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陝北的錯誤肅反

陝北（包括陝甘邊區）的錯誤蘇凡是中央代表團支持的。1935年7月初，中央代表團負責同志來到陝北。7月15日，在永坪鎮召開西北工委會議，這位負責人在會上傳達的中央北方代表的「機密指示」中指出：「必須無情地展開反對右傾取消主義（反對暗藏的右傾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8月27日，西北紅軍前敵指揮部在文安驛召開連以上幹部會，這位負責人作報告時，又講了北方代表關於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指示。紅二十五軍到達陝北后，成立了中央代表團，9月17日中央 代表團主持召開聯席會議，改組領導機構，由中央代表團全面負責陝北和陝甘邊根據地黨政軍和保衛局的工作，分別成立陝甘晉省委（西北軍委和西北保衛局，都歸中央代表團直接統一領導）。陝甘晉省委有14人組成，中央代表團負責同志兼任書記，我擔任副書記，西北軍委主席由中央代表團成員聶鴻鈞同志擔任。戴季英任西北保衛軍軍長。

1935年9月，中央代表團召開永坪會議后，紅十五軍團南下，瓦窯堡敵人逃跑，我既去瓦窯堡接管工作。我離開永坪在瓦窯堡那段期間，肅反牽涉到紅二十六軍的領導幹部。因我不在永坪，情況不知道。事後聽說西北保衛局局長完全使用鄂豫皖錯誤肅反的那套逼供信辦法，在嚴刑逼供下，和張慕陶右派有關的同志供出紅二十六軍幹部劉志丹，高崗，張秀山也是張慕陶右派。根據口供，又逮捕了張秀山。

張秀山被捕后不久，中央代表團負責同志通知我，星夜從瓦窯堡趕回永坪。他見到我說，已將張秀山逮捕，並說劉志丹，高崗，張秀山都是反革命。我感到很鎮靜，當即表示：逮捕張秀山同志是錯誤的，殺了我的頭，我也不相信劉，高，張是反革命。那時程子華同志正在後方養病，曾到中央代表團負責同志處，這位負責同志對程說：「洪濤同志說，認為劉，高，張反動，殺了他的頭，也不信。」子華同志回答說：「連郭特不同意，那麼此問題必須慎重。」（引自程子華同志1943年春給中央的電報）不久，因前方關於紅十五軍團南下行動的方針，意見不一致，程子華同志到前方去解決這個問題。程走後，領導機關由永坪遷到瓦窯堡，後方下令將劉志丹同志調到省委機關隔離審查。在調令發出后，中央代表團負責人徵求我的意見時，我再次表示：你們認為劉是「反革命」，我堅決反對，既然你們還是懷疑他，已經發出了調令，要劉回永坪，要隔離在省委機關進行審查，我保留意見。

劉志丹回到瓦窯堡軍委機關，派警衛員魏德來省委找我，我立即趕赴軍威，但未找到劉志丹，見到了軍委秘書長范子文，他告訴我「志丹同志已由西北保衛局局長叫走了」。於是我又去找保衛局局長，提出要見劉志丹，他說已經關起來了。我質問為什麼要逮捕志丹同志，他說別人有口供。隨後我找到了中央代表團負責同志，對他說：「這不是越鬧越大，逮捕張秀山已經錯了，怎麼又把劉志丹同志逮捕了，到底有什麼根據」。中央代表團負責同志拿出兩個人的口供記錄給我看，我仍不相信劉，高，張是反革命。由於我不相信口供紀錄，要求旁聽審訊紅二十六軍的一位領導，這位負責人同意了。他要求我在旁聽審訊時，不要表態，不要說話，可以觀察。在審訊時，被審訊的同志說他不是反革命，還說「別人不知道，你郭洪濤還不知道嗎？」我因有約在先，沒有說話。西北保衛局局長既命令將他吊起來，他被逼說是，放下來又說不是。當時我感到很難過。審訊結束后，我既對中央代表團負責人說：吊起來說是，放下來說不是，明明是屈打成招。中央代表團負責人意識到問題的嚴重，對我說：「看來事情鬧錯了，正如你所說的，開始逮捕張秀山就錯了。」

