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期間的技術進步對於中國工業經濟體系的奠基作用

第**章 「一五」期間的技術進步對於中國工業經濟體系的奠基作用
（本章作者：李志寧、黃志鋼；李志寧起草）
〓 本 章 目 錄 〓
　　　　　　　　　　　　　1，先進技術，「一五」工業經濟體系的基礎
　　　　　　　　　　　　　2，「一五」期間中國工業生產技術「質」的變化
　　　　　　　　　　　　　3，蘇聯對中國史無前例的全面技術轉讓
　　　　　　　　　　　　　4，設計與生產規模，先進工業技術的誕生之母
　　　　　　　　　　　5，對「自力更生」「技術革新運動」「勞動競賽」等的重新認識
　　首先應當說明，本章節所謂「先進技術」，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先進技術」，春秋時幹將莫邪煉造寶刀，當時無疑是先進技術，我們不能因為當今的鋼鐵冶鍊技術之高超，就否定了莫邪夫婦的技術在三千年前之「先進」狀態。因此，本章所論說的「一五」時期的技術進步問題，也具有同樣的特徵，本章文中所謂「先進」技術，是相對於「當時」世界上最高水準的工業技術而言，既不是「過去」，也不是「後來」。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中國迅速地達到了蘇聯40年代末的工業技術水平，這個技術水平，相對於中國當時的工業，一下子有了飛躍式進步；相對於世界的工業技術水平，也是「比較先進」的，因此由於「一五」，中國迅速地縮小了與世界先進工業水平的距離，這也是就「當時」而言的，因為，在以後的「大躍進」和「文革」時期，「一五」時縮小了的技術差距，又很快被拉開了。直到現今，我們中國人自己掌握的工業技術整體水平，與先進工業國家相比，據專家說，大約落後15-20年。因為據悉在10年前的1995年底，中國國企的技術裝備水平達到80年代國際水平的只的20%，大多數只有60-70年代水平，還有15%以上的設備屬於超期服役。這種技術水平狀態表現出來的事實是：中國單位GNP能耗比工業發達國家高2倍。鋼材消耗高1-3倍，生鐵高2-9倍。時間推移到2003年，情況又怎麼樣呢？儘管2003年中國GDP比頭年增長9.1%，但是每單位GDP的資源消耗是日本的9.7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每單位GDP的能源消耗，中國是日本的11.5倍，是美國的4.3倍，是法國的7.7倍，是世界平均值的3-4倍。每萬美元GDP的水消耗，美國是514M2，日本僅208M2，而中國則高達驚人的5045M2。另據公布，2003年中國每萬元人民幣GDP用水為465M2，是發達國家的8-20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
　　這個情況，自然有體制上的原因，也有「隨意浪費」的民族壞習慣作祟，但最根本的，還是由工業的「技術狀態」所決定的。其他方面做了再多努力，這個核心問題不解決，最終是於事無補。當然，這種所謂與先進工業國家的技術差距為相差多少「年」的說法，自然是不準確的，只是一種形容。總之，技術落後的箇中原因，是非常值得國人思索的。但在這一點上，似乎並沒有多少「人物」真的陷入沉思，本章想就此機會進行一些初步的探討。
　　讓我們還是回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
　　我們感到，在考察中國「一五」時期建立全面的工業經濟體系時，幾乎過去全部國內的著述，對於「一五」時期巨大的、跨越式的技術進步，都缺乏應有的重視，或者沒有設立有關章節，或者在論述中一帶而過，至今沒有見到充分的論證和分析。這是當代「經濟史研究」中一個很大的缺憾。
　　這一方面可能是由於它的難度。對於工業生產技術，國內的經濟學家們大都不甚了了，原因也許來自學者們本身的知識構成，他們中大多數人對於所謂「理工科知識」缺乏系統的訓練和積累。但實際上，論述工業體系中的「技術基礎」問題，並不需要學者掌握工程師般的專業技術知識。我們感到，主要問題仍是，社會科學家們對此問題缺乏洞察力。至今，他們論述生產企業，主要談的往往是體制的改革、分配的改革、個人積極性的調動等諸如此類的事情，而對於企業生產過程的技術特徵，常常缺乏必要的考察，從而對於「技術經濟指標」也就缺乏深刻的分析。實際上，對於一個工業企業來說，在一定技術條件下的生產過程，才是最具有決定意義的事情。現今，在一個具有現代技術的大型工業企業，大多數生產流程都是預先設計好了的，這時候，其他事情搞得再熱鬧，體制頻繁改革、例如「承包制」的推行，往往會對於生產過程反而不利，會在企業內部人為地設置「壁壘」，實際上鼓勵了人們由於自己的局部利益互斗，因此打亂正常的工藝流程和生產節奏，從而使企業「技術基礎」的作用受到很大削弱。
　　但是，這是中國二千年來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的特色和慣性，邏輯地說，它無疑會極大地限制現代工業技術的進步，影響到工業企業的質量。
　　另一方面，可能的原因是，中國「一五」期間的技術進步，主要源於蘇聯技術的引進，這是一段國內經濟史學家不太感興趣的史實。近年來，很多人心裡大概認為，只要我們中國人自己「奮發圖強、自力更生」，什麼人間奇迹都可以創造出來。其實，在國家為工業化而奮鬥的時候，這是極為有害的思想觀念。沒有國外技術的全面轉讓，「一五」計劃是不可能成功的，這個所謂「觀念」問題，在本章的內容中還會比較仔細地說一說。
1，先進技術，「一五」工業經濟體系的基礎
　　人們經常說，「一五」期間中國建立了一個初步的「工業經濟體系」。這並不錯。但是，「一五」時期的工業經濟建設，與鴉片戰爭以來在中國土地上的各項工業化建設，到底有什麼不同、使它成了中國工業經濟建設上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是出現了所謂「計劃經濟」體制、主要由「國家」投資進行工業化建設嗎？是有了某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了嗎？是出現了大量新的經濟門類了嗎？我們認為，都不是。因為早在19世紀60年代，中國的工業經濟就是主要由國家、即清政府來投資興建的。在1912年清皇朝垮台的時候，留給民國的遺產有99個使用機器的大型工廠，其中主要是軍火工廠，還有機械、造船、制呢、鑄錢、造紙、紡織、煙草、製革、瓷器、電燈、洋灰、火柴、玻璃、電力、印刷、鐵路機車的修造等工廠，還有礦山和鐵路亦屬於民用工業。以後，直至國民黨時期，「統制經濟」在中國的工業生產建設中一直占統治地位。所以，由「國家投資」進行工業建設，並且在多個生產行業投資，並不是一件新的事物。就80年代曾經時髦了一陣子的「經濟模式」來講，中國「一五」時期比較經濟恢復時期、國民黨時期、甚至北洋時期，並沒有突然出現了「模式」上的驚人突變，當然經濟生活的「領導層」人員構成，的確發生了不小變化，因為政權更替了么。但是工業隊伍本身，無論是技術人員還是生產工人，也沒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另外，就工業門類來講，顯然，「一五」時也並沒有陡然增加多少，而「電子工業」、「石化工業」等都是「一五」之後60年代才發展起來的。
　　那麼，「新的事物」究竟在哪裡呢？我們認為，實質上，「一五」工業建設與先前在中國所有的工業建設的根本不同之處，在於建設了比較先進的「技術基礎」，而且是全面的。
　　也就是說，經過一世紀左右的「工業化進程」，最終在20世紀50年代的「一五」期間，中國終於建立起一個初步的、門類齊全的、具有一定技術基礎的工業經濟體系。歷史地說，這個工業體系，在一直到80年代之前的二十餘年歲月中，在中國的經濟生活中發揮著中堅作用。因為自從1960年蘇聯的技術人員最終撤出了中國之後，在基礎工業中，整個60-70年代，國家經濟仍然主要依靠「一五」期間的大工業建設。一是在各種技術產品上，例如各種大中型機械、採掘設備、冶鍊設備、化工設備、輕紡設備、解放牌汽車、軸承、發電機組、各種儀器儀錶……等，都離不開「一五」建設起來的基礎工業。二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四三方案」引進的西方的大型設備，主要是化肥、化纖的生產，不是基礎工業。第三，在「一五」之後的年代，發生了「大躍進」和「文革」的悲劇。「大躍進」的狂熱表現出全國進入對於工業先進技術的逆動，誤以為因陋就簡地「土法上馬」就可以創造工業奇迹，完全違反了科學常識。在「文革」中，全國則進行了瘋狂的政治鬥爭，高等教育被迫停止許多年，技術專家們則被作為「反動權威」不僅鬥倒、還要批臭，實際上，國家已經沒有能力建設新的大型「基礎工業」。一些從國外引進的大型項目，在「文革」那樣的混亂歲月中，也遲遲難以正常投產。這樣一來，「一五」的工業建設就格外彌足珍貴起來。若是沒有「一五」的工業建設，中國依舊是1949年前的那副工業爛攤子，中國的「領導人」靠什麼物質本錢在經濟領域（大躍進）和政治領域（文革）能夠窮折騰呢？
　　這種對於工業技術的認識水平，不要說當今，就是離19世紀60年代《資本論》的水平，也還差得很遠。我們注意到馬克思使用「技術基礎」一詞，而工業化的真正基礎就是技術。工業化的每一個進步本質上都是技術的進步。儘管經濟學家總是把希望寄托在「擴權讓利」、「承包」、「利改稅」、「股份制」、「產權改革」等辦法上，但無論怎樣，若想獲得工業進步，最根本的，就是必須獲得技術的進步。技術進步的標誌，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否則，外延擴大了生產，但在「集約」的意義上並沒有工業進步。工業化史明確顯示，機器首先突破的是人身的限制，不是由「生產關係」突破的，而只有技術才能突破它，無論是工作機還是動力設備。技術進步首先是設計的進步，任何工業化產品都必須首先有設計。還有加工能力的進步，例如加工精度的進步，可以使機器運轉得更好更快，降低能耗物耗。總而言之，技術進步是工業化的第一條生命線，任何改革如果不是有利於技術的進步，都會損害工業化而不是促進工業化。
　　技術進步的基礎，是科學的進步和不斷被應用。因此，科學家、技術人員的工作和操縱技術的工作人員，就成了工業進步最關鍵的部分。歷史上工業革命從不止息，其原因，就是由於科學總是處於進步之中。科學是技術之母。忽視科學，無論是忽視理論科學還是應用科學的研究事業，對於國家工業化的進步都無疑是「釜底抽薪」之舉。如果科學技術人員都去「下海」了、「創業」了、發財了，經濟是搞活了，但國家若想因此進入技術先進國家，是根本沒有指望的。
　　因此，我們認為，「一五」的工業化建設的特別之處，正在於此，在於全國工業技術的整體發生了突破性的進步。不錯，當時制定了「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而且在當時的輿論上，大張旗鼓地並不是「工業化」而是熱鬧的所謂「三大改造」。但在理論上，「一五」工業化建設的過程和動力，均非來自「三大改造」。農業合作化，長期有人認為是給國家的工業建設提供了資金支持，似乎工業自己無法對流和積累，這是不合邏輯的。80年代后的大邱庄、華西村之流，不是為了「發財致富」反而去搞工業嗎？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公私合營高潮，對於156項重點工業建設，也沒有什麼本質關聯，蘇聯政府並沒有和榮家的人打交道。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更不用說了。另外，有經濟學者給了1957年的「體制改進」很高的評價，認為它是80年代體制改革的先聲，但我們認為，這件事既不能代表、也無法推動「一五」期間先進工業的建設成就。生產關係對於生產力的推動，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2，「一五」期間中國工業生產技術「質」的變化
　　在「一五」期間，中國工業技術的總體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了「質」的飛躍。用常說的話，就是獲得了重大的「發展」，但這個「常用語」是不合邏輯的，在本節的末尾，我們將會來分析一下。
　　現在我們來選擇幾個不同行業，看看它們的具體情況。
　　（1）電力。
　　我們首先選擇電力行業，一是因為它是工業化的動力部分，也是工業建設中必須先行的部分。同時，當時中國在電力行業中的成就是顯著的。
　　強電技術，在歐美出現並發展起來，是19世紀70-90年代的事情，交流發電機發明於1878年，三相交流電動機1885年上市；美國建設的世界上第一座水力發電站1895年開始送電。而電力技術傳入中國，比蒸汽機和其他工業技術進入中國要快些。清政府在20世紀初就舉辦了電力工廠，20年代后私營的都是小火力電廠，全國70餘家，平均每廠設備容量只有400千瓦不到。戰前的1936年，不包括日本侵佔的東北和台灣，全國共計有電廠460家，發電機容量為63.1萬千瓦，其中公營廠僅2.8萬千瓦，私營廠32.8萬千瓦，而10個外資廠卻達27.5萬千瓦。這就是說，中國公私電廠平均每廠發電機容量僅不到800千瓦，而外資平均每家發電機容量為27500千瓦。美商的上海電力公司一家即有裝機容量18.35萬千瓦，為中國企業的34倍多。由此可見外資廠生產規模比中國廠大得多，就發電量來講，外資廠設備效率也更高，它們的裝機容量所佔比重為43.5%，可是發電量卻達55.2%。這主要是由於技術上的原因形成的。
