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長江文明推舉他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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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5月17日 14:37   聲明：鳳凰網獨家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

（畫外音）

上一周我們討論了屈原的生平，但是我們所說的中華文化記憶是宏觀的，而不會僅僅局限於某一些個人。屈原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隆重登場，明顯著代表著長江文明的形象，在他之前的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史記和諸子百家，基本的活動中心都在黃河流域，因此說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母親河沒有錯。但是就因為屈原，恰恰出生在萬里長江最險峻、最壯觀、也最具概括力的三峽，它作為一個象徵，意味著長江文明也要在最高的文化層面上發言了。

（余秋雨）

好，又到了我們節目的時間了，今天我們還是講屈原。

講屈原有可能進入個誤區，因為春秋戰後時代，特別是戰國後期，政治的紛爭太繁雜了：

有那麼多的縱橫家；有那麼多的說客；有那麼多假裝的聯合；有那麼多實際的擯吞；各種各樣的陰謀。結果造成個的是什麼呢？造成是我們對那個文化記憶，就變成是一團亂麻。

我們如果從文明的角度來看，其實都是農耕文明，東亞農耕文明的一種權力爭奪，而農耕文明它離不開大河，所以我一直認為中華文明的主體部位，應該是大河文明大河。我們中國有好幾條河，但是比較長的時間裡邊，唱主角的應該是黃河和長江。

我很想知道在今天這樣的節目當中，表述一下我們每個人家鄉是屬於長江文明還是黃河文明。

輪著說。

（同學）

我從小在黑龍江畔長大，我的家離黑龍江邊只有200米。我知道黑河，那個時候黑龍江好像還沒有進入我們中華文明的中心版圖。

（同學）

我的家鄉在遼寧，好像離哪條河都挺遠的。

（同學）

跟我的狀況差不多，我家在吉林。

（余秋雨）

你們都可以成為長江文明和黃河文明進退對峙的一個評判者，觀點比較客觀。

（同學）

我是長江流域的，而且我的出生地，就離屈原那個地方出生地很近，屈原是秭歸，我是宜昌的。

（余秋雨）

宜昌市裡面嗎？

（同學）

我們家大概就住在離三峽的西陵峽口非常近，步行過去可以走的很近。

（同學）

那我是頻頻的經過你家門口，我家在四川成都，岷江是我們那很有名一條河，也是長江上游最重要的支流，長江文明毫無疑問。

（同學）

我是江西九江青紫縣的，那是屬於長江文明，也是很靠近長江了。

（同學）

我的家鄉在甘肅隆冬的天水地區，是伏羲和李白的故鄉，也是漢代名將李廣的故鄉，應該算是純正的黃河文明的代表。

現在有這樣的一個傳統的觀念，這個觀念和我們今天在討論的屈原是直接有關的。如果不了解這個背景，就不太能夠了解屈原，就是還是堅持認為黃河文明，是中國的主要文明。原因是中華文明用文本創立的過程當中，它的腹地是黃河文明。對這個議題，我們不管是住黃河邊上，或是住在長江邊上的同學們，大家有沒有可能做一些議論。像屈原正好是一個契機，這個契機使他被呈現北方民族或者是北方文化所記錄的歷史當中，而它的話所展現出來的，是與北方文化不同的一個南方文化。而且屈原我覺得他一直到死，他也是想捍衛一個南方的文化，我覺得他有一個殉文化的意思，不僅僅是殉國或者說怎麼樣。殉文化是不是有點拔高，但是我覺得他實是代表了一種文化，文化的邏輯可能跟政治的邏輯不太一樣，我思考這個問題的角度是從人來思考的。

我們從甲骨文開始回憶，一直回憶到現在，終於有代表南方文化的人出場了。我想談這個問題可能還是從一個屈原那個時代，當文化屬於一個原創性狀態的時候，來談長江文明和黃河文明。實際上在文本的歷史當中，是黃河文明一直佔據一個統治地位，可以說到現在都是這樣的。因為南方文明在孔子那個時代，?沒有給我們留下一個思想原創性的文本，

但是在北方文明在黃河文明佔據思想大一統的這個統治地位的同時，南方文明的重要之處就在於它為我們提供的新鮮的經驗。當我們已經看慣了孔子，看慣了墨子，看慣了北方思維的時候，突然出現了一個屈原，很好玩。大家覺得這個人怎麼戴這麼高的帽子，怎麼穿這麼好的衣服，怎麼長得這麼帥，南方文明好像一直在為中華文明，補充著一種新鮮的東西，這個我覺得是南方文明最大的價值。

