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換選擇」與十七大全局「換思想」

中共政治傳統上講「不換思想，就換人」，此為「兩換選擇」模式，其經典版本就是鄧小平南巡講話時針對江澤民的經濟保守政策的發言——不聽話的，仍可以下去，云云。

   在「黨內民主——社會民主」路線圖未見雛型的當下，「兩換選擇」模式仍然有效。關於十七大常委結構的各種民間預案，就是在這個模式下衍生出來的，其中也不乏黨內派系利用網路傳播及民間情緒來表達自己方案的可能。

   安排各方利益的「黨內和諧」

   以大力壓縮省級副書記職數為目標的「改革」，很好地說明了北京權力核心追求「黨內和諧」的願望：已經被拿掉省委副書記職務的五十八人，有十四人交流進北京，二十七人轉到省人大和政協（或平級安排或官升一級），升任本省常委的也有六人，年齡到限而卸任的只有九人，去企業的一人，違紀而丟官的一人。這串數字說明有百分之八十的減職對象得到了「妥善安排，並且官升一級的多達六人，如北京市委副書記杜德印轉任市人大主任。而最引人注目的官升一級的人士非胡春華莫屬，以四十四歲壯年由西藏的副書記調任團中央第一書記。

   綜合國內媒體的報道來看，此次「減副」也是點到即止，甚至只是平息黨內的一些不滿而已。原計劃從省到鄉四級共減副十萬，結果只減了不到六萬.在這種「實驗背景」下，也可以推論十七大的核心權力變化（即常委）基本上會保持穩定，只是政治局（一般）委員的變化會大一些。


   在所有的民間預案中似乎只有「九變七」一說比較有可能，但並不一定會出現其具體的人員構成之狀。相反，原有人員即年齡到限的羅干一人退下而其餘七人繼任，倒很有可能。在高度穩定下，對政治局委員的構成進行大調整，為第五代構局，也是風險較小的策略性選擇。當然，就目前的八人班子現狀，「退一留七」也不是絕對模式，某種程度上的微調也將有可能，但「僅胡溫曾三人留任」的說法就不大現實了。

   「解放思想」與南轅北轍

   胡錦濤「六？二五講話」逐漸固化為「四個堅定不移」的模式，但是主管思想宣傳的高官（政治局委員）劉雲山並沒如賈慶林率先在政協、郭伯雄最後在軍隊那樣表態.這是一個比較「奇特」的現象。應當說，自二○○五年十月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以來，中共意識形態就出現了重大調整。雖然說，該會還是講實踐「三個代表」及「保先」，但本質上是以國民經濟「十一五」規劃為契機，全面推出了胡溫的和諧社會口號。和諧社會口號是導向「四個堅定不移」的治黨方針的中介。「六。二五講話」后，《人民日報》連續發表評論員文章，又力欲將「四個堅定不移」由黨的方針轉化為社會共識，可謂費盡移山心力。但劉雲山發表在《黨建》雜誌六月二十九日的文章（原為六月五日「全國宣傳部長座談會上的講話」）卻堅稱：「當前要切實抓好《江澤民文選》的學習活動，組織廣大黨員幹部認真讀原著，更深入系統地掌握《文選》闡發的基本思想和重要觀點.」

   出現此種「烏龍現象」，有一定的「黨內民主」含量，但更說明從和諧社會口號到「四個堅定不移」治黨方針的轉變，對於宣傳系統是很突兀的事情。與劉雲山的主張學習《江選》不同，一直被外媒認為對「六？二五講話」不表態的中央軍委三副主席之一郭伯雄，在七月二十九日視察河北與北京兩地駐軍時發表講話：「胡主席「六？二五」重要講話，主題重大、立意深遠，深刻回答了黨和國家未來發表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對比劉郭二人相隔整整一個月的文章與講話，可以說胡錦濤「以軍隊為權力底線」的舉措收效明顯，但黨內分派的觀點仍然不言自明地存在。如何協調種種不同的認識，又不致於讓「四個堅定不移」中的第一條即解放思想不致南轅北轍，成了十七大之前的一大考題.

   黨內學者代簽「民主支票」

   中共十七大將是決定中共在新世紀命運的一次「豪賭」。因為一方面，胡的「開明專制」比江的「腐敗換團結」之國家治理模式要好得多，被各種力量寄予的希望也近乎無限擴大，但「一人難稱百人心」，政策協調難度空前加大；另一方面，中共開明派本身深知只有推動實質的民主程序，才能遏止腐敗、糾正司法非正義、解決分配不公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但是，以黨內民主促社會民主的方式見效緩慢，社會問題的累積會吞噬微量改革成果，結果會導致社會精英不願看到的「參與爆炸」。

   在這種情況下，繼賀衛方「西山論政」、謝韜「民主社會主義論」之後，黨內理論專家急忙開出「民主支票」。如中央黨校的研究生院院長、教授劉長春，清華公管學院政府研究所所長於安，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等人，力主中共實行「多層次協商」，似為對「黨內民主」模式的一種突破。該部分人士的言論是以接受《暸望》周刊專訪方式發出的，但反過來看，《暸望》周刊確實也是在依靠特殊身份「借他人之口」，向社會散播十七大的「民主希望」的。

   繼《暸望》周刊「借口」之後，新華社專發江蘇的黨內民主「成績彙報」，並引證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比較政治與中心研究主任俞可平的話，說：「通過黨務公開、擴大黨內民主，推動全社會民主，是推進中國民主的現實道路。」

   比較而言，「民主支票」有額度較大的，如「多層次協商」；也有額度較小的，如「俞可平論」。但就近期效果看，開出「民主支票」有利於穩定人心，即無論《暸望》專訪還是新華社江蘇報道，都被官方列入了「喜迎黨的十七大專題」。不言自明，這些「民主支票」都得到權力核心認可，而支票是否兌現，其結果仍在於權力核心在「兩換」之間搖擺后的結果。

   整體「換思想」更重要

   儘管預測而言，中共十七大「換思想」超過「換人」的可能性已經出現.這樣，也有利於影響公眾的政治判斷即漸去情緒化而使龐大的底層與政治精英找到最大公約數，但是，就中國民主化的道路的選擇來看，中共統治集團仍沒有清晰的思路：一方面，惰性的思維方式仍很強勁，如靠大規模動用合法暴力的方式解決「政治目標」之選擇，各種「專項整治」層出不窮，大大激化了社會矛盾；另一方面，胡版「解放思想」仍沒確定的內容，即在「四個堅定不移」之外，缺乏較為清晰的國家政治治理的戰略規劃，一些技術性操作（如非中共人士任「不重要部」部長）沒有多少分析價值。

   所以說，十七大的關鍵即其國家治理的戰略價值端在於補缺如上，換人與否已經不是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