　　據當時材料，至1949年建國時，全國發電機總容量不包括台灣為174.8萬千瓦，其中國營和地方國營127.5萬千瓦，私營47.2萬千瓦，國營所佔比重為73%以上。台灣則擁有31.3萬千瓦。
　　另據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版的《當代中國》介紹，1949年發電裝機容量為184.86萬千瓦，1952年為196.40萬千瓦。當時的容量增加主要靠修復原有的殘舊設備；發電量的增加主要靠提高發電設備的利用小時數。那時85%的發電設備容量分佈在東北、華北和華東地區，其他地區的比重都很小。
　　當時的發電設備技術水平很低，據《當代中國》：1952年底，全國5萬千瓦汽輪機發電機組只有5台，6.5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組只有2台。全國發電廠中僅有1台高壓汽輪機組，容量為1.5萬千瓦。供熱式機組有14台，總容量7.32萬千瓦，約佔火力發電廠總容量的4%；其中按供熱方式運行的機組有9台，容量3.8萬千瓦，約佔火力發電總容量的2.1%。技術水平更低的2.53兆帕以下的汽輪機組佔總容量的76%。總的說來，全國發電廠大部分設備都是中、低壓小型機組。
　　後來，「一五」期間投入6000千瓦以上的火電機組達89台共141.05萬千瓦。其中1957年1年就投入了40台機組，共56.05萬千瓦。當時，單機容量6000千瓦就被列為大機組。第1台蘇聯供貨的6000千瓦機組於1953年在西安壩橋投產，第1台國產6000千瓦機組於1956年2月在安徽淮南電廠投產。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中，火電有23項，共136.5萬千瓦，其中70.2%在「一五」期內發電，阜新和撫順電廠的2.5和5萬千瓦機組分別於1952年和1953年投產，1953年開始建設的富拉爾基電廠2.5萬千瓦機組蒸汽參數上升到90大氣壓（9.12兆帕）、500℃，是建國后建設的第一台高溫高壓機組，它標誌著中國火電建設技術水平開始提高。因為在建國前，國內最大的火力發電機組，是5.3萬千瓦的中溫中壓機組，汽溫400℃，汽壓2.45兆帕；高溫高壓機組僅有1台，容量為1.5萬千瓦，背壓式，汽溫達到496℃，汽壓8.45兆帕。這碩果僅存的兩台機組還是由日本、美國製造的。1954年，中國製造了第1台6000千瓦的中溫中壓機組，結束了中國發電設備完全依賴進口的局面。
　　隨著技術的進步，發電供電的煤耗率降低，1949年供電煤耗率1130克/千瓦時，而到1960年供電煤耗率降低到600克/千瓦時。
　　在「一五」建設中，大、中型鍋爐技術有所改進，設備的自動控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220噸/時以上的鍋爐都配有燃燒、給水、汽溫等自動控制裝置。火電廠的運煤、除灰，開始採用機械輸煤和水力除灰。這使得中國的火電生產逐步改變了半機械化、半人工的生產狀態。
　　在水電方面，到1957年全國水電裝機容量達到101.90萬千瓦，為1949年的6.25倍。1957年的水力發電量為48.20億千瓦時，為1949年的6.79倍，發展速度是相當快的。
　　在輸變電方面，技術裝備水平也在提高。在50年代開始，已從仿製蘇聯產品進而自行設計和製造35—220千伏電壓等級的各種設備。1954年頒布《電力工業技術管理暫行法規》，把6、10、35、110、220千伏電壓定為標準電壓，為統一輸變電設備的規格、簡化電壓等級定下了基礎。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輸電線路大跨越工程，始於1956-1960年的220千伏武漢長江大跨越，檔距1722米，鋼筋混凝土塔高146.75米。
　　「一五」建成水、火大電站共76個，其中蘇聯援建的24個。新增發電設備容量247萬千瓦，超過原計劃的20%。新建火電站均採用蘇聯和東歐設備，其中高溫高壓機組占設計能力的32%。全國還建成大小不同的高壓電力網10個，加強了水火電站相互配合，擴大電力供應範圍。
　　這些電力技術上的進步，都是在建國前難以想象的。
　　70年代後期，在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的材料中，美國學者也認為，與主要工業國「在縮小技術差距上，發電是中國最成功的一個領域。這部分地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從蘇聯和捷克引進了發電技術。今天，中國工程師能設計和製造30萬千瓦以下的活力和水力發電機。 ……他們在1958年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1.2萬千瓦雙水內冷汽輪發電機，並在1971到1974年建造出了30萬千瓦的水力和火力水冷機組。」美國學者認為：在70年代後期中國「仍然大大落後於西方及蘇聯當前的和即將達到的水平，特別是在火力發電能力方面。」①
　　該學者還說，「毫無疑問，一個工業落後的國家要趕上一個工業先進的國家，一個重要因素是採用先進技術。」①因此他批評了中國在「一五」之後的所謂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業發展方針。
　　（2）機械。
　　機械，是工業化的靈魂。這不僅指「工作機」，而且也指「動力裝置」和「傳動裝置」。蒸汽機在工業化史上，有過非凡的作用，但它很快就被「電力」所取代。由於電力的出現，巨大的蒸汽機傳動軸被可以方便置放的電線所取代，車間式樣和各種設備的擺放，也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
　　20世紀開始后，中國的機械工業逐漸擺脫了蒸汽時代的特徵。但是，建國以前的機械工業，特別是民用機械工業，設備簡陋，大部分工廠以修配為主，主要是為進口的機器從事維修和裝配業務，只有極少數廠子能夠製造簡易機械產品。中國的機械設計更是極為薄弱，因此基本上屬於「修配性質的工業」。機械廠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瀋陽、大連、青島、廣州、重慶等少數城市。
　　在1949-1952年的經濟恢復時期，機械工業產值增長3.9倍，平均年增69.8%。
　　機械工業製造技術，在這期間也有所提高。通過測繪仿製，整理圖紙資料，3年中試製了上千種新產品。到1952年已經能夠製造一些較大、較精密的設備。例如：300馬力柴油機、375馬力蒸汽機、1д63全齒輪車床、直徑1米和2米立車、3628型刀具磨床、6H82型萬能銑床、75毫米鏜床、200馬力空氣壓縮機、1000米地質鑽機、3000千瓦水輪發電機等。機械工業部門為各經濟部門的重要廠礦以及淮河整治等，提供了許多關鍵配件和設備；組織了為抗美援朝戰爭提供機械設備、配件、器材等工作。在總體上，那種「修配」式機械工業的落後面貌有所改變。1952年8月國家設立了主管全國民用機械工業「一機部」，部里設有通用機械、機床工具、重型機械、動力機械、電工、汽車（包括拖拉機、軸承）、船舶、機車車輛（1953年由鐵道部劃歸一機部）等八個專業管理局。這樣，就為「一五」期間開始的「大規模建設」準備了條件。
　　「一五」期間，中國機械工業的質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蘇聯援建的156項中，與機械工業有關的為26項，后其中3項移交軍工，2項未建，實際為21項。其中著名的長春一汽製造廠、瀋陽第一機床廠、瀋陽電纜廠、哈爾濱量具刃具廠、哈爾濱鍋爐廠、哈爾濱汽輪機廠等項目，相繼在1950年、1951年、1952年就成立了籌備組，進行前期準備工作。瀋陽風動工具廠在1952年開始建設。另外還有民主德國幫助設計的2個項目和引進捷克製造技術而自行設計的上海3大動力設備廠。「一五」時期，重點建設了投資1000萬元以上的重大項目73個。當然，那時的1千萬元，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當時中國機械工業的建設是以發展冶金設備、發電設備、運輸機械、金屬切削機床為重點，適當發展電機、電器、電材、煉油化工設備和農業機械。據《當代中國》介紹，「一五」期間機械工業內各行業情況大致如下：
　　1）重型礦山機械工業：中國建國前不能製造礦山機械。「一五」時期新建的3個大型企業：蘇聯援建的富拉爾基第一重型機器廠（簡稱一重）以生產大型軋機、冶鍊設備、鍛壓設備和大型鑄鍛件為主；自行設計的太原重機廠，以生產軋機、鍛壓設備、大型起重設備為主；蘇聯援建的洛陽礦山機器廠以生產礦井提升和洗煤設備為主。此外，還重點改造了一批老廠，包括以生產破碎、球磨機和大鑄鍛件為主的瀋陽重機廠，以生產洗選設備、運輸設備為主的瀋陽礦山機器廠，以生產工礦車輛、煉焦設備為主的大連工礦車輛廠，以生產橋式起重機為主的大連起重機廠，以生產履帶挖掘機、卷揚機為主的撫順挖掘機廠，以生產軋鋼潤滑設備和地質鑽機為主的太原礦山機器廠等。在工程機械方面，則建設了蘇聯援建的瀋陽風動工具廠。
　　2）電機電器工業方面：建國前中國只能少量生產低壓小功率一般產品。「一五」時期重點建設了蘇聯援建的哈爾濱三大動力設備廠即：鍋爐廠、汽輪機廠、發電機廠。引進捷克斯洛伐克技術以生產1.2萬千瓦以下的火電機組為主的上海三大動力設備廠即：鍋爐廠、汽輪機廠、發電機廠。蘇聯援建的西安4個電器設備和電材工廠是：開關整流器廠、電力電容器廠、高壓電瓷廠、絕緣材料廠。還有蘇聯援建的：哈爾濱電錶儀器廠、哈爾濱電碳廠、瀋陽電線電纜廠、湘潭電機廠直流電機車間和自行設計建設的瀋陽變壓器廠、瀋陽高壓開關廠、瀋陽低壓開關廠、哈爾濱絕緣材料廠、武漢鍋爐廠等。
　　3）機床工具工業方面：建國前只能生產一些簡單的老式機床和工具，「一五」時期重點建設了蘇聯援建的以生產立車、龍門刨、龍門銑、卧式鏜床等重型機床為主的武漢重型機床廠和一批產品專業化機床廠：包括蘇聯援建的瀋陽第一機床廠（車床）、中國自行設計建設的齊齊哈爾第一機床廠（立車）、瀋陽第二機床廠（立鑽、鏜床）、上海機床廠（磨床）、無錫機床廠（磨床）、北京第一機床廠（銑床）、濟南第二機床廠（龍門刨）、南京機床廠（六角車床）等。工具方面，新建了蘇聯援建的哈爾濱量具刃具廠和民主德國設計的鄭州砂輪廠（現名第二砂輪廠），中國自行設計的有成都量具刃具廠。
　　4）交通運輸設備方面：「一五」時期重點建設了蘇聯援建的「長春一汽」和自行設計的北京汽車附件廠。在機車車輛行業，重點建設了大同機車廠、長春客車廠和株洲貨車廠，改建齊齊哈爾貨車廠和大連機車車輛廠。造船行業重點建設生產各種軍用艦艇和民用船舶的江南、滬東、渤海、武昌、廣州、大連等造船廠。
　　5）農業機械方面：建國前完全沒有基礎，「一五」期間新建了蘇聯援建的洛陽第一拖拉機廠，並開始建設自行設計的天津拖拉機廠。
　　6）石油化工機械方面：「一五」期間開始建設蘇聯援建的蘭州石油化工機器廠，以生產煉油化工設備和石油鑽機為主，同時建設自行設計的以生產各種採油設備為主的蘭州通用機械廠。
　　7）軸承方面：新建了蘇聯援建的洛陽軸承廠，建設和擴建了哈爾濱軸承廠和遼寧省瓦房店軸承廠。
　　8）儀錶工業方面：開始建設民主德國設計的西安儀錶廠。
　　9）內燃機方面：新建了蘇聯援建的洛陽柴油機廠和陝西興平柴油機廠。擴建了自行設計的上海柴油機廠、天津動力機廠等。
　　上述重點項目，都在1956年前相繼開工建設，到1957年底，共完成投資27.44億元，全部建成投產的有40項，包括第一汽車廠等蘇聯援建的7項和引進捷克斯洛伐克技術的3個動力設備廠。在這些新建機械工廠中，生產技術和生產工藝有了新面貌，生產管理也有了很大改變。如大連起重機廠改變產品結構，改進生產工藝，提高系列化、標準化水平，推動規模批量生產。有的工廠按產品和工藝特點，調整生產組織，如哈爾濱軸承廠組織5條軸承生產線；瀋陽扇風機廠組織軸流及離心風機車間；造船廠組織造船、造機、修船車間等。許多工廠改進了工藝裝備，加強了工具、機修、試驗、計量、檢驗等力量，調整了生產組織。大多數重點工廠建立了四師一長制（即生產長和總設計師、總工藝師、總鍛冶師、總設備動力師），加強了科室和車間的技術部門，從而健全了技術指揮系統。許多工廠通過技術改造，技術水平得到全面提高，基本上達到了當時對質量、產量、新產品品種、成本、勞動生產率等5項技術經濟指標的要求。
　　在技術進步方面：為了儘快改變落後面貌，積極推廣蘇聯工藝技術。如在機械加工上學習蘇聯高速切削經驗，並創造了多刀多刃法，使車床切削速度由以往的每分鐘10米左右，提高到200米左右。鑄造方面，推行蘇聯生產組織階段分工制、衝天爐改裝三排風口送風等，普遍提高了鑄件質量和產量，鐵水溫度平均提高20-30攝氏度，鑄件廢品率下降。鍛造方面，有的企業推行蘇聯快速加熱法，普遍縮短加熱時間一半以上。有的企業還學習了蘇聯席洛夫高速鑽孔法、電火花加工法、金屬噴鍍法等。當然，這些工藝技術在今天看來，可能又落後了，但在那個時代，在中國的土地上，無疑是先進的。
　　據機械行業的材料：「一五」時期中國機械工業發展了4000多項新產品，其中大部分投入生產。重型礦山設備方面，有930立方米高爐，185噸平爐，100噸橋式起重機，3立方米挖掘機，4米卷揚機，75平方米燒結機，30萬噸煉焦設備，100萬噸選煤設備，3100×3200毫米球磨機等。電工機械方面，有2500千瓦、6000千瓦、1.2萬千瓦成套火電設備，1萬千瓦水電設備，35和110千伏級高壓輸變電設備等。機床方面，有112型單軸自動車床，116型多刀自動車床，主軸直徑110毫米鏜床，工作台直徑2米立車，CK371型平面磨床，1600×450毫米A662型龍門銑床，7255型龍門刨床，3160A型外圓磨床，3180型無心磨床，514型插齒機等。輕工、通用機械方面，有20萬大卡冷凍設備，日榨甘蔗2000噸成套製糖設備以及仿蘇的離心軸流風機、д型及K型離心水泵等各種系列產品。交通運輸機械方面，有解放牌4噸載貨汽車，1*5*1型貨運機車，夕T型客運機車，硬席和軟席客車，各種貨車，軍用艦艇和多種內河、沿海客貨輪船、駁船等。