屈原我們在將他楚國的一個什麼職位，遇到了哪一個小人了之後，講了很多以後，有幾次的冷遇和流放以後，我們把他拔出來，我們確認他，他是在黃河文明取得燦爛輝煌成就的時候，他以長江文明的代表，出現在中國文化的舞台上，這樣的話，他變得比較的簡明，他不會陷在泥坑當中去了。

我們回到上幾個星期提到的問題，大家還記得不記得，我們講到墨子走的十天十夜。從齊國有人說是魯國那不管，反正是泰山腳下，他不斷地走，不斷地走，日夜不分地走，走到楚國的都城。這個郢都是現在江陵的西北面，就是現在江陵和荊州之間所謂殷都的所在地。走了十天十夜的路，他黑衣服、黑皮膚、黑臉，因為腳受傷了，從黑衣服上撕下一個黑布條，抱著黝黑的腳該這麼一個形象，我們認為是勇士，是我心中的歷史偶像。

現在我們這個屈原，我不知道他穿什麼衣服，那一定和墨子的衣服完全不一樣。他也是從楚國的首都出發，相反方向到齊國去了。我們都知道他到了稷下學宮，這個稷下學宮裡邊的諸子百家，基本上都是黃河流域的人，都是黃河流域的思維，這個思維交流得很透徹，儘管他們可能是敵對的，也交流得很透徹，辯論得很酣暢，基本上是這樣的。

突然的來了這麼一個人，被他們看成是南蠻的地區來的一個人，奇怪的衣服、奇怪的方言，風度翩翩，而且都可能比他們更英俊，這麼一個人出現了，思維方式和他們也不太一樣。儘管屈原熟悉那些經典，但是他的方式不太一樣。出現在稷下學宮，這個時候我們從現代的眼光看起來，這一些在稷下學宮見到了屈原，給他寒喧幾句的諸子百家和他們的學生們，完全不知道，他是南方一種非常重要文明的代表者，而且遲早他會有一種特殊的方式，代表更大的地區，包括他們在內，這就是一種長江文明和黃河文明的對峙、交流到最後的融合，就這個過程。如果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來講屈原，我覺得是一個新的高度，就是他如何的在大文明當中作為一個最早的代表者的形象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舞台上

屈原不僅僅是屈原，他的抗秦思維極有可能被看成是愛國主義，也有可能被看成是中國統一大業的障礙，他所固守的楚國終於被秦國滅掉了，這從今天來看，不是一件壞事。幾十年後楚地爆發反秦起義，成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漢王朝的建立又可以，看成是楚人的勝利；秦漢大一統是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真正匯流形成大的漢族。

我們常常把屈原叫做愛國詩人，我們就會覺得這個評價就特別的高，因為愛國是個政治概念。中國文人有個特點，什麼東西不上升到政治，就不叫深刻，就不叫高，政治的帽子一戴就非常精彩了，叫愛國詩人。我們到現在為止好多屈原的雕像，屈原的紀念館裡面都還能看到愛國詩人，有的文學史著作也是寫到愛國詩人，這當然就牽扯到一個大的問題，因為我們現在所說的愛國這個概念，顯然和屈原愛楚國有一點不一樣，這一點大家能夠接受的。這個事情是怎麼會開始有一點含在一起的的呢？那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當時為了鼓動愛國激情，所以我們的所有的文化工作者，在我們的歷史上去尋找，有可能變成愛國的話題，這我覺得完全叫無可厚非了，這是完全可以的。首先當然是郭沫若先生了，他寫一個《屈原》，應該說在抗爭戰爭時期在重慶上演，那在鼓動愛國熱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一點我們一點不要去貶低它、諷刺它。但是在一場民族戰爭已經結束，已經這種借用性的象徵，已經不太需要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回到歷史理性的時候，我們一定要面對這個課題了，就是我們是不是還適合繼續把屈原說成是愛國詩人。這個問題我覺得討論起來很有趣。

請。

（同學）

我覺得愛國詩人倒沒有什麼，挺好的。一個原因是荀子說過一句話："名無固疑，約定俗成為之疑。"既然大家都這麼叫了，將錯就錯，這裡面錯是有合理成份的。我覺得國這個概念可能有變化，它可能在政治的維度的上，可能有統一有分離，有邊界變化，有外延的變化，但是我們不妨把個國消解為一種文化的含義和一種土地的含義。

