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講座：從民族崛起視角解讀新中國歷史

老田講座：從民族崛起視角解讀新中國歷史
主題：從民族崛起視角解讀新中國歷史
主講人：老田（網路思想家，獨立學者）
時間：2005年11月20日星期日下午2：00
地點：北大資源賓館三層1308號
主辦：北京烏有之鄉書社 電話：010-62760856

內容簡介：
1840年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歷史充滿了屈辱和抗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啟了中華民族崛起的新道路。五十多年來，中華民族的崛起之志仍舊激勵著人們奮鬥。然而，中國社會內部各個群體之間究竟如何團結協作，才能贏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重新崛起，這是至今還存在激烈爭論的地方。有人主張中國要堅持為世界跨國資本再打二十年工，有人倡導要走自主創新之路；有人主張為了推行某種制度化改革，不要怕社會不穩定，有人倡導要創建和諧社會。老田先生熟悉中華傳統文化，又對新中國歷史頗有研究，在網路世界里有很大影響，其學術思想對於認清世界格局和中華民族崛起之路有重大意義。在這個視野里，我們重新回顧新中國所走過的歷史，對於我們個人或群體的命運或許會有更加清晰的認識，對於未來我們所要走的道路或許會有更多的自覺。歡迎關心中國社會的各界朋友參加，參加者請提前登錄烏有之鄉書社網站（http://www.wyzxsx.com）首頁預訂座位，並請提前15分鐘到場入座。


下面是現場速記文字稿，已經老田審閱。

主持人：大家好，歡迎大家來烏有之鄉參加今天下午的活動。我們本周的周日講座主題是"從民族崛起視角解讀新中國的歷史"。大家知道，從1840年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命運充滿了恥辱和抗爭。新中國成立之後，中華民族以一個獨立的姿態，開始尋找一個新的道路追求我們民族的復興。大體來說，我們走過了兩個時期，嘗試了兩條道路。在今天，我們有條件，應該能夠去回顧反思這兩條道路的利弊得失。今天我們請在這方面有獨到研究的老田先生給我們做這次講座。歡迎老田。

老田：我們今天在這裡談歷史問題，其實歷史是最不好談的，因為歷史的內容非常豐富涵蓋一切，而中國今天幫助人們把握歷史問題的一切社會科學門類，例如經濟學、政治學等的發展都明顯滯后，幾乎一切學科的理論知識在中國學界，都存在著非常大的分歧。前不久，劉國光教授就經濟學的教學和科研等問題，發表了一次有重大影響的講話，他這樣一個講話的內容，就顯示出學界在經濟學上的分歧有多大。

年初在烏有之鄉的一個座談會上，有一位學者說，中國沒有政治學和歷史學，這兩個命題，根據我個人的理解，實際上是一致的。中國沒有適應自身情況的真正的政治學，就說不清楚有組織的力量和資源是如何被動員起來的，也當然說不清楚一個歷史潮流背後的推動力量，以及這個推動力量是如何組織起來的並如何起作用的。

在這樣嚴重的認識分歧背景里，我們來回顧新中國的歷史，也肯定意味著隱含著巨大的分歧，今天我們討論新中國的歷史，也就是在我自己所選擇的角度，在我自己認為最重要的視野里，來探討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由於時間和局限和認識的不足，我的總結將是一個開放式的提綱，不是最後的結論，而在一個不同的認識起點上，和大家一起探討如何看待新中國歷史的問題。

一、 新中國所處的歷史階段

人類社會過去所經歷的歷史，我個人傾向於劃分為三個階段：前農業時代、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這樣三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我們中國的今天在什麼樣的歷史階段上面？前農業時代，人類是以氏族組織的方式群居，共同勞動求生存。個人脫離群體，就無法解決安全問題和生產問題，因此個人利益和整體利益高度一致，是在人類遭遇難以克服的生存競爭壓力之下的全盤合作生存方式。