　　「一五」時期發展的機械新產品，主要是引進蘇聯技術，並對之測繪仿製，但是同時也發揮了國內設計人員的能力，自行設計了一些重大新產品。例如，哈爾濱電機廠設計了1萬千瓦的水電設備；上海3大動力設備廠在捷克產品圖紙基礎上，完成了2500千瓦、6000千瓦和1.2萬千瓦汽輪發電機組的設計；船舶局第二產品設計處自行設計了小港客貨輪；大連機車車輛廠設計了1*5*1型貨運機車等。同時，機械部門還組織全國各行業技術力量，對某些產品進行統一設計，改變了建國前產品系列型號紊亂的狀態。同時，經濟建設所需設備的自給率也還不錯。當時蘇援156項工程所需設備，由國內分交供應的比重不小，若按重量計佔52.3%，按金額計佔45.9%。其中鞍鋼分別為49%和43%，武鋼分別為58%和54%，一汽分別為62.4%和65.6%，洛拖分別為53.5%和44.6%。從全國來說，「一五」時期國家建設所需設備的國內自給率為60%以上。當然，最關鍵的設備，主要還是來自蘇聯。
　　經過恢復時期和「一五」時期的建設，1957年一機部系統生產總值比1952年增長2.6倍，平均年增29.5%；主要產品產量比1952年分別增長几倍到幾十倍。
　　（3）冶金。
　　到1952年底，全國共恢復和擴建了高爐34座，平爐26座。鋼鐵工業的產值、產量有了迅速增長。1949年全國鋼鐵工業總產值為19179.8萬元，1952年達到136959.4萬元，增長了6倍多。
　　據《當代中國》提供的材料，「一五」計劃期間，蘇聯援建的156項中鋼鐵工業有7項。這些項目是：鞍山鋼鐵公司、武漢鋼鐵公司、包頭鋼鐵公司、本溪鋼鐵公司、北滿鋼廠、吉林鐵合金廠、熱河釩鈦礦。後來，把有色金屬工業所屬的吉林電極廠改屬於鋼鐵工業，實際為8項。這些項目都是打基礎的大項目。特別是鞍山、武漢、包頭三大鋼鐵基地的興建，對全國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標誌著中國鋼鐵工業發展史的新紀元。北滿鋼廠的興建，對提供軍事工業所需要的合金鋼材料，也具有重要意義。鐵合金廠和炭素廠的興建，奠定了合金鋼生產和煉鋁工業發展的基礎。
　　其實，蘇聯援建中國的鋼鐵行業，早在50年代初就開始了。例如鞍鋼，1951年就開始改建容積917立方米的8號高爐，1952年投入生產。接著，鞍鋼以918立方米的7號高爐、140毫米的無縫鋼管廠和800毫米大型軋鋼廠「三大工程」為中心，開始了大規模建設。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批大型鋼鐵建設項目。1952年，中國政府批准了前蘇聯專家建議的鞍鋼建設的計劃任務書，確定鞍鋼的建設規模為年產鋼320萬噸。從此，鞍鋼就進入了從礦山到焦化、煉鐵、鍊鋼、軋鋼、機修的全面建設。本溪煤鐵公司自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后才重新列入156項之內，成為鋼鐵建設的重點之一。當時中國規模最大而設備先進的特殊鋼廠，北滿鋼廠從1952年10月開始建設。恢復時期東北地區鋼鐵工業的擴建、新建，揭開中國鋼鐵工業大規模建設的序幕。1953年，鋼鐵工業的大規模建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幾個大鋼廠，簡要情況如下：
　　鞍山鋼鐵公司。「一五」計劃期間是全國聞名的建設重點，中共中央曾提出「全國支援鞍鋼」，因此，全國共有55個城市、199個企業從人力、物資、設備等各方面支援鞍鋼。在「三大工程」之後，在蘇聯幫助下，鞍鋼的建設從採礦、選礦、燒結、煉焦、高爐、鍊鋼、軋鋼、機修到職工福利設施，全面開工，按照國家批准的總體設計推進。「一五」計劃期間，共完成投資15.1億元；新增生產能力鐵礦石670萬噸，燒結礦387.7萬噸，生鐵188.2萬噸，鋼172萬噸，鋼材141萬噸；工程質量優良，93%的投資形成了固定資產，取得了好的效益。鞍鋼一面建設，一面生產，所有的建設工程都順利地轉入生產。1957年鞍鋼生產鐵338.1萬噸、鋼291.2萬噸、鋼材191.8萬噸。5年共生產鐵1090.8萬噸、鋼846.9萬噸、鋼材566.9萬噸，佔全國總產量的比重，鐵為54.6%、鋼為50.8%、鋼材為42.9%。「一五」計劃結束時，鞍鋼已建設成為中國最大的鋼鐵基地。
　　武漢鋼鐵公司。由於「漢冶萍」的大冶鐵礦在湖北，國家在「一五」計劃準備中，就考慮到擬在華中地區建設一個新的鋼鐵基地，以改善布局。這一規劃被列為蘇聯援助項目。1952年開始中蘇專家進行了一系列實地考察和研究。1954年初，最後選定武昌青山地區為鋼鐵廠廠址，鋼鐵廠規模為年產鋼300萬噸，分兩期建成。第一期設計規模為年產150萬噸鋼，廠區工程從1951年8月開始施工。建設武漢鋼鐵基地，也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援，有18個省、自治區、48個城市、100多家工廠為武鋼製造設備和備件。解放軍總參謀長親自下令派13架軍用運輸機為武鋼運輸建設用的物資。1960年第一期工程提前完成，武鋼成為當時中國第二大鋼鐵基地。
包頭鋼鐵公司。包頭本是中國西北部皮毛集散的小城，並無工業基礎。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三年時間，探清了鐵礦資源。1953年初中國政府決定在包頭建設一個規模為年產鋼300萬噸的鋼鐵聯合企業，並委託前蘇聯設計並提供主要設備。建設工程從1957年7月開始，到1959年9月出鐵。但是，包鋼建設由於蘇聯在設計上沒有解決鐵礦石的選礦和稀土礦物、鈮的回收以及有毒氣體氟的治理，以至後來長期不能正常生產。這是中國鋼鐵建設中的一大教訓。
　　本溪鋼鐵公司。本鋼有鋼有煤，原是鋼煤聯合公司，1953年3月鋼煤分開，單獨成立鋼鐵公司。本鋼也是蘇聯援建項目之一，但不是建設一個完整的鋼鐵企業，主要任務是擴建改造。本鋼礦山是低磷、低硫的優質礦石，所生產的生鐵質量優良，被譽為「人蔘鐵」，是中國最好的鑄造生鐵生產基地。
　　北滿鋼廠，即齊齊哈爾鋼廠。在恢復時期就開始建設，該廠最大的特點是安裝有2台水壓機，1台是3000噸，1台是1250噸，並配有汽錘。它以生產大件產品為主，兼一些小型優質合金鋼材。2台水壓機可鍛造大炮炮身。從此，中國可以自己鍛造鋼製大炮，這是件破天荒的事。它還可以鍛出大型發電機的大軸，供哈爾濱電機廠生產大型發電機組。該廠於1954年1月正式開工，到1957年10月竣工投產，建築安裝工人創造了在冬季-30℃嚴寒中施工的經驗。
　　現在看來，正是由於建設了這幾個當時的「超級」鋼鐵企業，中國的鋼鐵工業才發生了根本的改觀。
　　到了1957年，全國鋼鐵工業產值達到46.5億元，超出原計劃13.4億元，按1952年的「不變價格」計算，為1952年的370%，平均每年增長29.8%。產量則達到鐵礦石1937萬噸，生鐵594萬噸，鋼535萬噸，成品鋼材436萬噸，平均每年增長率也是驚人的，分別達到35.2%、25.2%、31.7%、31%。在鋼鐵品種方面，進步更是驚人，1952年全國能冶鍊的鋼種為170個左右，1957年增加到372個；1952年，可生產的鋼材規格約300—400個，1957年則猛然增加到4000個。顯然，這種驚人變化，是緣於「技術進步」帶來的結果，而不是有了「生產積極性」就可以帶來的。此後1958年「大躍進」的歷史更證明了這一點。技術進步的集中表現在於，勞動生產率和設備利用係數的提高。5年內生產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從1952年的人均5950元，提高到1957年的人均10088元，平均每年增長11.1%，而「全員實物勞動生產率」也從1952年的人均7.09噸鋼，提高到1957年的人均13.16噸鋼，平均每年增長13.2%。
　　5年下來，新增的生產能力為：採礦1552.8萬噸/年，煉鐵311.35萬噸/年，鍊鋼263.56萬噸/年，軋鋼154.14萬噸/年。在當年的生產技術條件下，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了。為什麼我們要強調「當時的技術條件」呢？因為在「文革」的宣傳材料中，我們常常可以看見那些「幫四人」的宣傳家們吹噓中國的發展速度如何快，比如說吧，鋼產量從500多萬噸發展到2000多萬噸，英國是從1873-1955年共82年，蘇聯從1930-1949年共19年，而我們中國從1957-1971年才14年。但是實際上，這種跨越時空的年數的比較，並沒有意義。若要以此證明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快」也是不對頭的，而且是一種「誤導」。秘密就在於，不同時代鋼鐵生產的「技術條件」不一樣了，產量和勞動生產率都不同了。起步越早，技術條件就越差，耗費時間也越長，是很正常的。因此中國的14年與英國的82年天差地遠，是不能相比的，英國是世界工業化的首創者，是開創性先驅。英國工業化早期的歷史，英國1856年發明了劃時代的酸性轉爐鍊鋼，決定了整個人類的命運；而中國的工業直到21世紀的「技術進步」，對世界進程可以說基本上毫無影響，遑論那區區14年的鋼鐵產量增長？而說到蘇聯的19年裡，還含著那一次人類史上慘烈無比的衛國戰爭，中國呢則是處在喜氣洋洋的和平年代，不過中間插著個「大躍進」和「文革」就是了。
　　況且，查美國從500多萬噸發展到2000多萬噸鋼，從1892-1905年總共才13年。
　　另外，經濟學家們注意的，常常不是工廠技術狀態的改變，而是體制和產權、利稅和成本等，這也難怪，因為這就是他們的本行。認為「制度比技術重要」，認為制度可以創造技術，是當前中國經濟學界的主流派觀點。但實際上，制度與技術未必有密切關聯，創造出工業化的是牛頓和瓦特等科技人員，而這之前所謂「資本主義制度」在地中海沿岸已經存在了200年。所以，沒有資本主義制度未必就不能工業化，而若沒有微積分和力學定律的發現，則工業化肯定就壓根不會發生。另外我們認為，正是由於工廠技術狀態的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才造成產品「成本」降低最根本、最正當的原因。因為毫無疑問，制度問題所引來的假冒偽劣，或許也能「降低成本」，但那是違法犯罪，起碼是不正當的可恥行為。當勞動生產率提高之後，才可能有利稅的健康提高。據統計，1952年鋼鐵工業利稅只有4.5億元，其中利潤4億元；1957年提高到12.6億元，其中利潤10.7億元。
　　還應當看到，我國鋼鐵工業在「一五」時期雖然有所進步，但在後來的世界鋼鐵技術的進步中，中國並沒有跟上。而且，更為先進的爐頂吹氧鍊鋼，還有「底吹」技術，國際上在50年代就創造了出來了，日本迅速地使用和推廣了這種技術，很快在鋼鐵方面就超過了美國。而中國只引進了蘇聯的平爐，後來又遭遇了「大躍進」和「文革」，雖然和蘇聯鬧翻，但仍不可能得到西方技術，於是被世界先進技術遠遠拋下，這個問題的深刻原因，後面我們還會做出一點分析。
　　（4）化工。
　　化工，實際上，是個複雜技術的行業。建國前生產能力並不強，由於戰爭，建國時開工能力非常不足。例如硫酸，1949年產量僅為原設備能力的12%；硝酸僅3.8%；鹽酸23.5%；燒鹼和純鹼都是61%。1952年，全國化工總產值比1949年增加3倍多。主要化工產品如純鹼、燒鹼、硫酸、硝酸的產量，都已超過建國前的歷史最高水平。化工行業的設計、研究、施工等技術隊伍也開始形成，準備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
　　據《當代中國》介紹，「一五」計劃規定化學工業的主要任務是：「積極地發展化學肥料，相應發展酸、鹼、染料等工業，加強化學工業與煉焦、石油、有色金屬工業的配合。」在此期間，重點建設了新的化工基地，主要是蘇聯幫助設計和建設的156個項目中的11項，形成了吉林、蘭州、太原3個化工聯合企業的雛型；發展了基本化工原料的生產；對上海、天津、大連、南京、瀋陽、錦西、青島等地的老廠，也進行了改造和擴建。1956年5月，成立了化學工業部，管理全國的化學工業。
　　「一五」3大化工區建設的簡單情況如下：
　　吉林化工區。由吉林肥料廠、吉林染料廠、吉林電石廠、吉林熱電廠組成，是一個以煤、焦和焦化副產品為原料的化工基地。吉林化工區的建設規模是空前的。吉林肥料廠的設計能力為年產合成氨5萬噸、稀硝酸7.7萬噸、濃硝酸1.5萬噸、硝酸銨9萬噸、甲醇0.4萬噸。吉林染料廠的設計能力為年產7種還原，冰染染料0.29萬噸；苯酐、二萘酚、H酸等14種中間體0.8萬噸；硫酸等6種無機化工產品5萬噸。吉林電石廠的設計能力為年產電石6萬噸、碳氮化鈣1萬噸。吉林化工區的建設得到了全國支援。當時，國家採取「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方法，從各地調集3萬名職工，在艱苦的寒冷的條件下，從1955年4月開始施工，經過2年半基本建成，1957年10月25日，吉林化工區舉行了開工典禮。
