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經典戰役(連載)

[CENTER]涿鹿之戰 － 炎黃文明的奠基戰 [/CENTER]

　　涿鹿之戰，指的是距今約4600餘年前，黃帝部族聯合炎帝部族，與東夷集團中的蚩尤部族①在今河北省涿縣一帶所進行的一場大戰。「戰爭」的目的，是雙方為了爭奪適於牧放和淺耕的中原地帶。它也是我國歷史上見於記載的最早的「戰爭」，對於古代華夏族由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的轉變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①關於蚩尤部落的歸屬，學術界多認為其為南方苗蠻集團（亦稱九夷）的首領。徐旭生先生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中則認為其屬於東夷集團。論據充分，今從之。

　　戰爭是一種社會政治現象，它本身也隨著社會文明的演進而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幼稚到逐漸成熟的發展階段。早在原始社會中晚期，各個氏族部落之間就發生了基於護大自己的生存空間、實行血親復仇目的的武裝衝突。由於這類衝突尚不是以掠奪生產資料和從事階級奴役為宗旨，所以它們並不是科學意義上的戰爭，而僅僅是戰爭的萌芽。但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還是將其通稱為「戰爭」。

　　原始社會中晚期，在當時廣袤的地域內逐漸形成了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其中華夏集團以黃帝、炎帝兩大部族為核心。它們分別興起於今關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經融合后，遂沿著黃河南北岸向今華北大平原西部地帶發展。與此同時，興起於黃河下游的今冀、魯、豫、蘇、皖交界地區的九夷部落（東夷集團的一支），也在其著名領袖蚩尤的領導下，以今山東為根據地，由東向西方向發展，開始進入華北大平原。這樣華夏集團與東夷集團之間的一場武裝衝突也就不可避免了。涿鹿之戰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爆發的。

　　據說蚩尤族善於製作兵器，其銅製兵器精良堅利，且部眾勇猛剽悍，生性善戰，和三苗一部，用武力擊敗了炎帝族，並進而佔據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炎帝族為了維持生存，遂向同集團的黃帝族求援。

　　黃帝族為了維護華夏集團的整體利益，就答應炎帝族的請求，將勢力推向東方。這樣，便同正乘勢向西北推進的蚩尤族在涿鹿地區相遭遇了。當時蚩尤族集結了所屬的81個支族（一說72族），在力量上佔據某種優勢，所以，雙方接觸后，蚩尤族便倚仗人多勢眾、武器優良等條件，主動向黃帝族發起攻擊。黃帝族則率領以熊、羆、狼、豹、雕、龍、^等為圖騰的氏族，迎戰蚩尤族，並讓「應龍高水」，即利用位處上流的條件，在河流上築土壩蓄水，以阻擋蚩尤族的進攻。

　　「戰爭」爆發后，適逢濃霧和大風暴雨天氣，這很適合來自東方多雨環境的蚩尤族展開軍事行動。所以在初戰階段，適合于晴天氣環境作戰的黃帝族處境並不有利，曾經九戰而九敗（九是虛數，形容次數之多）。

　　然而，不多久，雨季過去，給黃帝族轉敗為勝提供了重要契機。黃帝族把握戰機，在玄女族的支援下，乘勢向蚩尤族發動反擊。其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狂風大作，塵沙漫天，吹號角，擊鼙鼓，乘蚩尤族部眾迷亂、震懾之際，以指南車指示方向，驅眾向蚩尤族進攻，終於一舉擊敗敵人，並在冀州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區）擒殺其首領蚩尤。

　　涿鹿之戰就這樣以黃帝族的勝利而宣告結束。戰後，黃帝族乘勝東進，一直進抵泰山附近，在那裡舉行「封泰山」儀式後方才凱旋西歸。同時「命少清正司馬鳥師」，即在東夷集團中選擇一位能附眾的氏族首長名叫少清的繼續統領九夷部眾，並強迫東夷集團同自己華夏集團互結為同盟。

　　這場「戰爭」的大致經過情況是由神話傳說所透露的，因此更具體的細節已無從考索了。但是神話畢竟是歷史的投影，曲折地反映了事實的本身。從這個意義上說，涿鹿之戰堪稱為我國古代戰爭的濫觴。涿鹿之戰中，黃帝族之所以取得最後勝利，在於其戰爭指導比蚩尤族要來得高明。具體而言，即其已開始注意從政治和軍事兩方面作好戰爭準備，史稱「軒轅氏乃修德振兵」，就是證明。

　　在戰爭過程中，黃帝族還善於爭取同盟者，並能注意選擇和準備戰場，巧妙利用有利於己不利於敵的天候條件，果斷及時進行反擊，從而一舉擊敗強勁的對手，建立自己對中原地區的控制。相反，蚩尤族方面儘管兵力雄厚，兵器裝備優於對手，但由於一味迷信武力，連年對外擴張，「好戰必亡」，已預先埋下了失敗的種子。在作戰指導上，又缺乏對天候條件的應變能力，缺乏對黃帝族的大規模反擊的抵禦準備，因而最終遭致敗績，喪失了控制中原地區的歷史性機遇。

　　涿鹿之戰的結果，有力地奠定了華夏集團據有廣大中原地區的基礎，並起到了進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由此可見，涿鹿之戰的確為我們中華民族在發軔時期決定日後基本面貌的歷史性「戰爭」。

《易

牧野之戰，就是商周之際周武王在呂望等人輔佐下，率軍直搗商都朝歌（今河南淇縣），在牧野（今淇縣以南衛河以北地區）大破商軍、滅亡商朝的一次戰略決戰。商湯所建立的商王朝，歷經初興、中衰、復振、全盛、弱諸階段后，到了商紂王（帝辛）即位時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機的深淵。在封王的統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敗、刑罰酷虐，連年對外用兵，民眾負擔沉重，痛苦不堪；貴族內部矛盾重重，分崩離析，從而導致了整個社會動蕩不安，出現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亂局面。與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商的西方屬國――周的國勢正如日當中、蒸蒸日上。公劉、古公父、王季等人的積極經營，使周迅速強盛起來，其勢力伸入江、漢流域。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內部情況的賢士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積極從事伐紂滅商的宏偉大業。

      文王為牧野之戰的展開、「翦商」大業的完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政治上他積極修德行善，裕民富國，廣羅人才，發展生產，造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的「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政策，贏得了人們的廣泛擁護，鞏固了內部的團結。在修明內政的同時，他向商紂發起了積極的政治、外交攻勢：請求商紂「去炮烙之刑」，爭取與國，最大限度孤立商紂。

      文王曾公平地處理了虞、芮兩國的領土糾紛，還頒布「有亡荒閱」（搜索逃亡奴隸）的法令，保護奴隸主們的既得利益。通過這些措施，文王擴大了政治影響，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伐交」鬥爭的重大勝利。在處理商周關係上，文王表面上恭順事商，以麻痹紂王。他曾率諸侯朝覲紂王，向其顯示所謂的「忠誠」。同時大興土木，「列侍女，撞鐘擊鼓」，裝出一副貪圖亨樂的樣子，欺騙紂王，誘使其放鬆警惕，確保滅商準備工作能夠在暗中順利地進行。

      在各方面準備工作基本就緒之後，文王在呂尚的輔佐下，制定了正確的伐紂軍事戰略方針。其第一個步驟，就是翦商羽翼，對商都朝歌形成戰略包圍態勢。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繼征服犬戎、密須、阮、共等方國，消除了後顧之憂。接著，組織軍事力量向東發展，東渡黃河，先後翦滅黎、⒊緄壬淌業鬧匾艄蚩私ド潭肌璧耐貳Ｖ鏈耍芤汛τ凇叭痔煜掠釁潿鋇撓欣疲ユ鶘討徊還且桓鍪奔湮侍飭恕

      文王在完成翦商大業前夕逝世，其子姬發繼位，是為周武王。他即位后，繼承乃父遺志，遵循既定的戰略方針，並加緊予以落實：在孟津（今河南孟津東北）與諸侯結盟，向朝歌派遣間諜，準備伺機興師。

      當時，商紂王已感覺到周人對自己構成的嚴重威脅，決定對周用兵。然而這一擬定中的軍事行動，卻因東夷族的反叛而化為泡影。為平息東夷的反叛，紂王調動部隊傾全力進攻東夷，結果造成西線兵力的極大空虛。與此同時，商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呈現白熾化，商紂飾過拒諫，肆意胡為，殘殺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呂尚等人遂把握這一有利戰機，決定乘虛蹈隙，大舉伐紂，一戰而勝。

      公元前1027年（一說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統率兵車300乘，虎賁3000人，甲士4萬5千人，浩浩蕩蕩東進伐商。同月下旬，周軍進抵孟津，在那裡與反商的庸、盧、彭、濮、蜀（均居今漢水流域）、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居今山西省平陸南）等方國部落的部隊會合。武王利用商地人心歸周的有利形勢，率本部及協同自己作戰的方國部落軍隊，於正月二十八日由孟津冒雨迅速東進。從汜地（今河南滎陽汜水鎮）渡過黃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輝縣西北）折而東行，直指朝歌。周師沿途沒有遇到商軍的抵抗，故開進順利，僅經過6天的行程，便於二月初四拂曉抵達牧野。周軍進攻的消息傳至朝歌，商朝廷上下一片驚恐。商紂王無奈之中只好倉促部署防禦。

      但此時商軍主力還遠在東南地區，無法立即調回。於是只好武裝大批奴隸，連同守衛國都的商軍共約17萬人（一說70萬，殊難相信），由自己率領，開赴牧野迎戰周師。二月初五凌晨，周軍布陣完畢，莊嚴誓師，史稱「牧誓」。武王在陣前聲討紂王聽信寵姬讒言，不祭祀祖宗，招誘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隸，暴虐地殘害百姓等諸多罪行，從而激發起從征將士的敵愾心與鬥志。接著，武王又鄭重宣布了作戰中的行動要求和軍事紀律：每前進六步、七步，就要停止取齊，以保持隊形；每擊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齊，以穩住陣腳。嚴申不準殺害降者，以瓦解商軍。誓師后，武王下令向商軍發起總攻擊。他先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即讓呂尚率領一部分精銳突擊部隊向商軍挑戰，以牽制迷惑敵人，並打亂其陣腳。商軍中的奴隸和戰俘心向武王，這時便紛紛起義，掉轉戈矛，幫助周帥作戰。武王乘勢以「大卒（主力）沖馳帝紂師」，猛烈衝殺敵軍。於是商軍十幾萬之眾頃刻土崩瓦解。紂王見大勢盡去，於當天晚上倉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軍乘勝進擊，攻佔朝歌，滅亡商朝。

      爾後，武王分兵四齣，征伐商朝各地諸侯，肅清殷商殘餘勢力。

      周軍取得牧野之戰的徹底勝利決非偶然。首先是周文王、周武王長期正確運用「伐謀」、「伐交」策略的結果。它起到了爭取人心，翦敵羽翼，麻痹對手，建立反商統一戰線的積極效果。其次，是做到了正確選擇決戰的時機，即乘商師主力遠征東夷未還，商王朝內部分崩離析之時，果斷地統率諸侯聯軍實施戰略奔襲，從而使敵人在戰略、戰術上均陷於劣勢和被動，未暇作有效的抵抗。第三，適時展開戰前誓師，曆數商紂罪狀，宣布作戰行動要領和戰場紀律，鼓舞士氣，瓦解敵人。第四，在牧野決戰的作戰指揮上，善於做到奇正並用，予敵以巧妙而猛烈的打擊，使之頃刻徹底崩潰。