第二個歷史階段是人類進入農業時代， 這個時代有兩個最重要的歷史因素，決定性地不同於前農業時代，一是絕大多數人要靠農業生產來維持生存；二是在農業普及的歷史過程中間，為了應付政治上分裂和競爭帶來的高安全成本，中國在春秋戰國的列國爭雄之後，形成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帝國。正是因為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在中國傳統農業時代發生了明顯的分離，此後的中國社會就與歐洲非常不一樣，歐洲的封建時代，領主手中還掌握著政治權力，而中國的中央集權制政府把所有的政治權力都壟斷在一個統一的行政系統裡面，在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手裡，再也沒有行政權力和司法權力了，因為這樣，中國的民間就相對自由，較少超經濟強制。這是中國歷史的第二個階段。

我們知道，在共產黨的革命過程中，往往宣傳說農民受到封建地主的剝削和壓迫，中國農民到底是不是受到超經濟強制和封建剝削，我要提出一個問號。當然中國農民受到地主的剝削是極為沉重的，突出的表現是地租非常高，有些地區達到收穫量的50％甚至更多，但是這樣的剝削率是不是通過超經濟強制實現的，是需要追問的。我有個朋友過兩天會來烏有之鄉做演講，他的看法跟我類似，認為傳統中國社會性質是農業資本主義社會，高剝削率地租的存在，是因為地少人多的結果，由此帶來勞動力市場價格的下降和土地價值上升，高地租是市場供求關係決定的要素價格不同。這樣的一個結論，在面向實際的研究者中間，很多人在觀測中也都發現了這一點，比方說，美國的黃宗智教授在他的兩本書中間，都提到了中國的高地租問題，並認為這一個現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的人口多，土地少，在地主和農民的談判當中，農民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

我們很幸運，這樣一個時代隨著共產黨領導革命的勝利，再加上中國工業化的進展，對勞動力極端不利的狀況，基本上已經過去了。我們今天的社會基本上是一個工業的社會，主導產業不再是農業，在最近幾年的統計數據中間，包括農業和採掘業在內的第一產業，產值比例已經下降到國民生產總值15％以下。即使從就業方面看，也有接近一半的勞動力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了。在這樣的時代，無論是第一產業還是第三產業，它的生產過程和產值中間，都要由基礎工業提供了一些基本性的支持。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上，核心內容是工業化，由於工業化帶來整個社會關係和利益分配方面廣泛深刻的社會變遷，有人就把這個轉變過程稱為現代化。這一過程，中國人是後來者，而且迄今為止，因為工業化的進程還在中國繼續展開，其後果還在陸續呈現。特別是，過去的歷史經驗和現實把握、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都還處在未定狀態，人們對此還有非常嚴重的分歧和爭論。

中國工業化時代，其起點，根據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意見，大致上，可以劃在1840年。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人開始注意在農業之外的發展問題，工業化首先是要應付列強給中國的安全壓力，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發起洋務運動，引進西方的兵器製造技術，後來又開始反省傳統農業時代的政治經濟制度模式，最後開始反思和懷疑中華文化的存在合理性問題。在1860、1870年代，中國晚清的朝廷上，就有大量的洋務派，他們熱心推動並新建了很多的新式工業。到戊戌變法的時候，是認為中國的政治法律制度不行，也要引進西方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就是要在中國落實西方的制度。一戰期間，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市場佔領有所放鬆，民族資本也有所發展，後來被人稱為所謂的黃金時代。這基本上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們，在爭取工業化道路上的不同步驟，隨著日本的入侵，這一過程終結了。

中國的知識精英對於盲目跟隨西方的思路，也進行過深刻的反省，一戰之後梁啟超從歐洲遊覽回國之後，就開始反思西方的那一條道路了，在二十年代的大革命失敗后，發生了關於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論戰，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間，中國的知識精英逐步拋棄了原來簡單跟隨和照搬西方主流思想的套路，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廣泛地贏得了思想陣地，錢穆在《國史大綱》的序言中間說，中國人有歷史意識主要得益於宣傳派的鼓動，由此可見當時被錢穆稱為宣傳派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蔣政權時期就佔據了主流位置。與此同時，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實際上走出了照搬馬克思主義的窠臼，領導平民階層完成了一場哀兵奮起的革命，並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新中國。

