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萬能是很野蠻的中國特色

自從2007年前耶穌誕生以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普世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只有中國是一個最大塊頭的例外現象。每一個中國的阿Q們都自以為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類的「天下為公」的中心人物，也就是高人一等的非人性甚至於反人性的所謂中國特色的特殊材料。由這樣的中國人所組織的政府，更是以掌握了中國本土以及來自域外的某種絕對真理自居，總想包辦一切的權力和一切的資源，於是便出現了由政府壟斷土地、河流、石油、煤炭、電力、通訊、鐵路、金融等幾乎所有強勢行業的怪現象。直到2007年，中國政府依然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於是便出現了「很可能會失敗」的從一開始就沒有創造出正確的「基因」的國家外匯投資公司（State Investment Companies）。

2007-9-9
   

附：政府成不了巴菲特 外投公司很可能會失敗
   
    【2007.09.07 10:58】　來源：環球企業家，作者：謝國忠，轉自和訊評論：
   
    謝國忠：政府成不了巴菲特，除非政府從一開始就創造出正確的「基因」,否則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的失敗是必然的。
   
    亞洲國家政府並不甘心只擁抱美國國債，而是希望手裡的巨額外匯儲備能賺取更高的利潤回報。為此，中國和韓國都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投資公司（State Investment Companies，以下簡稱SIC），以使用一部分外匯儲備購買其他種類的海外資產。而此前阿布扎比、科威特、挪威、沙烏地阿拉伯和新加坡等國家均已開始了這樣的嘗試。不過，這些國家在SIC運作上的經驗可謂苦樂參半。雖然有關這些SIC業績表現的數據信息並不透明，但有很強的跡象表明，其表現堪稱糟糕，獲利能力可能還比不上像指數基金這樣的被動投資。如果一家國家投資公司期望獲得上佳表現，那麼一開始就應該嚴格限定它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
   
    國家投資公司的興起，源於一國政府本著未雨綢繆的目的來存儲額外資金。那些出口自然資源的國家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這些國家通過出口易枯竭的自然資源獲得了高額收入，如果在當下把這些財富揮霍一空，那麼在自然資源消耗殆盡之時，國民的生活水平就會陡然下降。進一步說，這樣的做法也會引發所謂的「荷蘭病」（通過大量出口「神賜」的自然資源致富，導致本國貨幣的升值壓力加大，並損害該國的製造業）。當這些國家的個人和公司都不願持有海外資產時，該國政府就理所當然地增加海外資產儲備，以減少本幣升值壓力，並未雨綢繆。
   
    1950-1970年代的嬰兒潮和後來的「只生一個」的計劃生育政策，讓中國目前正經歷著一場急速變化的人口周期。目前，中國的勞動力就好像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一樣，高勞動力比率所帶來的高儲蓄率是不可持久的。隨著中國社會開始老齡化，儲蓄率也會下降。這更加突顯中國積累外匯資產的意義：不把所有的儲蓄都用來國內投資，如此一來，二十年後，當儲蓄短缺時，外匯儲備就會派上用場。日本已經經歷了這樣的人口周期，如今，老齡化的日本社會愈發依賴其海外資產的贏利來維持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這方面，中國可以向日本學習。
   
    當政府掌握了大量的海外資產之後，它們自然希望從中得到更高的回報，所以，設立像SIC這樣特別的下轄機構就是順理成章的舉動。比如，沙烏地阿拉伯的國王資本公司（Kingdom Capital of Saudi Arabia）和新加坡的政府投資公司（Government Investment Corporation），此類機構控制著數千億的美元，在最重要的金融交易中經常可以感到它們的存在。例如，國王資本公司就經常把大把的錢投到陷入困境的公司——它在高盛和花旗集團的主要股份即源於這樣情勢下的投資。儘管有幾筆成功的投資曾引起了外界的關注，但總體來看，SIC的表現值得懷疑。
   
    SIC的操作是高度不透明的。在我看來，這倒不是因為這些交易屬於國家機密，而是隱藏其乏善可陳的表現。李光耀向外界表示，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在過去的25年裡平均每年獲得9.5%的收益（我們沒有其他渠道的數據去證實這一點）。而標普500指數基金也能給投資者以同樣的收益。可資對比的是，擁有類似投資目標的機構耶魯基金會（Yale Endowment）在同一時期獲得了年均16%的回報，而巴菲特則在比這更長的時間段內獲得28%的年均回報。新加坡政府已經大幅度降低了政府投資公司的投資頻率，使得其幾乎成了一個被動投資者。這表明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的模式並不算成功。新加坡已讓另一家政府背景的投資機構淡馬錫承擔更多的積極投資功能，但它的歷史還太短，無法證明其效力。
   