　　蘭州化工區。由蘭州肥料廠、蘭州合成橡膠廠、蘭州熱電廠組成，是為改變國家的化學工業布局在西北建設的化工基地。蘭州肥料廠設計能力為年產合成氨5萬噸、硝酸銨8.2萬噸、濃硝酸12萬噸、甲醇0.87萬噸、四氮六甲圜（烏洛托平）0.3萬噸。蘭州合成橡膠廠設計能力為年產丁苯橡膠1.35萬噸，丁腈橡膠0.15萬噸，聚苯乙烯0.1萬噸。1956年肥料廠和合成橡膠廠同時開始建設，從全國各地調集1萬多名施工人員，歷盡艱辛，於1958年11月建成肥料廠並投產。1960年5月，合成橡膠廠丁苯橡膠裝置建成投產，因為原料糧食、酒精供應困難，不久又停產。1961年底，中國第一套以煉廠氣為原料的乙烯裝置建成。
　　太原化工區。由太原肥料廠、太原化工廠、太原製藥廠、太原熱電廠組成。太原化工廠的設計能力為年產六六六農藥0.2萬噸、滴滴涕農藥0.15萬噸、燒鹼1.36萬噸、液氯0.5萬噸以及軍工原料等。太原肥料廠設計能力為年產合成氨5.2萬噸、硝酸銨9.8萬噸、濃硝酸3萬噸、甲醇1.55萬噸、甲醛1萬噸。太原製藥廠原設計能力為年產磺胺噻唑750噸、磺胺脒160噸、氨苯磺胺310噸。后改變設計方案，建成磺胺、維生素、解熱葯等品種的綜合性藥廠。太原化工廠1956年開始建設，1958年7月投產。太原肥料廠1957年建設，1961年投產。太原製藥廠1958年建設，1960年1月投產。1958年6月又建成山西磷肥廠，這就是以後的太原化學工業公司磷肥廠。
　　上述11個項目的建成，為中國化學工業的設計、施工、生產、科研等做出了巨大貢獻。我國「一五」時生產的許多化工產品，建國前是不能生產的。
　　此外，還有蘇聯援建的華北製藥廠，當時是我國最大的醫藥聯合企業，由製藥廠、澱粉分廠、玻璃分廠組成。設計能力為年產青霉素32.5噸、鏈黴素53噸、澱粉14,916噸、葡萄糖3,362噸及玉米漿、玉米油、糖蜜等。1954年建設澱粉廠，1956年建成；1958年1季度建成藥廠。此後，國內對青霉素的需要基本得到滿足，改變了過去依賴進口的狀況。
　　關於氮肥生產，「一五」完成後，中國就具備了自行發展氮肥工業的條件。在「一五」期間，除蘇聯和東歐幫助設計的工廠外，國內自己設計了第1個年產5萬噸合成氨的四川化工廠。氮肥工業的關鍵設備也已經製造成功。1955年2月，大連化學廠試製成功2,400馬力大型壓縮機。1956年7月，永利公司寧廠試製成功多層鋼板包紮式高壓容器，得到國務院的獎勵。當然，當時的氮肥技術，到了70年代就已成了落後技術，這是后話。
　　1957年與1952年相比，中國主要化工產品有了成倍增長：硫酸63.2萬噸，增長2.3倍；純鹼50.6萬噸，增長1.6倍；燒鹼19.8萬噸，增長1.5倍；合成氨15.3萬噸，標準化肥73.63萬噸，增長了3倍；輪胎88萬條，增長1.1倍；抗菌素（即抗生素）34.62噸，增長11.5倍。農藥及其他一批化工產品，從無到有，農藥6.5萬噸，硫鐵礦（按含硫35%計）149萬噸，磷礦（按含P2O530%計）31萬噸。化學工業總產值達到26.53億元，增長2.4倍。工業布局除沿海仍佔主要比重外，內地的比重開始上升。化學工業的建設，基本上滿足了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5）煤炭。
　　在中國，機器採煤最早出現在1875年，是洋務派官僚李鴻章和盛宣懷創辦的兩個煤礦。但是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煤產量在世界煤的總產量中還佔不到2%。而同時，蘇聯「二五」結束的1938年煤產量在世界佔33%；該年美國佔41.5%。1949年建國時的全國煤礦，除開灤、撫順、淮南、焦作、陽泉、淄博、棗莊等少數幾處之外，規模都很小，設備簡陋，技術落後，在長期戰爭的破壞中，絕大多數處於停產或半停產狀態，該年全國煤炭產量僅為3200萬噸。其中，國營佔68.2%，公私合營佔3.5%，私營小窯佔28.3%。與中國當前數萬座「小煤窯」到處泛濫不同，那時，到1954年私營小窯產量比重下降到6.1%。1952年底，國營煤礦已有83%恢復了生產，國營煤炭居於領導地位。
　　建國前，採煤技術十分落後，而且是掠奪式的開採，哪裡煤層厚、煤質好就在那裡亂挖，不僅資源損失率達80%左右，而且根本不顧礦工死活，傷亡事故頻繁。煤礦中除了在提升、排水、通風和巷道運輸等環節使用蒸氣機為動力的機械外，其它生產工序全部是笨重的體力勞動，工人勞動強度很大，生產效率很低。1050年5月，燃料工業部提出，要改革採煤方法，把落後的穿洞式、高落式採煤方法，改為新的長壁式採煤法，以提高煤炭回採率，保護國家資源。同時強調要以「安全第一」的原則進行生產，改善礦井通風。到1952年底，新採煤方法的比重按產量計算已達73.5%，大部分礦井實現了機械通風，還增添了安全設備、儀器，救護用品和勞動保護用品。情況有了很大的改進。
　　「一五」期間，煤炭工業重點擴建了開灤、大同、阜新、鶴崗、陽泉、淮南、峰峰、萍鄉、焦作、棗莊、新汶、雞西、通化、遼源、賈汪等15個老礦區。同時，開始了平頂山、包頭、潞安、鶴壁、中梁山、興隆、軒崗、汾西、山丹、石咀山等10個新礦區的建設。在這些新老礦區中，開工建設了一大批採用新開採技術的新礦井。其中，總建設能力在100萬噸以上的16個礦區，都是儲量豐富、煤質優良，是這一時期建設的全國重點煤炭基地。
　　由於大型煤礦建設周期長，從投產到達到設計能力，需要幾年時間，「一五」期間新建礦井大多數當時還不能充分出力，因而「一五」期間的煤炭增產主要還是依靠老礦井。在1957年的煤炭產量中，老礦井產量佔80%；5年中增加的產量中，67%產自老礦井。「一五」期間煤炭工業的基本建設規模比較大，屬蘇聯援建的156項之內的有24項，屬國家限額以上大中型項目的有150項。1954年到1959年間，平均不到10天就有一處新礦井破土開工。5年中建成投產的新井設計能力，超過了中國從1878-1942年的64年間形成的礦井總生產能力。這樣的成果，沒有技術進步是不能想象的。
　　為了提高煤炭生產過程的機械化程度，從1952-1957年，聯合採煤機（康拜因）、截煤機、風鎬、爆破落煤的比重由49.1%提高到96.3%；人工手鎬落煤由50.9%降低到3.7%。聯合採煤機、截煤裝煤機、爆破裝煤的比重，由7.9%增加到12.6%；人工裝煤由92.1%降低到87.4%。回採工作面，各類輸送機和自動滑落運煤的比重，由69.62%提高到92.62%；人工運煤由30.38%降到7.98%。井下平巷，電機車、鋼絲繩牽引和自動滑行運輸的比重，由77.80%增加到85.16%；人工和牲畜運輸由22.10%降低到14.84%。地面鐵路裝車，煤倉、輸送機、裝車機、溜煤眼和溜槽的比重，由65.06%增加到90.78%；人工裝車由34.94%降到9.22%。隨著采、裝、運機械化程度的提高和企業管理工作的改進，勞動生產率也有明顯提高，全員效率由1952年的0.661噸/工提高到1957年的0.978噸/工，提高了48%。
　　應當著重說到的是，「一五」期間要求對礦井生產的全部工作進行全面改革，包括：生產準備、採掘工程、井上下運輸、通風安全、地質測量、生產組織管理等所有生產環節以及生產技術責任制等。還要求用機械化、半機械化代替近百年來礦工笨重而痛苦的體力勞動。到1957年，國營煤礦新採煤方法的產量比重達到95.34%；除了幾處接管較晚的礦外，其它所有礦井都實現了機械通風，大部分礦井做到分區通風，達到了安全規程規定的平均每工人每分鐘得到3M3新鮮空氣的要求；井下溫度不超過25攝氏度，安全生產條件有了較大的改善。所以我們認為，有時，不一定是生產率的提高，還有免除工人繁重勞動，也是技術進步的重要方面，具有人道主義的崇高意義。
　　有人可能認為，80-90年代中國「小煤礦」亂采濫挖，也達到了巨大的產量。但是，這種竭澤而漁的開採方式，礦難不斷，與「一五」當年情形還是有很大不同。
　　「一五」期間，煤炭工業共完成基本建設投資35.55億元。開工建設的新礦井共194處，設計生產能力7537萬噸；建成投產礦井205處，設計生產能力6376萬噸；恢復礦井38處，設計生產能力1134萬噸；改建擴建礦井103處，凈增生產能力2536萬噸。同時，為了保證鋼鐵工業對於煉焦洗精煤的需求，又新建和恢復洗煤廠24處，年處理原煤能力2275萬噸。 「一五」期間，煤礦建設的速度也很快。據統計，從開工到投產的建設周期，大型礦井是4年8個月，中型礦井是3年3個月，小型礦井是2年7個月。年產300萬噸的阜新海州露天礦，只用42個月就建成投產；年產90萬噸的淮南謝家集二礦、三礦，工期也分別只有28個月和24個月。而且，這些煤礦的建設質量比較好，投產後達到設計能力也比較快。據有資料可查的31處礦井統計，1年達產的有8處，佔25.8%，2年達產的有12處，佔38.6%，經濟效益也是不錯。
　　（6）有色金屬。
　　人們習慣上將鋼鐵、錳和鉻稱為「黑色金屬」，而將其他金屬稱為「有色金屬」。有色金屬在經濟建設上有非凡而複雜的作用。因此，有色金屬的管理機構，曾經是國家重工業部的一個局或冶金部的一個研究院。「一五」計劃期間，國家提出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要求「多出銅、早出鋁」，因此有色金屬工業對於銅、鋁、鉛鋅礦、鎢礦等基本建設都做出了部署，並建成了一批重點骨幹企業，提高了幹部職工的技術業務水平。「一五」完成的基建投資額相當於恢復時期的10.4倍，使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的礦山開採、冶鍊和加工都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初步形成了銅和鋁的生產系統。有色金屬的年生產能力超過20萬噸，銅和鉛超過5萬噸，鋁達3萬噸，鋅超過3萬噸。
　　在有色金屬的冶鍊方面，當時的許多工作很有成就：
　　例如，葫蘆島鋅廠原是日本鬼子留下的一個爛攤子。建國后經過反覆試驗研究，逐一解決了工藝與設備中的難題，終於使豎罐煉鋅投入生產。瀋陽冶鍊廠原以銅鉛生產為主，1950年開始研究濕法煉鋅技術，翌年生產出中國第一批電鋅，後來在此基礎上，由中國自己設計並施工的以濕法煉鋅為主流程的株洲冶鍊廠於60年代建成投產。1952年，國外出現了以流態化理論為基礎的沸騰焙燒技術。1955年，中國技術人員在葫蘆島鋅廠也開始了這項研究，實現了一次脫硫、鉛和鎘的高溫焙燒，這在當時屬世界首創。建國前中國沒有鎳鈷工業，50年代研究出從鈷土礦提鈷，陸續在江西和廣東建成幾處小型煉鈷廠或車間，後來60年代研究出以進口砷鈷礦為原料提鈷新工藝，使以進口原料生產鈷的贛州鈷廠成長為中國早期較大的煉鈷廠。后又分別在南京鋼鐵廠和葫蘆島鋅廠建成了生產鈷的車間。1959年，遼寧清源銅鎳礦和雲南墨江硅酸鎳礦的提鎳試驗，是中國鎳冶金科學研究的開端。山東鋁廠於1956年完成試驗室提鎵試驗，次年建成提鎵車間，當年從鋁土礦中提煉出金屬鎵，使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產鎵最多的國家。1954年，當時的有色金屬綜合研究所用鎂熱還原法首次製得金屬鈦。1958年，北京有色金屬研究院用離子交換和萃取工藝製得了氧化鋯……
　　但是，「一五」主要還是進行了重點工程建設，這是基礎。例如：
　　山東鋁廠氧化鋁工程是從1950年開始建設的，這是第一個適合中國一水硬鋁石特點的燒結法氧化鋁廠。一期工程於1954年建成，年生產能力為3.5萬噸氧化鋁。隨著氧化鋁需要量的增加，從1955年開始，先後進行了4次擴建，使氧化鋁的年生產能力達到35萬噸。
　　撫順鋁廠於1949年準備恢復，並委託蘇聯設計，原則是儘可能地利用工廠原有基礎，以節約建設資金。1951年秋完成初步設計，一期建設規模為年產鋁錠1.5萬噸。1952年初蘇聯派出專家組現場指導，東北有色金屬局組織力量進行設計，1953年秋施工圖設計結束。當時，國內設計人員還沒有大型企業的設計經驗和能力，而學習積極性很高。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經過近2年努力完成了設計任務。撫順鋁廠的一期工程包括鋁電解、陽極糊、氟化鹽等，1952年4月開工，工期30個月。1954年10月產出鋁錠，工程質量優良，試車一次成功，全面竣工交付生產。在施工過程中，蘇聯先後派來103名專家進行指導。通過施工，國內逐漸學會和掌握了現代化大型有色金屬工程項目建設工作。施工隊伍的管理素質和技術能力亦有提高，學會了高大廠房、高大煙囪、耐酸防腐等特殊工程的施工和設備的安裝調試等，並掌握了先進施工設備的使用技術。後來，1955年、1956年又先後進行三期擴建工程，到1965年全部建成投產，鋁生產能力達到年產11萬噸的水平。
　　東北輕合金加工廠是建國后第一個鋁合金材料加工廠，1951年委託蘇聯設計並由蘇聯提供成套設備。1952年2月成立建廠機構，定名為哈爾濱鋁加工廠。全廠佔地189萬M2，工業建築面積23萬M2，安裝設備2.2萬噸，投資4億元，是當時規模最大、技術要求最高的建設工程。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廠區於1954年開工建設，1956年陸續建成投產；而模壓車間則因主要設備交付拖期，後來直到1962年才竣工投產。該廠開工時，有色金屬局設計公司派出設計人員，在駐廠蘇聯專家指導下，負責解釋、修改、補充圖紙，配合施工。通過這個工程，訓練出中國第一批鋁加工設計隊伍。
　　白銀有色金屬公司聯合企業，是建國后建設的第1個年產礦石325萬噸的大型露天礦和選礦廠，年產3萬噸銅的冶鍊廠和電解廠，還有硫酸廠。工程委託蘇聯設計，1956-1960年施工建設。地質調查和勘探工作1950年開始，1953年進入大規模勘探階段。1954年組建「白銀公司」。勘察的交通運輸條件極端困難，但設計隊伍按時交出地形圖紙和工程地質、水文地質資料。1955年末蘇聯交付擴大生產規模的初步設計，隨即進行露天礦剝離大爆破的準備工作。1956年下半年，進行了3次大爆破，爆破岩石量達900萬立方米。這是中國第1次實施這樣大規模的爆破，使露天礦提前一年完成剝離計劃。露天礦1959年投產出礦，選礦廠和冶鍊廠於1960年投產出銅，后又經多次改造擴建，使銅最高產量達4.8萬噸，硫精礦達205萬噸，硫酸近20萬噸，其他還有氟化鹽、選礦藥劑等產品。