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在中國的嘗試，從洋務運動算起，經過各類精英們的努力，差不多在中國進行了一百年的時間，始終無法面對中國的內憂外患。中國的工業化任務和國家安全問題，長期無法解決，這樣的目標一直遷延下來，留給了新中國。

由於一百多年來精英階層的工業化努力的反覆失敗，特別是遷延下來的國家安全問題和民生問題又日益嚴重，新中國實際上選擇了完全不同於西方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而且這個選擇也不是一次完成的，毛澤東等第一代領導人原先打算利用資本的正面作用，至少是不打算排斥資本家參與主導工業化進程的，這集中體現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裡面。後來這一綱領被修改，三大改造提前進行，則是根據事實特別是資本和資本家在建國初的表現來重新決策的。

二、 工業化進程的客觀要求

中國的工業化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才全面展開。在工業化開始的時候，中國工業化的目標很清楚，在解決國家安全和民生問題上，也有很強的共識。在如何實現這些目標和路徑選擇上，中國工業化過程則要受到本土資源稟賦的決定性制約，中國資本積累不足同時勞動力資源很豐富。

我們看到了從土改開始，再經過互助組到合作化，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這樣實際上是嘗試了一個非常不同於西方的現代化道路，針對的是中國勞動力非常豐富的事實，這也不同於洋務派"富國強兵"的狹隘努力，與"黃金十年"民族資本努力也不一樣的、主要是共產黨組織全中國人民共同努力的工業化過程，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區別，不符合以歐美經驗為基礎的西方現代化理論。新中國工業化進程中間，為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而作出的各種強化行政權力的整合作用的制度安排，這樣的努力過程的經驗和教訓，迄今為止還沒有很好的總結，更沒有理論化，即便在毛澤東時代也沒有進行總結，只是在政治上和方向上加以簡單的肯定，不讓說壞話而已，這一努力過程至今還沒有進入中國學界的研究視野。

在前工業時代，人的勞動最重要，特別是經驗和技巧具有決定性。新中國在工業化的起點上，恰恰也有一個如何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加快工業化進程的問題。隨著機器的出現，人的勞動和技巧，就後退到一個非常不重要的位置上，決定性的是你有多少機器和工廠，你的產業興旺與否，是由機器生產的規模決定的。一個國家之內，你能生產多少可分配的經濟剩餘，直接決定了國民的福利水平，而剩餘沉澱轉化為新的機器和工廠的速度，也影響到以後的國民福利水平。關於工業化，經濟學理論不分左右，都有共識，就是工業化的進程直接與剩餘轉化為機器的速度有關。要剩餘沉澱為資本，要轉化為新的機器和廠房，這是工業化不可超越的基礎，符合中學物理化學中間的兩大定律：物質不滅定律和能量守恆定律。這是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他的對立面，都承認的。在各個社會科學的學科裡面，經濟學對現代化進程和工業化的解釋力，都是最突出的，關鍵在於經濟學始終把握住工業化的一個根本要素：經濟剩餘轉化為再投資。經濟學呈現了這樣一個過程，對於工業化的進行和現代化的起點，把握得非常好，遠遠超過政治學社會學理論的概括能力，由此產生了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說法。經濟學裡面的共同點是肯定剩餘轉移的規模決定工業化速度這一點，根本性的分歧是有人肯定這一過程要由資本家來主導，另外的人則認為這一過程要由政權來主導。馬克思實際上肯定資本家主導工業化進程的合理性和唯一性，結果被韓德強說成是"資本主義首席辯護士"。

