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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地震孤兒四成早戀近五分之一早婚(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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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xin 發表於 2006-7-30 08:12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2006年07月27日06:50   新京報  


  唐山南湖公園東南的白樺林,人們用紅絲帶紀念親人。



  1977年,常青來到邢台育紅院,給唐山地震孤兒留影,站在最前面的女孩子是李寶霞。




  2002年,常青再次找到李寶霞,給她一家三口合影。前一年,她下崗了。





  2006年 李寶霞目前在一家私營工廠幹活。












  ■核心提示


  在所有人群中,這場地震對孤兒的影響最大,雖然沒有受到身體的傷害,但他們的內心被永遠地改變了。


  唐山地震,242419人喪生(包括天津等受災區),留下了4204個孤兒。這是一個孤兒找」家」的故事,也是一群孤兒的故事———這場地震如何改變了他們的內心,而他們又是如何重建內心,以擺脫地震所帶來的永久孤獨。


  □本報記者 吳珊 唐山報道 

  現在,李寶霞已經很少在夢裡夢見父母了。「還是在孤兒院的時候,常夢見。醒來,就會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那段時候,李寶霞腦海里總會看見母親那張臉,蠟黃的。然後是父親的鼻子和嘴,上面都是血。還是小姑娘的寶霞離他們很近,能看到他們沒有呼吸。


  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李寶霞成為孤兒,被送往邢台育紅院。


  那年她11歲,照片上的她在孤兒院里做操,伸著手,努力做出一個標準的姿勢。拍攝者是唐山市展覽館的攝影師常青。他一直在用鏡頭追蹤這些孤兒的成長曆程。


  「孤兒是一個永恆的身份。」和孤兒接觸了6年的常青發現,他們孤獨、任性、要強,有時甚至表現出極端的粗暴和自閉,這都是和心中對「家」的永久缺失有關。


  在人生的每一階段,李寶霞嘗試著一切努力,希望建立起記憶中的那個「家」。但對她來說,曾經的那個「家」始終是個影子,它變得愈來愈淡。最後只留下,缺失后的悵然。


  何處是家


  「那是因為她身後沒有家的支撐。」常青很能理解李寶霞的孤獨感。「那就是前後左右空無一片的感覺。」


  1976年9月6日,地震過去40天,李寶霞終於哭了。那是在她和弟弟登上開往邢台列車的那一剎那。


  之前這個11歲的小姑娘一直沒哭。即使當初她被埋在廢墟里也是一聲不響的。直到有人喊她名字,她才呼救。


  「可能到了要走的時候,才感覺到沒有家了吧。」和李寶霞同車的共有247個孤兒,他們都是去往邢台育紅院。車廂里,哭聲一片。


  在育紅院里,哭的念頭很快就沒了。那裡從四季的衣服、衛生紙、毛巾,到學慣用的鉛筆、橡皮、小刀等都統一配發。白天有老師上課,晚上有阿姨講故事,生活比當時多數的孩子還要好。


  「但奇怪的是,對邢台並沒有留戀。」1981年,初中畢業的李寶霞將被送回唐山,雖然她捨不得老師,但想到回去還是感到高興。「唐山畢竟是我的家。」


  回家的興奮平靜之後,李寶霞才發現,自己已經很難找到家了。她在唐山有個哥哥,已經31歲了,震前就已結婚。


  李寶霞和她哥哥的感情比較淡遠。但回來后,她只得擠在了哥哥的家。


  在哥哥的提醒下,李寶霞去了街道,討回屬於自己的震后復建房。那套空蕩蕩的一居室,就在哥哥家的樓下。李寶霞沒有搬進去,直到第二年,弟弟從邢台回到了唐山,姐弟倆才住進了那間冰冷的屋子。


  三人都在冶金礦山機械廠的一個車間上班。那時李寶霞還不會騎自行車,哥哥和弟弟每天一起騎車上下班,她則要自己轉三趟公交車去,有時還要上三班倒,總不能跟兄弟倆一起吃飯,「所以也沒感覺我們仨那樣生活像個家」。


  一開始工作,李寶霞發現曾經所依賴的集體生活沒有了。她是車間里最小的工人,1個月18元,什麼都要自己面對。多大?李寶霞開始覺得累。


  「那是因為她身後沒有家的支撐。」常青很能理解李寶霞的孤獨感。他是個抗戰時期的孤兒,「那就是前後左右空無一片的感覺。」

孤兒的早婚


  常青說,很多孤兒結婚得早,離婚得也早。結婚是出於對情感的需要;離婚則是對自身情感的過分任性。


  常青在和孤兒的接觸過程中,發現孤兒中有早婚的現象。他們一般在20歲就結婚。


  「那些孩子特別怕孤獨。總希望早點有份愛、有個家。」


  李寶霞談戀愛是在19歲。經廠里的人介紹,她認識了比她大3歲的田福利。他是糧食局車隊的司機。


  對男人,李寶霞,沒有過多的要求,「只要人好,能對我家人好。我就會嫁給他。」田福利是個老實人。他對李寶霞姐弟也很好。


  「弟弟想要一個收音機。老田就花了150元給他買了一個。」那是1984年,100多元是個大數目,每月工資都只有幾十元。所以第二年,老田向李寶霞提訂婚的事的時候,她沒怎麼猶豫就答應了。