　　錫工業，重點建設了雲南錫業公司的官家山選礦廠、黃茅山選礦廠和新冠採選廠。箇舊煉錫廠由於箇舊落水洞出水淹沒，遷建並擴大了生產能力。再加上中南地區平桂礦務局等企業的生產，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產錫較多的國家之一。
　　鎢和錫都是中國傳統的出口產品。「一五」期間由蘇聯設計、建設了西華山、大吉山鎢礦；由國內設計、建設了一批機械化技術採選的鎢礦山，結束了全部人工開採的局面，提高了鎢資源綜合利用程度，鎢精礦生產居世界首位。蘇聯還幫助建設了年產500噸硬質合金的株洲硬質合金廠，結束了鎢的製品全部依賴進口的局面。
　　此外，楊家杖子鉬礦恢復生產後，1953年著手擴建準備，由蘇聯設計供應設備，於1959年建成，使礦山的生產能力擴大2.5倍以上。
　　讓我們用《當代中國》的一段話來總結這段難忘的經濟史：
　　「在工業科學技術方面，中國冶金工作者掌握了幾百種優質鋼和合金鋼的冶鍊技術，為配合新的鋼鐵基地的建設，開展了選礦、冶鍊、煉焦、耐火材料等一系列研究工作。化工科技工作者試製成功『666』、『1605』等農藥，並投入大量生產，有力地支援了農業生產；還著手研究試製人造橡膠、塑料、合成纖維等高分子材料。1952年到1955年試製成功新的機械產品約3500種，包括1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組、6000千瓦汽輪發電機組等成套發電設備，每小時燒結90噸礦石的燒結機、直徑2.4米的礦井用軸流通風機等重型礦冶設備，單軸自動車床等金屬切削機床，以及穀物聯合收割機等農業機械，這表明中國機械工程技術已經開始從修配走上仿製和自行設計製造的道路。在治淮、荊江分洪、新安江水力發電站等工程建設中，中國水利水電科技工作者有許多重要創造。梅山水庫的連拱壩高達88.24米，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的連拱壩。在由蘇聯援助的156項重大項目的建設過程中，中國科學技術工作者也初步掌握了現代化工廠、礦山和交通運輸工程的設計和施工技術。」
　　總而言之，從以上幾個行業簡略的情況看來，「一五」期間技術進步的速度是很快的，邁出的步子也是很大的。這是一次真正的「躍進」。而「一五」之後發生的那個「大躍進」，從技術進步的角度看來，則是一次完全的逆動。那是場1000多個日日夜夜的巨大歷史悲劇。而當時，當逆動正在「動」的時候，除了偉大領袖自己以外，全國任何一個人或機構，全都無力來制止它。
3，蘇聯對中國史無前例的全面技術轉讓
　　在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在它開始工業化的時候，沒有外國技術可供借鑒，沒有外國資料可供查閱，也沒有外資的幫助，這就是英國。英國的工業化，比歐洲大陸早半個世紀，是世界工業化的創始者。此外，任何國家在工業化的時候，都會購買或借鑒外國技術。那麼，中國呢？
　　我們曾經探討過一個問題：為什麼「工業化」的故鄉不在中國？中國古代的手工業生產技術能否也自動地發展到工業化？因此產生了一個經濟學問號：中國古代經濟能夠自動地發展到「工業化」為基礎的那種資本主義經濟嗎？我們的研究是否定的。而「一五」工業建設的輝煌歷史，在光環之下，它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直至20世紀50年代，如果沒有世界上工業比較先進國家的幫助，單靠中國自己的力量、特別是中國自己的「技術力量」，是不可能創造出「一五」的工業成就的。
　　所以，我們國人常常驕傲地寫到「一五」，讚美那火熱的建設年代，讚美中國人民的建設熱情，這並沒有錯。但這仍是一種表面現象。研究，就是透過現象來獲取本質。「一五」證明，從技術進步的角度來看，若是離開了國外的援助、幫助、設計、提供成套設備……等一系列動作，中國就不可能獨自完成「大規模建設」。承認了這一點，此後才可能在未來通過努力、或許依靠自己的力量也能獲得一些技術進步。如果我們始終忘不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忘不了「中學為體」，總是自以為中國天下第一、什麼人間奇迹也能創造出來，不知道虛懷若谷，不知道海納百川，不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那就只能使得我們的民族更盲目、更沒有自知之明、也更加沒有創造力。
　　直到今天，中國有些學人，仍對50年代蘇聯專家在中國的事耿耿於懷，不是心懷感激，而是弄些「內幕揭秘」之類，找些雞毛蒜皮的故事，或者隨意編造事實，否定當時蘇聯援助的意義。這樣做，其實沒有別的結果，只能使外國人知道中國人是忘恩負義的，是虛情假意的。對於蘇聯「一五」時期的援華，連美國學者都比若干中國人客觀些。美國國會有個兩黨「聯合經濟委員會」，在他們1974年給國會的報告中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接受外國技術方面有幾次很大的轉變，一時是熱情接受，一時又堅決拒絕。在50年代 —— 中蘇密切合作時期，中國熱情地接受了毫無疑問是現代歷史上最全面的技術轉讓。在這10年中，中國從蘇聯獲得了現代工業體系的基礎。」②
　　1978年10月他們又這樣描述道：「1949至1959年期間，蘇聯對中國的大量經濟和技術援助在歷史上是無與倫比的。……由於莫斯科正在改變態度和方式，因此在有關蘇聯援助的同樣事實和數字的文章中就包含了一種反應恫嚇和傲慢、自尊心受了刺傷、沮喪和不滿的感情；……當然，他們最喜歡引用的總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講話，讚揚蘇聯對中國的『鼓舞』、『牢不可破的友誼』和『無私的援助』。順便帶一句，現在我們才知道原來從北京發出的這些或類似的講話都是虛情假意的。」蘇聯人說「雖然在1952年有將近一千名蘇聯專家在中國工作，但蘇聯從未企圖利用它的這些專家對中國的經濟進行任何控制。蘇聯專家不僅參加工程的設計和建設工作、裝配和開工，而且還培養大批中國人員。此外，在那幾年裡，還有大批中國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以及數以萬計工人到蘇聯學習。」「即使蘇聯人可能講的誇大了一些，但在使中國克服經濟上的困難，並為成功的過渡到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基礎上面，他們所提供的支援和經驗的重要性是無可爭辯的。」 ③
　　當然，這種援助，並不會給西方帶來好處。所以，他們也並不喜歡蘇聯的對華援助。他們從自己的角度認為，蘇聯如此全面的對華援助，肯定有自己的目的。
　　美國學者說，「關於中國人對外國技術的矛盾心理，還可以用數量分析的方法，把中國在這個時期進口機器和成套生產設備的低潮和高潮畫成曲線。從中可以看出，進口在50年代後期的蘇聯指導時期達到高峰。那個時候的經驗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中國人對外國技術的態度。在那7年中，中國無疑是現代工業歷史上最為全面的技術轉讓的承受人。西方一般並不欣賞那種轉讓的規模和意義。當中國是處於孱弱和孤立的時刻，蘇聯是為了謀取對其新的共產黨鄰居的霸權才把基礎工業的技術設備提供給中國的。蘇聯貢獻了比生產技術更多的東西，其範圍囊括了從科技教育到項目設計；從生產到建立現代工業組織，並用計劃、預算編製和行政管理等制度使之更為完備。
　　「有意思的是，在製造工業的某些領域，蘇聯技術轉讓的方式與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美國對日本的轉讓方式非常類似。這兩個例子都涉及不妨稱之為過渡性的共同生產安排，它是根據特許進行的一連串由簡到繁的產品的生產。以航空工業為例，這種轉讓從生產練習機進到簡單的噴氣式戰鬥機，再進到比較尖端的飛機和直升飛機。兩者都採用循序漸進的程序，從裝配飛機的股價開始，然後提高到部件製造，最後才是自產整個飛機。儘管當時中國人技術上的造詣遠遠不如50年代後期的日本人，因此，中國人在吸收新工藝技術的方面也遠遠不如日本人，但是他們在中蘇合作的7年中卻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俄國人和中國人雙方在轉讓工作方面都是努力去做的，也證明是高度有效的，雖然在製造技術方面比設計和管理技術方面更是這樣。總的看，對蘇聯的機器設備和技術的大量引進，對於中國後來的發展是非常寶貴的，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中國人自己要發展這樣全面的工業體系，可能需要花費幾十年的時間。……蘇聯大量轉讓生產設備使中國經濟在整個50年代在成套工廠設備和其他設備方面能夠保持高度的國內投資率。從1952年到1959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5倍，與此同時（或者說隨之發生的）機器和設備的進口也相應的增加了5倍。其後果是，中國變得更加依賴進口以取得其工業繼續發展。50年代，在中國安裝的所有機器和設備中，大約有半數之多是來自國外的。絕大多數來自蘇聯，但也有來自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的。」 ④
　　「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在蘇聯專家最積極的協助下擬定的，它『依靠蘇聯在原材料和科學技術方面的全面援助』。」⑤這個美國人還說：70年代蘇聯人對中國失望，「中國對於蘇聯在50年代所提供的大量經濟援助毫不表示感激」，⑥而且，「中國甚至不再承認這種援助。」⑦
　　從美國人的評述中，我們起碼可以看出蘇聯援助在客觀上對中國起了什麼作用。
　　蘇聯的技術，在當時的世界上不算最先進的，在世界範圍內可算是比較先進的。舉鋼鐵為例，1955年平均每個鋼鐵工人每年的鋼產量：美國為164.8噸，西德為188.1噸，英國為82噸，蘇聯僅為61噸。勞動生產率低，就表明了蘇聯的鋼鐵工業的技術水平不算高。但是「一五」時節中國不可能從西方引進技術，一是與西方國家尚處於敵對狀態，當時西方有個「巴統委員會」專事禁止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重要技術和物資。另外，即使能夠從西方進口技術，那也要花大得多的金錢代價。中國學者總是對蘇聯的貸款條件不滿，但總體來講，引進還算便宜的，其貸款也是低息的，年利只有1%。最重要的是，蘇聯的技術轉讓是全面的，因此，使中國迅速地、全面地實現了經濟基礎的初步工業化。
　　建國時，中國工業原比印度落後，1952年，中印兩國的棉紗產量一樣多，中國的粗鋼135萬噸，比印度還要少25萬噸；就人均擁有鋼產量來講，美國536.65公斤，英國是330.78公斤，西德310.90公斤，法國255.93公斤，蘇聯185.05公斤，日本81.44公斤，印度4.41公斤，中國只有2.35公斤；人均擁有棉布，美國55.4米，蘇聯23.9米，印度11.6米，中國僅為5.4米。但是經過蘇聯幫助的「一五」過後，1957年我國人均有鋼已達8.27公斤，印度仍為4.36公斤。著名美國學者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也注意到這個情況，書里美國學者計算的中國「一五」時期「人均產出增長率」為6.5%，而印度在50年代還不到2%。⑧
　　但是，後來的情況呢？很遺憾，誠如一個美國學者研究中國冶金問題時所說：
　　「當中國人擔負起建設一個完整體系的鋼鐵工業任務時，實際上他們是毫無經驗的。蘇聯曾在50年代提供了許多幫助，但是1960年中期蘇聯技術人員的過早撤走，使得中國人落後了若干年。」⑨
4，設計與生產規模，先進工業技術的誕生之母
　　我們認為，在研究「技術進步」問題時，應當看到，重要的問題決不只是「工作機」的問題。我們認為，有些問題是不能忽略的，但可能我們的學術界認為這是些「理論層次」低的問題，所以一向就很少有人談起。這裡，我們想講3個與「技術」密切相關的重要議題：第一，在現代，所謂的「先進的工業技術」的產生，必須有一個重要前提，這就是設計；第二，現代技術就像一個「生命體」，必須有一個軀殼，這就是生產規模；第三，技術進步最要命的問題，其實是「國民教育」和對人員的「技術訓練」。
　　現代學者和領導人幾乎都認為，只要有了「生產關係」、「經濟模式」或者「經濟體制」的改變，就會解決一切問題，就會自然「解放生產力」，也就是說就會自然「提高積極性」並引起「技術進步」。可惜，這一切，看起來理論性頗強，但其實是最容易說的，也是最容易做的，也是最沒有用的。學者們撿了個容易的事做，但幾乎從沒有打中「技術進步」問題的要害。
　　第一，我們來看「設計」問題。
　　我們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好像從來就沒有聽到理論家們大談工業技術項目的「設計」問題。大概這根本算不得「理論」。但是相反的東西，卻經常聽到「教導」，例如「因陋就簡」、「土法上馬」、「不要爭論，先幹起來再說」、「邊干邊學」、「從干中學，干就是學習」、最糟糕的是什麼「邊施工、邊設計、邊生產」或者叫「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據說，這些都是「革命精神」。
