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鄉知青和下放右派

常常有下鄉知青寫的文章，多描述其經歷的艱辛和不幸，卻很少描述他們的生活比當地農民優越多少倍，也不談接受了什麼樣的再教育。

也有很多下放右派，他們被打入了人民的對立面，接受『勞動人民的監督和改造』。他們苦難深重，但是他們彷彿徹底被打垮了，很少對他們的經歷有所提及。

我，一個農民的兒子，見到過這樣的知青、右派還有五七戰士。我在這裡僅僅談談他們在我兒童時代留給我的記憶。

知青，在我們那兒，一年可以分到600斤糧食，農民400斤，而知青乾的活最輕(本來就是多餘的勞動力)。他們基本上就是干點什麼秋天護山的工作，懂點電工的就當個電工。每個生產隊分來一些知青，成為一個青年點，房子是農民新蓋的。不同的青年點之間打群架時有所聞。我懷疑這些所謂知識青年都是沒有什麼知識的青年，因為他們當中沒有當老師的，後來高考也沒有聽說他們誰考上。反倒是當地畢業的農民子女考上幾個。本人對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極厭惡。某年七月某日中午，我和哥哥在花生地拔草餵豬，一個護山的青年說我們拔花生吃了，告到生產隊長那裡，罰了我父親兩天工分。我父親可能感到沒有面子，不問青紅皂白把我們痛打一頓。我的心理也非常痛恨。實際上，約四月末種花生，六月份開花，七月剛開始長出小花生，到十月收穫，七月的花生怎麼會有吃的價值呢？橫豎都是倒霉，在小孩開始容易形成逆反心理的時候讓我受了一次無妄之災。

我們那兒有一個下放右派，我媽說被農民(當然是貧下中農中的貧下中農，獨眼的，智力低下的)批鬥打得不能走路，還要被抬在柳條筐里游斗。這都是我出生前的事吧，因此所幸我沒見到。但是人我是見到的，孤零零一人住在鄰村裡的一個破屋裡，過年時我要到更遠的一個供銷社買回供應的魚(一人一斤，一斤一元)路過那兒，心中充滿了恐懼。但是也有一些好奇，想看看這個帶著厚厚的眼鏡，從不說一句話的沉默人到底長得什麼樣子。長大了之後當然有些後悔，因為這樣一個天外怪客，當然應該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天外之事。但是小孩是沒有這樣的勇氣的。就連我的大舅舅，因為出身富農，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我們都很少來往。

右派在所有從城裡來的人當中最倒霉，帶眼鏡，挑大糞，乾重活，與農民無來往。我們那兒有兩個右派老婆，都帶眼鏡，同她們右派丈夫相比，她們都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人，極活躍，說話水平比一個普通大學老師都高。很可惜這兩位文質彬彬的女士都沒到學校當老師，大概是因為是右派的老婆吧。她們的活躍和才華只能用在公社搞的什麼革命宣傳之類的了。右派本人，當然只能挑大糞了。

其中一個右派的女兒當地初中畢業，是我最好的老師，另一個的女兒與我小學同班同學，除了個子長得小一點之外，印象不深。後來當然所有的人都回了城。我的這個老師叫做郭麗莎，其妹叫郭麗婭。由此可以看出其父母是深受蘇聯影響的一代。郭老師很美麗，大約比我們大六、七歲，人溫柔，喜歡讀書好的學生。後來考大學，沒有考上，因為她只是初中畢業。不久之後全家回到城裡。

五七戰士(我不知道這些知識人為什麼叫五七戰士)年齡都偏大，不幹什麼活。但是家屬對當地的教育和文化有些許貢獻。

作者當年肯定還小, 不能體會大環境的浪潮,  也代表一些當時的"小"農民的觀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