  那年李寶霞才20歲。「我們的同學中,大多都是21歲左右結婚的,現在有的已經當姥姥了。」李寶霞說,「我們的想法都是,提前有個家,也好有點依靠。」


  與之相伴的一個現象是,唐山孤兒中早戀的也很多。學者王子平等人所做的一項研究中,1000多名孤兒中,早戀孤兒佔42.1%,而早婚者占已婚孤兒中的24.4%.結婚之後李寶霞和丈夫一起住在他父母家。當孩子田甜出生后,李寶霞就從公婆家搬出來住進了老田在糧食局分的房子,一個30多平方米的兩居室,正式開始了一家三口的生活。


  常青說,很多孤兒結婚得早,離婚得也早。結婚是出於對情感的需要;離婚則是對自身情感的過分任性。


  李寶霞周圍也有些孤兒結婚沒多長時間就離婚了。她們對她說,其實自由的生活也挺好。李寶霞想想也對。田福利要求她,每天出行都要事先打聲招呼。李寶霞暗暗覺得有些煩。


  田福利的脾氣有時不好。


  有時為了些小事,他會朝她吼。時間長了,李寶霞一點點明白,夫妻間的感情永遠無法替代曾經的那個家的「愛」。


  爛在床下的橘子


  「媽媽總跟我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媽媽沒有父母,你只能靠自己。」


  李寶霞原本以為,成家后,有了愛,又多了長輩的關心,會使得心中那個關於家的記憶會更清晰些。但婚後的生活並不像她想的一樣。


  懷孕時,李寶霞行動不便,還要去託兒所接公婆家的孩子,或者要輔導他們功課;餓了,沒人幫她做碗飯吃。她很自然地想到,「或許是因為我沒有父母,無依無靠的關係吧。」


  有一次,李寶霞在公公婆婆的床底下發現一箱已經爛掉的橘子,她難過了很久。


  她知道他們把單位發的橘子藏在床底下,為的是不給她看到。李寶霞就想起自己的父母,如果他們還在世,自己不會背負這麼多的委屈。


  李寶霞生的是個女兒,她覺得,公公婆婆重男輕女。田甜6周歲時,李寶霞想讓她早點讀小學。但她中午無法照顧孩子吃飯,下午又不能及時來接田甜,便又向已經退休的公公婆婆提出了照管的請求。公公婆婆沒答應。


  李寶霞從此之後對公婆再也不稱爸媽了。她決定自己來解決。每天6:30,李寶霞起床,做好中午飯,放在暖氣上。中午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她用半小時花費在從單位到家的路上。回到家后,用10分鐘和女兒吃完飯,然後再睡一刻鐘,並提醒田甜到時叫醒她。下午5:30下班之後,6:00到家做飯,吃完飯差不多都8:00了,李寶霞就上床睡覺了。


  「媽媽總跟我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媽媽沒有父母,你只能靠自己。」田甜說。


  李寶霞說,孤兒都是這樣的,有了困難也從來不向同學、老師求助,自己很好強,不願意求人。「我們的同學中80%的人都是這樣。」


  下崗之後


  「我們都是沒有任何救濟,也沒有父母可以依靠的人,怎麼能說讓下崗就下崗。」


  1999年,李寶霞在一次下樓時意外摔斷了尾椎骨,很長時間只能卧病在床。


  2001年,還在家休養的李寶霞突然接到單位打來的電話,說單位改制中要精簡人員。李寶霞知道自己下崗了,同一車間的另一個石家莊育紅學校回來的同事也下崗了。


  「一開始知道這個消息,確實有些接受不了。」李寶霞心裡有點不平衡,「我們都是沒有任何救濟,也沒有父母可以依靠的人,怎麼能說讓下崗就下崗。」


  李寶霞剛從育紅院回到唐山的時候,廠里很照顧她,想進哪個車間就進哪個車間。


  但是,新領導對孤兒沒有那種感情,李寶霞在和領導溝通的時候,他們答覆她說,你們和其他人已經沒有區別了,因為你們已經滿18歲了,是成年人了,不再是孤兒了。


  那半年多,她心情都很不好,不敢見人,別人問起「怎麼沒去上班呀」,也不想提「下崗」兩個字。她更不想跟同學傾訴這些事,覺得很沒面子,就整天一個人在家看電視、織毛活。


  那時田甜正上初中,正需要用錢。李寶霞沒有跟她說下崗的事,只說是單位放假。那段時間她的脾氣變得很壞,老是大發脾氣,或者就是默不作聲,整個人顯得很抑鬱。田甜開始並不知道是什麼事情刺激到了媽媽,只知道她開始經常生病,生病的時候她就給媽媽做飯做菜照顧她,因為也沒什麼人來看她。