跟著工業化過程的根本要求，中國在實現現代化的努力中間，兩個方面都不止一次嘗試過。從1840年以後，到今天有140多年的時間，中國幾次嘗試了兩種不同的現代化方案，而且都不止一次出現，照理說中國應該具有非常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並上升到理論上。晚期的洋務派是典型的政權主導工業化，不管是"官督商辦"還是"官商合辦"，都是政權主導型的，政權參與主導不能說是大清王朝的官員特別不怕麻煩或者想要藉機貪污，根本原因是民間資本的短缺和工業化進程的高風險，客觀上需要政權的參與和保障；從黃金十年到蔣介石時期，主要是私人資本主導，包括外資和內資；在解放以後，經過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就由政府來全面主導工業化的進程。到了1980年之後進行改革開放，有一個很短的時期的結合，既有國家的主導，又有私人資本的逐步興起，屬於聯合主導性質；今天許多人主張"國退民進"改由私人資本主導，國企也大量私有化了，又回到私人資本主導。

為了幫助總結歷史經驗，也為了深入分析工業化的具體進程，我就經濟學左右派的共識畫了一個示意圖，幫助大家來總結中國工業化經驗和教訓。


這個圖所表示的意思其實很簡單，就是說技術進步和產業規模的擴大，與新技術裝備生產過程緊密相關，工業化的進程所需要的剩餘數量是不同的。圖形中間方框的面積，是對應著每一次技術革命浪潮要求的剩餘沉澱規模。我們知道，第一次工業革命首先是發生在英國，這個工業革命是在手工業階段，在分工的基礎上積累了長期生產的經驗，由此實現了工具機的改進，工具機實質上是把專業化的手工操作機械化，幾十倍地提高了紡織業的效率，最引人注目的是蒸汽機的改進和推廣應用。落實這一工業革命的技術，要求整個社會向工業革命提供的剩餘是非常少的，直到1848年的時候，法國當時已經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先進國家了，全國總共有5200台的蒸汽機而已。這個時期的蒸汽機還是最高技術的體現，一般的工具機多數是木材質地的，製造機器的也多是鐵匠和木匠，英國為了保持技術先進地位，一個最主要的措施是禁止鐵匠和木匠出國，這說明了早先的工具機很容易被仿造，技術特容易流失，沒有多少高技術。

第二次的技術革命，最具有代錶行的技術是內燃機的發明，還有電氣技術的應用，化學工業的興起，代表性的行業還有汽車和電機製造等行業，這一次是真正的典型的大機器生產和大規模企業唱主角的時代，這一次工業革命體現在社會生產過程中間，要求有大量的不可再生資料被開採和利用，這就要求建設龐大的運輸系統以幫助實現資源輸送入生產環節，以及在市場上實現產品分銷的需要，大機器工業的引入和無數的工廠，龐大的交通運輸系統建行色，決定了第二次工業革命要求巨大的剩餘轉化為機器和工廠。

在毛澤東時代開始的中國工業化，實際上就包括著前兩次工業革命的主要內容。因為中國是后發國家，用不著區別這兩個過程，而是貫穿在一起。我們知道，中國的重工業優先，是在高積累政策是執行了20多年之後，才取得初步成績的。大躍進和高積累本質上是一回事，就是發動人民少吃飯、多幹活，省下來的剩餘就是要用來支持多造機器，多建工廠，造鐵路、公路、碼頭和船舶、汽車等等，所以要完成這一次工業革命的任務，沒有重工業優先和高積累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存在違背物質不滅和能量守恆定律的高招和捷徑。工業化在時間段上，是從1952年開始，大概在1978年、1979年這個時候，工業化的第一步算是走完了。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是政權主導的快速工業化，也可以稱為"大躍進"戰略，一九五七年劉少奇把大躍進目標歸結為"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品產量上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為實現這一目標，就不能不要求中國人民少吃飯多幹活了，舍此之外沒有別的出路。