      商紂王之所以迅速敗亡，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因為殷商統治集團政治腐朽，橫行暴斂，嚴刑酷法，導致喪盡民心，眾叛親離。其次是對東方進行長期的掠奪戰爭，削弱了力量，且造成軍事部署的失衡。三是殷商統治者對周人的戰略意圖缺乏警惕，放鬆戒備，自食惡果；四是作戰指揮上消極被動，無所作為。加上軍中那些臨時倉促徵發的奴隸陣上起義，反戈一擊，其一敗塗地也就不可避免了。

      牧野之戰是我國古代車戰初期的著名戰例，它終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統治，確立了周王朝對中原地區的統治秩序，為西周奴隸制禮樂文明的全面興盛開闢了道路，對後世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其所體現的謀略和作戰藝術，也對古代軍事思想的發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

]葛（今河南長葛北）大敗周室聯軍的一次反擊作戰，也是歷史進入東周后，周室衰弱，諸侯國崛起，不聽從天子之命，競相爭霸在軍事領域中的最顯著標志之一。

      春秋初年，東遷洛邑的周天子雖然名義上仍保留著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實際上勢力已一落千丈，其直接統治的地區日趨狹小，根本號令不了其他諸侯。在這種「禮崩樂壞」的形勢下，一些諸侯就乘機脫穎而出，覬覦和爭奪霸主地位，其中地處中原腹心的鄭國，在這場鬥爭中首先崛起，成為當時諸侯中最具實力和威望的一國。

      鄭國雖遲至西周後期始分封立國，但由於其開國君主鄭桓公為周厲王的幼子，與周王室關係親近，因而一直為周王室所倚重，被委以為王室卿士，主持周室中樞大政。加上鄭桓公當年將國內民眾由關中地區遷到今河南省新鄭縣一帶，佔有了四通八達的天下形勝之地，故國勢蒸蒸日上，成為諸侯列國中舉足輕重的力量。

      鄭莊公繼位后，憑藉國力強盛，又身為周室權臣的有利條件，竭力擴充領地，侵伐諸侯，進一步增強鄭國的實力。在軍事外交上，他的主要策略和手段是，拉攏齊、魯兩國，打擊和削弱衛、宋、陳、蔡四國，並滅亡了許國，造就了「小霸」的局面。隨著政治、軍事實力的增長，鄭莊公對周王室的態度也越來越變得倨傲不羈，不把王命再放在眼裡。這樣一來，周鄭之間的矛盾就變得尖稅起來，]葛之戰正是這種矛盾的產物。

      早在周平王在位時，周鄭之間就互不信任，發生了「周鄭交質」事件，即周平王的兒子作為人質留在鄭國，鄭國的公子忽也做為人質住到周都洛邑。到了周桓王繼位后，更反感鄭莊公的專橫跋扈，於是將國政委交給虢公，後來甚至乾脆剝奪了鄭莊公的卿士地位，並把鄭國的部分土地收為己有。

      鄭莊公惱羞成怒，從此不再去朝覲周桓王，兩國矛盾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周桓王不能容忍鄭莊公的無禮犯上行為，於是便於公元前707年秋天，親自率領周軍和徵調來的陳、蔡、衛等諸侯軍大舉伐鄭，一場大戰終於在中原戰場上爆發了。

      鄭莊公聞報周室聯軍傾巢而來，便統率大軍進行迎擊。很快，兩軍相遇於]葛。為了贏得決戰的勝利，雙方都趕緊調兵遣將，布列陣勢。周桓王將周室聯軍分為三軍：右軍、左軍、中軍，其中右軍由卿士虢公林父指揮，蔡、衛軍附屬於其中；左軍由卿士周公黑肩指揮，陳軍附屬於內；中軍則由桓王親自指揮。鄭軍方面針對周室聯軍這一布陣形勢和特點，也相應作了必要而充分的部署。他們將鄭軍也編組為三個部分：中軍、左拒（拒是力陣的意思）和右拒，鄭莊公及原繁、高渠彌等人率領中軍，祭仲指揮左拒，曼伯統率右拒。準備與周軍一決雌雄。

      交戰之前，鄭國大夫公子元針對周室聯軍的組成情況，對敵情進行了正確的分析。他指出，陳國國內正發生動亂，因此它的軍隊沒有鬥志，如果首先對陳軍所在的周左軍實施打擊，陳軍一定會迅速崩潰；而蔡、衛兩軍戰鬥力不強，屆時在鄭軍的進攻之下，也將難以抗衡，先行潰退。鑒於這一實際情況，公子元建議鄭軍首先擊破周室聯軍薄弱的左右兩翼，然後再集中兵力攻擊周桓王親自指揮的周室聯軍主力――中軍。他的建議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因此為鄭莊公所欣然接受。

      另一位鄭國大夫高渠彌鑒於以往諸侯聯軍與北狄作戰時，前鋒步卒被擊破，後續戰車失去掩護，以致無法出擊而失利的教訓，提出了改變以往車兵、步兵的笨拙協同作戰方式，編成「魚麗陣」以應敵的建議。所謂「魚麗陣」，其特點便是「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即將戰車布列在前面，將步卒疏散配置於戰車兩側及後方，從而形成步車協同配合、攻防靈活自如的整體。鄭莊公是一位善於接受新鮮事物的統治者，所以高渠彌的這一戰術新建議也被他所採納了。

      會戰開始后，鄭軍方面即按照既定作戰部署向周室聯軍主動發起猛烈的進攻：「旗動而鼓」，擊鼓而進。鄭大夫曼伯指揮鄭右軍方陣首先攻擊周室聯軍左翼的陳軍。陳軍果然兵無鬥志，一觸即潰，逃離戰場，周室聯軍左翼即告解體。與此同時，祭仲也指揮鄭軍左方陣進攻蔡、衛兩軍所在的周右翼部隊，蔡、衛軍的情況也不比陳軍好到哪裡去，稍經交鋒，便紛紛敗退。周中軍為潰兵所擾，陣勢頓時大亂。鄭莊公見狀，立即搖旗指揮原繁的中軍向周中軍發動攻擊。祭仲、曼伯所分別指揮的鄭左右兩方陣也乘勢合擊。

      鄭軍的指揮者見周師潰退，十分振奮。祝聃等人遂建議立即追擊，擴大戰果，但為鄭莊公所拒絕。他的看法是「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於是戰場便這樣沉寂了下來。鄭莊公這麼做的含意便是，周天子地位雖已今非昔比，但威望猶在，不可過分冒犯，以致引起其他諸侯國的敵視和作對。

      為此，當晚他還委派祭足去周營慰問負傷的周桓王，以緩和兩國間的尖銳矛盾。鄭軍取得這次作戰勝利的主要原因有三點。

      第一，是正確地選擇了作戰主攻方向，制定了合理的進攻程序。因為周室聯軍的兩翼都很薄弱，尤其是作為左翼的陳軍力量最單薄。鄭軍先攻其左翼，後攻其右翼，再集中兵力攻打其中軍的作戰指揮，恰好擊中周室聯軍軍陣的薄弱環節，從而取得作戰勝利。

      第二，是正確地運用了先進的戰法。它所創的「魚麗陣」，使戰車和步卒能夠較好地配合協同，使得鄭軍的戰鬥力大大提高，制囿於傳統車戰戰術的周室聯軍被動失敗的境地。

      第三，是適時把握進退尺度，在戰鬥取得勝利的情況下，及時停止追擊，既爭取了政治上的主動，也保有了軍事上的勝利成果。

      ]葛之戰在政治和軍事兩方面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政治上它使得周天子威信掃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傳統從此消亡。軍事上，「魚麗之陣」的出現，使中國古代車陣戰法逐漸趨向嚴密、靈活，有力地推動了古代戰術的革新和演進。

長勺之戰，發生於周莊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春天，它是春秋初年齊魯兩個諸侯國之間進行的一場車陣會戰，也是我國歷史上后發制人，以弱勝強的一個著名戰例。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起，我國歷史進入了諸侯兼并、大國爭霸的春秋時代。齊國和魯國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重要諸侯國，又互相毗鄰，在當時的動蕩局面下，不免發生各種矛盾，而矛盾衝突的激化，又勢必造成兩國間兵戎相見的結果，長勺之戰正是這一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當時的魯國據有今山東西南部地區，都城曲阜（今山東曲阜），它較多地保留了宗周社會的禮樂傳統，在春秋諸國中居於二等地位，疆域和國力較之齊國，均處於相對的劣勢。至於齊國，則是姜太公呂望的封地，轄有今山東東北部地區的廣大地域，都城臨淄（今山東淄博市東北）。那裡土地肥沃，又富漁鹽之利，太公立國后，推行「因其俗，簡其禮」、「因地制宜，發展經濟」、「舉賢而上功」、「修道法」、禮法並用等一系列正確政策，因而經濟發達，實力雄厚，自西周至春秋，一直成為東方地區首屈一指的大國。長勺之戰就是在這種齊強魯弱的背景下爆發的。

      公元前686年冬，齊國宮廷內部發生了一場動亂。齊襄公的堂弟公孫無知殺死襄公，自立為君。幾個月後，齊臣雍廩又殺死了公孫無知，這樣，齊國的君位便空置了起來。當時流亡在外的公子小白和其兄公子糾都想乘機回國繼承君位，於是就發生了一場君位爭奪鬥爭。結果，是公子小白捷足先登，率先入國搶佔了君位，他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齊桓公。而公子糾則時運不佳，在這場權力爭奪中丟掉了自己的性命，其重要謀臣管仲也被羅致到齊桓公的手下，後來成為齊桓公霸業的重要奠基者。

      魯國在這場齊國內部鬥爭中，是站在公子糾一邊的，並曾經公開出兵支持公子糾回國爭奪君位。但結果是乾時一戰，損兵折將，大敗而歸。魯國的所作所為，導致齊魯之間矛盾的進一步激化，齊桓公本人對此更是耿耿於懷，不肯善罷甘休，這終於釀成了長勺之戰的爆發。

      公元前684年春，齊桓公在鞏固了君位之後，自恃實力強大，不顧管仲的諫阻，決定興師伐魯，以報復魯國一年以前支持公子糾復國的宿怨，企圖一舉征服魯國，向外擴張齊國的勢力。當時魯國執政的是魯庄公，他聞報齊軍大舉來攻，決定動員全國的力量，同齊軍一決勝負。

      就在魯庄公準備發兵應戰之時，魯國有一位名叫曹劌的人認為當政者庸碌無能，未能遠謀。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國家遭受齊國軍隊的蹂躪，因而入見庄公，要求參與戰事。曹劌詢問庄公依靠什麼同齊國作戰。魯庄公說，對於衣物食品之類的東西，總是要分賜給臣下，不敢獨自享用。曹劌指出，這樣做不過是小恩小惠，不能施及全國，民眾是不會出力作戰的。魯庄公又說，自己對神明是很虔敬的，祭祀天地神明的祭品從不敢虛報，很守信用。但曹劌認為，對神守點小信，未必能感動神明，神也是不會降福的。魯庄公想了一下又補充道，自己對待民間的大小獄訟，雖然不能做到明察秋毫，但是必定準情度理地予以處理。曹劌這時才說，這倒是盡到了君主的責任，為老百姓辦了好事，具備了同齊國決一勝負的基本條件了。為此，他請求隨同魯庄公奔赴戰場，魯庄公允諾了他的這一請求，讓他和自己同乘一車前往長勺。