　　這些事還常會有個理論總結，叫做「實踐出真知」。
　　實際上，假如相反，如果我們中國人一直用這樣的蠻勁頭、要求干任何事情都要先做好「設計」的話，我們絕不會做出「大躍進」這樣的蠢事。經過幾十年的磨難，不知現在中國人明白了沒有：無論是西方的還是蘇聯的，只要是當代先進技術的工業項目，都要經過長時間的、縝密的設計。先進技術項目，都會有複雜的設計。設計在前，先在腦子裡把事情做好，這正是人類與動物界的區別之一。
　　在「一五」建設中，許多部門的具體做經濟工作的人們，很快就會明白在大工業項目中設計的重要。因為不是「小農經濟」了。例如當時在鋼鐵行業中，就發現重點是建設好設計隊伍。如何把要建設的工廠、礦山工程設計出來，正是「一五」計劃開始時鋼鐵工業遇到的最大難題之一。
　　雖然一批重大項目由蘇聯設計，但還有一大批項目需自己設計，就是蘇聯設計的項目也需要中國設計人員配合。為解決難題，只好從生產廠礦抽調技術人員，調集大批大學畢業生，選派建國前讀過大學的領導幹部組建設計機構。第一個鋼鐵設計專業機構是鞍山鋼鐵公司的設計處，後來成立設計院；接著在北京組建了鋼鐵設計公司、還有黑色冶金設計總院；隨後，又在武漢、重慶、包頭、馬鞍山組建了鋼鐵設計院，在鞍山和長沙組建了礦山設計院和焦化、耐火設計院。為了給設計項目提供地形測量、工程地質和水文地質資料，又組織勘測公司。到1957年，鋼鐵設計部門的技術人員已從1952年的1488人增至3224人，增長1倍多，其中工程師由198人增至734人。在這些設計院內，都有固定的或臨時工作的蘇聯專家。
　　幾千年來，中國的手工業是以「經驗」為主。就是蓋房子、修城牆，其「設計」的複雜程度也是很低的。實際上，只有到了「一五」，中國才算真正領教了「設計」二字的厲害。在當代，任何先進工業技術的面前，首當其衝的就是設計，沒有設計的大工業是不可想象的。所以，當蘇聯在1960年撤退時將全部設計圖紙帶走後，面對沒有完成的項目，中國當時幾乎是一籌莫展、寸步難行。
　　蘇聯設計援助中國的大致上是156項的規模，實際操作中有些變化，有些項目停了，有些項目又是新上的。儘管中國對赫魯曉夫微詞頗多，但是「1956至1957年間，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增多了。」⑩據悉，在中國的原「二五」期間，蘇聯援建中國的項目大約將達到300個大企業的規模。如果全部完成，中國的工業經濟將可能相當強大。但是沒有等到這一天，中蘇之間就吵翻了，反目成仇，當蘇聯人1960年將他們的設計圖紙一股腦帶走時，對華援建項目只完成了不到100項。那些沒有完成的工程和工廠，陷入了真正的困難。大工廠設計，這不是喊一句「中國人民有志氣」就能解決的事。事關技術，事關設計，再有「志氣」也不行，有了志氣也得要一兩代人的時間才能最後「搞定」。顯然，蘇聯人帶走的是設計和技術，而不是中國人的「經濟體制」、「精神風貌」和「積極性」，所以，真正的困難就是技術！就是設計！
　　第二，舉凡現代的先進工業技術，必須有其「載體」，這就要求有相當的「生產規模」，以「容納」先進技術。「一五」所以輝煌，那是因為建設的是大工廠，如果是小工廠，那就不可能有先進的基礎工業。
　　很有可能，「一五」的大工廠，使得許多中國人不能適應，心情煩躁，特別是領導層。中國人幾千年的習慣就是小農經濟，只要是「小」，那就是好，直到今天，在經濟學者們的慫恿下，在工業上仍是「小」字的天下。不僅要「發展」中小企業，學者們還要求在金融上大力支持它們，不知道要把「小」發展到哪裡去？難道發展到「大」嗎？所以，當「一五」結束時，1958年中國「小農經濟」意識的固有彈性就彈回來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已經走過去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來了，要求大中小「同時並舉」，並說這是「兩條腿走路」，好像搞工業就像「散步」一樣，不能只用一條腿。實際上，國家使用人民創造的財富去發展「小企業」，已經成為主攻方向：「小土群」，土法上馬，遍地開花；後來「文革」時又大搞「五小工業」；華國鋒時候則發展「新五小」；改革后，經濟學家非常欣賞所謂投資少、見效快、船小好掉頭的小企業，趙紫陽在1985年的政府報告中則明確說過曾對中小企業「傾斜」；至今，偌大的大陸，大企業在「華商500強」排名里不僅遠少於台灣，而且少於香港……
　　後來這一切，完全剿滅了「一五」的精髓，使它成了「流水落花春去也」。
　　我們來看一下鋼鐵行業。1953年的調查就已經發現，中國鋼鐵業「私企」的戶數不少，就是生產規模小，設備落後，90%的企業僱工在100人以下，甚至有隻雇10多人的工廠。但有人認為：上海小廠多，產品品種多，特別是小型鋼材品種比較多，很能適應社會的需要，這種優勢是大廠所沒有的。所以，當時對於上海天津等地的私企小鋼廠進行了「立足實際，保持特點，發揚優勢，克服缺點」的所謂改造，保留和發展了若干小企業。後來在1956年的「三大改造」中，將一些利用廢鋼軋材沒有正規廠房、勞動條件很差、交通運輸條件不便的弄堂小廠改組合併了，從資源角度和規模效益的角度來看，都是應當的。
　　「一五」時中國建設了鞍鋼、武鋼、包鋼三大基地，這是大工業道路。不過包鋼設計上有問題，沒有收到應有成效。但「一五」末期，大工業的思路有所改變，1957年冶金部門提出「三大五中十八小」，這個「5中18小」自1957年開始陸續開工，但後來一看，這還算是好的，1958年「大鍊鋼鐵」則完全亂套，但為了支持「群眾鍊鋼」冶金部甚至忙著組織突擊設計了一批3-100立方米的小高爐、小焦爐、小側吹轉爐、小耐火磚廠、小軋機等的「標準設計圖紙」。不過在群眾大鍊鋼鐵中這些大都是廢紙，有的「土爐」甚至不到1立方米，鍊鋼的人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古代中國。
　　因此，我們認為，要研究「一五」，就應當在「生產規模」的理論上有所著重。
　　第三，技術再好，終是需要「懂技術的人」來掌握的。所謂中國技術水平低，最本質的，還是中國缺少真正能夠掌握和開創先進技術的「人」。正因為我們沒有「人」，蘇聯專家才格外寶貴起來。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這樣評論的：「蘇聯提供的技術幫助，與他們為建設這些工廠所提供的設備相比，其重要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10年中，大約有1萬名蘇聯專家在中國工作，勘測地質條件，選擇廠址，提供技術資料，培訓中國工人。……在這期間，有28000名中國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到莫斯科接受培訓。蘇聯援建的156個工廠中，每個廠的廠長、總工程師以及許多工人都在蘇聯接受了專業培訓，如長春汽車製造有500人在莫斯科利哈喬夫汽車製造廠接受培訓；洛陽拖拉機廠的173名行政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在莫斯科的哈伊科夫拖拉機廠接受培訓。」11
　　說到蘇聯在中國的幾個「合營公司」，不少國人很憤憤，覺得是斯大林強加給中國的。但似乎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按蘇聯人自己的說法，例如蘇中石油公司、蘇中金屬公司、蘇中民航公司等「合營公司對於恢復中國經濟起過重要作用，例如『蘇中金屬公司』建立了11個開採有色金屬和稀有金屬新礦的礦場。在該公司經營期間，蘇聯專家培養了5150名分屬73種不同專業的中國工程師、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以及將近300名行政管理人員。……公司創辦了礦山石油技校，近600名中國學生在學校里學習過。『蘇中石油公司』促進了兩國之間以及蘇、中、蒙三國之間直接經濟聯繫的加強。」12
　　現在可以看出，「一五」開始后，其實最大的問題還不是「技術設備」的改變問題，而是「技術人員」的匱乏問題。在任務繁重的機械行業，這個問題尤為突出。不僅是技術人員，就是懂點技術的管理幹部和能操作的技術工人，在數量和技術素質上，都遠不能滿足需要。所以，當時一方面是全國性的調配，延攬合格的技術專家和技工，重點集中使用，同時要把開辦技術教育、培養技術人才作為國家重要的戰略問題。這個問題，客觀地說，在國家最高領導層，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使人不由想到日本，在戰後初年的經濟困難時期，該國雖有大量人口失業，但許多都是工程師，技術人才是不缺的。而在中國，由於戰亂和科技教育極差，技術人才本來就極度稀少，而對於這批寶貴的人才，由於他們大都在國民黨時期就做技術工作，政治上似乎總覺得有些「異己」，所以，中國需要改變的不僅僅是「技術培訓」問題。
　　為什麼呢？我們感到，這與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指導思想很大關係。
　　從毛澤東1953-1957年的文稿看來，他對工業的「技術進步」問題，對於工廠建設，從來沒有太多關注，幾乎沒有談這方面的問題。直到1955年8月，在《文稿》中才看到關於工廠問題的批示，是對洛陽拖拉機廠的。「洛拖」是156項之一。他寫道：「關於在工程技術人員中開展肅反鬥爭，即要肅清一切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並作適當的處理，又要團結、教育和提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好人（包括犯有某些錯誤的人在內），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13他認為，該廠48個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中有13人為「重點鬥爭對象」，比例很大。他要求，無論這13人是歷史反革命或現行問題，「必須注意分別情節輕重，做出不同的結論，爭取其中的多數人留在廠內，在領導控制和群眾監督之下，繼續工作，在工作中加以改造。」14
　　從那時過來的人都知道，這就是當時的政治氣氛。在這種情況下，又是控制，又是監督，應當說，技術人員的心情難以不感到壓抑，他們的技術創造熱情，自然也就難以迸發出來。我們的習慣歷來是，不能原諒別人，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不斷地審查和整肅。不僅這樣對黨內幹部，還這樣對待技術人員，這樣搞工業，是不可能推動技術進步的。也可能，當時人們認為技術進步並不重要，政治鬥爭才最重要，對人們「改造世界觀」才最重要，這是中國技術進步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令人想起，蘇聯早期年代有一本著名小說《士敏土》（也譯作《水泥》）：內戰結束了，革命者回到家鄉，看到當年的一個反革命分子也在破毀的工廠前難過，革命者一見他就氣不打一處來，真想把他打死，但那位反革命是一個技術人員。而技術人員是寶貴的，沒有技術人員就沒有工業。革命需要技術人員，他不懂技術，為了恢復工廠，他必須團結反革命。而我們中國人，常常連這樣的氣度都沒有。實際上，能夠真誠的原諒別人，才可能有成功的事業，包括技術進步。而為了技術進步，我們必須原諒那些曾經反對我們的人，不僅是中國人，也包括外國人。當然，這裡說的是50年代，不是90年代和如今的0年代。
5，對「自力更生」「技術革新運動」「勞動競賽」等的重新認識
　「一五」無疑是中國工業化史上的一段燦爛時期，但它雖然輝煌，卻本應只是一個新的工業化階段的開端。只是，由於後來發生了「大躍進」、「困難時期」、「調整」和「文革」等，於是「一五」就意外地成了共和國經濟史上一段與眾不同的特殊歷史階段。
　　「一五」成了中國大工業的嚆矢，「一五」成了建設的象徵。而我們可以說，「一五」真正的秘密就在於它的「技術進步」。我們懷著希望，在未來的某個時候，這種大工業和先進技術的精髓，能在中國重現。這當然不是指蘇聯，那一段歷史的「外在形式」，當然已經過去了。
　　但是，另方面我們也看到，即使是成就斐然的「一五」時期，也還是有許多需要解剖的問題，應當提出來與專家商榷。只有更多的在學術上探討一些「不同觀點」，才會有利於未來。不爭論，唯一的後果，只有民族的落後，特別是在技術進步的問題上。
　　毋庸諱言，中國是個「自上而下」領導群眾的體制。因此，國家最高領導人對於「技術進步」的態度和看法，常常能夠決定國家技術進步的面貌、速度和質量。因此在本章中，我們想先談談「指導思想」方面的問題，然後對若干思想、提法進行重新認識。對於學者來說，任何觀點都應當是自己的觀點，而不是說「套話」，因為那是別人的或上級的觀點。所以，這裡討論的，都是本章作者的觀點，不是本書主編的觀點，與當前充斥報刊的經濟學主流派觀點更是大相徑庭。當然，作為自己的學術觀點，更歡迎各界的批評和批判。
