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朝皆義子－－孫文

寫這些一般認為基本有定論的人物的，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這些東西是預備寫給我未來的孩子看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讓他/她知道，歷史上原來有這回事，至少說可能還有這回事情，僅此而已。現在教科書在我能預見的未來是不會改變的，所以是寫給孩子看的，讓他在接受教科書教育的同時，聽到一些不同的聲音。學會一種分析問題的方法，培養一種兼容並包的思想，這就夠了。要在市面上找到一本不太一樣的書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國也真是經常有搞怪的東西，有些事情你不讓別人做，別人不做就是了，幹嘛非要不讓別人說呢。

    寫歷史上的人物，大致有三類很有趣的現象。

    第一類是妖魔化，論其原因一是與可能被論者有掘祖墳式的仇恨，譬如李敖之於蔣中正。之二是可能有政治等利益需要或者環境壓力，譬如能象陳寅恪晚年那樣堅持的歷史學家就不多見。

    第二類是神化，論其原因則一可能是受過被論者的隆恩至少是感觸極深的滴水之恩，譬如胡適就是極少數不被李敖攻擊卻還頗為推崇的學者之一。說這話不知道會不會收到律師函。其二還是政治因素，或者為尊者諱，「你辦事情我放心」，有否這事大家可以盡可爭論，但是，我欽點了你，你還能說我有錯？

    第三類則相對比較客觀公正。此比較可取，儘管也可能存在問題，譬如因為每個人拿到手的歷史資料是不一樣的，往往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這是技術性的缺陷，只要不刻意去歪曲它，至多是個求同存異了，治學者大可以隨著資料的充實不停修正自己，這實在不算是一個大的錯誤。

    治史還有個問題，有些人喜歡研究大事件，通過大事件去探索歷史的脈絡，有的人則可能會專註於一些小細節，《元白詩箋證稿》里陳考證楊貴妃是否以處子之身入宮，錢鍾書便很不以為然，陳卻是為了說明「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方法論的不一樣罷了。題外話了。



    先說孫文的名字，不少人有誤解。孫名文，字德明，號逸仙，廣東香山人。我們更熟悉的孫中山，這個名字頗有來由，當年孫文流亡日本，住旅館都不敢如實登記，他的黑社會朋友平山周寫下了「中山」兩字，估計孫覺得不妥，後面加了個「樵」 字，因此中山頂多就是個日本習慣的姓而已，居然成了堂堂國父的大名，倒是有趣，熱血青年們抵制日貨時怎麼沒順帶把這個也抵了，這就奇怪了，估摸著是沒弄清是這麼回事。孫還有個大號叫「孫大炮」，蓋因演講頗為煽情，亦有說是袁世凱叫出來的，因當孫向其承諾把全國鐵路延長至20完英里。孫的另一個雅號是「孫博士」，歷史學家語言學家爭論考證不休，一般認為孫醫生是比較可信的，聽起來好象就沒那麼爽了。

    孫是個成功的海龜。頭頂「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驅」、「國父」、「先總理」等頭銜，孫在國共兩黨都是很有面子的，蓋因辛亥革命之故。孫自己也說，反清英雄第一洪秀全，他是第二。較起真來，孫之於辛亥革命，更多的是象徵意義，武昌起義那會，當黃克強在指揮著眾多起義者浴血奮戰的時候，他還在美國科華拉多州華人餐館賣力地刷洗盤掙生活費呢。為尊者諱，據說不是在刷盤子，是在那旅遊，那就旅遊吧，勞動又不是什麼不光彩的事情，反正不在國內就是了。不管怎麼說，算起來，孫算是中國歷史上迄今為止最成功的海龜了。

    孫是個粗人，至少不是個讀書人。吳稚暉當年就不想見孫，認為孫是個綠林人物，甚至可能連字都不認識。吳是個文化人，雖然喜歡偶爾在荒郊草叢中拉野屎。孫聰明就聰明在重新闡釋了三民主義，這可是個當時極有市場的產品，銷路很好。這是孫一輩子做得最成功的一筆生意。

    中國的歷史上，理論是很重要的，理論大師們往往名垂青史。黃仁宇先生總結說，諸子百家之後中國鮮有治國的理論大師出現，是因為他們居廟堂之高，本身就在實踐了，理論的出現需求性不足。「孫氏理想，黃氏實行」。孫在這一點上真是得分不少。這個應是孫或者說以孫為首的團隊對中國革命最大的貢獻。

    孫是個融資高手。縱觀孫的一生，多半時間都是在為籌款而奔忙。要是孫活在現在，倘若沒幹革命的話，興許也是資本市場某某系的大佬了，應該不會遜色於唐某顧某。「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聽起來就象某個私募基金在搞地下融資，這卻是號稱近代中國最早的革命團體「興中會」的章程，每個會員繳納底銀五元――興中會除了革命救國外，「兼為股友生財之捷徑」。老鼠會。齊家治國平天下，倒是筆好買賣。

    但凡融資高手都容易出現財務問題，孫也有過幾次污點記錄。陶成章等人就指責孫在滙豐銀行有巨額存款，甚至說貪墨了2萬革命經費，《孫文罪狀》當時影響廣泛。有無此事自然是各家之言了，但孫喜歡獨攬經費大權，不實行財務公開，卻是容易引起合理懷疑的。另一次，孫更是有口難言。當年受袁之命監修全國鐵路，孫坐著當年老佛爺專用的豪華列車全國視察，排場之極，最後鐵路還沒修一公里，錢卻花得差不多了，報表甚是難看。

