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文化的幽靈無處不在

當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上以他一個人的獨特姿勢「站立起來了」的時候，全體中國人不久以後卻為此而付出了徹底跪拜下去的代價。57年以後，作為個人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也就幾乎不復存在了。在這期間達到得登峰造極的階段當以毛澤東為排除異己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為劃時代的標誌性符號。那場「史無前例」的大革文化命也產生了 「黨文化」的一個近親——「文革思維」。據文革史論專家劉國凱指出，文革的發展中既有共產黨的成份，也有人民的成份。我的理解是，文革的罪過，既有毛澤東的因素，也有人民大眾的因素。顯然，黨文化的強加於人自然首當其衝屬於毛澤東的「功勞」，但全體國民的盲目跟從和靈魂附體般的愚忠無疑也在無形聲中構成了強大的助推力，而作為人民的我們其中任一份子，都有浸染其間而難辭其咎的原罪。

   一、黨文化取代了我們所有的人文文化

   文化其實不僅僅是指狹義上的「文化程度」如文憑、學歷等，而是指一種社會環境下潛移默化的氛圍。一個民族的文明史乃是其文化發展史。人文文化就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人類歷史上那些創造出輝煌文明的古老民族，雖然他們的人種依然倖存，但是他們的民族卻隨著其傳統文化的消失而灰飛煙滅。如當初強大無比的「奧匈帝國」、「蒙古王國」即大抵如此。

   人作為社會中的一個極小的個體往往不自覺地感受著社會氛圍的熏染、潤物細無聲一般的變異。五千年來，中華民族有著悠久而燦爛的古代文明。能把我們維繫在一起的力量與其說是地域和人種的關係，還不如說更重要的是這種古老的文明、傳統的文化。那種幾千年來重德行善、仁義禮智信的美好價值觀源遠流長地滋養著華廈一代代中華兒女。中國人同敬蒼茫的天地，同祭共同的祖先，同用一樣的文字，同習儒家典籍四書五經等，但在毛時代直到瘋狂的文革時代，這些象徵中華民族文化精神財富和道德地位的經典及其重要的價值觀都在一夜之間被當成了封建糟粕，成為批倒批臭、譏笑嘲諷的對象。經常聽老人說起五十年代時，到處還有路不拾遺的良好風尚，但現在，別說路不拾遺，就是走在城市的街上，誰都不能不時刻擔心被人搶包搶錢橫刀相向。

   文革前後，中國人的美德，中國的傳統文化就如秋風掃落葉似地紛紛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以毛為首的中共鬥爭文化。「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這套黨文化系統窒息著所有健康的、人性的人文空間，完全就是一言堂文化、暴力文化、仇恨文化、謊言文化。這種文化直到現在依然不同程度上影響著我們，儼然取代了國家文化和社會文化。它是一種為共產黨強行建構和灌輸的文化；或者說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暴力加謊言、專制加仇恨的變異文化。以共產黨這種價值觀為基礎來支撐而成的思維方式、話語系統及行為模式均屬黨文化之列。
   
   在這種黨文化的熏染下，周圍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情願認同當局灌輸的道理：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我們大家我們已經生活得不錯，沒有西方的民主自由憲政制度不也一樣能過得好嗎？黨文化還利用無神論的灌輸來強迫人們自覺放棄信仰、放棄精神的追求。在古代社會中，擔任人格精神偶像的是聖人，而在現代中國，則由拜物教和馬列教共同擔任。我們的「國家」為了達到用馬列教精神麻痹人民的目的，而不惜用國家暴力專政機器來強迫所有人放棄信仰。現在除基督教、天主教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以外，其他宗教信仰一概列為禁止之列。黨文化的陰影使得中國大陸民眾變得蒙昧、恐懼和冷漠。

   在黨文化一統天下的現狀下，我們祖先留下的許多優良傳統文化，現在都隨著經濟拜物教的驅使而離我們無限遙遠，甚至新生代的人們已經不大崇尚我們祖輩曾經留傳下來的那些傳統美德和孔聖賢哲。充斥於我們視覺和聽覺器官的幾乎都是黨文化的宣傳、煽動和無微不至的洗腦。

   二、黨文化與我們每個人都有關

   黨文化是一種病症，是一種浸染到整個社會的病症。

   在後毛澤東時代的今天，黨文化的遺毒至今仍然浸透在我們每個人的血脈里，融化在我們的無意識中。如對一件事情的看法，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這就是文革式的黨文化遺留；對一個人的評價結果採取全盤抹黑、批倒批臭，這也是文革式的黨文化鬥爭思維在我們靈魂深處的意識體現。雖然今天的思想或「精神控制」離毛澤東時代似乎雖已漸行漸遠，但由於我們仍然生活在黨文化一統天下的社會環境下，所以仍然成為現時沉默的大多數的集體思維模式，也成為大眾思想的一部份，這種文化現象在每個人身上的體現，將長久地影響我們個人的精神世界、思維習慣和處世態度。

   時至今日，我們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思想理念，無時無刻仍然被這個黨文化的思想熏陶下所左右，無時不刻都在被黨文化製造的各種謊言和恐懼感包圍著、混沌著，人們則深受其害而卻無以察覺，及至滲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來而難以擺脫與復歸。

