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本：中國人，在自豪感與焦慮感之間

在二零零六年的深秋，不少中國人充滿了自豪感和焦慮感。中國是否在大國崛起的邊緣，挾強勁經濟力量進入大國之林？還是只是在制度建設的滯后中處於一場春夢的邊緣，陷入自豪感與焦慮感交錯的漩渦中？

中國人的自豪感是由於經濟力澎湃，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在「亞洲企業一千」排行榜中，中國企業首次躋身十強，打破日本壟斷的局面。人民幣升值，人民幣現鈔兌港幣升逾一比一，在國際金融系統備受矚目。

但中國人也有強烈的焦慮感。由於政治改革滯后，行政權力膨脹而沒有制衡，維權人士慘遭鎮壓，一年之內的群體性抗議事件數以萬計。陳良宇案件揭開高層貪瀆問題的層出不窮，但在缺乏法治的機制下，從陳希同到陳良宇，貪腐問題只是政壇上惡性循環式的歷史輪迴。

因而關鍵是制度的建設與創新。央視大片《大國崛起》總結五百年來九個大國，發現它們崛起之際都是有一種制度創新及突破的能力，打破舊有的框架與瓶頸。

而突破的動力，往往依靠精英階層及領袖人物的自覺，從拿破崙到俾斯麥，從伊藤博文到林肯，都是一些領袖在國家危急疑難之際挺身而出，克服險惡的歷史挑戰。

但偉大的領袖也往往犯下巨大的錯誤。日本天皇、希特勒、斯大林等，都為自己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傷害了世界，也傷害了自己。因而需要超越人治的制度建設，以權力制衡來防止濫權和重大失誤。

大國崛起也必須全面提升國民素質，這也恰恰是今日中國在日趨富裕中的貧窮。由於教育與地方財政掛恥，貧窮地區的基礎教育崩壞，使中國不少新一代仍是文盲。《大國崛起》紀錄片發現德國在百多年前就厲行義務教育，孩子若在學校曠課，家長會被罰款。軍人元帥並強調，軍隊在前線上能打勝仗，其實早在小學教師的講台上就決定了。這些西方歷史與今日中國比較，也讓中國人感到尷尬與痛苦，必須為全面提升國民素質而努力。

因為沒有高素質的國民，一個國家往往失去了想像力和創造力，也就失去了軟實力。《大國崛起》發現一些大國崛起若憑武力及金錢收買的「硬實力」，終會曇花一現；而只有文化思想上的提升，才可以展現讓人心儀和嚮往的軟實力。美國從好萊塢到民主法治的制度，都像文化的磁石，吸引全球的眼球與心靈。中國要崛起，就看中國人能在全球提供什麼文化與制度的魅力，可以讓人折服。

這就是二零零六年中國人需要面對的挑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崛起之前，必須在國內理順種種矛盾關係，讓中國人為自己的一切而自豪。揮別那些令人尷尬的制度缺陷，也揮別那些令人坐立不安的集體焦慮感。中國崛起也在呼喚新的政治智慧，推動政治改革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