　　前一節說到，從毛澤東1953-1957年的文稿看來，他對工業的「技術進步」問題，從來沒有太多關注。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政治文化領域，領導了對胡風、《清宮秘史》、《武訓傳》和「紅樓夢研究」的批判，用大力氣領導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在經濟領域，他比較注重農業合作化問題及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他領導制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1953年6月15他指出，這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燈塔」。其內容是「一化三改」，即：「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事實說明，他對於「三改」的重視程度遠遠大於「一化」，蓋因三改是「與人奮鬥」，而工業化需要默默無聞的技術工作和紮實地學習科學知識，缺少「其樂無窮」的味道。1953年12月7日和13日，毛澤東對於「過渡時期總路線」作了長篇批示，其中提到「社會主義工業化」，但顯然其視角中並沒有在「技術進步」。他只認為「對資改造」是必要的，否則「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就不能全部實現」。15
　　技術進步的意義。如何技術進步？我們感到，中國最高領導層一直沒有清楚的思路。即使談到這個問題，也多是泛泛而論，沒有高度的、縝密的、權威的思想，甚至也沒有這方面的著作。人們都知道，毛澤東一直反對斯大林「技術決定一切」的說法。
　　但是顯然，事情肯定遇到了某種障礙，因此到1956年，終於提出了「知識分子問題」。1月14日到20日，在北京召開了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據新聞報道：「在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同志講了話，他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16 為什麼要號召與知識分子團結呢？那是因為原來與知識分子不大團結的緣故。而且後來的「文革」證明，即使是「黨內」的知識分子，也大致都變成了「反動學術權威」。
　　理論上高度是，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他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17按照毛澤東在此次會議上的講話，似乎是由於「社會主義改造」、由於「國家的政治形勢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因此「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超額完成」。17這個判斷，現在看來是毛糙的，沒有說到問題的根部。「一五」計劃的提前完成，可能有「技術進步」等很多種原因，但肯定不是由於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
　　這一年的4月份，毛澤東作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但這個著名的報告中，並沒有對於工業發展和技術進步提出一個清楚和真切的認識。在經濟方面，報告主要談了農輕重的投資比例問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問題、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兼顧」問題，根本沒有提「技術進步」四個字。此後，到了1957年，用「陽謀」來引蛇出洞、「反右派」成了他的關注焦點，似乎更無暇顧及工業的技術進步問題。1957年2月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雖然是重要報告，是大製作，但我們已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毛澤東對於「一五」期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技術進步」，沒有特別的感覺。他對於工業技術進步問題的遲鈍，是我國自1958年「大躍進」后鼓勵土法上馬、技術落後的小企業在全國遍地開花、破壞大量森林、浪費了許多寶貴資源，在政策思想上的總根源。
　　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著作中，毛澤東寫道：「舊中國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生產力的發展一直是非常緩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間，全國除東北外，鋼的生產一直只有幾萬噸；加上東北，全國的最高年產量也不過是九十多萬噸。在1949年，全國鋼產量只有十幾萬噸。但是全國解放不過七年，鋼的生產便達到四百幾十萬噸。舊中國幾乎沒有機器製造業，更沒有汽車製造業和飛機製造業，而這些現在都建立起來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18 但這裡的分析是缺乏說服力的。中國所以鋼產量有了較大增長，有了汽車和飛機的製造業，並不是革命和改造的結果，而是從蘇聯全面引進了「工業生產技術」的結果。實際上，即使是完全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只要有了先進的「工業技術」，也能夠生產汽車和飛機，這已為後來的世界歷史所證明。而西方國家的「技術」，就總體來講，也總是比「社會主義國家」強一些。所以，技術的革命，與政治革命是完全不一樣的，兩者並沒有天生的聯繫，也具有不同的規律。
　　此外，我們發現，雖然中國和蘇聯都是一個人當家的社會，但是領導人的工業發展指導思想上，還是有很大的差異。蘇聯的「一五」從1928年開始，由於國家採取強行工業化的政策，提出「技術決定一切」，雖然也有粗放的一面，但只在2個半五年計劃后，生產資料的生產就增加了15倍左右。正是依靠這個物質基礎，才能夠抵擋住德國法西斯的空前強度的瘋狂進攻，拯救了世界。後來一位西德學者1972年出版了一本《工業化史》，他在評論蘇聯的工業化時是這樣寫的：
　　「在短短的幾十年內，蘇聯鋼鐵工業和加工工業等幾個工業部門的生產成績已遠遠超過歐洲其他工業國家。1961年蘇聯成功地發射了第一艘載人衛星式宇宙飛船，這個驚人的成就轟動了整個世界，它說明除了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基礎的西方國家的工業化外，還有另外一種形式也可以取得工業建設的巨大成就。……沙皇俄國在歐洲屬於工業化較遲發展的國家。十月革命以後緊接著就是國內戰爭。蘇聯在一個新的政治制度下以計劃經濟的方法開始了沙皇時代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就已進行的工業化建設。所有所謂發展落後的國家，在最近三十年才開始工業化，這些國家具備戰略優勢：能夠把已在工業高度發達國家試驗過的新的技術和方法在節省開支的情況下，以最現代化的形式加以利用。在這過程中，還不會受到現存的經濟關係和規章的阻礙。」19
　　「蘇聯的發明家把接受西方技術而取得的技術進步視為自己的成績。從西方國家進口的生產資料幫助蘇維埃填補了生產空白。這就對蘇聯經濟的建設起著發展援助的作用。自斯大林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的蘇聯工業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新發展，證明經濟的發展絕不受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束縛。無論如何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工業早期發展的溫床。在短短的幾十年內，蘇聯工業建設的成績是很顯著的，更何況蘇聯的工業化是在艱難的政治、經濟條件下取得的。一個不顧一切的堅定的領導集團推動了這個國家工業的發展。工業化的過程在別的國家要延續很久，而在蘇聯只壓縮到幾代人的時間就完成了。……技術上之所以取得進步除了領導人經常給予壓力外，也不能忽視蘇聯廣大青年的天真和激情。」20
　　因此，在中國工業建設的領導層的指導思想中，有著中國千年小農經濟傳統的陰影。對於中華民族來說，這可能是一種慣性，當著零碎的個體可以用自己個人的智慧和力量去經辦某些經濟活動、以滿足個人私慾的時候，人們不會選擇用群體的力量、聯合起來去排山倒海的。那樣，好處就不會只落在自己身上。一個自私的民族首先就會想到這些，因此中國始終被稱為「一盤散沙」，沒有群體意識，缺少團隊意識。也因此，「家庭經濟」在中國有深厚的根源，幾千年來盤根錯節，難以撼動。反映到國家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上，「小農意識」就是表現在對大工業的陌生和婉拒，而對小工業則推崇和青睞，「一五」之後1958年初立刻掀起「土法上馬」的狂潮，鼓吹村社工業，簡直一分鐘都沒有耽誤。
　　但是「一五」就是由純凈的大工業思想統治著嗎？不會的，這不合乎邏輯，凡是中國自己的東西，凡事具有「中國特色」，就一定可以尋出小農經濟思想的端倪。所以，我們認為可以對當時許多人們耳熟能詳的「說法」稍稍清理一下，提出我們自己的看法，這肯定不是中國經濟學家們都能同意的。這些人們熟悉的東西如下：
　　（1）「優先發展重工業」。
　　這個句子，當年曾被翻來覆去地念叨，幾乎達到「無人不曉」的地步。後來，有人覺得味道不對了，因此出現了相反意見，直到今天。在學術界，大致上，反對者認為這是個錯誤，擠了農業和輕工業。其實，當時《論十大關係》就有這個看法，後來60年代，國家的經濟政策完全改了，叫做「按照農輕重的順序」安排經濟計劃，把重工業放到了最不「優先」的位置。而一個立意模糊的指導性口號「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則喊了許多年，根本不再提「重工業」幾個字了。但除了人人都要張嘴吃飯這點外，農業怎麼能作為「工業」的基礎呢？難道1米7軋機可以建在糧食垛上嗎？不知道毛澤東自己是如何想的，但他在1965年5月又提出了個與此相反的說法，即：兩個拳頭（農業、國防），一個屁股（基礎工業）。他說的「基礎工業」，大概就是「重工業」吧？怎麼又成了「基礎」（即屁股）呢？
　　贊成者的說法也並不清楚。大致上，他們認為，由於中國50年代「重工業」十分落後，所以「優先發展」一下子，是完全有必要的。至於後來是否還應當發展重工業？則多數學者就顯得口齒不清了，不知道他們胸中到底是什麼意見。
　　其實，在一個工業經濟體系比較完整的國家裡，如日本和韓國，「重工業」的發展是不言而喻的。日本1956年始推行有澤廣已的「傾斜生產方式」，用中國人的話說，就是：集中優勢兵力，發展鋼鐵和重化工。在韓國，朴正熙總統是個鋼鐵迷，從他那時起至今，韓國已建立了世界最大的鋼鐵企業「浦項鋼鐵廠」。當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在爭論是否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無聊話題時，韓國正在踏踏實實發展。如今中國的粗鋼產量已是天下第一，完成了毛澤東的1958年1070式的奮鬥目標，但每年需進口的鋼材竟高達3000多萬噸。所以，中國理論上只有口號之爭，在改革后又要求「不要爭論」，因此就出現了「缺乏先進技術」特色的經濟發展，這樣的事情什麼時候能改觀呢？
　　因此，我們想問問：是否只要想「優先發展重工業」就可以「發展」起來了呢？若我們中國有領導方針，也有了「發展重工業」的資金，是否就能「發展」了呢？還是不一定的！從「技術進步」的角度來看，本質上，重工業並不是「發展」來的，而是「引進」來的。有資金，並不一定就等於有了「技術能力」。這個痛苦的真理，在幾十年後依然擺在緊皺眉頭的中國人面前。
　　（2）「艱苦奮鬥，自力更生」。
　　在「文革」及此前，這曾經是個響亮透頂的口號。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我們中國人有能力、有志氣，一定能在不遠的將來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是經過那個年代的人們耳熟能詳的。但其實，艱苦奮鬥不錯，自力更生卻很難達到目的。如果固執地堅持自力更生，就是真的艱苦奮鬥了也不行。我們必須讓人民知道：中國人在「技術基礎」上比外國大為落後，這不是民族之羞，這是事實。只有傻子才會整天想著如何掩蓋自己的缺點，自吹自擂，如果中國單靠「自力更生」，從蒸汽機奮鬥起，那是不行的。必須從國外「引進」技術及技術的教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否則中華民族在總體上就只能更為痛苦。
　　中國在技術水平上的落後，是全方位的，不是一星半點，也不是臨時現象。靠什麼體制，都得走過「技術進步」的艱難道路，才有光明出路。理論家們以為，只要有了搞活的「經濟體制」，只要有了「自由市場經濟」，只要在全民中恢復了「發財」和「暴富」的觀念，只要有了「創業」的口號，那就能夠成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先進國家。那他們就昏了頭。經濟體制的改變是容易的，而技術的進步是艱難的。理論家們看不到這一點，卻還要指導國家，只會把「技術優勢」完全順勢地讓給外國和外資。