      魯軍根據齊強魯弱的客觀形勢，在長勺（今山東曲阜北，一說萊蕪東北）迎擊來犯的齊車。兩軍都擺開了決戰的態勢，待布陣完畢后，魯庄公準備傳令擂鼓出擊齊軍，希望能夠先發制人。曹劌見狀趕忙加以勸止，建議庄公堅守陣地，以逸待勞，伺機破敵，魯庄公接受了曹劌的這一建議，暫時按兵不動。齊軍方面求勝心切，憑恃強大的兵力優勢，主動向魯軍發起猛烈的進攻。但它接連三次的出擊都在魯軍的嚴密防禦之下遭到了挫敗，未能達到先發制人的作戰目的，反而造成自己戰力衰落，鬥志沮喪。曹劌見時機已到，建議庄公果斷進行反擊。庄公聽從他的意見，傳令魯軍全線出擊。魯軍於是憑藉高昂的士氣，一鼓作氣，迅猛英勇地沖向敵人，衝垮齊軍的車陣，大敗齊軍。庄公見到齊軍敗退，急欲下令發起追擊，又被曹劌所勸阻。曹劌下車仔細察看，發現齊軍的車轍的痕迹紊亂；又登車遠望，望到齊軍的旗幟東倒西歪，判明了齊軍確是敗潰，這才建議魯庄公實施追擊。庄公於是下令追擊齊軍，進一步重創齊軍，將其趕出了魯國國境，魯軍至此取得了長勺之戰的最終勝利。

      戰爭結束后，魯庄公向曹劌詢問是役取勝的原委。曹劌回答說：「用兵打仗所憑恃的是勇氣。第一次擊鼓衝鋒時，士氣最為旺盛；第二次擊鼓衝鋒，士氣就衰退了；等到第三次擊鼓衝鋒，士氣便完全消失了。齊軍三通鼓罷，士氣已完全喪盡，而相反我軍士氣卻正十分旺盛，這時實施反擊，自然就能夠一舉打敗齊軍」。接著曹劌又說明未立即發起追擊的原因：齊國畢竟是實力強大的國家，不可等閑視之，而要謹防其佯敗設伏，以避免己方不應有的失利。後來看到他們的車轍紊亂，望見他們的旌旗歪斜，這才大膽地建議實施戰場追擊。一番話說得魯庄公心悅誠服，點頭稱是。

      從曹劌戰前決策、戰場指揮和戰後分析的諸多言行里，我們可以看到魯軍取得長勺之戰的勝利乃有其必然性。魯國統治者在戰前進行了「取信於民」的政治準備，為展開軍事行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在作戰中，魯庄公又能虛心聽取曹劌的正確作戰指揮意見，遵循后發制人、敵疲我打、持重相敵的積極防禦、適時反擊的方針，正確地選擇戰場，正確地把握反攻和追擊的時機，從而牢牢地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贏得戰役的重大勝利。

      可見，長勺之戰的規模雖然不大，但它卻正確地反映了弱軍對強軍作戰的基本規律和原則。因此，一直為歷代兵家所稱道。長勺之戰是齊桓公爭霸鬥爭史上一次少有的挫折，也是魯齊長期鬥爭中魯國的一次罕見的勝利。它對齊桓公調整完善自己的爭霸戰略方針具有一定的影響。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初冬發生的泓水之戰，是宋、楚兩國為爭奪中原霸權而進行的一次作戰，也是中國古代戰爭史上因思想保守、墨守成規而導致失敗的典型戰例之一。

      春秋時期中原地區的第一個霸主齊桓公去世后，各國諸侯頓時失去了一匡天下的領導人，成為一片散沙。齊國因內亂而中衰，晉、秦也有各自的苦衷，暫時無力過問中原。這樣，長期以來受齊桓公遏制的南方強國――楚國，就企圖乘機進入中原，攫取霸權。

      素為中原列國目為「蠻夷之邦」的楚國的北進勢頭，引起中原諸小國的忐忑不安，於是一貫自我標榜仁義的宋襄公，便想憑藉宋為公國、爵位最尊的地位以及領導諸侯平定齊亂的餘威，出面領導諸侯抗衡楚國，繼承齊桓公的霸主地位，並進而伺機恢復殷商的故業。可是在當時，宋國的國力遠遠不逮楚國，宋襄公這種不自量力的做法，造成宋楚間矛盾的高度激化，楚國對當年的齊桓公是無可奈何的，但這時對付宋襄公卻是遊刃有餘，所以它處心積慮要教訓宋襄公，結果終於導致了泓水之戰的爆發。

      且說宋襄公專心致志爭當盟主，雖然雄心勃勃，但畢竟國力有限，因此只能單純模仿齊桓公的做法，以「仁義」為政治號召，召集諸侯舉行盟會，藉以抬高自己的聲望。可是他的這套把戲，不僅遭到諸多小國的冷遇，更受到楚國君臣的算計。在盂地（今河南省睢縣西北）盟會上，宋襄公拒絕事前公子目夷提出的多帶兵車，以防不測的建漢，輕車簡從前往，結果為「不講信義」的楚成王手下的軍隊活捉了起來。

      楚軍押著他乘勢攻打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縣），幸虧太宰子魚率領宋國的軍民進行頑強的抵抗，才抑制了楚軍的攻勢，使其圍攻宋都數月而未能得逞。後來，在魯僖公的調停之下，楚成王才將宋襄公釋放回國。

      宋襄公遭此奇恥大辱，真是氣不打一處來。他既痛恨楚成王的不守信義，更憤慨其他諸侯國見風使舵，背宋親楚。他自知軍力非楚國之匹，暫時不敢主動去惹犯它；而是先把矛頭指向臣服於楚的鄭國，決定興師討伐它，以顯示一下自己的威風，挽回自己曾為楚囚俘的面子。大司馬公孫固和公子目夷（宋襄化的庶兄）都認為攻打鄭國會引起楚國出兵干涉，勸阻宋襄公不要伐鄭。可是宋襄公卻振振有詞為這一行動進行辯護：「如果上天不嫌棄我，殷商故業是可以得到復興的。」執意伐鄭。鄭文公聞訊宋師大舉來攻，立即求救於楚。楚成王果然迅速起兵伐宋救鄭。宋襄公得到這個消息，才知道事態十分嚴重，不得已被迫急忙從鄭國撤軍。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十月底，宋軍返抵宋境。這時楚軍猶在陳國境內向宋國挺進途中。宋襄公為阻擊楚軍於邊境地區，屯軍泓水（渦河的支流，經今河南商丘、柘城間東南流）以北，以等待楚軍的到來。十一月初一，楚軍進至泓水南岸，並開始渡河，這時宋軍已布列好陣勢。宋大司馬公孫固鑒於楚宋兩軍眾寡懸殊，但宋軍已佔有先機之利的情況，建議宋襄公把握戰機，乘楚軍渡到河中間時予以打擊。

      但是卻為宋襄公所斷然拒絕，從而使楚軍得以全部順利渡過泓水。楚軍渡河后開始布列陣勢，這時公孫固又奉勸宋襄公乘楚軍列陣未畢、行列未定之際發動攻擊，但宋襄公仍然不予接受。一直等到楚軍布陣完畢，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宋襄公這才擊鼓向楚軍進攻。可是，這時一切都已經晚了，弱小的宋軍哪裡是強大楚師的對手，一陣廝殺后，宋軍受到重創，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重傷，其精銳的禁衛軍（門官）悉為楚軍所殲滅。只是在公孫固等人的拚死掩護下，宋襄公才得以突出重圍，狼狽逃回宋國。泓水之戰就這樣以楚勝宋敗降下帷幕。

      泓水之戰後，宋國的眾多大臣都埋怨宋襄公實在糊塗。可是宋襄公本人並不服氣，在那裡振振有詞為自己的錯誤指揮進行辯解。說什麼「君子不重傷」（不再傷害受傷的敵人），「不禽二毛」（不捕捉頭髮花白的敵軍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敵人於險隘取勝），「不鼓不成列」（不主動攻擊尚未列好陣勢的敵人）。可見其執迷不悟到了極點，因而遭到公子目夷等人的嚴厲批評。第二年夏天，宋襄公因腿傷過重，帶著滿腦子「仁義禮信」的陳舊用兵教條死去了，他的爭當霸主的夙願，也有如曇花一現似的，就此煙消雲散了。

      泓水之戰規模雖不很大，但是在中國古代戰爭發展史上卻具有一定的意義。它標誌著商周以來以「成列而鼓」為主要特色的「禮義之兵」行將壽終正寢，新型的以「詭詐奇謀」為主導的作戰方式正在崛起。所謂的「禮義之兵」，就是作戰方式上「重偏戰而賤詐戰」，「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它是陳舊的密集大方陣作戰的必然要求，但是在這時，由於武器裝備的日趨精良，車陣戰法的不斷發展，它已開始不適應戰爭實踐的需要，逐漸走向沒落。宋襄公無視這一情況的變化，拘泥於「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舊兵法教條，遭致悲慘的失敗，實在是不可避免的。這正如《淮南子》所說的那樣：「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
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

      總而言之，在泓水之戰中，儘管就兵力對比來看，宋軍處於相對的劣勢，但如果宋軍能憑恃佔有泓水之險這一先機之利，採用「半渡而擊」靈 活巧妙的戰法，先發制人，是有可能以少擊眾，打敗楚軍的。遺憾的是，宋襄公奉行「蠢豬式的仁義」（毛澤東語），既不注重實力建設，又缺乏必要的指揮才能，最終覆軍傷股，為天下笑。

      當然在宋國臣僚中，也不是人人都像宋襄公這般迂腐的。公孫固等人的頭腦就比較清醒。他們關於乘楚軍半渡泓水而擊的方略和乘楚軍「濟而未成列而擊」的建議，體現了「兵者，詭道」、「攻其無備」的進步作戰思想，從而為後世兵家所借鑒運用。如孫子就把「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定為「處水上之軍」的重要原則之一。至於實踐中以「半渡擊」取勝的事例更是比比皆
是，柏舉之戰中夫概清發水半渡擊大敗楚軍就是典型一例。

      泓水之戰的結果使得宋國從此一蹶不振，楚勢力進一步向中原擴展，春秋爭霸戰爭進入了新的階段。

假途滅虢之戰，是春秋初年晉國誘騙虞國借道，一石雙鳥，先後攻滅虢、虞兩個小國的一次作戰。這次戰爭的規模雖然不大，但是卻揭示了軍事鬥爭的一些重要規律，給後世留下重要的啟示和教益。

      春秋初期，諸侯並立，兼并無已。位處中原地帶的晉國，在這場弱肉強食的大混戰中不斷兼并征服小國，勢力迅速崛起。晉獻公在位期間，又把其南面的兩個小國――虢國和虞國預定為吞併的目標。

      可是，晉國要順利實現這一目的也不是那麼容易的。虢、虞兩國雖然地狹人稀，國力弱小，但卻是同姓毗鄰，結有同盟。晉國同其中任何一國開啟戰端，都意味著要同時和兩國之師相抗衡。如何拆散虢、虞兩國的同盟關係，使自己避免陷於兩線作戰，這乃是晉國在吞併兩國軍事行動中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

終於，晉國大夫荀息想出了一條一箭雙鵰的妙計：即用厚禮重寶賄賂收買虞公，拆散虢、虞之間的同盟，向虞國假道攻打虢國，待虞國中計、虢國敗亡后再圖后舉。晉獻公聽了荀息這一獻計后，認為計謀很好，但是還存在有一定的顧慮，一是有些捨不得自己的珍寶，二是忌憚虞國那位賢臣宮之奇會揭穿晉國的用心。針對晉獻公的猶豫，荀息一一予以妥善的解釋，指出送珍寶給虞國，等於是將它暫時存放在那裡，遲早還將收回；至於宮之奇，雖有些能耐，但他的意見虞公不一定會採納，未足為懼。一番話打消了獻公的最後顧慮，他決定依照荀息的計謀展開行動。

      不久，荀息攜帶著良馬、美玉等奇珍異寶出使虞國。到了那裡后，即晉見虞公，獻上珍寶，並向虞公正式提出借道攻虢的要求。虞公既貪利收下了良馬、美玉，又不敢輕易開罪於晉國，於是便應允晉國軍隊通過虞國土地去征伐虢國，並表示願意出兵協助晉國作戰。宮之奇認為此事大為不妥，在一旁加以諫阻，但虞公根本聽不進去，只是一意孤行，硬朝著晉人的圈套里鑽去。