   和所有中華傳統文化不同，共產黨的價值觀，是一種不斷變動和調整的動態系統，其核心就是權力和利益。為什麼中國大地鮮有「獨立思想」的頭腦呢？這便是黨文化代代相傳的灌輸結果。這種黨文化思維模式就連那些身處自由世界、以民主自由為唯一追求理念的海外民運陣營中人都不乏殘留，更何況留駐國內的民主人士。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為什麼我們一與人發生觀點上或其他方面的論爭（人身攻擊除外）就會不自覺地惡言相向，勢成水火？為什麼我們常常從個人意氣出發動輒就習慣採取給人定性、亂扣帽子的思維方式？這便是典型的黨文化下的「文革思維」；甚至某些人在對待自己陣營中人的「批判」思維方式或陰暗的「構陷」方式與共產黨的「整人」手段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說明社會環境決定我們每個個體的存在方式。作為我們每個個體生命的 「文化既包涵了內在的價值觀，又體現在外顯的行為和思維模式」。

   孟子說「聞過則喜」。當別人指出你過失的時候，應該感到高興才是，因為這是給你一個改正自己缺點，提升你的人格魅力的良好機會。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是一個完人，都不是聖人，我們很難說我們一輩子都沒有犯過罪錯。推而遠之，當中共直面美國《人權報告》批評的時候，中共如果反過來這樣想，國家人權真的給改善了，那麼無論對於我們這個國家的還是對老百姓實際的生活都是非常有好處的。就不會反過來也還以顏色——給美國一個人權白皮書。其實中共在反責美國人權問題的時候，裡面的材料，完全來自美國各大媒體在其公開媒體上已經炒的沸沸揚揚的新聞。兩者並無可比性。孔子曾說過，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這是對統治者說的，就是說你們大家都有罪的話，其實就是我有罪，是因為我自己沒有做好。但在毛澤東的黨文化的慣性思維下，中國當代史上所造成的種種歷史災難，沒有一次是檢查自己的，錯誤都是別人造成的。如果別人也難以推委，就說是「三年自然災害」，只好怪上天了。

   三、清除自身中的黨文化之毒素

   舉目當下的中國，世風日下，道德淪落的種種惡狀遠非我們這一代人能夠扭轉而消弭於無形。故已有清醒者指出，毛澤東對中華民族最大的傷害不是在他執政時期以來「幾千萬的同胞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是對為一己之安出賣部分國土（如白送給印度的藏南九萬平方公里等）和人民利益的罔顧，而是對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文化和優良傳統的徹底破壞和摧毀。曾記否？天安門廣場那紅彤彤的膜拜海洋堪比穆斯林麥加朝拜的恢弘場面。然而現在在西方人眼中的禮儀之邦如今竟已墮落到一度被中國人稱作「蠻夷之邦」的主人在公共場合避之惟恐不及的田地。
   
   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固然遲早會被人民所徹底清算，但作為「人民」的我們同樣罪不可赦。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說是「生活在一個有罪惡，卻無罪感意識；有悲劇，卻無悲劇意識的時代。」毛澤東在中國的存在方式，使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連續傳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通過文革十年已經發生了可悲的裂變。雖然少之又少的英雄如林昭、張志新、遇羅克、李九蓮們等則屬例外，由於她（他）們有自己獨立思考的清醒理智，有不為強權屈服的自由人格，儘管身處無孔不入的黨文化氛圍中，頭腦仍然具有抵禦黨文化侵襲的思想能力。

   毛澤東對付異端最高明的手段就是「洗腦」，這種方式並不在乎從肉體上消滅你的生命，而是致力於從文化上從精神上徹底馴服你的意志和思維定式。我前不久看了一篇描述蔣介石晚年生活的文章，對其中蔣的一段感慨至為深刻。蔣先生說，看到大陸在中共的洗腦下，特別是經過文革以後，知識分子紛紛爭做綿羊，乖乖噤聲，普遍馴服在黨的統一口徑之下，深為不解，同時也對毛澤東的這一套搞法不得不服。文革中人當時的恐懼程度是現在新生代中人很難想象的。這也是黨文化的環境在人們潛意識中的可怕痕迹。

   中共信仰無神論，它的宗教實際上現在已經演變成一種全民的拜物教。經濟發展決定一切。所有的傳媒如電視、廣播等都在不厭其煩地宣傳致富的典型，誰能發家致富，誰就是英雄好漢。

   做為一個知識份子，如果具備「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文化品格和 「士可殺不可辱」的文化人格，負起對民眾對國家對民族的未來有責任感，則會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忘一個基本的原則和操守，老子說：「民不畏死，何以以死懼之」。一個人若連死都不怕，黨化入侵又能起什麼作用呢。

   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並非囿於復古的範疇，而應是在此基礎上創造一種新的符合現代世界文明潮流的中華新文明。我們只有從自身徹底剷除殘留在心中的黨文化思維定式，對黨文化進行清醒的反思和拋棄，心中迷茫的傳統美德才會完全的清晰起來，才能從根本上拋棄黨化思維方式，回歸中華民族正統文化，恢復民族文化的傳統神韻，進而走近民主、走向心靈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