    孫還是頗有黑社會背景的人。早年孫中山加入了致公堂，被授予「洪棍」之職，當年的致公黨就是洪門了。不過也沒什麼好非議，華僑加入幫會是有傳統的，蓋因遠離家鄉，勢單力薄，抱成一團有個照應，自救而已。幾個月前一個同學就發郵件來說，舊金山一個華僑幫會老大被殺了，可能會引起大規模的報復。如今米國法制健全，倘且如此，更論當時。在日本，山口組的幾個派系孫都吃得開，黑龍會的頭山滿等人影子伴隨了孫的大半生。

    說到孫的黑社會背景，還得提一下陶成章被刺案。同盟會和光復會作為當時最有影響的兩個革命團體，一直紛爭不斷，其關係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當年陶作為光復會的領袖，在自己的地盤上人氣甚旺，眼看著就要成浙江都督了，卻被一個毛頭小子槍殺在醫院。這個蔣姓毛頭小子日後成了委員長。就跟袁世凱之於宋教仁被刺案一樣，孫成了幕後的最大嫌疑人。當然法無定論，陶成章案、宋教仁案、江南案、兩顆子彈案……以後還會有許多。

    孫是個性情中人，有民主思想而又喜歡做點專制的事情。

    一是中華革命黨的事。二次革命失敗后，孫痛定思痛，開始改造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這個是入黨會員的宣誓。按指印、立誓盟，並向孫本人宣誓效忠，頗有獨裁之風，以至與黃興、胡漢民等人都看不下去了，在這個艱難的時刻棄他而去。

    二是定都南京的事情。原本參議院投票結果以參以20對8的多數票決議定都北京，因那是袁世凱的地盤，孫黃施壓，參議院居然又民主決議定在南京。為了有效限制袁的專制，便可以用專制來讓堂堂參議院出爾反爾。五十步百步了。日後中國歷史一次不行再來一次的鬧劇時有發生，真是一脈相承。

    三是民國變黨國，黨在國上。這是孫最應該背負的歷史責任。在經過諸多失敗后，孫把目光投向了俄國。「現尚有一事可為我們模範，即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1924年，孫的「黨在國上」的理論新鮮出爐，三民主義被束之高閣，黨在國上倒被演繹得爐火純青。這個政治遺產日後國共兩黨均以承繼，貽害無窮。

    孫一生最鬱悶的恐怕一是總覺得銀子不夠用，二就是沒有一隻自己的武裝，「如一丘之貉」的南北軍閥們一個個都不聽他的指揮，也許，這也是中國幸運的地方，孫多少是有點推崇武力的人。倘若有一隻孫家軍，恐怕他也成了混戰中的一員。

    孫是不大喜歡的示威遊行那種小打小鬧的，「如果給你們五百支槍，你們能找到五百個真正不怕死的學生托將起來，去打北京的那些敗類，才算是真正革命。」孫對五四運動是不太感冒的，也許在他看來，那威力還不如孫大炮的演講。

    當年因軍權財權受掣肘，孫與廣東督軍發生衝突。孫下令炮轟位於市中心的督署。艦長怕傷及無辜，不肯開炮。孫推開炮手，親自點火放炮。宋教仁被刺后，孫亦是第一個提出要武力討袁的。這也是孫給日後中國歷史留下的一個弊病，動輒就用武力來解決政治分歧。

    孫被尊為國父，也干過不少有損國家利益的事情。國父不是全國人民叫出來的，是國民黨內的決議。

    一是對日借款問題。前臨時大總統成了通緝犯后，孫再次流亡日本。 「此時若在中國內地發生動亂，必給日本外交帶來極大好處。」 孫分析給日本人聽；「即便附加任何條件，也靠閣下在日籌款。」這是孫為了進行第三次革命，在日籌款時開出的對價。這些都是孫對他的日本熟人犬養毅說的話。在日本他是有許多的熟人的。

    另一個廣為流傳的與犬養毅的對話倒讓孫顯得比較可愛。犬養毅曾問孫：「您最喜歡什麼？」孫答：「革命！推翻滿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歡什麼？」孫注目犬養毅夫人，笑而不答。犬養毅催問：「答答看吧。」孫回答說：「女人。」犬養毅拍手：「很好，再次呢？」「書」。

    二是滿蒙的問題。為了爭取日本支持，孫承諾「中國新政府可以東北三省滿洲的特殊權益全部讓予日本。」權宜之計也罷，出賣國家利益也好，孫的秘密外交此類記錄不少。二十一條在歷史上是算在袁世凱的頭上的。近年來，學者們也終於開始承認似乎另有隱情了。袁既不願接受，又不敢拒絕。遂一面拖延談判時間，一面指令談判代表把此事泄密，以期引起國際干涉。當事者之一的顧維鈞的說法可能是比較客觀的。算起來，孫的對日承諾可以成為二十一條的前言或者基本準則了。孫日後跟蘇俄國走得那麼近，除了對革命模式和革命道路選擇的重新考量外，與蘇俄做的幾筆大買賣換得了支持恐怕也是重大原因。「天真如處子」。這是列寧對孫的評價。

    「惟英雄能活人殺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與故交曾一戰再戰，公仇私誼，全憑一寸赤心知。」這是陳炯明給孫的輓聯。

    「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據說這是章太炎寫的輓聯。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是當時身便死，千古功罪有誰知？本來就不喜歡這個所謂的＂大總統＂，看他對黃興的所作所為，就知道他是個小人了．
歷史本來就是個婊子，不，還不如婊子，因為經常還要吵著立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