      公元前658年夏，晉大夫里克、荀息統率晉國軍隊通過虞國的土地去攻打虢國，虞公踐約派出軍隊同晉軍會師，然後協同晉軍展開軍事行動。晉軍在虞軍的積極配合下，進展順利，很快攻佔了虢國的下陽（今山西平陸境），一舉控制了虢、虞之間的戰略要地，並通過此事進一步摸清了虢、虞兩國的虛實，為下一步行動創造了條件。

      時隔3年，晉獻公又一次向虞國提出了借道伐虢的要求。這時虞國大夫宮之奇更透徹地看清了「假道」背後所包藏的險惡用心。指出「虢國如果滅亡，虞國必然跟著完蛋」。警告虞公「晉不可啟，寇不可玩」。力圖以虢、虞兩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的利害關係勸阻虞國假道於晉。可是虞公利欲熏心，根本不採納宮之奇的建議，反而以晉為自己的同姓國，必不會害己作理由，又答應了晉國借道的要求。宮之奇見虞國滅亡近在旦夕，為避禍計，便率領族人逃離了虞國。

      這次晉獻公親自統軍借道虞國攻打虢國，聲勢遠較前一次為大，可見其志在必得。晉軍進展迅速，很快兵臨虢都上陽（今河南陝縣境）城下，加以團團圍困。虢國弱小無援，數個月後即為晉軍所滅，虢公丑倉皇逃奔京師（今洛陽）。晉軍隨即凱旋迴師，行經虞地駐紮時，即乘其不備發動突然襲擊，生俘虞公，輕而易舉地滅亡了虞國，最終達到了吞併兩國的目的。

      晉軍的勝利，在於它能夠做到「必勝之兵必隱」這一點，以借道的假象巧妙掩蓋自己各個攻滅虢、虞的真實企圖。「兵不厭詐」，晉國君臣深諳此中奧秘，故能確保自己以強擊弱、以大攻小戰略意圖的實現。在行施「借道」這一計謀過程中，晉國君臣還能針對虞公貪利愛財的弱點，誘之以利，迷惑其心智，使敵人始終由自己牽著鼻子走，無所作為。

      虞國的失敗，首先是國力、軍力遠不逮人，故成為晉國敢於覬覦的對象。其次是其最高統治者虞公昏聵庸劣，貪圖眼前小利，破壞與虢國的戰略同盟關係；又文過飾非，拒納諫言，終於引狼入室，自取咎殃。第三，與上兩點相聯繫的是，虞國對晉國滅虢后的戰略新動向毫無察覺，放鬆警惕，不作戒備，以至晉軍發動突然襲擊之時，無暇抵抗，束手就擒。

      假道滅虢之戰體現了相當豐富深刻的軍事鬥爭藝術，因此受到歷代兵家的廣泛重視。著名兵書《三十六計》還曾將它立為一計，以概括軍事鬥爭中這樣一條重要規律：戰爭指導者有意掩蓋自己的真實意圖，利用敵人貪利、畏怯等弱點，借攻擊第三者為由，順勢滲透自己的勢力，控制對方。一俟時機成熟，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起攻擊，一舉消滅或制服對手，達到一石兩鳥的目的。
在歷史上，假道伐虢也經常為一些人所仿效，而成為強兼弱、大吞小過程中所慣用的策略手段。比如公元963年，北宋趙匡胤「假道荊湖」，襲占荊、湖，並滅南平、武平兩地割據勢力，就是顯著一例。當然，此戰中所反映的唇亡齒寒的另一層道理，也為後世弱國聯合以抗擊強國的鬥爭實踐提供了有益的啟迪。

俗話說「先下手為強，后動手遭殃」。在軍事上，「先發制人」也是一個重要的命題。早在《左傳》中便有「先人有奪人之心」的提法，後人也多強調「兵貴先」、「寧我薄人，無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張爭取作戰中的先機之利。可是，事情並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后發制人」也是軍事鬥爭的重要手段，它與「先發制人」之間存在著辯證的統一。其實質便是積極防禦，即以防禦為手段，以
反攻為目的的攻勢防禦，它常常成為較弱一方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春秋時期的晉楚城濮之戰，就是歷史上這方面的典型戰例之一。

      城濮之戰發生於魯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時期晉、楚兩國為爭奪中原霸權而進行的第一次戰略決戰。在這場戰爭中，楚軍在實力上佔有優勢，但是由於晉軍善於「伐謀」、「伐交」，並在戰役指導上採取了正確的揚長避短、后發制人的方針，從而最終擊敗了不可一世的楚軍，「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時期，大國爭霸，最先崛起的是東方的齊國。齊桓公死後，齊國內亂不已，霸業遂告中衰。這時，位於長江中游地區的楚國乘機向黃河流域擴展勢力，並在泓水之戰中挫敗宋襄公圖霸的企圖，將自己的勢力範圍發展到長江、淮河、黃河、漢水之間，控制了鄭、蔡、衛、宋、魯等眾多中小國家。

      正當楚國勢力急劇向北發展的時候，在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帶的晉國也興盛了起來。公元636年，長期流亡在外的晉公子重耳歷盡艱辛，終於回國即位，是為晉文公。他執政后，對內修明政治，任賢使能，發展經濟，崇儉省用，整軍經武；對外高舉「尊王」旗幟，爭取與國，從而逐步具備了爭奪中原霸權的強大實力。晉國的壯大崛起，引起了楚國的嚴重不安。兩國之間的矛盾因此日趨尖銳。而圍繞對宋國的控制權，終於導致了這一衝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634年，魯國因和曹、衛兩國結盟，幾度遭到齊國的進攻，便向楚國請求援助。而泓水之戰後被迫屈服於楚的宋國，這時看到晉文公即位後晉國實力日增，也就轉而依附晉國。楚國為了維持自己在中原的優勢地位，便出兵攻打齊、宋，並想藉此來扼制晉國勢力的東進和南下。而晉國也不甘心長期局促於黃河以北一帶，於是便利用這一機會，以救宋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領楚、鄭、陳、蔡多國聯軍進攻宋國，圍困宋都商丘。宋成公於危急中派大司馬公孫固到晉國求救。晉國大夫先軫認為這正是「報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機，力主晉文公出兵。但是，當時晉、宋之間隔著曹、衛兩國，勞師遠征，有側背遇敵的危險；況且楚軍實力強大，正面交鋒也無必勝把握。正當晉文公為此躊躇猶豫之際，狐偃進而向晉文公提出建議：先攻打曹、衛兩國，調動楚軍北上，以解救宋國，這樣就堅定了晉文公出兵的決心。戰略方針確定后，晉國君臣隨即進行了戰前準備，將原來的兩個軍擴編為上中下三個軍，並任命了一批比較優秀的貴族官吏出任各軍的將領。

      準備就緒后，晉文公遂於公元前632年1月統率大軍渡過黃河，進攻衛國，很快佔領了整個衛地。接著，晉軍又向曹國發起了攻擊，三月間，攻克了曹國都城陶丘（今山東定陶），俘虜了曹國國君曹共公。晉軍攻打曹、衛兩國，原來的意圖是想引誘楚軍北上，然而楚軍卻不為所動，依然
全力圍攻宋都商丘。於是宋國又派門尹般向晉告急求援。這就使得晉文公感到進退為難：如不出兵馳援，則宋國力不能支，一定會降楚絕晉，損害自己稱霸中原的計劃；但若出兵馳援，則原定誘使楚軍於曹、衛之地決戰的戰略意圖便將落空，且己方兵力有限，在遠離本土情況下與楚軍交戰恐難以取勝。為此，晉文公再度召集大臣進行商議。先軫仔細分析了形勢，建議讓宋國表面上同晉國疏遠，然後由宋國出面，送一份厚禮給齊、秦兩國，由他們去請求楚軍撤兵。同時晉國把曹、衛的一部分土地贈送給宋國，以堅定宋國抗楚的決心。楚國同曹、衛本來是結盟的，如今看到曹、衛的土地為宋所佔，必定會拒絕齊、秦的勸解。齊、秦既接受了宋國的厚禮，這時便會抱怨楚國不聽勸解，從而同晉國站在一起，出兵與楚國作戰。晉文公對此計頗為讚賞，馬上一一施行。楚成王果然
拒絕了齊、秦的調停，而齊、秦見楚國不給自己面子，也大為惱怒，便出兵助晉。齊、秦都是當時的大國，他們放棄中立立場，使得晉、楚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楚成王看到晉、齊、秦三大國結成聯盟，形勢明顯不利於己。就主動把楚軍撤退到楚國的申地（今河南南陽），並命令戍守Y邑的大夫申叔迅速撤離齊國，要求令尹子玉將楚軍主力撤出宋國，避免與晉軍衝突。他告誡子玉，晉文公非等閑人物，不可小覷，凡事要量力而行，適可而止，知難而退。

      但是子玉卻驕傲自負，根本聽不進楚成王的勸告，仍堅決要求楚成王允許他與晉軍決戰，以消彌有關他指揮無能的流言，並請求楚成王增調兵力。楚成王優柔寡斷，同意了子玉的決戰請求，希冀他僥倖取勝；但是又不肯給子玉增拔充足的決戰兵力，只派了西廣、東宮和若敖之六卒等少量兵力前往增援。

      子玉得到了楚成王增派的這部分援兵后，更加堅定了他同晉軍作戰的決心。為了尋找決戰的借口，他派遣使者宛春故意向晉軍提出了一個「休戰」的條件：晉軍撤出曹、衛，讓曹、衛復國，楚軍則解除對宋都的圍困，撤離宋國。子玉這一招不懷好意，實際上是要讓晉國放棄爭霸中原、號令諸侯的努力。但晉文公棋高一著，採納了先軫更為高明的對策：一方面將計就計，以曹、衛同楚國絕交為前提條件，私下答應讓曹、衛復國。另外扣留了楚國的使者宛春，以激怒子玉來尋戰。子玉眼見使者被扣，曹、衛叛己附晉，果然惱羞成怒，倚仗楚、陳、蔡聯軍兵力的優勢，氣勢洶洶地撲向晉軍，尋求戰略決戰。

      晉文公見楚軍向曹都陶丘逼近，為了避開楚軍的鋒芒，選擇有利的決戰時機，誘敵深入，后發制人，遂下令部隊主動「退避三舍」，撤到預定的戰場――城濮（今河南濮城）一帶。

      晉軍的「退避三舍」，實際上是晉文公謀略勝敵的重要一著妙棋，它在政治上爭得了主動――「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贏得了輿論上的同情。在軍事上造就了優勢――便於同齊、秦等盟國軍隊會合，集中兵力；激發晉軍將士力戰的情緒；先據戰地，以逸待勞等等。從而為晉軍后發制人，奪取決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晉軍的主動後撤，楚軍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蹺，主張持重待機，停止追擊。然而剛愎自用的子玉卻認為這正是聚殲晉軍，奪回曹、衛的大好時機，揮兵跟蹤追至城濮。晉軍在城濮駐紮下來，齊、秦、宋諸國的軍隊也陸續抵達和晉軍會合。晉文公檢閱了部隊，認為士氣高昂、戰備充分，可以同楚軍一戰。楚軍方面，決戰的準備也在積極進行之中，子玉將楚軍和陳、蔡兩國軍隊分成中、左、右三軍。中軍為主力，由他本人直接指揮；右翼軍由陳、蔡軍隊組成，戰鬥力薄弱，由楚將子上統率；左翼軍也是楚軍，由子西指揮。