1985年我國進行過第二次工業普查，普查的數字顯示在整個工業裡面，中國自己提供的機器裝備佔全部工業設備比例的82.1％。這樣的數字說明，中國基本上掌握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主要依據和體現就是中國初步實現了裝備技術的國產化，新工廠建設所需資本貨物不再依賴進口，由此可以認定中國走完了西方第二次工業革命和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全部里程。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要求，與第二次革命的要求很不一樣，不再要求大量的鋼鐵和機器作為生產資料沉澱下去，而是以智能化機器為代表的技術，這一次革命不再是擴大人們的手工勞動，而是直接以智能化機器去部分地取代人們的生產經驗積累過程。在新的技術推廣上，要求沉澱的物質資源和資本是非常少的，智能化機器系統的改造，主要是落實在機器和生產線的控制系統部分，目的是取代人們的生產操作經驗積累，實現更為穩定的生產控制，提高產品的品質，特別是智能化機器更能夠實現小批量生產要求，以期更好地滿足人們多樣化的需要。這一次技術進步的主要投入，是要求人力資本的積累，是大量的高技術人員群體及其技術水平的快速提高。這一次技術革命，在西方是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恰恰與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在時間上一致。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由國家政策主導了一個技術裝備進口為主的政策，放棄了前期的技術革命的努力成果，徹底葬送了從前高積累形成的技術裝備能力，一九九五年第三次工業普查的時候，中國工業裝備的47.1％是進口的，換言之，十年投產的新工廠主要是依靠買洋設備。從前中國人民勒緊褲帶建設起來的裝備工業，不僅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間得不到新的扶持和投資，而且由於政策主導方向的錯誤，裝備工業在國內的市場份額都喪失了，不僅沒有向前發展的空間，而且喪失了生存能力。

在一九七○年代的時候，中國引進技術是非常主動的，在上海金山石化建設過程中間，外商報出壟斷高價，拒絕降低，中國由於已經具備了相應的技術積累，就改而自己生產，根據蘭州煉化的設備為藍本來自己製造，工期一點都沒有耽誤，還提前四個月投產。這個時期的所謂先進技術，都是體現在鋼鐵為材質的機器和設備上，經過毛澤東時代二十多年的大躍進政策，中國已經在這個方面與國外拉近了距離，所差僅僅是經驗和火候而已。智能化機器的起步，中國實際上與海外基本上同步，他們當時也還沒有取得決定性的進展。我們原有積累的一些技術基礎，經過最近二十多年的自然淘汰，即便是沒有陷入瓦解，也基本上嚴重落後了，二十多年沒有新的技術積累，想要不落後都是不可能的。今天許多經濟學家說，我們國有企業沒有效率，大多數都破產了，是經營不善和產權不明晰的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恰恰相反，這完全是一個人為的政策選擇的結果。

對於后發國家而言，指望企業自身積累去支持技術創新，是不現實的，和國外的壟斷企業相比，中國的中小企業不可能建立起壟斷地位，也就沒有壟斷利潤去支撐新技術開發的成本和風險；而且由於在產品市場上直接遭遇國外的壟斷企業競爭，企業的新產品投入市場之後，就沒有新產品早期的高價格和超額利潤時間段，企業很難回收開發成本，而且新產品早期總是存在各種有待改進的地方，相比較而言就沒有多少競爭力。特別是，中國企業的新產品上市，主要的效果是打破海外壟斷資本的市場技術壟斷地位，最常見的後果就是壓低市場價格消除壟斷利潤，這樣一來技術開發的利益就主要是體現在中國的消費者更少收壟斷價格的暴利盤剝，這一利益的實現方式，完全體現為消費者方便地進行的"搭便車"行為，根本無法通過市場渠道由消費者把部分好處回饋給企業，按照西方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說法，不存在"外部性內部化"的實現路徑，所以這一的技術創新成本只能是由政府來承擔。

我們在工業化及其背後的技術創新要求，以及技術裝備的條件作了一個分析，也初步結合了中國最近100多年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做了一點對比。我們知道要進行工業化，最艱難的道路是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所要求的高積累過程，工業化要求的高積累過程總是意味著為了將來的利益而犧牲當前的利益，特別是新的利益生長點往往不是利益犧牲者直接控制的，這樣的付出和受益者的分離，常常帶來嚴重的政治問題，沒有一個非常受民眾擁戴和信任的政府，實際上無法解決由工業化和高積累帶來的政治認同危機。

