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論史：中國人為何不善於研究日本？

熟悉中日關係的人常有這樣的感覺，為何幾十年來，中國關於日本的著作很多，卻沒有出現過經典著作，非但沒有一本能與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相比，就是民國時期戴季陶的《日本論》也恐怕沒有人超越。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先前已有不少人就這個話題發表了高見，本文只是談一點零散的感受。
中國的對日研究有幾個需要注意的問題。第一是戰略問題。對日研究經常提到「戰略的研究」，但很少提到「研究的戰略」。前者是把研究僅作為手段、工具，一切為戰略、總計劃或方針服務。但由於戰略往往是任務型的，這就使得研究也變得充滿動蕩和變數，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其實，研究應該有自
己的規律，有獨立的戰略構思及研究過程的全面設計。中國的對日研究機構大多為政府部門或國立大學所屬，研究多以政府行為為準，「想政府所想，急領導所急」，很難將一個長周期的研究堅持到底。戰略的研究固然重要，但研究的戰略同樣不可忽視。因為中國是後起的發展中國家，並且發展速度很快，研究理應成為國家級戰略，不僅要考慮研究什麼，還特別要考慮怎樣研究，如何保證研究正常進行，尤其是針對那些強於我們又對我們很重要的國家，這裡首當其衝就是日本。
日本的對華研究一直有很完整的戰略，這個研究的戰略是日本制定對華戰略的基礎，與日本的基本國策及整個對外政策一併成為日本的戰略之源。而且日本的研究一直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儘管受到很多政策導向，但大多數機構及研究人員在體制上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這就使得研究具有極大的自主性，機構及研究人員主要考慮的是長期性的研究而不是短期性的戰略。
第二是心態問題。中國對日心態最大特徵是輕視。輕視有兩種，一種是絕對化輕視，即自以為了不起，實際上如同「夜郎自大」，不是僅僅看不起日本，是誰都看不起，唯我獨尊。這是一種 「無知型輕視」。另一種是相對化輕視，實際上如同「見人下菜碟」，對歐美就看重些，對日本則無論如何也重視不起來。這是一種「偏見型輕視」。應該說，上述偏見型心態者居多。
造成這種心態有三個原因。一是歷史的慣性，即日本向中國學習的歷史太長了，作為一個善於學習的民族，即使到了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國策制訂者們已經把中國視作爭食的魚肉，但學界對中國的研究衝動仍然強勁。直至今天，日本各種報刊上刊載的外國消息及報道等，有關中國的仍大大超出其他國家（包括美國）。
二是現實的錯位。中國的確在20世紀初出現過研究日本的熱潮。當時大批有志青年東渡日本，探求救國圖強之路，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就是從日文轉譯開始的。《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等最初都是從日文轉譯成中文。這時的日本研究也有不少成果，戴季陶的《日本論》至今令日本研究界奉為佳作。但隨後日本的對華侵略及戰敗，使日本非但不能成為學習榜樣，連研究對象也排不上了，中日民族的心態出現了錯位。戰後日本雖然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就，但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並不高，而中國雖然經濟發展之路並不平坦，但在國際上一直擁有很高的聲譽，更加強了雙方心態的錯位。
三是預期差異。日本作為一個島國，一直對未來有很強的危機感。在許多日本學者略帶傲慢的外表下，往往掩蓋著自卑與自尊的衝突，隱藏著生存競爭的壓力與求
新圖變的衝動。但中國似乎總是有很好的預期。據調查，日本的精英層對未來的展望最為悲觀，而中國則明顯高出，與美國不相上下。今天許多國內的研究者在國際場合遇到日本人，特別是作預期研究時，常會表現出輕視日本的心態。這種在高速發展中的大陸型心態與處於成熟性蕭條中的海島型心態，對未來預期當然有很大差異，這種差異就成為研究的直接動力。
很早以前，日本人就常常用「龜兔賽跑」形容中日關係。意指中國人聰明像兔子，跑得快，日本人只有學習烏龜，跟在兔子後面更努力地跑才有出路。但目前的情況是日本像兔子已經跑到前面了，而我們在後面卻少有烏龜的謙虛與努力，甚至有人明明是烏龜還總是懷揣著兔子心，這樣的心態怎麼能不落後呢？
第三是細緻度問題。日本民族的認真、細緻是舉世公認的，在研究上更是表現的淋漓盡致。筆者曾參與日本一項關於東亞社會形態的合作研究，談到中國的家庭時，某日本學者從漢字「家」的形成，談到所有與「家」相關的詞，僅 「家庭」 一詞就考證了《後漢書》的「鄭均傳」等近十個出處。但在當時中國家庭研究的論著中，幾乎沒有人下這樣的功夫，就更不必說我們對日本的「町」、「村」等基本概念的研究了。日本對中國的研究者中有許多「通」，從「三國通」、「史記通」、到「京劇通」、「敦煌通」，再到「餃子通」、「拉麵通」等等，無奇不有。看似「小而細」的研究往往與中國 「大而粗」的研究形成鮮明對照。這種研究態度之細緻，研究作風之嚴謹，都對研究結果提供了很大的保證。
解決中日關係的困局，需要中日關係研究水平的提高。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研究的水平本身就是中日關係的重要部分，兩國的學界和政府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