      公元前632年4月4日，城濮地區上空戰雲瀰漫，晉楚兩軍在這裡展開了一場戰車大會戰。在決戰中，晉軍針對楚中軍較強、左右兩翼薄弱的部署態勢，以及楚軍統帥子玉驕傲輕敵、不諳虛實的弱點，採取了先擊其翼側，再攻其中軍的作戰方針，有的放矢發動進攻。晉下軍佐將胥臣把駕車的馬匹蒙上虎皮，出其不意地首先向楚軍中戰鬥力最差的右軍――陳、蔡軍猛攻。陳、蔡軍遭到這一突然而奇異的打擊，頓時驚慌失措，一觸即潰。楚右翼就這樣迅速就殲了。接著晉軍又採用「示形動敵」，誘敵出擊，爾後分割聚殲的戰法對付楚的左軍。晉軍上軍主將狐毛，故意在車上豎起兩面大旗，引車後撤，裝扮出退卻的樣子。同時，晉下軍主將欒枝也在陣後用戰車拖曳樹枝，飛揚起地面的塵土，假裝後面的晉軍也在撤退，以引誘楚軍出擊。子玉不知是計，下令左翼軍追擊。晉中軍主將先軫、佐將S臻見楚軍中了圈套，盲目出擊。便立即指揮最精銳的中軍橫擊楚左軍。晉上軍主將狐毛、佐將狐偃也乘機回軍夾攻。楚左翼遭此打擊，退路被切斷，完全陷入了重圍，很快也被消滅了。子玉此時見其左、右兩軍均已失敗，大勢盡去，不得已下令中軍迅速脫離戰場，才得以保全中軍。楚軍戰敗后，向西南撤退到連谷，子玉旋即被迫自殺。城濮之戰就此以晉軍獲得決定性勝利而告結束。

      城濮之戰後，晉文公在踐土（今河南鄭州西北）朝覲周王，會盟諸侯，向周王獻楚國俘虜四馬兵車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周襄王正式命晉文公為侯伯。晉國終於實現了「取威定霸」的政治、軍事目標。

      城濮之戰初期，晉軍兵力劣於對手，又渡過黃河在外線作戰，處於不利的地位。但是晉文公能夠善察戰機，虛心採取先軫等人的正確建議，選擇鄰近晉國的曹、衛這兩個楚之與國為突破口，先勝弱敵，取得以後作戰的前進基地。隨後又運用高明的謀略爭取齊、秦兩大國與自己結成統一戰線，爭取了戰爭的主動權。當城濮決戰之時，敢於貫徹后發制人的作戰方針，主動「退避三舍」，避開楚軍的鋒芒，以爭取政治、外交和軍事上的主動，誘敵冒險深入，伺機決戰。同時與齊、秦、宋各國軍隊會合，集中起相對優勢的兵力；並針對敵人的作戰部署，乘隙蹈虛，靈活地選擇主攻方向，先攻打敵人的薄弱環節，予敵各個擊破，從而獲得了這場戰略決戰的輝煌勝利。反觀楚軍方面，則是君臣不睦，將驕兵惰，君主昏庸無能，主帥狂妄輕敵，既不知妥善爭取與國，又不能隨機多謀善斷。加上作戰部署上的失宜，軍情判斷上的錯誤，臨戰指揮上的笨拙，終於導致了戰爭的失敗，將自己在爭霸中原中的優勢地位拱手讓人，給後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教訓。

之戰，是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會戰，是當時兩個最強大的諸侯國――晉、楚爭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較量。在作戰中，楚軍利用晉軍內部分歧、指揮無力等弱點，適時出擊，戰勝對手，從而一洗城濮之戰中失敗的恥辱，在中原爭霸鬥爭中暫時佔了上風。至於楚莊王本人，也由於此役的勝利，而無可爭辯地擠入史所稱道的「春秋五霸」位置。

      楚國雖然在城濮之戰中遭到失敗，但由於它長期以來都是南方地區的大國，地廣民眾，物產豐富，兵力充裕，因此仍具備著東山再起的實力。城濮之戰後不久，楚國即同晉國講和，以減輕晉國的壓力，轉移晉國的視線。在達到這一目的后，楚國積極發展軍力，伺機再次北上中原，同晉爭霸。

      晉國方面自取得城濮之戰勝利后，開始放鬆對楚動向的警惕，而與原先的盟國秦之間產生了矛盾。矛盾的激化，是兩國間先後幾度兵戎相見。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ブ健Ｊ且郟淙環髑鼐曬Γ苟苑健捌ヂ碇宦治捶怠保〉謎揭凵系拇笫ぃ壞竊謖鉸隕先詞譴蟠蟮畝鄭溝們亟斯叵迪縈諭囈猓焦湔絞縷搗保毓捉佣蟮厙Ｖ屏私牧α浚餼臀俅偽苯性峁┝絲凸凵系陌鎦

      楚國方面於是便利用這一機會，再次向中原地區用兵，擴張自己的勢力。它接連并吞中原南部的江、蓼、六等小國，並伐鄭伐陳，使之降服。接著它又先後迫使蔡、宋等國歸附自己。楚莊王繼位之後，英明有為，在他的整治下，楚國的實力有了進一步的增強，甚至借出兵討伐陸渾之戎為名，公然陳兵於洛邑境內，向周天子詢問九鼎之大小和輕重。九鼎是國家權力的象徵，楚莊王這樣做，無疑暴露了他欲取代周天子的用心。此舉雖然遭到周臣王孫滿的批駁，但是卻充分反映了楚國實力再度崛起的這一客觀事實。

      當然，楚莊王心裡清楚，要真正號令中原諸侯，光征服陳、蔡等國是不夠的，而必須從軍事上戰勝晉國才能實現自己的夙願。於是，他積極伺機尋求與晉開戰的時機。與此同時，晉國也不能容忍楚國勢力重新瀰漫於中原的局面，故召開盟會，爭取與國，力圖抑制楚國的北進。當時，鄭、宋等國家夾在晉、楚勢力之間，對哪一方也不敢輕易開罪，只好兩面討好，以求自保。尤其是鄭國，位於中原腹心四戰之地，處境更是微妙。這時它為晉國的威逼，權衡利害，又投靠晉國。楚國深知鄭在爭霸全局中的重要性，決定對鄭用兵，迫使其服己，以便進而封鎖黃河，阻晉南下。於是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春，楚莊王以鄭通晉為罪名，大舉伐鄭，拉開了晉楚之戰的序幕。

      是年六月，鄭國都城在被圍數個月後，因得不到晉軍的及時援助，雖經堅決抵抗，但終於為楚軍所攻陷。鄭襄公肉袒向楚軍請和，楚莊王答應了這一媾和請求，退兵30里，派使臣與鄭盟，鄭國以襄公弟子良入楚為質。鄭國是晉進入中原的通道，晉國自然不能允許楚國控制這裡。所以當楚圍鄭二個月後，晉景公就委任荀林父為中軍元帥，率軍救鄭。然而晉軍發兵已延誤戰機，進軍又不
迅速，所以當鄭與楚媾和的消息傳來時，晉軍才抵達今河南省黃河北岸的溫縣地區，陷入了戰略上的被動。

      在決定下一步戰略方案的時候，晉軍內部發生了尖銳的分歧和激烈的爭執。荀林父認為鄭既已降楚，晉軍再去救鄭就失去了意義，所以主張暫時不渡黃河，勒兵觀釁，待楚軍南撤後再進兵，逼鄭附己。上軍主帥士會贊成荀林父的意見，強調兵只可觀釁而動，楚軍當時正處於有理、有利、有節的優勢地位，現在同它作戰對晉不利，主張另待時機，再樹霸權。他們的意見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卻遭到中軍副將SY的堅決反對，他認為晉所以稱霸中原，是因為軍隊勇武，臣下儘力。如今失掉鄭國，稱不得「力」；面臨敵人而不打，稱不得「武」，若是在我們這些人手上失掉霸主地位，還不如去死。並強調「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丈夫也」。在這種好戰心理的驅使下，SY遂不顧荀林父的軍令，擅自率其部屬渡河南進。他這種行為嚴重干擾了晉軍統帥中樞的有效指揮。

      SY擅自渡河的事件發生后，晉下軍大夫即認為這麼做必敗無疑。這時司馬韓厥就向荀林父建議道：「SY以偏師攻敵，勢必招致危險，您身為元帥，對此是負有罪責的。還不如命令全軍渡河前進，這樣，即使是打了敗仗，責任也是由大家共同承擔」。荀林父猶豫不決，最後被迫令全軍南渡黃河，行至地（河南衡雍西南），由西而東背靠黃河列陣。

      楚軍聞知晉軍渡河，內部也出現了戰與不戰的分歧，令尹孫叔敖主張見好就收，及時撤兵，不與晉軍作正面衝突；而寵臣伍參則在分析了晉軍內部將帥不和、士氣低落等弱點後向楚莊王建議同晉開戰。楚莊王採納了伍參的意見，打消南撤念頭，轉而率兵向北推進，抵達管地（今河南省鄭州市一帶）。

      就在大戰一觸即發的前夕，鄭襄公派遣使臣皇戍前往晉營，以「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為由，勸說荀林父進攻楚軍，並答應鄭軍協同晉軍作戰。對鄭國的這一勸戰建議，晉軍將帥中又發生了一場辯論。SY力主答應鄭使的要求，贊成立即出戰，認為「敗楚、服鄭，在於此矣」。

      下軍副將欒書則不同意SY的意見，認為楚軍實際情況並非「驕」「老」和「不備」。鄭國來勸戰，純粹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希望晉、楚速戰速決，以戰爭結局來決定鄭國的去從。中軍元帥荀林父一時猶豫於兩派的意見之間，遲遲未能作出決斷。正在晉軍進退不決之時，楚莊王遣使求見晉軍主帥，表示楚這番出師北上，目的只是為了教訓一下鄭國，而並無開罪晉國的意思。晉上軍將士會代表荀林父答覆說，晉、鄭同受命輔佐周王室，如今鄭懷有二心，晉特奉王命質問鄭國，而與楚國無涉。回答得比較客氣。SY對此大為不滿，認為荀林父諂媚楚國，便派中軍大夫趙括用挑釁性的語言答覆楚使：晉國出兵是為了把楚軍從鄭國趕走，「必逐楚軍」，為此，不惜同楚軍交鋒，「不
避戰」。這樣一來，晉軍內部的混亂分歧，便直接暴露在楚使跟前，楚莊王從而掌握了
晉軍的意向和虛實。

      為了進一步麻痹晉軍，確保決戰的勝利，楚莊王再次派人以卑屈的言辭向晉軍求和。荀林父原先並無決戰的決心，見楚軍求和，即予以答應，並放鬆了戒備。這時，楚軍就乘機派遣樂伯、許伯、攝叔等人乘戰車向晉軍挑戰。既打擊了晉軍的士氣，又摸清了晉軍的虛實。

      楚軍挑戰後，晉軍中兩個心懷不滿，希望晉軍失利的將佐魏和趙旃，也先後要求前去向楚軍挑戰，未被允許，改為出使請和。趙、魏兩人進至楚營后，擅自向楚軍挑戰進攻，結果恰好為楚軍所利用，楚大軍遂傾巢而出，猛烈攻打晉軍各部，給前來挑戰的晉軍魏、趙旃、荀瑩部以沉重的打擊。並乘勝進逼晉軍大營。

      這時，荀林父還在營中等待楚軍派使者前來議和。楚軍突然如潮而至，使得其手足無措，計無所出，竟然在驚恐中發出全軍渡河北撤的命令，並大呼先渡河者有賞。這樣一來，晉軍更是陷於一片混亂，大敗潰逃，擁擠於黃河河岸附近，爭相渡河逃命，船少人多，渡河沒有指揮。先上船的怕楚軍追及，急於開船，未上船的跳入河中，手攀船弦，以至船隻不能開動。結果引起一陣自相砍殺，造成船上斷臂斷指積成一堆，使晉軍蒙受重大的損失。

