農村改革是「復辟主義」，是「開倒車」的荒謬觀點。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做又三十六，不做又是三十六」（做不做工資都一樣）的「人民公社」給農村生產責任製取代；這一農村改革大大釋放了農民的生產力，使城市糧食等不會匱乏，奠定了1980年代以降二十年間中國大城市高速發展的基礎。

曾經有一段時間，中國沿海大城市都是改革開放的發動機。這是一來是因為有一批思想開明的幹部如趙紫陽，習仲勛等曾在沿海大省工作，但更重要的是，在市場改革的初期，中心城市一直是改革的得益者。可是，到了近年，中央政府要推行和諧社會，要重視社會公平，要城市不再「剝削」農村的時候，中心城市對進一步的改革又會有諸多疑慮了。

在中國，中產階級無疑已經興起。中國正出現一個規模更大的城市中產階級，他們掌握了相當於五千億人民幣的財富，約當是全中國城市地區可支配收入的10%。可是，這一批城市中產階級卻不一定會支持胡溫的改革。

雖然他們很可能都在家裡僱用了一些來自農村的保母，但城市中產階級卻不樂於看見政府逐步取消戶籍制度，不願看見大批農村人口湧進他們居住的城市。教育背景較佳的城市中產階級也不相信農村人口，他們的利益跟現時的管治精英較接近，他們都擔心民主制度會造成「多數人的暴政」，害怕平均教育水平較低的農村人口主導下的民主，會做出諸多不利於他們和國家利益的決定。

在這種情況下，胡溫執政以降，儘管中央領導在十七大報告里也堅持「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社會上明顯是缺乏推進改革的進一步動力的。　

現在的大問題是，胡溫究竟要在哪裡里尋找改革動力？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要向毛澤東和鄧小平學習。

在十七大報告里，胡錦濤一再強調：「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必須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農村」二字，在這份報告里重覆了廿五遍。胡錦濤明確指出：中共今後一個農村工作的目標，就是「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

由此可見，胡溫在推進民主化的寄望，並不在於現時的中心城市中產階級，而是在於培養中國七億三千萬的農村人口，讓他們成為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得益者，並使他們成為足以支持中國下一波民主化的原動力。

要達到上述的目標，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在全中國農村全面實現免費義務教育。這也是胡溫體制在過去五年的工作重點之一。中國90%的文盲分佈在農村，一半文盲在西部地區。今年全中國財政安排農村義務教育經費2235億元（人民幣，下同），比去年增加395億元。在2006至2010年期間，中央財政將投入100億元，實施農村初中學校改造計劃。

至於另一個增加改革動力的方法，就是在沒有改革動力的地方派駐思想較開明的幹部。外傳溫家寶的得意門生、曾獲鄧小平特別接見的前國務院副秘書長汪洋，將會南下廣東出任省委書記，也許就是一個有關的舉措。

民主改革跟社會現代化有莫大關係。中國的中心城市也許已完成了現代化的進程，但地方更大，人口更多的農村，距離現代化的目標仍遠。要推進民主改革，就要在建設農村上下一番苦功。也必須強調的是，中國的民主化道路不一定要跟西方一樣，但最後要達至一個公平、包容，開放的社會的目標，中西方是不應該有差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