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國最神秘的學校：中央黨校（圖）

2007-11-13        南方網

　　進入這裡學習的中共中高級官員，也處於被「隔離」狀態。帶秘書乘座駕都不被允許，無正當理由不得缺課，請假必須經過批准。黨校大門晚上11點準時關閉，超過11點進校必須登記。



在中國什麼地方，司機開車最小心？一位外國駐華記者的答案是：中央黨校。

這位記者說，他去過中國很多地方，發現在中央黨校里司機開車明顯讓著行人。「因為他們知道，行人中說不準有中共中央未來的總書記。」

聲名顯赫的中共中央黨校(以下簡稱「中央黨校」)位於北京西郊。在黨校大門口傳達室，來訪者必須遞上有效證件，報上要找的人名，待工作人員電話與對方確認通過後，領得一張通行證，交與大門警衛查驗再次通過後，才能踏入大門。如要進入其他建築樓，通常還須經過該樓警衛的查驗。

每年有大量的地廳級和省部級官員在這裡學習。他們住在不同的樓里，但省部級官員的宿舍樓的查驗更為嚴格。來訪者報上省部長姓名、房間號，門衛須向樓上的領導核對請示后，方能放行。

進入這裡學習的中共中高級官員，也處於被「隔離」狀態。帶秘書乘座駕都不被允許，無正當理由不得缺課，請假必須經過批准。黨校大門晚上11點準時關閉，超過11點進校必須登記。

「就算沒出去做什麼壞事，誰也不願自己的名字老出現在晚歸的記錄簿上。」一位學員說。

完成從官員到學員、從個人生活到集體生活的轉變，是中央黨校入學教育的重要內容。

曾任中央黨校辦公廳主任、組織部部長的張虎林告訴記者，1990年，他擔任省部班的教研組長，當時除了學習，還給省長部長們安排了課餘勞動，「每個人都得打掃院子」。這個班上的人，有的現在已是政治局委員。

現在的省部級宿舍樓房間里的鬧鐘固定7點半叫。據知情人士介紹，服務員每天早上7點半會準時按門鈴送水，「吵得你根本無法再睡。」

踏入中央黨校校門第一周，每個官員都將接受一次閉卷的「摸底」考試，考的就是馬列基本理論。

每個周一到周四上午，八點半到十點半，是學員們的上課時間。中央黨校七個教學部門的教員分階段教授某個班次，例如黨建部在地廳班講黨的歷次重大會議、黨建歷史、鄧小平理論基本問題等課程，接著由社科部的教員講授民族宗教理論、社會學、幹部領導藝術等課程。下午一般是自學或討論時間，不安排教員授課。

中青後備幹部班的平均年齡，在45到50歲之間。他們一進校便拿到一份馬列經典的基本書目，包括《資本論》、《反杜林論》等經典，要求三個月內全部讀完。

對學制一年的中青後備幹部班，中組部有專人參與各節討論課，全程觀察學員表現。據中央黨校另一位教授稱，曾有學員因課上表現不佳，學期未滿就被中組部叫停學習，「這對那個人的政治前途是毀滅性的打擊」。

據統計，中央黨校的中青班學員已有三分之一晉陞省部級。

在這裡，各級學員們還要觀看細節披露更加詳盡的腐敗案警示片，參加文化匯演、重溫革命經典，高唱「我們在太行山上」。「受黨教育這麼多年，這裡是接受教育最直接的地方。」一位中央黨校的老學員說。

前任校長鬍錦濤曾著重強調，無論擔任什麼領導職務，到了黨校都是學員，都要按學校的規定和要求進行學習。這也是中央黨校自建校以來不變的要求。

「中國的前途與這些人密切相關」

「中國的前途與這些人密切相關。」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和中央黨校的很多教員一樣，知道自己面對的不是一般的學生。

近二十年中，他看著曾坐在下面聽課的學員成了更高級別的官員，有的升至中央要員；但也聽到極個別學員被「雙規」、淪為階下囚的消息。

教了近二十年黨史，謝春濤的壓力越來越大。謝春濤說，有些官員的黨史知識非常豐富，國內外的很多書都看過，這令他感到吃驚。

幾位中央黨校的老教員都向記者表示，從中央黨校復校以來，學員素質的變化很大。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的學員，很多只有初高中學歷，現在的學員多數是大學本科以上學歷，據統計，研究生學歷佔了30%%以上，有些官員還是其所在領域的專家。