　　沒有技術優勢，就沒有「火車頭」經濟。有的經濟學家說，英國是19世紀的火車頭，美國是20世紀的火車頭，中國將是21世紀的火車頭。這個願望並不壞。但前兩個火車頭都掌握了對於世界的「技術優勢」，而中國卻談不上任何技術優勢，只談得上技術劣勢，怎麼能充當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呢？所以，對經濟學者，中國人民是得保持一點清醒。
　　（3）「技術革新運動」和「先進生產者運動」。
　　在「一五」期間，要求開展「技術革新運動」的說法是滿響亮的。而「先進生產者運動」則一直持續到後來。問題是，技術革新運動一般都是小打小鬧的，不能解決「技術進步」的重大問題。當時從蘇聯引進的大工業，也很難通過這個「運動」隨意改變其技術狀態。所以，要真正實現重大的技術進步，只能通過「引進」技術來迅速改變技術面貌，只能通過改進國民教育、培育大量有技術創造力的人才、並給與技術人員高的工資待遇等等，來逐步創造出中國的技術優勢的前途。
　　當然，先進生產者運動，有比沒有好。但是，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1956年4月30日，劉少奇在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上祝詞，他說：「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類社會的歷史，歸根結底，是生產的歷史，是生產者的歷史。生產是永遠處在發展變動的狀態中的，新的生產技術不斷地代替著舊的生產技術。」但是，他接著說的話，就把問題談窄了，他說：「因此，在任何時代，在任何生產部門中，總是有少數比較先進的生產者，他們採用著比較先進的生產技術，創造著比較先進的生產定額。隨後，就有越來越多的生產者學會了他們的技術，達到了他們的定額，直至最後，原來是少數先進分子的生產水平就成為全社會的生產水平，社會生產就提高了。如果有重大的生產技術的發明，就要引起生產技術的重大改革，帶來生產的巨大高漲。」21顯然，這樣的宣講，也有其積極意義的一面。
　　誠然，這裡沒有談到大工業的設計、設備安裝和廠房建設，而且大工業建設不是、也不可能由少數「先進生產者」來推動。但是，畢竟國家的高級領導人談到了生產技術的意義。由於《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至今沒有出版到「一五」時期，所以我們還缺乏研究材料。
　　我們覺得，中國在50年代，總體上缺少對於「工業化」的理論指導，也沒有一個真正堅強的「大工業」建設的領導集團，這是比較遺憾的。在理論上，被謫貶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張聞天先生，1961年8月曾寫到「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他說「物質生產，決定一切，這是唯物史觀。」22 該月底還寫過一篇文章，叫《社會主義經濟若干理論問題》，批評「唯生產關係論」。23 但是，他只談了抽象的理論，沒有具體地提到技術進步、特別是「工業技術」的進步，其意義？如何推動？都沒有說。
　　我們還感到，儘管《資本論》只是將「機器大工業」作為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的一個方式，有它的缺陷，但從總體上說，50-60年代的中國領導層和理論界對於「技術進步」的認識，甚至還沒有達到《資本論》的水準。
　　（4）「勞動競賽」。
　　不同「技術水平」之間的差異，遠不是由體力勞動的「競賽」就可以填平補齊的。競賽，是體力上的還是智力上的，也是個很大的問題。這令人想起十月革命后的國內戰爭期間，列寧曾經有一段非常經典的話，他說：
　　「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造成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徹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徹底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這是很困難很長期的事業，…… 共產主義就是利用先進技術的、自願自覺的、聯合起來的工人所創造出來的較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24
　　儘管其基本點能說服人，但這裡有兩個問題。其一，列寧是就「星期六義務勞動日」來說的，而這項「體力勞動」的活動並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其二，由工人來「利用先進技術」，意思是工人利用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創造出的先進技術，那麼知識分子幹什麼去呢？十月革命中俄國知識分子大都站在反革命一邊，但若是不能爭取知識分子同情、擁護並參加革命，那怎麼能創造出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呢？
　　按中國的情況，「勞動競賽」中還會出現一個負面情況，是「拼設備」的問題。特別在「一五」之後廣泛發生。設備的保養和維修，都出現了很大的問題，以致在競賽開始的時候，產量大幅增長，等到設備和人們的身體都拼壞了時，產量也受到很大影響。
　　至於「新設備」，正如前所述，大多不是「技術革新」「生產競賽」的成果，而是「設計」的成果。
　　（5）「群眾運動」和「加強領導」。
　　在50年代中國的紅頭文件上，這兩個詞可能是出現頻率最高的了。但不少當時講濫了的話，現在看來都是有問題的。「加強領導」，這句話一直說到了今天。但以「群眾運動、加強領導」的方式推動技術革新和技術進步，表現出來的，卻常常是中國「小農經濟意識」的慣性。在工業建設時，群眾一運動起來，會出現什麼結果，是不難想象的。肯定是，一是亂，二是散，所以需要加強「領導」，由行政領導人員「一把手」指手劃腳一氣，結果可能會更亂，難道工業是需要這樣的狀態嗎？
　　就先進的、大工業的本性來講，最理想的應當是：工廠生產活動有節奏的、行雲流水般的、各生產線和各道工序都和諧互相配合的。這是由設計和技術上決定了的，不是由一把手和「群眾」說了算的。群眾和行政方面，即使有了「合理化建議」，也應當最後由工廠技術方面的負責人衡量利弊、前思後想、統籌決定，不能「先改了再說」。總而言之，時松時緊的「運動」狀態，違反大工業的本性。
　　（6）「學習先進經驗」。
　　就技術來說，當然有經驗的，也有理論的。所以，單講「經驗」是片面的。人們總在講「經驗」而不是「理論」，說的很順嘴，信口而出，是因為說慣了、融化在血液中了。
　　（7）「降低成本」。
　　在工業部門的各種文件中，這也是個閃現頻率甚高的詞。但在50-60年代，要求「降低成本」往往是從「企業管理」的角度談的。除此而外，甚至很多人是在打「工資」的主意，或者打「原材料價格」的主意。其實，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常常被忽略了，這就是技術本身的變化。所謂「技術先進」，技術本身的「複雜程度」當然是一個方面，但更主要的表現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能耗的降低、物耗的降低、而效能反而提高了。
　　國家以前經常要求工業部門「降低成本」，什麼意思呢？很多人常是糊裡糊塗。其實，最重要的槓桿，就是改進技術。但我們做得最差的，也正是這個。
　　（8）「調動積極性」。
　　這也是世人所熟悉的說法。在三面紅旗的「總路線」里，要求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毛澤東曾一再強調「兩個積極性」比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改革以後甚至說起了「四個積極性」都要調動。儘管所謂「積極性」之間可能是相互矛盾的。
　　在「先進技術」的世界里，很可能技術設施取代了很多需要動手動腳的人工。這時，更需要的是責任和規章，甚至是人的機械性動作，而不是個人的積極性。無論工作者悲傷還是歡快，他都得一絲不苟地看準儀錶盤，或者做出標準動作。強調個人積極性，是小農經濟的傳統，不需要複雜的技術，不需要與其他工序的配合，只要拼一膀子力氣，就能得到好收成。但今天，在技術進步的現代農業中，情況怕也很不同了。
　　這裡還應順便談談工資、獎金和福利。經濟學家以為，只要拉開了個人收入檔次，只要反對平均主義，那就萬事大吉，積極性就來了，工廠里的事情就解決了。結果實際上，除了「少數人先富起來」，差不多別的什麼問題都沒解決。中國人只喜歡「老總」，大家都只是對「一把手」歡呼，所以，工廠里除了老總，其他技術人員和生產工人的工資都很低，大概是為了「降低成本」。但是中國人，並不了解工資和技術的真正關係。在國外，工作人員的工資比中國人高十幾倍到幾十倍，正是因為如此，才刺激得僱主方熱衷於改進技術，並多使用先進技術。所以，可以說定律是：高工資就有高技術，低工資就只有低技術。正是「一五」時期的50年代，居然國家曾把大學畢業生工資降了1級。類似措施，不難想象終會影響到大學生的「積極性」，當然最後，只能對低技術的泛濫有利、而對高技術的發展不利。
　　（9）「超額完成計劃」。
　　「一五」是火熱的建設年代，人們充滿熱情，因此對「超額完成」、「提前完成」的口號也認為是理所當然。其實，就大工業的本性來說，嚴格按照原定的設計和生產計劃，才可能最好地完成其技術設施的功能。不能多、也不能少，不能快、也不能慢，不能「提前完成」，也不能推遲完成，當然，不能「超額完成」、也不能「不足額完成」，這樣才會達到和諧，才會達到完成生產計劃的理想狀態。
　　如果像國家大力號召的那樣去「超額完成計劃」，其實並不好。在工廠里，一條生產線、一道工序，都必須按照設計好的比例，按時按量和諧生產，才是最圓滿和最合算的。這樣才能夠不發生裝配線上的積壓。如果鼓勵「超額完成」，就會破壞原設計的工業生產節奏，某一個「局部」忽然膨脹，那就必定會增加庫存，顯而易見，也就會浪費倉庫和生產線的空間建設費用。
　　我們工廠里的技術力量、設計力量和和諧安排生產的力量其實不足，因此學者們又用了一個「小農經濟」的傳統辦法，就是「承包」，它輕易割裂了所有的工序和不同的生產線，迫使他們以鄰為壑，若想不「超額」、又不「提前」，便完全不可能了。
　　（10）「解放生產力」。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並「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25 但後來，歷史證明，事實並非如此。僅只有生產關係的改變，也並不能使生產力自然地隨之「解放」。而且，「生產力」也並不是一團壓縮了的東西，一旦用革命打開束縛它的封條，它就自然地崩開了，猛地發展起來。只有對工業毫無了解的人，才會做出這樣的判斷：只要革命了、只要改造了、只要經濟體制改變了、或者只要改革了，生產力自己就會自然地被「解放」並膨脹起來。
　　從技術進步的觀點上來看，「生產力」並不是被囚禁的活物，只是等待著「解放」。要想真的獲得具有先進技術的「生產力」，必須做很多工作，一方面是引進和消化先進技術，另一方面是培養或培訓高科技素養的民族。還應有各種技術政策、分配政策等來促使先進技術的發展。還有，並不是「解放生產力」就是好的，只有發展起高質量、先進的「生產力」，才是正道。對「生產力」不加區別，技術先進的和後進的，規模大的和小的，都一起「兩條腿走路」，這個歷史的教訓已經很刻骨的了，但很多學者仍然認為這是些「寶貴經驗」呢。
　　中華民族的鑒別能力，真實需要加把勁了。
　　（11）「知識分子問題」。
　　我們想說的是「知識分子問題」的問題。我們總是將「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問題」，建國開始后一直弄了幾乎30年，一代科技人才大都故去，但他們始終處在「知識分子問題」中，始終是問題中人。似乎「知識分子」總也不能得到「革命」的原諒，領袖們也總是講些什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命題式語言，現在看來，這起碼是無聊的。在經濟建設中，即使在「一五」時期，對於技術人員的精神鼓勵，也從來都不怎麼有；而在物質鼓勵上，則從制度上就完全沒有重視。技術人員的創造力，本應當到大得多的回報，他們才應該是「先富起來的人」。只有如此，國家才可能有真正的、自主的技術進步的動力。否則，再「自視甚高」，也是空的。
　　所以，國家提出「知識分子問題」本身，正是阻礙我國科技進步的一大問題！我們不明白，難道我們就不能把管人的繩索放鬆一點嗎？
　　此外，獲得技術進步最根本的因素是教育事業，這是「技術進步」力量的真正來源。這是生產「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的工業，但願未來的他們，不再進入「知識分子問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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