三、 政權主導工業化進程的選擇過程

我們知道小農經濟是勞動者自己主導掌握生產工具，自己控制勞動過程。工業化與此相反，是一種社會化的大生產過程，控制權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根據過去的歷史經驗，主導工業化的控制權，要麼是政府官員，要麼是資本家群體。控制權或者主導權問題，恰恰是經濟學理論中間，分歧和爭論最激烈的部分。如果說在工業化要求剩餘轉化為機器和工廠問題上爭論的雙方有共識的話，那麼在主導權問題上爭論的雙方則是針鋒相對。這一個爭論恰好與共產黨領導人對主導力量的認識的轉變過程，有相關性。

在解放初期，毛澤東、劉少奇等老一代共產黨人，他們普遍信奉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五階段論"歷史觀，總體而言對資本主義是比較友好的，解放后先是要在農村保留認為是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富農經濟，在城市裡面要保持民族工商業，真心誠意地依靠私人資本來幫助推動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一個根本性的思路是要搞"新民主主義經濟"。這一思路裡面，實際上為資本家群體保留了工業化的部分控制權空間。劉少奇作為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他甚至說過"剝削越多越好"這樣的話；毛澤東在解放初期也講過："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十六字方針，這些講話都很誠懇、熱切。後來的變化和政策調整，我個人的判斷是出於對資本家的失望，特別是在"平抑物價"過程中間資本家們表現的非常消極，結果共產黨人徹底改變了自己對資本家的看法，迅速實施了"三大改造"，剝奪了資本家參與工業化的主導地位。

從1949年6月份開始，為了打擊投機和保證物價穩定，上海市市長陳毅，就首先動用政權力量，抓了銀元投機商，然後封閉了證券交易所。由於強烈的通脹預期，正常的工商業資本也往往以從事投機事業為主。到了10月份的時候，投資資本的轉移對象，囤積基本的民生產品糧食、紗布和煤炭，即所謂的"兩白一黑"，新政權在與投機資本較量的過程中間，表面上是按照市場規則行事，實際上也是動員了政權的力量優勢的。主要是不計成本地搶運四川的大米和東北的糧食，集中在六個中心的城市進行拋售；同時抽緊銀根，動員輿論，還確實動用了專政手段去懲辦不法商人。這一個經濟戰役的輸贏，一樣是從屬於力量對比的強弱，投機資本跟新政權相比，僅僅只是掌握了微不足道的資本而已，與政權掌握的資源和輿論動員能力相比，完全處於弱勢，失敗乃是必然的。這一過程，被後來的宣傳加以渲染，好像市場規則多麼好多麼靈，共產黨在經濟上多麼高明，以資本家喜歡的規則打敗了資本家，這些都完全站不住腳，決定性的因素是力量對比，而且決定性的力量不是資本和經濟力量，是另外的力量特別是輿論和政權的動員能力在戰役勝負中間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在平抑物價過程中間，新政權數管齊下，特別是抽緊銀根一著，後果非常嚴重，最後造成投機資本和他們的金融支持力量DD地下錢莊DD的總崩潰，並由此引發一場經濟蕭條，全國各大中城市上百萬人失業。大概在1951年4月份的時候，當時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已經發現各種資本支撐不住了，預備調整政策，增加銀行的貨幣投放和信貸以支持資本家恢復生產。但是他們開始也以為這是投機資本在積蓄力量，還設想也像解放戰爭一樣，經過幾場戰役之後，投機資本才會被打敗。結果證明陳雲、薄一波他們高估了敵情，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力量過分弱小，一仗就被打垮了。私人資本的投機性質，實際上也與資本積累的實力有限，就很難掌握市場經營中間的局面，無法排除經營中間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有關，因此在經營上就常常陷入短期利益目標，總是表現出與國計民生相矛盾的趨向，換言之，資本的表現跟實力相關，短期化是在實力不足的前提下放棄長遠目標的結果。私人資本的實力如此有限，在解放初的表現如此消極，不可能不影響到普通民眾和中央高層的看法和決斷。