（同學）

我比較不太同意把屈原稱作愛國詩人，把這樣一個範圍弄糊塗了，因為在當時中國這樣一個範圍之內，最起碼它是不能夠。比方說它去打越國，這個打越國很難用國與國之間來稱，因為它們只能相當於比如說，就是在一個大的一個周朝範圍之內的，不同的地方政權，所以我覺得愛國詩人這個稱呼，我不是太同意。

（余秋雨）
同時就像剛才他說的，這個詩人應該用詩人更單純的東西來說，加上愛國之後確實挺奇怪的，我是覺得它奇怪。是因為剛才大家也說了，說愛國，愛的肯定不是政治上的那個國。我覺得作為一個文化人，作為一個有這麼高的文化素養和一個藝術創作者來說，他的這個愛國的情緒，他愛他的母親、愛他父親一樣的。是一種信仰式的、一種本能的一種情懷。那麼如果是說他寫過很多的愛國詩篇，所以把他叫做愛國詩人，那是不是說冰心寫過很多愛母親的散文，她就應該叫愛母親散文家？我覺得這個很奇怪，我覺得對於這個愛國我還是覺得無所謂，把一個愛國冠在詩人面前是無所謂的。我們如此斤斤計較於為什麼把詩人和愛國聯繫在一起？我想你們的理由，可能是因為你們覺得把一個純藝術的東西，跟一個政治立場聯繫在一起，好像不那麼讓人舒服，好像就損害了純藝術，或者說純藝術不應該用那樣一個評判來評判。但是冰心也被成為有母性的作家，冰心也被稱為有愛心的作家，為什麼不能把愛國跟有母性有愛心？同樣作為一個修飾性的定語，不是說這個政治的概念和這個文學概念不能放在一起，而是說這個政治的概念，不能僅僅等同於愛國這麼小的一個概念。那可不可以把他的愛國理解成為他對他故土的高貴文化的那種愛呢？就是愛國詩人這個可能是。根據抗日戰爭那個時候，我們為了宣傳的作用一直延續到今天，那我們今天想顛覆這個愛國詩人這個稱號的時候有沒有想過，當你去掉原來那個意義的時候，你給它替代的那個意義，能不能比原來的那個更好呢？我覺得沒有原來的那個精神實質帶給我的震撼更大？

好，我們剛才的討論有點像鳳凰衛視的時事辯論會了，但時事辯論會是沒有結論的一種辯論，永遠是沒有結論的辯論，我們想我們這個討論也是不會有結論的，以後一直會進行下去，不是我們，是別人，我們的子孫都會一代代的進行下去。

[ 本帖最後由 新鮮人 於 2007-5-19 00:36 編輯 ]

我有我個人的經歷和體驗，我今天肯定是站在少數派一邊，這我表了我的態度，我不喜歡愛國詩人這個稱呼，因為我認為這不是習慣，是現代政治人物給他的強加，是對一個古人的強加，而且是由於虛構的藝術原因，用政治的方式給他的強加，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這個詞。對於屈原的強加，是現代的強加，現代的強加只有我們現代人比較理性的把它處置。這個不成為我們的一個大石頭，因為那就是一個劇本當中產生的一個概念，我們非常複雜地覺得它是一個大習慣了那就不對。我很同意剛才你們這兩位所說的，就是對他們、對這個詞的同情和理解。這是對的。但是如果這個詞在現代的理性思維非常發達的時候，每次都要去說文解字地去說明它的國的含義，這就是現代理性思維所不要的一個累贅了，它是個累贅了。就是我們不斷地要說這個國好像是代表故鄉，好像是代表終極愛，這太複雜了。

現在的邏輯思維覺得這個太沉重，那麼我現在講這個問題，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強調我們這次和下次的一個過渡--這個過渡就是秦漢帝國的建立。這件事情對中華民族的文化思維太重要了，這一點由梁啟超先生做過非常重要的評論，就是中國的國家意識真正建立了。

中國這個詞在西周就出現了，但是這是搖晃不定的詞。秦漢帝國時期這個詞具有了它的真正實質性含義的回歸。如果對這個後面我們這個過渡比較重視的話，所以我們可能對於愛國主義，對於屈原的愛國主義產生某一種弱化的思維，就是不要把它看的那麼強大。在這個問題上，政治結構和文化的一個區別問題在我看來就是屈原能夠被全中國的人所祭祀。他肯定不是個政治人物，因為如果是個政治人物，為什麼秦始皇不被祭祀？為什麼為中國起了非常巨大作用的各種各樣的政治家、各種各樣的宰相、各種各樣了不起的人不能引起全民族的祭祀？就是他肯定不是一個政治人物。所以李白講過屈原的那些辭完全可以懸日月，可以和日月長醉。