第二天早晨，中央代表團負責人對我說：他已經決定，第一，後方不再捕人；第二，後方不再審訊被捕的同志（由於對於肅反有不同的意見，後方被捕的同志未殺害一個人）。並決定派我立即去前方找程子華等同志商量停止肅反。但並沒有釋放蒙冤被捕的通知，直到黨中央到達陝北后才釋放了被怨的通知，糾正了錯誤肅反。

中央審查和糾正錯誤肅反

我在前方時，見到了中央和中央紅軍抵達吳起鎮的布告，我既和程子華孚下寺灣迎接。

我們趕到下寺灣時，遇到了賈拓夫同志。1935年11月1日，黨中央（中央紅軍）到達下寺灣。我向李維漢彙報了有關情況。李維漢認為我反映的情況很重要，帶領我去見毛澤東，張聞天同志。在聽取我的回報錯誤肅反的情況后，黨中央領導同志指示，抓緊做工作，趕快審查釋放被怨同志。中央到瓦窯堡后，決定由中央，地方，軍隊的代表組成五人委員會，由董必武同志負責處理錯誤肅反。五人委員會成員：董必武是中央紀律委員會負責人，李維漢是中央組織部長，王首道是國家保衛局局長，張雲逸代表軍委，我代表地方。

五人委員會在聽取了王首道的審查彙報后報中央批准，決定對劉志丹等受怨同志平反，並立即釋放。

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討論西北黨的歷史問題

1942年冬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清算了王明「左」傾路線。在會上我檢討了在陝北工作中犯的錯誤，主要是：初到陝北時，傳達了中央駐北方代表因安定一支隊伍挫敗一支隊伍，埋了槍支和二支隊併入三支隊這兩件事情。在閻家窪子會議上，我發言擁護中央駐北方代表和上海臨時中央給紅二十六軍兩封指示信的內容，並且根據這兩指示封信的錯誤意見和會議記錄，寫了「紅二十六軍長期鬥爭的主要教訓」一文。

1935年7月，中央代表團負責人到陝北以後，我又盲目地擁護中央代表團執行的「左」傾錯誤路線，並且向中央代表團負責同志彙報過我誤信別人反映的陝甘邊特委的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實的情況和錯誤的意見。會上對我的錯誤進行了嚴肅地批評是完全應該的，使我認識到了過去所犯錯誤的嚴重性。

在會上，高崗作了「邊區黨歷史問題的檢討報告」。他在講話中說，陝北特委和郭洪濤在實際工作中執行的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陝北和陝甘邊是一個蘇區，是「我們（指高崗等人）這些人創造的「，郭洪濤是陝北錯誤肅反的主持人，企圖把劉志丹等同志殺了，好當西北領袖；朱治理同志和郭洪濤同志反對迎接中央和中央紅軍，「郭洪濤想當土皇帝」；郭洪濤到山東工作后又搞了錯誤的「湖西肅反」，繼續殺人，等等。由於高崗蓄意歪曲事實，會議對陝北黨的歷史和我個人的問題作了上述不符合實際的結論。從而引起了對這幾個歷史問題的長期爭論。會後，中央做出了「關於1935年陝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

在接到有關文件的第二天，我既向中央黨校我所在的黨支部張啟龍談了我對陝北歷史問題和對我個人結論的保留意見。張啟龍要我找黨校校長彭真反映。彭真同志聽了我的反映后，即與任弼時同志約好，要我找任弼時去談。我即向當時擔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兼秘書長，負責領導西北局工作的任弼時提出四條保留意見，總起來的意思是高崗所說不符合事實。