對比十幾年前，現在的官員不僅僅是招商引資、發展經濟，還得直面矛盾叢生的改革深水區。今年發生的重慶「釘子戶」、廈門PX項目、山西黑磚窯等事件，無不把當地官員推到公共危機的風口浪尖。

2003年SARS以後，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的靳薇教授申請開設了「公共衛生與社會危機」的全校選修課，受到學員們的強烈關注。第二年，教務部門把它安排為地廳班的課程，由晚上改為白天授課。

對比十多年前，中央黨校的課程設置有了很大的變化。過去很多官員文化素質不高，黨校除了教授馬列經典之外，還開了歷史、地理課；現在，取而代之的是如何欣賞歌劇、外交禮儀等課程。

「學員是黨校的上帝」

「學員是黨校的上帝。」靳薇說。作為官員之師，中央黨校的教員們面臨著非同一般的壓力。

每次課前，坐在下面的省部長、市長拿著教務部發的教學評估表對教員的教態、理論觀點表述等逐項評分。省部級的學員往往比較寬容，中青班和理論宣傳班的學員思維最活躍，對老師也最挑剔。曾有人在課堂上強烈反對老師意見，最後把老師轟下去，這節課這位老師只拿到100分中的37分。也有人因為老師的一句話不對自己口味，把老師告到教務部。

在目前的評分體系中，滿分10分，低於九分就是教學事故。謝春濤告訴記者，全校每學期結束時都會公布學員對教員授課的評估分，教學評估簡報發到各個教研部、室。他們教研部也有規定，教員教學評估分低於各班平均分的，將被暫停在該班講課。「競爭相當激烈，要是排名落在別人後面，面子上也過不去。」他說。

除此之外，講課的分寸也不好把握。「課堂有紀律」是教員必須謹記的誡條。這五個字在中央黨校有特殊的含義：講課的內容不得有違中央的基本精神。要做到這點並不難。「這裡的老師對中共執政理念是認同的，關鍵在講課的藝術和策略。」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徐祥臨教授說。

但在中央黨校教書，容易陷入非「左」即「右」的評價。學員中也有兩極化的情況。有人思想開放程度超乎想象，也有人動不動講階級鬥爭、上綱上線———曾有課上，一個班的學員分成兩「派」，唇槍舌劍爭論激烈，以致老師無法正常上課。

也有學員更願意選擇保留自己的想法。一位上過中青後備幹部班的學員告訴記者，有中組部的人在，說話也不一定非得很謹慎，有時敢說話的人反倒容易受到提拔。

不同級別間的官員，少有交流的機會。地廳級官員和省部級官員吃飯也在不同的餐廳，住宿在不同的樓里，一些省部級幹部學習結束后便回到北京住所。「除非上級找我們開座談會了解情況，否則很少會碰到一起。」一位教育系統的廳級幹部告訴記者。

學員們來自各個地區和省份，地區間的發展差距在學員身上體現得很明顯，對同一話題，他們常有不同方向的思考。

靳薇教授對此感受很深。有一次她講包二奶在艾滋病傳播上的危險性，某經濟發達地區的學員立即反應：「包二奶嘛，包住了就沒有危險了。」一次課後，甘肅的學員找到她說，原以為靳老師講包二奶艾滋病防治是為了教育他們的個人行為，聽完才知道是為了公共衛生。

「縣委書記的討論，有時像在吵架」

靳薇說，官員們來到黨校，很少打官腔說套話，往往有啥說啥。對於學員們的直言，謝志強也有同感。他說，很多市縣一級的官員來到中央黨校，環境變了，沒有上級壓著，討論起來比較自由。「縣委書記的討論有時像在吵架。因為他們敢說，掌握的具體情況多。」很多縣委書記跟教員說：「有些問題我在這裡就是放開說了，回去之後就沒什麼說的了，就是怎麼做。」

直接、開放、敢言是中央黨校的傳統。20世紀70年代，「真理標準討論」從這裡發源，隨後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席捲全民族。為鼓勵大家暢所欲言，時任副校長的胡耀邦定了「四不」原則：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雖然「課堂有紀律」，但「研究無禁區」，允許思想觀點充分表達為歷任校長所倡導。

大門逐漸打開

1985年，靳薇剛到中央黨校，這塊地方在「地圖上找不到，查號台問不著。」那時中央黨校還是個標準的保密單位，有嚴格的保密要求。

今天，中央黨校的門已經逐漸敞開。上世紀90年代末，中央黨校和國外很多研究機構、學校建立了合作關係。學員出國考察也是中央黨校課程中的重要內容。胡錦濤擔任校長期間，開始有外國學者到中央黨校講學。