    SIC和美國一些大學基金會之間的對比可以給我們很大啟示：後者是非盈利組織，但其表現卻超越了許多基金經理。究其原因，我相信是這樣的大學基金尤其適合這兩點：一是即便在有限的獎金激勵下，也能激發員工的才能；二是發揚了諸如「最大化長期價值」的投資理念。成功的秘訣是以最佳的價位獲得資產類別，並將選擇有價證券這樣的工作交給最優秀的基金經理來打理。
   
    與此相較，SIC沒有創造相應的環境吸引人才加入，其組織結構更類似於一個政府機構，靠政治需要來決定關鍵人事任命，缺乏一個成功的投資機構所需要的獨立和創造性思考的特質。除非政府從一開始就創造出正確的「基因」，否則SIC的失敗是必然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政府必須挑選一位首席投資官（Chief Investment Officer），此人必須絕對的正直、能力深負眾望並具超凡人格魅力。中國應該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找這個位置的合適人選。例如，剛才提到的美國大學基金會就是盛產這類人才的地方。人選一旦確定，他或她就應該被賦予用來組建和管理SIC的足夠權力。
   
    其次，SIC應該和政府的其他部門絕緣，政府官員應被禁止就投資事項上接近SIC。就中國而言，SIC應該設立在離北京儘可能遠的地方。如果政治權力一旦被允許滲入這一組織，就會種下毀滅的種子。
   
    其三，SIC應被賦予有限的權力，我認為它應該只被授權決定資產配置，決定股票、債券、地產以及大宗商品等不同資產的投資比例，而資產配置的原則是建立在相對價值基礎上的。我相信，投資決策越有機制可循，投資回報就越好。在資產類別內選擇有價證券的工作應該「外包」給最優秀的基金經理完成，SIC應有專門的部門來對這些基金經理進行績效評估。
    第四，如果一個SIC有投資基金的自主權，那麼基金的規模就應該嚴格限定，投資目的也應明確。例如，中國應該把自然資源視為戰略資產。那麼，當機會出現時，中國的SIC就應該有自行購買的權力。但是，當事的決策者應該對這些資源的價值有一個清晰的判斷。當價格偏高的時候，他們就不應當匆忙作出購買的決策；等到價格走低時，即這些資源變得不那麼受歡迎時，政府就應該支持他們逆市而上。
   
    SIC必須抵制住成為華爾街上「宇宙之主」式的交易者的誘惑。與這類交易相關的光環常常會讓SIC難以把持，但通常這類交易很少能成正果。當市場如近三年來一樣喧囂沸騰的時候，成為眾人矚目的英雄的誘惑也越來越大。任何一個希望成名的人都應該去做演員，而不是成為投資者。那些最棒的投資決策，往往都是在市場最低迷的時候作出的。而在這些時候，主流的觀點通常都是遠離風險。政府試圖遵循主流的觀點，而SIC則傾向於執行政府意願，這正是我認為應該儘可能限制SIC投資權力的原因。總是高買低賣，是天生的失敗者。SIC運作的主導思路，應是損失最小化。
    而且，即使中國的SIC經營得力，它也無助於解決中國資本過剩的問題。東亞其他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有過人均超過 1000美元資本過剩的經歷。中國也難以避免。因為中國擁有超過13億的人口，過剩資本的總額將是空前的，可能每年超過1萬億，這很難讓SIC正常運轉——SIC不太可能運作如此龐大的資金規模並確保成功。
   
    要解決資本過剩的問題，中國必須得讓自己的資本市場國際化，使上海成為世界金融中心。對於投資，人們都傾向於投資自己熟悉的資產，這使得SIC有必要吸收過剩的儲蓄。不過，一旦資本市場實現全球化，將會降低這種定見。當世界上最大的五百家公司都在上海上市，證券經紀商將會把這些國外公司和國內公司進行對比研究。通過價值對比，本土的基金經理和個人投資者將有機會購買國外股票。
   
    隨著投資者有了更多的投資渠道，便會減少購買那些估價過高的本地資產，資本市場的全球化將有助於降低中國資產市場的泡沫化傾向。這個附加的益處極其重要。重工業的起步和城市化的加速發展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個主要力量。不過，經濟基本面的良好狀態已讓過度樂觀的情緒蔓延，並滋生泡沫。若中國不小心應對，泡沫會越來越大，它的破裂將讓中國經濟進入長時間的低谷，甚至可能讓中國經濟進入惡性循環。
   
    最好的應對策略是依靠市場，而不是政府，在應對資本過剩方面尤其如此。中國要做的，不是尋找理由建立更多的政府機構。如果中國非得建立一家SIC，那麼應對其進行嚴格限制，以便讓其成功的機率最大化，將對國家的潛在損失降到最小。

張耀傑

又要摸著石頭過河?
難道找不到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