  而此時,田福利的所在單位糧食局也解散。他也下崗了。他在外和人跑運輸時,又出了車禍。住院動手術又是一筆3萬元的開銷。李寶霞一時借不到錢,只好把房子賣了,賣了9萬塊。


  當時夫妻倆想的是過幾年再把房子買回來,結果後來房價漲得很厲害,「現在要把這個房子買回來已經要18萬了,翻了一番,我們已經沒這個經濟能力了」。現在,李寶霞一家三口為這個原先屬於自己的房子,每月還要花上600元的租金。


  另一種希望


  「不是因為她可以靠男朋友或丈夫,也不是因為她可以靠父母,是因為她可以自立,她能夠養活自己」。


  對女兒田甜,李寶霞寄託了另一種希望。她愛她,想給她更多的母愛,以補償自己所缺失的母愛。另一方面,她有極強烈的要求,希望女兒能獨立,成才。獨立是李寶霞的生存環境所授予她的。


  田甜在一年級時就挨了母親的打。那次上半學期的期終考試,田甜一門98,一門94,考了全班倒數第8.「我希望她像我一樣,能自己要強一點,別讓別人看不起。」


  李寶霞揍了孩子之後,自己也哭。她一般都打屁股、手心這些看不到的地方,但是打得狠,田甜每次挨完打都要帶個小墊子到學校去鋪在座位上,同學看到就笑話她。


  在田甜眼裡,媽媽是那樣的特別,「打的時候真打,愛的時候真愛,不像別的家長要麼就是打,要麼就是溺愛。媽媽是個性情中人,總是用別的事來感動你,而不是直截了當地說出來。」


  田甜從小就像媽媽一樣自立。中考選學校,是她自己;決定考高中還是職高,是她自己;選什麼學校,也是她自己。「我是有意識地培養她自己處理自己的事情,自己選擇自己要走的路。」李寶霞說。田甜後來選擇了讀職高,沒有考大學,她不想給家裡帶來太大經濟負擔。


  初中的暑假,田甜就開始出去打零工了。「都是自己把工作找好了才告訴我們,賣食品啊女孩子用的發卡啊什麼的,我都很支持她。」李寶霞覺得女兒的性格很像她,她相信女兒未來會過得不錯,「不是因為她可以靠男朋友或丈夫,也不是因為她可以靠父母,是因為她可以自立,她能夠養活自己」。


  李寶霞曾經跟女兒說過等她老了把她送到養老院去,和她那些同學在一起,她不想成為女兒的累贅。田甜說她決不會讓媽媽離開她的。「媽媽害怕孤單。」


  田甜曾很自豪地對她媽媽說,她上班以後,就會成為媽媽的希望。李寶霞心中雖然高興,但她說,「孩子不是孤兒,是無法體會我們的內心的。她是不會知道我們內心的真正需求。」田甜只能成為她母親的另一種希望。


  從孤兒院到養老院


  李寶霞的同學中有個護士,說等老了后她要開養老院,到時那些同學還住在一起,和小時候一樣。


  「過去我們都是自己過,現在我們也可以自己過。」


  每次和丈夫碰到些口角的時候,李寶霞就會這樣想,在幾個同學的定期聚會上,她發現這些好姐妹也都是這樣想的。他們似乎都想回到20多年前那自由的集體生活中去。「不過我肯定會帶著我的女兒,她對我很重要。」


  對於養老,她是不擔心的,因為冶金礦山機械廠有她的養老金,李寶霞現在每個月在機械廠只能開100多塊錢,在外面打零工可以賺六七百,加起來也就是七八百塊錢。這對她來說也足夠了。


  李寶霞的同學中有個護士,說等老了后她要開養老院,到時那些同學還住在一起,和小時候一樣。在所有的生活遭遇中,李寶霞發現自己想尋求的那種家庭的記憶是遙不可及的了。所以,想到同學的建議,她有些心動。


  30年來,每年的春節、清明節、陽曆七月二十八日和陰曆十月一日(送寒衣日),李寶霞都會給父母、大姐燒紙,從不間斷。「每年的這四個日子,也就是我最想念父母的日子。」儘管地震之後沒有留下一張父母的照片,但是李寶霞一直清晰地記得他們的樣子。


