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代表張浩與長征

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七十周年。當我們在緬懷和頌揚領導紅軍取得長征勝利的老一輩革命家和眾多英勇的紅軍將士並追憶那段令人難忘的歷史時，有一人不能忘記，他就是在長征中為維護黨的團結、爭取紅軍長征的完全勝利立了大功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
　　
　　肩負重任歷盡艱險從蘇回國尋找中央
　　
　　紅一方面軍離開中央蘇區開始長征后，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中斷，失去了聯繫。雖然陳雲於1935年6月受黨派遣退出長征並轉道上海於8月抵達莫斯科，使得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了解了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一些情況，但由於和我黨沒有建立起通訊聯繫，許多新的情況仍不知曉。為了向正在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傳達共產
　　張浩，原名林育英，1897年2月25日生。他和堂弟林彪是受林育南的影響才走上革命道路的。1922年2月，林育英經林育南、惲代英介紹入黨，並參加了香港海員大罷工。1923年，林育英在長沙組織大罷工。1924年5月初，林育英被中央選派赴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1925年7月奉黨指示回國，任中共上海滬東區委書記，參與領導了上海的工人運動。1927年初赴武漢，任中共漢口市委書記。大革命失敗后，曾領導鄂東秋收暴動。1928年赴湖南參與領導恢復黨組織的工作，被選為湖南省委常委和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1929年1月至上海，任中共滬西區委書記，繼續從事工人運動。同年5月，在紀念五卅運動四周年的活動中被捕入獄。經組織營救出獄后，以中華全國海員工會特派員身份，奔走於上海、香港和廣州之間，指導海員和工會工作。1930年4月，中央調林育英去東北籌建共中央代表團成員，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會後，根據會議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決議精神，林育英參與了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
　　雖然回國的這項任務既艱苦又危險，但當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代表共產國際與林育英談話徵求意見時，他還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務。1935年9月底，林育英化名張浩(此後，在黨內一直沿用此名)，裝扮成商人模樣，與在蘇聯受訓的密電員趙玉珍一起踏上了歸國的征途。一路上，他倆爬山涉水，忍飢挨餓，歷盡千辛萬苦，經過一個多月的艱難旅程，11月初終於到達陝西定邊縣，並很快與定邊縣黨組織取得了聯繫。當時，定邊縣黨組織的負責人不認識他，甚至對他還有些懷疑。為了弄清情況，定邊縣黨組織向黨中央發了一份電報，告知有一個叫「張浩」的人要找黨中央，可否送來。中共中央負責人張聞天接到了電報后，認為這個「張浩」很可能就是共產國際派回來的同志，於是特派鄧發代表黨中央到定邊去迎接。鄧發於11月中旬把張浩接到了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
　　張聞天一見到張浩，馬上迎了上去。兩人緊緊地抱在一起，激動得老半天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久，張聞天才鬆開手，對張浩說：「辛苦了，歡迎你回來!」張浩頓覺身上的病痛與疲勞全消了。他含著熱淚對張聞天說：「總算找到中央了，終於見到領導和同志們了!」張聞天得知張浩是林彪的堂兄時，很高興，對張浩說：「林彪正與毛澤東同志一起在直羅鎮指揮作戰。不久，他會回來的。你們兄弟二人就可以見面了。」12月8日，張聞天和張浩一起到安塞，迎接從直羅鎮歸來的毛澤東。張浩早就認識毛澤東，但後來由於長期從事地下工和工人運動，很少有機會與毛澤東會面。張聞天對毛澤東說：「張浩同志剛從共產國際回來，與林彪還是堂兄弟呢!」毛澤東握住張浩的手說：「我們有好多年未見面，你瘦了許多。你回來了，我們的隊伍里又多了一員大將!」毛澤東將張浩拉到自己身邊坐下，詢問了一下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情況。張浩一一作了回答。毛澤東說：「我馬上與洛甫、恩來、稼祥他們幾個人商量一下，就在最近開個政治局會議。」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張浩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經過。這次會議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精神和國際國內的形勢，制定建立最廣泛的國際反法西斯和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方針和策略，是我黨繼遵義會議后的又一次重要會議。這樣，張浩的回國，不僅使我黨和共產國際以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恢復了聯繫，互相了解了情況，也直接促成了瓦窯堡會議的召開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形成。
　　
　　以自己特殊的身份爭取張國燾取消第二「中央」
　　