      所幸的是，楚軍並無壓迫晉軍於河岸聚殲的計劃，晉軍大部才得以渡河逃脫戰場。另外，晉上軍在士會指揮下，預作準備，設伏挫敗楚公子嬰齊率領的楚左軍進攻，有秩不紊地向黃河北岸撤退；又晉下軍大夫荀首為營救其子荀瑩而奇襲楚先頭部隊成功，射死楚將連尹襄老，活捉公子谷臣。所有這些，也都起到了掩護晉軍渡河的客觀作用，減少了晉軍的傷亡。

      經過一天的激烈戰鬥，楚軍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之戰就此劃上了句號。接著，楚莊王進兵衡雍，在那裡以勝利者的身份修築楚先君宮殿，舉行祭河儀式和祝捷大會。然後撤軍凱旋南還。從此，楚在中原的勢力更顯見長了。

      之戰的勝負歸屬與城濮之戰不同，但勝負的原因，兩場戰爭卻有著某種類似處，即勝敗不是由於雙方軍力強弱的懸殊，而是在於雙方戰爭指導者主觀指揮上的正誤。晉軍的失敗，是由於援鄭之師出動時機過遲；內部意見不統一，主帥荀林父缺乏威信且遇事猶豫不決；輕信楚軍的求和請求，放鬆戒備，給敵以可乘之機；當戰事全面爆發后，又驚慌失措，輕率下令渡河退卻，自陷危境；渡河時未妥善實施防禦，導致一片混亂。由此而喪失戰爭的主動權，陷於失敗。

      楚軍的勝利，則在於作戰指導的高明一籌。楚莊王親自統率楚軍，指揮集中統一，不像晉軍那樣各自為政。在戰前一再遣使偵查晉軍的虛實，並佯作求和以爭取政治上的主動和鬆懈晉軍的防衛。在作戰中，又通過挑戰應戰，由小戰變為大戰，迅速展開奇襲突擊行動，一舉擊潰晉軍。至於論者多以為楚軍沒有實施猛烈的追擊，以致未能取得更大的戰果。這其實是不諳春秋時作戰遵循「逐奔不遠」軍禮原則的誤解。在當時軍禮原則的規範下，楚軍只能是「不窮不能」，而無法脫離具體歷史條件去聚殲晉軍。

中國戰爭哲學的特點在於「義戰」，強調師出有名.
具體到戰爭本身講究「奇正」，以正合,以奇勝.

了解,謝謝樓主!

鄢陵之戰，發生於周簡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年）六月鄢陵地區（今河南鄢陵西南）。是役，晉軍善察戰機，巧妙指揮，擊敗同自己爭霸中原的老對手——楚國，進一步鞏固了自己在中原地區的優勢地位。這場戰爭后，晉、楚兩國都逐漸失去以武力爭霸中原的強大勢頭，中原戰場開始沉寂下來。從這層意義上說，鄢陵之戰堪稱為當時晉楚爭霸的最後一幕。

      公元前578年，晉國取得對秦麻隧之戰勝利后，已處於爭霸的最有利的戰略地位和歷史時期。這時，秦被打敗，一時無力東顧；齊、晉同盟正處於鞏固階段；中原中小諸侯國皆臣服於晉；南方的吳國和晉攜手，與楚為敵。晉國只待有利時機出現，即可與楚一戰，以進一步鞏固自己在中原地區的霸權。鄢陵之戰就是這一歷史背景下的必然產物。

      周簡王九年（公元前577年），鄭國興兵攻打許國，攻入許都外城，許被迫割地媾和。許為楚國的附庸，鄭國的行動自然要引起楚的干涉。於是，次年楚國便起兵攻打鄭國，迫使它屈服於己。鄭國叛晉后，仗恃有楚國作後盾，興師進攻宋國。鄭國的所作所為，直接違反了諸侯的盟約，且為楚國勢力的北上提供了便利條件。對此晉國自然不能坐視不管，於是下決心討伐鄭國：以欒書為中軍帥，並聯合齊、魯、衛等國一道出兵殺向鄭國，時在公元前575年。

      楚共王聽說晉國出兵，也不甘示弱，親自統率楚軍及鄭軍、夷兵，以司馬子反為中軍帥，迅速北上援救鄭國，兩國軍隊於是便在鄭地鄢陵相遭遇。當時晉國的盟軍齊、魯、衛軍尚在開赴鄢陵的途中，針對這一情況，楚軍統帥部作出決策：乘齊魯各國軍隊未到達戰場之前，先集中優勢兵力擊破晉軍，把握軍事上的主動權。為此，楚軍於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六月二十九日，趁晉軍不備，利用晨霧作為掩護，突然迫近晉軍營壘布列，以期同晉軍速決速勝。

      晉軍此時未見盟軍援兵抵達，加之營壘前方有泥沼，楚軍逼近，兵車無法出營列陣，處於不利的地位。鑒於這種形勢，晉軍主帥欒書主張固守待援，「楚軍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然而新軍統帥郤至則認為，楚軍有諸多弱點，具體說來：①楚軍中軍帥子反和左軍帥子重關係不好；②楚王的親兵老舊不精良；③鄭軍列陣不整；④隨楚出征的蠻軍不懂得陣法；⑤楚軍布陣於無月光之夜，實不吉利；⑥楚軍布陣后，陣中士卒喧嘩不靜，秩序混亂。指出如此雜亂無章的軍隊一旦投入戰鬥，必然是互相觀望，沒有鬥志，我軍若乘此機會發動進攻，一定能夠把他們擊敗。因此主張利用楚軍的弱點，先發制人，主動進攻楚軍。晉厲公認為郤至所言很在理，於是改變先前固守待援、后發制人的計劃，決心趨利避害，立即與楚軍決戰。隨即便在營壘中填平井灶，擴大列陣的空間，調動上、中、下軍及新軍布列陣勢。

      雙方在決戰前夕都進行了戰場偵察活動。楚軍方面，楚共王在晉國叛臣伯州犁陪同下，登上巢車，觀察晉軍在陣營內的動靜。伯州犁向楚共王逐一解釋晉軍活動的性質和目的，介紹晉軍的臨戰準備情況。然而，楚軍並未能由此而判明晉軍的作戰意圖，並做出相應的準備。另一邊晉軍方面，晉厲公也在楚舊臣苗賁皇的陪伴下，登高台觀察楚軍的陣勢。苗賁皇熟悉楚軍內情，這時便向晉厲公提出建議道：楚軍的精銳是在中軍的王族部隊，晉軍據此應該先以精銳部隊分擊楚的左右軍，得手后，再合軍集中攻擊楚中軍。認為這樣一定能大敗楚軍。晉厲公和欒書欣然採納這一建議，及時改變原有陣勢，即由中軍將、佐各率精銳一部加強左右兩翼。確定了首先擊破楚軍中薄弱的左、右軍，爾後圍殲其中軍的作戰方案。部署既定，晉軍遂在營內開闢通道，迅速出營，繞營前泥沼兩側向楚軍發起進攻。楚共王望見晉厲公所在的晉中軍兵力薄弱，即率中軍攻打，企圖先擊敗晉中軍，結果遭到晉軍的頑強抗擊。晉將魏錡用箭射傷楚共王的眼睛，迫使楚中軍後退，未及支援兩翼。

      楚共王中箭負傷的消息很快傳遍楚軍，造成人心浮動。晉軍乘勢猛攻楚左、右軍，楚軍抵擋不住，被逼到不便通行的地形上，陷入被動，陣勢大亂，紛紛向潁水北岸方向敗退。雙方從清晨一直打到夜幕降臨，楚軍損失很大，公子茂也成了晉軍的俘虜。楚共王只得收兵，而晉軍見天色已黑，也暫時中止了追擊。當天夜裡，楚中軍帥子反檢查救護傷兵，補充兵卒戰車，修理甲胄兵器，整頓部隊，準備明日再戰。晉軍方面見楚還不服輸，也積極行動起來，補充軍隊，秣馬厲兵，準備來日再一決雌雄。楚共王聽到晉軍備戰的消息，心裡不安，急忙召見子反商量對策。但這時子反卻因多飲了兩盅，大醉卧帳，不能應召。楚共王見元帥如此，不禁心灰意懶，自料再戰也占不到什麼便宜，於是率軍宵遁。撤退到瑕地時，楚中軍帥子反引咎自殺身死。

      次日，晉軍勝利進佔楚軍營地，食用楚軍留下的糧食，在那裡休整3日後凱旋迴師。鄢陵之戰，至此以晉軍的勝利而結束了。

      鄢陵之戰，是晉楚爭霸中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兩國軍隊主力會戰，在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標誌著楚國對中原的爭奪從此走向頹勢；晉國方面雖然藉此得以重整霸業（即所謂的晉悼公復霸），但其對中原諸侯的控制力也逐漸減弱了。

      楚軍遭到這場會戰失敗的原因歸結起來有以下幾點：（一）倉猝興師，行軍太急，「其行速，過險而不整」（《左傳·成公十六年》），造成軍隊疲勞；（二）一味強調趕在齊、魯等國軍隊到達前與晉軍會戰，過於急躁；（三）未能判明晉軍作戰意圖，並採取相應的行動；（四）會戰中缺乏權宜機變能力，以致被動挨打；（五）主帥子反不守軍紀，醉酒誤事，致使楚共王喪失再戰信心。晉軍在此戰中表現出較高的作戰指導能力：它出動軍隊及時，「先據戰地以待敵」，贏得一定的主動。在會戰中，既能根據楚軍的陣勢和地形特點，又能當機立斷，先發制人。並及時改變部署，加強兩翼，先弱后強，從而一舉擊敗楚軍。

雞父之戰，爆發於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夏，它是吳、楚兩國為爭霸江淮流域而在楚地雞父（今河南固始東南）進行的一次重要會戰。在這場會戰中，吳軍實施正確的作戰指導，巧妙選擇作戰地點和時間，運用示形動敵，伏擊突襲等戰法，出奇制勝，大破楚軍，從而逐漸奪取了吳楚戰爭的主動權。

      公元前546年宋國向戍倡導諸侯弭兵會盟后，中原諸侯列國之間出現了相對和平的局面。當時，晉、楚、齊、秦四個強國，都因國勢趨於衰弱，國內矛盾激化，而被迫放慢了對外擴張、爭霸活動的步伐。與此同時，偏處於東南部的吳國和越國則先後興盛起來，開始加入大國爭霸的行列，由此，戰爭的重心也從黃河流域轉移到了長江淮河流域，從中原諸侯國轉移到了楚、吳、越諸國。

      吳國是一個新興的國家，轄有今江蘇、上海大部和浙江、安徽的一部。自吳王壽夢（前586年—前561年）起，經濟逐漸發展，國勢開始強盛。當時晉國出於同楚國爭霸鬥爭的需要，採納楚亡臣申公巫臣聯吳制楚的建議，主動與吳國締結戰略同盟，讓吳國從側面打擊楚國，以牽制楚國的北上。而日漸強大起來的吳國，為了進入中原，也將楚國作為第一個戰略打擊的目標，因此欣然接受晉國的拉攏，堅決擺脫了對楚的臣屬關係。並積極動用武力，同楚國爭奪淮河流域。自壽夢至吳王僚60餘年間，兩國戰爭頻繁，互有勝負，但總的趨勢是楚國日遭削弱，吳國兵鋒咄咄逼人，漸佔上風。雞父之戰就是吳楚長年爭戰中的重要一戰。