  每次燒紙,田甜都會陪媽媽一起去。媽媽反覆對她說,姥姥從小就是個性格很烈的人,而姥爺則老實本分。


  她們一般是晚上10點到樓下的路口去燒紙。李寶霞只哭過一次,田甜說媽媽哭的時候是默默流淚,叮囑姥姥、姥爺在那邊要過得好一點。燒完紙,李寶霞默默地領著孩子,又回到了現實的生活中。

■自述


  30年後,他們改口管我叫「媽」


  那一天,孩子們進大門的時候食堂的飯菜已經準備好了,但是孩子們沒一個吃的,哭著叫著要回家找媽媽,那看著叫一個心酸。


  孩子們有的頭砸傷了,有的胃膜砸傷了,還有出疹子發高燒的,還有急性肝炎的,狀況都很不好。那時我心疼這些孩子,大白班結束了也不回家,晚上陪他們說話。有時一星期都難得回家一次。我的孩子有意見了,小兒子帶著妹妹來找我了,說我怎麼不管他們了。我對兒子說,你在家照顧妹妹照顧一個,媽媽在學校要照顧這麼多人。孩子後來就沒再來找過我。


  1981年孩子們要回唐山的時候,班上的張淑娟不願意回去,非說要給我做閨女。後來被我勸了回去。他們走後我就把1978年我們班的集體照放大了,弄個鏡框掛在家裡的牆上,想他們了就看一眼。


  我今年66歲了,腿腳有點不方便了。今年想這些孩子也想得特別厲害。我就叫老二跟他們聯繫聯繫,想叫孩子領著我去唐山看看他們。老二跟張淑娟聯繫上了,張淑娟說要找時間來看我,我說你上班忙,別請假,我找時間來看看你們。


  因為陳秀敏離張淑娟家很近,陳也知道了我的電話。她一打電話過來就叫我「媽」。她說「媽,我特別想您,去邢台找過您三回了都沒見到您,……」然後就哭得說不下去了。


  他們來的前一天晚上我一宿沒睡著,一到早上,就讓我兒子開著車帶著相機去邢台賓館了。他們中好多我都不認識了,但是我們班那幾個都認得我,一下子都衝上來把我抱住了,大家哭成一片。這些孩子在學校的時候都叫我「阿姨」,現在全改口叫「媽」了,女孩子叫「媽」,男孩子叫「老媽」。兒子帶去了一卷膠捲,不夠拍,後來拍了兩卷半。


  自述人:邢台育紅院保育員 於先梅


  ■調查


  孤兒焦慮感遠高於其他人群


  1994年,開灤精神衛生中心神經症病區主任於振劍,在臨床工作中不時發現一些因唐山地震而遺留的心理疾病患者,於是,1995-1996年,他和十幾個夥伴開始了「唐山地震對人類身心健康遠期影響」


  為主題的系列研究。此前,國內的相關研究還是空白。


  抽樣調查涉及近2000人,包括了唐山大地震后喪偶再婚重組家庭的成員、地震后留下的孤兒,以及一些普通人群。調查中發現,這些人群在心理創傷后的應激障礙、一些神經症或者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明顯高於正常人群。


  「20年以後,有的仍然存在這種恐懼、擔心,也有出現神經衰弱的癥狀或者神經症的癥狀。」于振劍說。


  針對地震孤兒群體的心理狀況,研究者還請來了57例唐山礦的地震孤兒,請他們填寫調查問卷。于振劍回憶,回顧性研究讓有些調查對象當場情緒失控,淚流滿面。


  研究人員艱難地勸慰之後,他們才答完了問卷。經過對焦慮、強迫、恐懼、抑鬱、敵對、軀體症等90項癥狀自評量表的統計,發現這一群體的焦慮、抑鬱指數高於正常人群,和親人傷害率正相關,和社會支持程度負相關。


  其中,女性的心理狀況不如男性。這些負面的情緒反應包括,情緒穩定性差,創傷后應激障礙,重大創傷后的緊張、恐懼,對災難情景的迴避和控制不住的闖入式回憶,悲傷、憂愁等。「此外,失去父母后的自卑、封閉自我、缺乏社交,也降低了他們的社會自信心。」


  于振劍接診過一些地震孤兒諮詢者。「因為成長環境的不同,他們在戀愛和婚姻中有自卑情緒,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膽小怕事,女性則顯得很柔弱。」


  于振劍接診過的一個地震孤兒,是個女性,喜歡上了一個大她20多歲的已婚男士,後來產生了強烈的焦慮情緒。「她的戀父情結很嚴重,和同齡人相比心理發育有些滯后。」針對這些心理特徵,于振劍對她進行行為角色的調整,讓她在心理上變成真正的成年人。
一個人沒有了知恥之心、羞惡之心,沒有了負罪意識、懺悔意識,也就意味著他的人性泯滅。一個失去了恥感和罪感的民族,一個底線倫理崩潰了的民族,即使能在某些領域造成暫時的泡沫式強大,但它不可能創造真正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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