　　瓦窯堡會議前後，中央同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鬥爭也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1935年6月中央率領的紅一方面軍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后，中央政治局兩河口會議作出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的決定》。這個決定指出：今後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中殲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建川陝甘蘇區根據地。張國燾參加了這個會議，口頭表示同意這個決定，並被任命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可會後，他又出爾反爾，陽奉陰違，處處給中央出難題，並於7月18日取得了紅軍總政委的職務。8月3日，根據紅軍總部制定的《夏洮戰役計劃》，紅軍一、四方面軍混合編隊，分左右兩路北上。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和總參謀長劉伯承隨左路軍行動，中共中央機關和前敵總指揮部隨右路軍行動。8月4日，中央在沙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再次重申了一、四方面軍繼續北上的方針。8月21日，右路軍開始北上過大草地。經過6天6夜極其艱難的行軍，終於走出草地。正當右路軍等待左路軍前來會合時，張國燾卻節外生枝，提出種種借口，不同意部隊北上。9月9日，他又下令部隊南下，並給隨右路軍行動的原紅四方面軍政委、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右路軍政委陳昌浩發密電，要他挾持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妄圖危害黨中央。幸虧右路軍參謀長葉劍英首先看到密電，立即報告給了毛澤東。中央在獲悉張國燾的陰謀后，當機立斷，連夜帶領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這才避免了紅軍部隊的流血衝突。9月10日，中央去電催張國燾率部隊北上。他拒不執行中央的指示。隨後，他又給林彪、彭德懷、聶榮臻等中央紅軍領導人發電，煽動他們與中央對抗，要他們率紅軍跟他走。9月14日，中央給張國燾發去急電，指出他的戰略方針是錯誤的，沒有出路，令他儘快率部隊北上。但他仍置若罔聞，執迷不悟。特別嚴重的是，10月5日，張國燾不顧朱德、徐向前等人的反對，公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主席」，走上分裂黨和紅軍、破壞革命的道路，並強令紅四方面軍和隨左路軍行動的紅一方面軍第五和第九軍團南下天全、蘆山一帶。中央勝利長徵到達陝北后，12月5日，張國燾變本加厲，竟然狂妄地以「黨團中央」的名義給中央發電，電文稱：「甲，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係。乙，你們應稱黨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丙，一、四方面軍名義已取消。丁，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府組織狀況報告前來，以便批准。」公然要中央服從他的領導。黨和紅軍處於十分危難的境地。
　　在這種情況下，瓦窯堡會議后，毛澤東找張浩作了一次長談。毛澤東用商量的口氣說：「你回來正是時候。目前，中央有幾件大事需要你來做，你看怎麼樣?」「哪幾件大事?」張浩問。「一是黨的工運工作沒有負責人，你能否將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一職擔當起來?」張浩說：「如果中央認為我適合負責這項工作，我服從組織決定。」毛澤東又說，「二是黨的白區工作和對東北軍的工作都壓在恩來身上不行，這些工作你也有經驗，你能否分擔一些，再擔任中央白區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和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浩說：「我一定協助恩來同志儘力做好這兩項工作。」「第三件事是中央和紅軍領導人的團結問題也急於要你來幫助解決。你是共產國際派回來的，目前只有你做這項工作最合適。」毛澤東接著詳細解釋說：「目前，左路軍有七八萬人，指戰員的處境十分危險，要儘快設法將他們拉回來。你現在回來了，可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配合我們做工作，力爭左路軍早日回來。」聽了毛澤東的一席話，張浩說：「我如能起作用那當然好，就怕工作做不好。」「也許能起作用，」毛澤東說，「目前，張國燾與我和洛甫(張聞天)、恩來的關係很僵，我們發電去，他聽不進去，朱德、向前等同志在那裡很為難，也很吃力。張國燾比較相信共產國際，正好你又是共產國際派回來的，你如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要聽。」當時，張浩住在張聞天的隔壁，張聞天也找他談過幾次話，認為他和張國燾曾一起在白區工作過，關係比較熟，又是共產國際派回來的代表，身份特殊，希望他協助中央儘力做爭取張國燾的工作。張浩雖然感到中央交給他的這個任務很重，但為了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表示全力配合中央的工作。
　　1936年1月16日，張浩根據毛澤東、張聞天的意見，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給張國燾發去了一份電報。電文中說他奉共產國際委派，回國解決一、四方面軍發生的分歧，並帶有共產國際七大對中國問題的意見和密碼，可與國際直接通電。張浩在電報中還說，中共中央已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張國燾很快收到了張浩的電報，但他仍不願意帶部隊北上。1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並去電責令張國燾立刻取消他的「中央」。為配合這個決定，毛澤東、張聞天又建議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於1月24日給張國燾、朱德發去了《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線，張國燾處可成立西南局》的電報。