但是他已經是完全成為一種空的，一種過眼雲煙的東西了。這個他不是僅僅講一個圖像，他講的是一個價值、價值論，體現一個價值論，這個價值論我非常希望我們年輕一代裡邊有很多的人來堅持這個價值論，因為我們很長的歷史，是我們高看政治概念，高看政治話語，高看政治激情，我們容易彈撥我們心的往往是政治話語，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種特點。但是現在有沒有必要，我們在進入下個世紀的時候增加更多的人類意識，增加更多的終極觀念，增加更多的宗教關懷，增加更多的藝術情懷，這些東西全部組合在一起，我們才會穿過那麼多歷史的風雲，看到那個穿著白衣服的、穿著奇服的那個屈原。他升騰在這個國、那個國之上，甚至於升騰在秦漢王朝之上，這是把中華民族在美的意義上，提高到高貴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這個高於政治。

好，我們下面進入今天的閃問。

（同學）

在1919年的時候馬克思·韋伯在慕尼黑做過一個非常著名的演講，號召當時德國的青年以政治為業。聯想我自己在政府部門實習的時候，曾經有一個領導跟我說，政治是世界上最壯麗一個事業。但是我現在看周圍的同學很多都是非常熱衷於進投資銀行、進諮詢公司。喜歡投身於政治從基層做起的，北大、清華的同學不是非常多。我就很疑惑，政治還是不是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

（余秋雨）

我非常的佩服給你講話的那個幹部，因為他非常熱愛他的事業。我覺得任何人都可以熱愛他的專業，比如他的專業是政治。他把專業看得很壯麗，就像老師說太陽底下最壯麗的事業是教育，就各種各樣的人把自己的事業，看得非常的偉大，我覺得是蠻好的。像這樣的一個敬業的政治工作者，那是應該向他敬禮的。

但至於講到馬克思·韋伯，他所說的這段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他是1919年講的。大家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是1914年到1918年，德國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而且即將要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它發動的。

馬克思·韋伯作為當時海德堡大學的一個社會學的教授，覺得當時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這個問題歌德曾經講過，歌德說德國人個體都非常精彩，但是群體組合在一起，往往會產生迷亂。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都證明了歌德的這個話，就是德國人組合在一起往往會發生迷亂。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韋伯就覺得德國需要政治頭腦，需要整體的用一種現代理性思維和哲學思維去思考政治的人。他們在思考哲學的時候腦子非常的清楚，在思考政治的時候全是感性激情，德國人有這個毛病。那麼馬克思·韋伯從社會學的意義上這樣來號召，這個號召現在看起來當然沒有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但是完全可以理解這麼個學者當時的呼籲。他希望一些年輕人用一種理性來投身政治，不要被那些狂熱的政客作為點燃心中的邪惡的激情的工具。

（學生）

政府規定最近五年從49所高校每年選派5000名研究生到國外一流大學去學習，資助這些入選者他們在國外生活費和往返的機票。對這樣一個事情您是怎樣評價的？

（余秋雨）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這是歷史上無論是人數、無論是資金都是創了最高的紀錄的。

這樣的一個派遣留學生計劃這讓我想起了20幾年前，當時我還年輕的時候，就是改革開放初期，派遣的時候這種悲壯的情景。因為當時國家太窮太窮，但是居然要把我們很優秀的學生送到國外去，那麼在當時這麼窮的時候，這些學生出去一般來說是很難回來。不是他們不愛國，是他們的研究所需要的實驗室國內不具備，他們要研究的資料庫不具備，他回來有可能中斷他的研究計劃，所以基本上是不回來了。當時我記得但是鄧小平說過一句話："不回來也得派遣，讓他成為世界新一代的華僑。"當時我很感動。你知道嗎，經歷過那個困難的時代，沒有幾件事情會很感動。這樣的事情會感動得掉眼淚。

所以在這麼種的情況下面，我們現在的派遣我覺得很好，而且說明我們的國力和我們對今後中國的科技結構和文化結構的一種藍圖。只有這樣人才的高密度的接軌才是我們的科技的真正的接軌，我們文化的真正的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