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和老清華的外聘教授

　老北大和老清華的外聘教授

　　北大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希望她能以謙虛和開闊的胸懷來面對批評，引領中國社會成為一個誠實的社會、一個正派的社會

　　■謝泳

　　大學的國際化，在教授的選擇方面，必然包括建立面向全球的教授招聘制度。前一段丘成桐對北京大學的批評，引來了北大官方的回應，但北京大學對丘成桐教授批評的回應，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



　　大學的學術地位，是自然形成的

　　大學的外聘教授，通常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本國學生在外學成歸來，固定服務於中國大學；一種是外籍教授長期受聘於中國大學。外籍教授長期受聘通常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唯一性，也就是丘教授指出的全職，二是穩定性，至少一年以上在受聘大學居住生活。
　　中國建立現代大學的時間不算很長，不管從何處算起，也在一百年之內，但現在研究中國大學史的人公認，中國現代大學是成功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就包括它的國際性聘任教授制度的同時完成，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現代大學的起步就是國際化的，老北大和老清華以及其它老大學，大體都是這樣。
　　本國學生在外學成歸國服務，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海歸」，在中國現代大學歷史上，這是一個基本傳統，也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對國家的主要情感體現。中國現代歷史上，知識分子為國家服務是基本信仰，無論公派還是自費，那個時代，凡在西方學成的中國知識分子，回國服務的比例相當高，這方面有專門的統計。中國現代大學基本是依靠這些人才得以延續它的生命的。他們從西方回來，基本都是舉家歸國，完全放棄國外的生活，在中國現代大學的歷史上，很難找出腳踏兩隻船甚至多只船的例子，要麼在外，要麼回來。那個時候，沒有人把「海歸」認為是外人，他們自己從來沒有那樣的感覺，別人也沒有過分強調他們的海外背景。
　　那個時代雖然有許多毛病，但基本是一個誠實的社會，是一個正派的社會。老北大也好，老清華也好，它的學術地位都是自然形成的，校方從來不自我吹噓。老北大、清華各系都有外籍教授，數量不是很多，但有一個算一個，他們長年生活在中國，完全融入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其中許多人甚至把生命都貢獻給了中國。像北大地質系的葛利普、清華外文系的溫德等等。
　　中國早年地質學的成績，現在公認是世界一流的。早年中國地質界的學者，很少不懷念葛利普的，特別是北京大學地質系的學生。楊鍾健曾在一篇文章中說，1920年，丁文江把葛利普請到中國來，一方面在地質調查所擔任研究工作，一方面在北京大學主講地史學和古生物學。楊鍾健說：「自他到中國后，地質界有顯著的進步。關於中國地質學會的創立和十年來中國地質學會會務的發展，葛教授出力很多，也是有莫大的功勛的。」（楊鍾健《自然論略》第184頁）
　　中國早期大學中的外籍教授，給他們的學生留下過深刻的印象。1946年西南聯大複員北上時，學生曾出過一本名為《聯大八年》的書，在這些學生的眼中，外籍教授和本國教授完全一樣。比如對溫德的介紹是這樣的：
　　「溫德先生，美籍，在清華任教已二十餘年。在校擔任『英詩』『現代詩』『E·M·Forster』三課。溫德先生年逾六旬，而活潑仍如少年，講解英詩時，或模仿尼姑，或假作魔鬼，『唱作俱佳』，時常鬨堂。溫德先生能說中國話讀中國古籍，如莊子之類，尤好研究草木蟲魚，對音樂亦有了解。所以昆明美領事館每星期日下午的唱片音樂會便由他作介紹。」
　　這本《聯大八年》中對許多外籍教授的介紹都非常親切，可以看得出，這些教授完全成為中國學生的老師。比如對歷史系教授噶邦福的介紹：
　　「噶邦福先生，歷史系教授，講古代史。他是從前帝俄時代的皇室貴族，現在也開始愛他的祖國了。有時候，同學常向別的教授探問政治意見，這位老先生頗不以為然，他說『不要以為我是外國人。我一樣懂中國的事情。』」

　　控制論創始人維納與清華

　　大學中的外籍教授，是做樣子，還是真融入了中國的校園生活，只有那裡生活的教授和學生才明白，今天北大或者清華的學生筆下還會出現像溫德、噶邦福、米士、白英等外籍教授的音容笑貌嗎？大學中的外聘教授，「海歸」也好，西人也好，要真正成為大學校園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用幾個統計數字來對付一下，我們要過誠實的生活，只有誠實社會才是正派的社會。
　　老北大、清華有長期生存下來的外籍教授，也有短期生活過的外籍教授，無論長短，那些生活都是生動的、感人的。控制論創始人維納（Norbert Wiener），在上世紀三十年代（1935—1936年）曾應邀來清華大學訪問講學，這是當年清華的一件盛事，以維納當時在世界科學界的地位，他能接受清華的邀請，而且在清華呆了兩年時間，這是中國大學的驕傲。維納來清華，看似一件小事，但細想起來，卻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當年清華大學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
　　維納來清華的直接聯繫人是當時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李郁榮，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李教授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的時候，與維納建立了友誼，他誠懇地邀請維納來清華訪問。從清華對維納的邀請，我們可以看出兩個問題，一是當時清華教授的世界眼光，二是清華當時的學術環境，前者是軟體，後者是硬體，在當年的清華，這兩點都是具備了的。
　　維納能來清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清華在1928年改建為國立大學后，實力迅速增長，三十年代初已成為中國最大的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中心之一」。（李旭輝《三十年代N·維納訪問清華大學函電始末》）李郁榮先生在給維納的一封信中說：「清華以工學院擁有的設備和裝置而自豪。數學系的圖書館與MIT的一樣完善。任博士（指任之恭，他是哈佛和MIT的畢業生，引者注）認為物理系的圖書館要比哈佛大學的更加完善一些。我相信，您會發現這些圖書館為研究工作準備了充分的資料。」
　　正是由於清華良好的學術環境，維納回國后，又鼓動著名數學家、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終身教授馮·諾伊曼來清華訪問。馮·諾伊曼夫婦對此很感興趣，維納還正式向當時清華校長梅貽琦、李郁榮和數學系主任熊慶來作了推薦，可惜兩個月後抗戰爆發，馮·諾伊曼最後未能成行。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蔡元培長北大的時候，也正式邀請過當時到日本講學的愛因斯坦到北大來訪問研究，雖然愛因斯坦最後沒有來成，但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大學的眼光和胸懷。
　　北大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希望她能以謙虛和開闊的胸懷來面對批評，引領中國社會成為一個誠實的社會、一個正派的社會。今天北大在外聘教授方面，還能再講出生動的故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