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國大學體制

作者楊東平

現代大學制度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如同現代企業制度一樣具有普適性。它曾經在中國長期、有效地運行過，創造了抗戰時期西南聯合大學的教育奇迹，現在也仍在包括台灣、香港在內的華人地區有效地運行。因而，不存在「水土不服」的問題。

儘管現代企業制度早已深入人心，現代大學制度卻依然面目不清。今天我們需要特別認識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也許，應當拍一部教育版的《大國崛起》，認識知識權威的確立、大學的興衰與大國的興衰的特殊關係；認識大師雲集、人才輩出的氣象，絕不是急功近利的短期政策可以催生的，而是一種制度文明的產物。同樣值得認識的是現代大學制度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如同現代企業制度一樣具有普適性。它曾經在中國長期、有效地運行過，創造了抗戰時期西南聯合大學的教育奇迹，現在也仍在包括台灣、香港在內的華人地區有效地運行。因而，不存在「水土不服」的問題。大學的核心制度、大學制度創新的根本要義，就是確立「學術本位」的價值，在大學實行學術內行的民主管理，使教授真正擁有學術權力。丁學良曾經說過，知識經濟時代是以知識分子的創造性活動為根本價值的，如果仍不能確立知識分子的核心地位，那就免談「知識經濟」。的確，時至21世紀，如果一所大學仍沒有建立學術自由的價值，教授不擁有學術權力，那麼無論它的樓宇多麼高大、校園多麼遼闊、設施多麼豪華、校長是正部級還是副總理級，它也不可能是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更遑論什麼世界一流。

長期以來，教育的貧困掩蓋了教育自身的嚴重問題。顯而易見，沒有實質性的制度變革，不破除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和官本位，僅僅靠增加投入和引進海外人才，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升我國大學的教育品質和學術競爭力。高校暴露的問題，凸顯了先進的發展觀與落後的教育體制的矛盾。由於教育產出的質量具有複雜性、潛在性、遲效性等特點，不像醫療、住房的影響那樣直接，對決策者不易形成顯在的壓力。因而，我們已經有了6套醫改方案，卻並沒有一套教改方案，甚至沉溺於問題不大、水平尚可的自我安慰之中。對教育改革缺乏危機感和緊迫感的遲鈍，與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的比例難以達到4％一樣，是我國教育落後的兩個最典型的表徵。

重新煥發中國大學的精神活力和創造力，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任務，這就需要恢復大學的自主性，重建現代大學制度。這首先是指政府治理模式的改革，按照「責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務政府」的理念，轉變和規範政府行為，落實高等教育法所規定的高等學校的各項辦學自主權，建立新型的政校關係。要改變目前大學作為「政府代理機構」的尷尬現實，關鍵是要改變政府直接辦學的模式，最終取消高校的行政上級，使大學真正成為「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法人實體」。相應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撐，比較重要的，一是改革大學撥款制度，由政府和大學之外的第三方進行高校辦學質量和績效評估，並根據評估結果進行撥款。二是建立大學校長遴選制度，大學校長按照學校發展的需要，由專家系統經過深入細緻的遴選產生。三是取消大學的行政級別，如大型國企已經實行的那樣。建議首先取消「副部級」高校的級別以為示範。通過高校職員等級制的建立，最終取消高校各級幹部的行政級別。一些政府部門已經實行的改革，例如減少領導人數、黨委領導實行一正二副的改革，高校也應當實行。

高等學校內部的管理體制改革，核心是實行基層民主和學術民主，建立學術本位的管理。近年來我國部分高校實行的教授委員會的實踐，體現了這一努力。自2000年東北師範大學首倡在學院一級建立教授委員會以來，目前全國已經有幾十所高校實行教授委員會制度，其中東北師大實行的是「教授委員會集體決策基礎上的院長(系主任)負責制」，教授委員會的許可權最大，中南大學則建立了學校一級的教授委員會。雖然各校教授委員會的授權不一，作用有限，但這一制度所建樹的管理理念和架構仍有重要意義，有可能成為一個生長點，逐漸由虛變實，由軟變硬。

在我國政治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事業單位改革尚沒有整體開展的情況下，恢復高校的自主性絕非易事。但應該看到，基層的探索和制度創新仍然是有價值的。事實上，一場真正的改革，必然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努力的合力。自上而下的教育體制改革，需要自下而上的實踐和啟動。在這一過程中，名校肩負特別重要的社會責任，尤其應當主動探索，率先改革。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