      公元前519年，吳王僚率公子光等，興兵進攻楚國控制下的淮河流域戰略要地州來（今安徽鳳台）。楚平王聞訊后，即下令司馬薳越統率楚、頓（今河南商城南）、胡（今安徽阜陽西北）、沈（今河南沈邱）、蔡（今河南新蔡）、陳（今河南睢陽）、許（今河南葉縣）七國聯軍前往救援州來，並令令尹陽匄帶病督師。吳軍統帥部見楚聯軍力量強盛，來勢兇猛，遂迅速撤去對州來的包圍，將部隊移駐於鍾離地區（今安徽鳳陽東臨淮關），暫避敵鋒，伺機行動。

      然而，就在這時，進軍途中的楚軍發生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變故，這就是帶病出征的楚令尹陽匄（即子暇）因病體沉重，死於軍中。楚軍失去主帥，士氣頓時沮喪低落。司馬薳越見狀，被迫回師雞父。擬稍事休整后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吳公子光聽說楚軍統帥陽匄已身亡，楚聯軍不戰而退，認定這正是吳軍把握戰機，擊破敵人的良機，便向吳王僚建議率軍尾隨，捕捉機會。他的分析是這樣的：「隨從楚國的諸侯雖多，但均是些小國，而且都係為楚國所脅迫而來。況且這些小國也有各自的弱點。具體地說，胡、沈兩國國君年幼驕狂，陳國帥師的大夫夏齧強硬但卻固執，頓、許、蔡等國則一直憎恨楚國的壓迫，它們同楚國之間不是一條心，這一點可以乘機加以利用。至於楚軍內部，情況也很糟糕。主帥病死，司馬薳越資歷低淺，不能集中指揮，楚軍士氣低落，政令不一，貌似強大，實則虛弱。」最後他得出結論是「七國聯軍同役而不同心，兵力雖多，但也可擊敗」。公子光的分析入情合理，吳王僚欣然採納。並針對敵情作出具體周密的作戰計劃：迅速向楚聯軍逼近，定於在到達雞父戰場后的次日即發起攻擊，利用當天「晦日」的特殊天候條件，乘敵不備，以奇襲取勝。在兵力部署上，先以一部兵力攻擊胡、沈、陳的軍隊，戰而勝之；然後打亂其他諸侯國軍，再集中兵力攻擊楚軍本身。並決定在作戰中採取先示敵以「去備薄威」，后以「敦陣整族猛攻之」的靈活戰法。

      一切就緒后，吳軍遂於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七月二十九突然出現在雞父戰場。此舉完全出乎楚司馬薳越的意料，倉猝之中，他讓胡、沈、陳、頓、蔡、許六國軍隊列為前陣，以掩護楚軍。吳王以自己所帥的中軍，公子光所帥的右軍，掩余所帥的左軍等主力預作埋伏，而以不習戰陣的3000囚徒為誘兵攻打胡、沈、陳諸軍。雙方接戰不久，未受過軍事訓練的吳刑徒烏合之眾即散亂退卻。胡、沈、陳軍見狀遂貿然追擊，捕捉戰俘，紛紛進入了吳軍主力的預定伏擊圈中。這時，吳三軍當機立斷，從三面突然出擊，很快戰勝了胡、沈、陳三國軍隊，並俘殺胡、沈國君和陳國大夫夏齧。爾後又縱所俘的三國士卒逃回本陣。這些士卒僥倖逃得性命，便紛紛狂奔，口中還叫嚷不已：「我們的國君死了，我們的大夫死了。」

      許、蔡、頓三國軍隊見狀，頓時軍心動搖，陣勢不穩。這時吳軍遂乘勝擂鼓吶喊衝殺向前，直撲三國之師。三國之師的陣勢本已動搖，又見吳軍蜂擁而來，哪裡還有作戰的勇氣，於是紛紛不戰而潰，亂作一團。楚軍未及列陣，即被許、蔡等諸侯軍之退卻所擾亂，已無回天之力，迅速陷於潰敗。至此，吳軍終於大獲全勝，並乘勝攻佔了州來。

      雞父之戰，乃是吳軍實行正確作戰指導的必然結果。從兵力對比來說，當時吳軍處於以寡敵眾的困難地位；從作戰態勢來說，吳軍也處於「后據戰地而趨戰」的不利位置，但是吳軍最後卻打了勝仗。其原因在於吳軍統帥部準確地判明和掌握了敵軍的情況和動態，巧妙利用了對方的弱點，堅決打破了「晦日」不宜作戰的迷信習慣，靈活地運用了示形動敵、誘敵冒進、設伏痛擊、乘勝猛攻等一系列正確戰法，從而達到了出奇制勝的戰役目的；實施各個擊破，出其不意地先擊潰部分弱敵，造成敵人的全線混亂，最終使其失去抵抗力。

      楚軍的失敗，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其主要方面概括歸納起來，一是恃強好戰，昧於謀略；二是主將缺乏威信，內部矛盾重重，不能實行集中統一指揮；三是對吳軍的動向疏於了解和戒備，以致為對手所乘；四是臨陣指揮笨拙，缺乏機動應變能力。所有這些湊在一起，遂導致楚軍在整個戰役行動中陷於被動。覆軍殺將，固其所宜也！

      雞父之戰是對楚國的一次沉重打擊。戰後不久，楚司馬薳越因楚夫人出走吳國而畏罪自殺，庸碌無能的囊瓦擔任了令尹要職。從此楚軍很少主動出擊吳軍，而基本採取消極防禦的措施，在吳楚戰爭格局中逐漸趨於被動了。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有：「（吳國）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這裡所說的「西破強楚，入郢」一事，就是春秋末期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爆發的著名的吳楚柏舉之戰。

      吳國是春秋晚期勃興於南方地區的一個國家，它在發展過程中，與南方地區的強國楚國產生了尖銳的矛盾，以至長期付諸武力，兵戎相見。從公元前584年第一次「州來之戰」起，兩國之間在短短的60餘年時間裡，曾先後發生過十次大規模的戰爭，其中吳軍全勝六次，楚軍全勝一次，互有勝負三次。總的趨勢是，吳國逐漸由弱變強，開始佔據戰略上的主動地位。它終於導致了吳楚兩國決定戰爭勝負的「柏舉之戰」。

      吳王闔閭是一位英明有為的君主，他即位以後，勵精圖治，發展生產，改良吏治，整軍經武：「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並大膽起用伍子胥、孫武、伯嚭等外來傑出軍政人才，積極從事爭霸大業。這時，西方的強楚，就成了吳國勝利前進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吳楚戰略決戰箭在弦上，勢在必行。

      「吉人自有天助」，楚國當時的現狀，為闔閭夢想得以實現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契機。進入春秋以來，楚同晉國長期征戰，爭霸中原，搞得民疲財竭，國力中衰。同時楚國內部政治黑暗，軍事無能，民眾怨憤，君臣離心，也給敵國創造了可乘之機。所以說，當時的楚國雖然貌似龐然大物，餘威尚存，可其實早已是外強中乾，是經不得風雨飄搖的，吳楚柏舉之戰前夕，楚國實際上已經處於戰略上的被動地位了。

      當然，從整體實力上來說，楚對吳還具有一定的優勢。所以當公元前512年闔閭第一次提出大舉攻楚的戰略計劃時，睿智的孫武即以「民勞，未可，待之」的理由加以勸阻。不過吳國君臣並未消極地守株待兔，他們的厲害，就在於他們從不消極等待敵方出現破綻，而是積極運用謀略，主動創造條件，完成敵我優劣對比的轉換。為此，它首先伐滅楚國的羽翼——徐和鍾吾這兩個小國，為進而伐楚掃清道路。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是採用了伍子胥提出的「疲楚誤楚」的高明戰略方針。具體做法是，將吳軍分為三支，輪番出擊，騷擾楚軍，麻痹敵手。這一措施實行了六年有餘，吳軍先後襲擊楚國的夷（今安徽渦陽附近）、潛（今安徽霍山東北）、六（今安徽六安北）等地，害得楚軍疲於奔命，鬥志沮喪。同時，吳軍這種稍嘗輒止、不作決戰的做法，也給楚軍造成錯覺，誤以為吳軍的行動僅僅是「騷擾」而已，而忽視了吳軍這些「佯動」背後所包藏的「禍心」，放鬆了應有的警惕，到頭來栽了大跟斗。

      公元前506年，給楚國致命一擊的時機終於來到了。這年秋天，楚國大軍圍攻蔡國，蔡在危急中向吳國求救。另外，唐國國君也因憤恨於楚國的不斷侵凌勒索，而主動與吳國通好，要求助吳抗楚。唐、蔡兩國雖是蕞爾小國，但位居楚國的北部側背，戰略地位相當重要。吳國通過和它們結盟，遂可以實施其避開楚國正面，進行戰略迂迴、大舉突襲，直搗腹心的作戰計劃。

      同年冬天，吳王闔閭親率其弟夫概和謀臣武將伍子胥、伯嚭、孫武等，傾全國3萬水陸之師，乘楚軍連年作戰極度疲憊，東北部防禦空虛薄弱之隙，進行戰略奇襲，吳軍溯淮水浩蕩西進。進抵淮汭（今安徽鳳台附近，一說今河南潢州西北）后舍舟登陸，以3500精銳士卒為前鋒，在蔡、唐軍配合導引下，兵不血刃，迅速地通過楚國北部大隧、直轅、冥阨三關險隘（在今河南信陽南），挺進到漢水東岸。取得「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戰略效果。這堪稱實踐孫武「以迂為直」原則的傑出典範。

      楚軍在極其被動的情況下倉猝應戰。楚昭王急派令尹囊瓦、左司馬沈尹戍、武城大夫黑、大夫史皇等人率軍趕至漢水西岸進行防禦。兩軍隔著漢水互相對峙。

      楚軍中左司馬沈尹戍是一位頭腦冷靜的優秀軍事指揮家。他針對吳軍作戰的特點，向統帥囊瓦提出如下建議：由囊瓦率楚軍主力沿漢水西岸阻擊吳軍的進攻，正面牽制吳軍。而由他本人北上方城（今河南方城縣境），徵集那裡的楚軍，迂迴到吳軍的側后，毀壞吳軍舟楫，阻塞三關，切斷吳軍的歸路。爾後與囊瓦所率的主力實施前後夾擊，一舉消滅吳軍。

      囊瓦起初同意了沈尹戍的建議，可是待沈尹戍奔赴方城后，卻又聽從武城黑和史皇的挑撥慫恿，出於貪立戰功的心理，而一改原先商定的作戰計劃，採取冒進速戰的方針，不待沈尹戍軍完成迂迴包抄行動，即擅自單獨渡過漢水向吳軍進攻。

      吳軍見楚軍主動出擊，大喜過望，遂採取後退疲敵、尋機決戰的方針，主動由漢水東岸後撤。囊瓦果然中計，尾隨吳軍而來，自小別（在今湖北漢川東南）至大別（今湖北境大別山脈）間，連續與吳軍交戰，但結果總是失利，由此而造成士氣低落、軍隊疲憊。

      吳軍見楚軍已陷入完全被動的困境，於是當機立斷，決定同楚軍進行戰略決戰。十一月十九日，吳軍在柏舉（今湖北漢川縣北，一說湖北麻城）列陣迎戰楚軍。闔閭弟夫概認為囊瓦素來不得人心，楚軍無死戰之志。因此主張吳軍立即主動發起攻擊。指出，只要吳軍一進攻，楚軍就必然潰逃，屆時再以主力投入戰鬥，必能大獲全勝。但闔閭出於謹慎而否決了夫概的意見。夫概不願放棄這一勝敵的良機，便率領自己的五千部屬奮勇進攻囊瓦的軍隊。楚軍一觸即潰，陣勢大亂。闔閭見夫概部突擊成功，乃乘機以主力投入交戰，擴張戰果，大勝楚軍。囊瓦失魂落魄，棄軍逃奔鄭國，史皇戰死沙場。