對歷史問題的查處經過

1944年11月，我在延安中央黨校參加整風時，我所在的第三支部，書記是陳奇涵。在他的領導下，黨支部審查了我的歷史問題，其中包括我在陝北錯誤肅反的責任。支部從程子華給中央的電報和審查中央代表團負責同志的材料中證實我不是肅反的主持人，是反對逮捕劉，高，張的。支部認為，這個問題應重新作結論。但在徵求高崗意見時，高崗極力反對，不同意審查修改有關結論。

1955年3，4月間，中央在北京飯店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由彭德懷，馬明方支持。參加會議的有：朱治理，程子華，聶鴻鈞，習仲勛，閻洪岩，賈拓夫，馬文瑞，張達志，劉景范，白治民和我等二十餘人。在這次座談會上，澄清了一些重大的歷史問題，如：中央代表團的幾位同志都證明我不是肅反的主持人，是反對逮捕劉，高，張等紅二十六軍領導幹部的；證實不存在我和朱治理同志反對迎接中央和中央紅軍，而是如何迎接中央和中央紅軍的部署問題。馬明方在做會議總結時，對我的問題作了三條口頭結論：「一是郭洪濤同志和陝北特委在總的方面是一致的，總的路線是一致的；二是郭洪濤同志不迎接中央和中央紅軍，不是事實；三是郭洪濤同志反對逮捕劉，高，張等。」1956年我向中央提出書面申訴，寫上了馬明方同志的三條口頭結論，經他審閱送交中央監委。

中央監委經過反覆調查核實，於1959年11月23日，提出「中央監委關於郭洪濤同志幾個歷史問題的審查意見」，對我申訴的幾個問題做出結論，於1960年4月經黨中央正式批准。

中央監委「審查意見」指出：1）1935年陝北肅反錯誤是嚴重的。。。這一事件應當由當時中央代表團派駐陝北代表團書記等同志負政治上的主要責任，直接負責的是陝北保衛局局長，陝北軍委主席。郭洪濤同志當時是陝甘晉省委副書記。。。對陝北錯誤肅反也負有政治上的責任。但是，就整個肅反過程看，郭洪濤同志不是肅反的支持人，沒有誣陷劉，高的意圖，逮捕張秀山同志他事先不知道，也不同意把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當反革命處理。在肅反初期，郭說過「殺了我的頭也不相信劉，高，張是反革命」。在中央到達陝北不久，郭也向西北保衛局局長王首道等同志表示類似的意見。根據上述情況，郭洪濤同志於1956年向中央提出的申訴，說他不是陝北肅反的主持人，他沒有誣陷劉志丹，高崗的意圖，是符合事實的。2）郭洪濤同志不存在拒絕迎接中央和中央紅軍的問題，當時做法如果有問題，也是屬於如何迎接中央的方法問題。3）羅榮桓等同志證實湖西肅反主要由於湖邊地位和區委一些負責幹部輕信了個別壞人的挑撥和採用了錯誤的逼供新方法造成的，並不是郭洪濤同志對本地幹部採取宗派主義打擊政策的結果。因此，1942年「中央關於1935年陝北肅反問題的重新審查的決議」中，與事實不符的結論，都應該修改。

1978年12月21日，中央組織部將「中央監委關於郭洪濤幾個歷史問題的審查意見要點」轉發給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組織部和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政治部（政工部）。

1983年4月，中央指定由李維漢，王首道，馮文彬，榮高棠，何載同志組成五人小組，會同原陝甘邊，陝北有代表性的負責幹部劉景范，張秀山，劉邦英，張策，賀晉年，崔田民，李鐵論和我等八位同志，共同研究了關於陝北（包括陝甘邊和陝北）革命歷史問題，即30年代的一段歷史問題。經過分別協商和全體座談，五人小組對路線是非等重大問題達成了一致的認識。會後，中共中央印發了「五人小組關於解決西北歷史爭論問題的分析和方針」的文件，即中央（1983）28號文件。就這樣，經過半個世紀的時間考驗，在黨中央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引導下，終於查清了事實的真相，弄清了是非，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本文作者為陝北紅軍和陝北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

徐海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