當然，即使是現在，對很多中外政要、學者來說，想叩開中央黨校的大門、登台演講，仍非易事。

這所特別的學校，不僅在外國人眼裡有特殊的能量，對於中央部委官員來說，來中央黨校做一次講座，可能比開幾次全國電話會議更有利於落實某項工作。

這裡，每周五上午都會照例舉行全校性大講座，國家部委領導、國家領導人來到大禮堂，除了介紹國內外形勢以外，他們也是來求得各級官員的理解和支持。

企業家也期望來此吸收能量。十六大以來，中央黨校對外培訓中心向民營企業家開放，一度引發各方熱評。一位民營企業老闆告訴記者，同是鍍金，「去北大清華讀MBA和到中央黨校上過課，那大不一樣。」

深讀

中央黨校：中國最特別的學校

1977年中央黨校復校以來，中共地廳以上幹部幾乎都要到此學習，學制從兩三個月到一年不等。在中共幹部序列中，地廳以上官員屬於中高級幹部。2005年，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來到這裡發表演講，稱這裡的學員為「中國未來的領袖」。

中央黨校歷來由中共最高層領導執掌。毛澤東、華國鋒就曾兼任過中央黨校校長。此後，中央黨校校長多由主管組織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

每年，進入中央黨校學習的官員大名單，都由中央組織部和各省、市組織部共同敲定。中央黨校下設進修部和培訓部，前者負責省部級、地廳級幹部的定期輪訓；後者負責中青後備幹部班、新疆西藏少數民族地區幹部班和理論宣傳幹部班。

優秀的年輕幹部、少數民族地區幹部和意識形態部門的官員被中央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大多數人能在這裡順利完成學業。結業時最重要的鑒定方式就是小組評議，這也是中共內部考核幹部的特有方式。學期完畢時，學員們以十幾人為小組，每個人先就自己在黨校的表現作總結，陳述收穫與不足，其他組員進行評議，結果附入學員個人檔案。

學習重點很特別

復校30年來，已有五萬多名中高級官員從中央黨校結業。

中共素來強調理論指導、理論學習。2000年全國黨校工作會議后，中央文件重申黨校是「學習、研究、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重要陣地和黨性鍛煉的熔爐」。

上世紀90年代末，中央黨校組織教員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基本問題編成三本書(簡稱「三基本」)。與「三基本」齊名的是「五當代」，涉及當代世界經濟、法制、軍事、科技和主要思潮。五本教材中，軍事和科技的編寫者分別是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和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光召，當代世界法制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主編。

胡錦濤是中央黨校83級學員，從1992年起，他擔任中央黨校校長將近十年。「三基本」、「五當代」是胡錦濤擔任校長期間組織編寫的。他還為這套書寫了序言。2001年起，中央決定將此列為全黨幹部的基本讀物。

2001年中青班學員、華東政法大學校長何勤華告訴記者，同是馬列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問題，他曾在北大、上海市黨校、浦東幹部學院聽過不同老師講解，「中央黨校老師的講課水平最高」。在黨史黨建資料的收藏方面，中央黨校更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理論地位很特別

每次大的政策變動前，中央黨校總是思潮湧動、先聲奪人。在這裡，中共高層可以聽到不同意見的表達，也便於他們及時統一思想。

自毛澤東時代始，中央黨校就成為中共理論學習重鎮。1940年代延安整風運動時，各個解放區的幹部都被叫到延安，在當時的中央黨校集中學習。毛澤東著名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和《整頓黨的作風》就是在此期間向全體學員發表。「文革」后中央黨校復校不久，中共開始確立地廳以上幹部定期輪訓的制度，2006年，中組部再發乾部培訓文件，將這一中高級官員集中學習以條例制度化。

黨代會召開前或某項重大政策實施前，中央高層領導人在此發表講話。每年春節后「兩會」前，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也會按慣例會集此地，舉行專題研討。對於全國各地的官員來說，會聚黨校也是彼此互通有無的良機。據一位學員介紹，中央黨校的學員對「同級學員」有著不同一般的身份認同。「雖不常見面，但到了某個地方，大家還是很熱情地招待對方。」這位學員說，「畢竟在那共同度過了一段集體生活的時光。」□摘自《南方周末》趙蕾方可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