      楚軍主力在柏舉決戰遭重創后狼狽向西潰逃。吳軍及時實施戰略追擊，尾隨不舍。終於在柏舉西南的清發水（今湖北安陸西的涢水）追及楚軍。吳軍「因敵制勝」，用「半濟擊」的戰法，再度給渡河逃命中的楚軍以沉重的打擊。吳軍繼續追擊，至雍澨（今湖北京山西南）追及正在埋鍋造飯的楚囊瓦軍殘部，大破之。並與由息（今河南息縣西南）回救的楚軍沈尹戍部遭遇。經過反覆激烈的拼殺，楚軍又被戰敗，主將沈尹戍傷重身亡。至此，楚軍全線崩潰，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完全暴露在吳軍面前。吳軍長驅直入，勢如破竹，五戰五勝，於十一月二十九，一舉攻陷郢都。楚昭王凄凄慘慘，惶惶如喪家之犬逃往隨國（今湖北隨州）。柏舉之戰遂以吳軍的輝煌勝利而告終結。至於吳軍入郢後上下忘乎所以，縱暴郢都，內訌迭起，在秦楚聯軍的反擊下，軍事、政治均陷於被動，最後被迫退回吳國，那已是後事了。用孫武自己的話來說，這便是「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柏舉之戰是春秋晚期一次規模宏大、戰法靈活、影響深遠的大戰。吳軍靈活機動，因敵用兵，以迂迴奔襲、後退疲敵、尋機決戰、深遠追擊的戰法，一舉戰勝多年的敵手楚國，給長期稱雄的楚國以十分沉重的打擊，從而有力地改變了春秋晚期的整個戰略格局，為吳國的進一步崛起，進而爭霸中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吳軍的取勝，首先是修明政治、發展生產、充實軍備的結果。其次也是善於「伐交」，爭取晉國的支援和唐、蔡兩國的協助的產物。其三，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在於其作戰指導上的高明。一是採取疲楚誤楚的正確策略，使楚軍疲於奔命，並且鬆懈戒備；二是正確選擇有利的進攻方向，「以迂為直」，乘隙蹈虛，實施遠距離的戰略襲擊，使楚軍在十分被動情況下倉猝應戰；三是把握有利的決戰時機，先發制人，一舉擊敗楚軍的主力；四是適時進行戰略追擊，不給楚軍以重整旗鼓、進行反擊的任何機會，最終順利地奪取戰爭的勝利。

      楚軍的失敗，其政治、外交上的原因，在於其政治腐效、內部動亂、將帥不和、四面樹敵、自陷孤立。從軍事上看，則在於其疏於戒備，遭致奇襲；在於其主將貪鄙無能，臨戰乏術；在於其輕率決戰，一敗即潰。

吳越之戰，是春秋末期位居長江下游的兩個諸侯國吳和越之間進行的最後一次爭霸戰爭。自公元前510年開始，持續至公元前475年，歷時共35年，中經吳伐越的槜李之戰、越伐吳的夫椒之戰、笠澤之戰和姑蘇圍困戰，最終以吳的滅亡和越的勝利而告結束。

      公元前514年，闔閭登上吳國王位，即任用逃亡到吳國的原楚國貴族伍員（伍子胥）和齊國的孫武，改革內政，「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擴充軍隊，加強戰備，並制定了「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的戰略方針。其時，定都會稽（今浙江紹興）。據有今浙江北部地區的越國，領土狹小，人口稀少，經濟文化發展相對落後。

      楚為聯越制吳，積極扶植越王允常，從而使越力量迅速壯大。公元前510年，吳國進攻越國，兩國爭戰就此展開，雙方你來我往，開始了長期的拉鋸戰。公元前506年，闔閭率軍攻楚。次年春天，允常乘吳國內空虛，出兵襲擊吳都姑蘇。吳王急忙抽兵回救，允常自知力不能敵，遂在大掠之後主動撤兵而還。公元前496年，允常病死，子勾踐繼位。吳王為「南服越人」，遂乘勾踐新立之機，率軍攻越。雙方對陣於槜李（今浙江嘉興縣西南）。勾踐見吳軍容嚴整，組織敢死隊連續幾次發起衝擊，均被吳軍擊退。在此情況下，勾踐迫使犯了死罪的囚徒，列為三行，持劍走到吳軍陣前，一起舉劍自殺。吳軍將士被這一瘋狂舉動所震懾，紛紛擁上看個究竟，吳軍陣勢因而大亂。越軍乘機發動突然襲擊，大敗吳軍。闔閭本人也受傷不治而死，臨終前再三叮嚀兒子夫差：「必毋忘越！」

      夫差時刻牢記殺父之仇，日夜練兵，積極備戰，準備出兵攻越。公元前494年春，越王勾踐得知夫差準備攻越的消息后，不聽大臣范蠡的勸告，在準備不充分的形勢下，決定先發制人，出兵攻吳。夫差盡發吳國精兵，迎戰於夫椒（今江蘇蘇州西南）。吳軍同仇敵愾，奮勇衝擊，越軍不敵，損失慘重，只剩下5000人退守會稽山。吳軍乘勝追擊，佔領越都會稽，並進而包圍了會稽山。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大夫范蠡提出屈辱求全，主張用卑辭厚禮向吳求降，如若不允，就由勾踐親自去吳國做人質。勾踐採納了這一建議，一面準備死戰，一面派文種去向吳王求和，並用美女、財寶賄賂吳太宰伯嚭，要他從中斡旋，勸說夫差允許越國作為吳的附屬國，並聲明如吳國不許，則越將破釜沉舟，與吳血戰到底。伍子胥認為爭霸中原不如滅越有利，並看出越國君臣卑辭厚禮的背後所隱藏的滅吳野心，因而堅決主張徹底滅越，否則，必將縱虎歸山，養癰遺患，「今不滅越，后必悔之」。但夫差急於北上同齊爭霸，認為越國既已投降，便名存實亡，不足為患。因此答應越國議和，率軍回國。

      越經此一戰，元氣大傷。為安撫民心，勾踐下詔罪己：「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仇，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並下令「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吊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把國內事務分別託付諸大夫負責管理，便帶著范蠡等人去吳國給夫差當奴僕。勾踐在吳國忍辱含垢，歷盡艱辛，終於騙得夫差的信任，於3年後被釋放回國。

      勾踐歸國后，決心復國滅吳。所謂「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爭取民心，選賢納諫，讓文種治政，范蠡整軍，建立招賢館，禮遇收羅各方面人才。改革內政，減輕刑罰，減免賦稅，開墾荒地，發展生產，獎勵生育，增加人口。在軍事上，築城立廓，修繕被戰爭破壞的都城，訓練部隊，厚賞嚴刑，擴充兵員。在對外政策上，奉行「結齊、親楚、附晉、厚吳」的方針。不斷送給夫差優厚的禮物，表示忠心臣服，以消除他對越國的戒備；送美女西施、鄭旦給他，使他沉溺女色，分散精力；賄賂吳臣，爭取他們的同情和幫助；並離間吳國內部，挑起其大臣不和；破壞吳國的經濟，用高價收買吳國的糧食，使其內部糧價高漲，造成供應困難；採集良材，選派巧匠，送給夫差，促使其大興土木，消耗人力、物力。上述措施，收效顯著，壯大了自己，削弱了敵人，爭取了與國。越國力量大為增強，發兵伐吳所缺乏的只是時機問題了。在越上下一心、勵精圖治、為復仇雪恥而磨刀霍霍時，吳國卻日趨腐敗。夫差因勝而驕，奢侈淫樂，窮兵黷武。調用大量人力物力建造姑蘇台，不分晝夜同西施在上面狂歡作樂。同時，急於以武力威脅齊晉，稱霸中原。公元前489年，進攻陳國，次年攻魯，懾服了附近的小國，為北進中原開闢了道路。

      夫差又徵調大批民工構築邗城，作為北上基地，開鑿邗溝，溝通江淮，以利軍運。為導吳北進中原，使之與晉、齊、楚為敵，造成乘虛襲吳的機會，勾踐向夫差大獻殷勤，讓文種率萬名民夫協助吳國開鑿邗溝，以推動夫差北上。

      公元前484年，夫差聽說齊景公已死，決定北上伐齊，聯合魯軍，擊敗齊軍。戰後，夫差更加驕橫，認為只要最後壓服晉國就可取得中原霸權，於是約定晉定公和各國諸侯在公元前482年七月七日到黃池（今河南封丘西南）會盟。行前，夫差對太子友提出應防備越乘虛而入的勸諫置若罔聞，認為中原霸權唾手可得，不可坐失良機。因此自率精兵3萬空國遠征，北上黃池，只留下太子友等人率老弱病殘1萬人留守姑蘇，勾踐夢寐以求的機會終於來到了。

      公元前482年六月十二日，勾踐調集越軍4．9萬，兵分兩路，一路由范蠡率領，由海道入淮河，切斷吳軍自黃池的歸路；一路由大夫疇無餘等為先鋒，勾踐自率主力繼后，從陸路北上直襲姑蘇。吳太子友率兵到泓上（今江蘇蘇州近郊）阻止越軍進攻。他感到精銳部隊已全部北上，實力不足，主張堅守待援。但吳將王孫彌庸輕視越軍，不聽調遣，擅自率5000人出戰，擊敗越先頭部隊，更加驕傲輕敵。二十二日，勾踐主力到達，發起猛攻，將吳軍包圍聚殲，並俘虜太子友等。接著揮師進入姑蘇。此時夫差正在黃池與晉定公爭當霸主，聽說越軍襲破姑蘇，惟恐影響爭霸，一連殺掉7個來報告情況的使者以封鎖這一不利消息，並用武士威脅晉國讓步，終於勉強做了霸主，然後急忙回國。但是由於姑蘇失守的消息已泄，軍心動搖，夫差感到反擊越軍沒有把握，便派人向越求和，勾踐也因實力不足以滅吳，允許和議，撤兵回國。

      夫差向越求和后，由於征戰連年，生產遭到極大破壞，國內空虛，一時無力反擊，就息民散兵，企圖恢復力量，待機再舉。而越國卻利用繳獲的資財充實了自己，提高了戰勝吳國的信心。公元前478年，吳國發生空前的飢荒，勾踐認為大舉伐吳的時機已經成熟，遂在經過充分的準備后，於三月率軍出征，進至笠澤（水名，今蘇州南）。夫差也率領姑蘇所有的部隊迎擊越軍。吳軍在北，越軍在南，雙方隔水對陣。黃昏時，勾踐在主力的兩翼派出部分兵力隱蔽江中，半夜時鳴鼓吶喊，進行佯攻以調動敵人。夫差誤以為越軍兩路渡江進攻，連忙分兵兩路迎戰。勾踐乘機率主力偃旗息鼓，潛行渡江，出其不意地從吳軍中間薄弱部位展開進攻，實行中央突破。吳軍兵敗潰退，越軍乘勝擴張戰果，揮兵猛追。吳軍一敗再敗，退守姑蘇，越採取了長期圍困的戰術，企圖困斃吳軍。吳軍被圍於姑蘇達3年之久，終於勢窮力竭，突圍逃到站蘇台上，但旋即又被包圍。夫差企圖效勾踐當年之故伎，卑辭求和，然而此時的勾踐卻非20年前的夫差，為免縱敵貽患，勾踐斷然拒絕了夫差的請求，夫差絕望自殺，吳國滅亡。越挾滅吳的餘威渡淮北上，與諸侯會盟，終於成就了春秋時期最後一個霸主夢。

      吳越戰爭，雙方經過長期較量，一波三折，富於戲劇色彩。范蠡與西施的故事，代代相傳，佳話千秋；勾踐卧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催人振奮；夫差因勝而驕，縱敵貽患，處安忘危，最終身敗國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