電文稱：「甲，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的。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的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的。乙，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爭論，可提交共產國際解決。」張國燾看到這份電報，震動很大。他清晰地感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得到了張浩這個共產國際代表的支持。尤其是張浩的電報稱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這就等於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意味著張國燾的主張和做法是錯誤的。他若再一意孤行，帶部隊南下，就要背負「違背共產國際指示」的罪名。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得不開始考慮張浩和中央的意見以及他的南下計劃。
　　過了幾天，張國燾連續給張浩發了三封電報，語氣開始緩和。鑒於此，1936年2月14日，張浩、張聞天再次致電張國燾，對南下紅軍的戰略提出以北上陝甘為上策。此時，政治上，張國燾完全處於被動；軍事上，南下紅軍作戰接連失利，損失慘重，處境日益艱險；組織上，南下紅軍內部，不僅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人一直在和張國燾做鬥爭，就連一貫支持他的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等也開始反對他，他的宗派集團日益分崩離析。這樣，在多重的壓力下，張國燾被迫於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7月2日，賀龍、任弼時率紅二方面軍與四方面軍在四川甘孜會師，敦促張國燾儘快北上。8月3日、9月3日，張浩與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又聯名給張國燾發電，歡迎他率領部隊前來會師，並指出「注重目前團結，過去的爭論一概不談」。9月27日，張國燾、朱德、徐向前、陳昌浩聯名致電張浩、張聞天、毛澤東，表示尊重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指示、意見，決不再改變。之後，南下紅軍和二方面軍共同動身北上。
　　張浩完成了毛澤東和中央交給的任務，毛澤東高興地說：「你這位共產國際代表沒有白當，你為黨和人民立了一大功。」1936年10月19日，受黨派遣，張浩從保安啟程，代表中共中央趕往寧夏同心縣城迎接紅四方面軍。在關橋堡，張浩與張國燾單獨作了長談，消除了他的一些疑慮。1936年12月16日，張浩、朱德、張國燾趕到了保安。在中央舉行聯歡會之後，張浩再次代表中央找張國燾談話，表示他這次回來，中央是歡迎的。但希望他能認識自己的錯誤，並改正錯誤，真心實意地服從中央的領導，最好是向中央寫個書面檢討材料，以取得同志們的諒解，將功補過，為黨和人民多做工作。張國燾表面表示接受，隨後，張浩與張國燾一同回到瓦窯堡。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裡，張浩又多次找張國燾談話、做工作。
　　對張浩爭取張國燾所起的重要作用，除有黨史記載和有關老同志在回憶錄中作了記述外，張國燾在其所著《我的回憶》中雖多有歪曲，但也還是承認的。
　　
　　英年早逝后，毛澤東等中央主要領導人親自為他抬棺執紼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張浩被任命為八路軍一二九師首任政委。張浩對剛剛組建的一二九師作了大量艱苦細緻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到1937年年底，他在白區工作時患下的多種疾病和兩次入獄身體受到的嚴重傷害，已使他難以擔當艱苦的軍旅工作了。師長劉伯承看到他發病時的痛苦情形，心裡極為難受，只得向中央報告他的嚴重病情，請求讓張浩去延安治療。中央表示同意。1938年1月，張浩被調回延安，一二九師政委一職由鄧小平繼任。
　　張浩回到延安后，一面治病，一面擔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副主任，負責工人運動方面的工作。1938年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張浩被選舉為中央委員。1940年4月突發腦溢血，導致半身不遂。對張浩的病，中央十分關切。鑒於延安醫療條件有限，在毛澤東的建議下，中央請求蘇方派專機將張浩接到蘇聯治病。但當蘇聯派來專機時，張浩堅決要求把機會讓給其他傷病員和烈士的後代。毛澤東和中央其他負責人只好尊重他的意願。結果，他的病情日益惡化。1942年3月6日凌晨1時45分，張浩在延安中央醫院逝世，年僅45歲。
　　張浩逝世后，毛澤東親筆題寫了「忠心為國，雖死猶榮」的輓聯。3月9日，中央決定公祭張浩。公祭之前，毛澤東對朱德、任弼時等人說：「張浩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們黨的一大損失，我心裡非常難過。我想，同志們的心情也是如此。為表示我們對他的敬意和懷念之情，我提議，他的靈柩由我們幾個主要領導人親自抬。」朱德、任弼時表示同意。上午9時，公祭儀式在延安中央黨校門前的廣場上舉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主祭，李克農念祭文。公祭儀式結束后，萬餘人參加出殯。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林伯渠、徐特立、楊尚昆等中央主要領導人親自將棺材抬到桃花嶺上，並為他下葬。這是毛澤東一生中惟一一次為他人抬棺執紼。從延安到北京，我黨我軍的高級領導人中，只有張浩一人享受了這一殊榮。毛澤東還題寫了「張浩同志之墓」的墓碑。安葬張浩當天，《新華日報》發表了《悼張浩同志》的社論，對張浩一生的功績給予了很高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