在共產黨革命成功之後，資本家生存的輿論環境，就不可避免地急劇惡化了，這不是決策和指導思想方面的變化，而是出在社會現實中間的操作層面。我訪問過一個老記者，他原來是在前線報道戰爭的，在打仗的時候戰友們彼此拿生命進行掩護和支持，一進城之後發現這幫子資本家，他們父子兄弟夫妻之間都要相互留一手，朋友之間也常常相互坑一把，簡直比禽獸還差，有這種認識不是個別人，解放初的大牌記者，有資格在報紙頭版發文章的人，都是這麼個認識，對資本家在人格上極端藐視。說這個認識是極左，也不見得合適，反正人們都是在比較中間進行鑒別的，資本家表現突出，成為被關注的焦點，很不幸地被記者們拿來跟從前他們關注的焦點DD英勇作戰的戰士作對比，本來在這樣的對比中間沒有人不處於極端劣勢的，解放初期的資本家們偏偏又不知道藏拙，還老是搞些特吸引眼球的事情，恐怕有點自作孽不可活的味道了。在平抑物價的過程中間，你完全可以想像，私人資本表現是那個樣子，在記者們的筆下會怎麼描述，對高層的決策又有什麼樣的影響。

就普通老百姓而言，對投機資本的憤怒，也是很嚴重的。像中國解放前最大的民族工商業集團，最成氣候的資本家是榮氏集團，他們當時是怎麼做生意的呢？武漢有榮氏集團兩個比較大的企業，一個是申新四廠，是紗廠，另外一個是福新第五麵粉廠，他們還有一個自備電廠裝機容量3000千瓦，解放初期，他們把這個電廠抵押給人民銀行貸款90萬元，去外地收購小麥囤積在倉庫里，既不生產，也不銷售，就是等著漲價，結果引發武漢市民的憤怒。共產黨來了資本家沒有人害怕他，地位下降，那些很飢餓的市民膽子格外大，就把福新麵粉廠的大門砸開，勒令他們進行正常的生產和銷售。在新民主主義經濟還作為政策導向的時候，資本家就是這樣以自己的狹隘私利，耗盡了自己的輿論和民眾支持，後來的政策改變和三大改造的提出，只能說是"順乎天而應乎人"了。

共產黨剛剛得到政權的時候，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是恰恰是很高的；恰恰是這個時候，私人資本自己跳出來，進行了最惡劣的表演，極度惡化了自身的形象；然後在力量對比上，又根本不是新政權的對手。這就把一個問題公開提出來了，而且是在對私人資本極端不利的情況下、通過囤積居奇這樣一種方式，來表現他們賺錢的方式跟國計民生目標直接對立的方式提出來，叫人們進行討論和抉擇。在這個意義上看，1952年底毛澤東就改變了自己原來的設想，一點也不奇怪，他還脫離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正面評價的"教條"，提出"一化三改"這樣一條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國家發展的目標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工業化，必須實現三大改造，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手工業和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三大改造的意思很簡單，就是你們這幫子資本家完全不行，只能是由政權來全盤主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在主導工業化的兩種力量，經過建國初期的平抑物價之後，很自然地留下一個唯一的選擇，應該說這不是從書本出發的，因為馬克思的書本結論和毛澤東早年的設想都與此相反，是現實改變了人們的看法包括毛澤東和其它共產黨高官的看法。

布羅代爾研究歐洲近代市場經濟，他得出的結論說資本主義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沒有社會的積極協從，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它必然是社會秩序的一種現實，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種現實，甚至是一種文化現實。從新中國早期的歷史經驗看，確實是這樣，政權和輿論沒有去真心誠意地支持資本主義，它的被消滅成為不可避免。

在這裡，我特別提醒一下，今天有很多人比如那個楊小凱，在他那個《中國百年經濟史隨筆》中間，用民主憲政和人權這樣的標準，來評判社會主義改造過程，這在認識上是一個很大的倒退，完全不看現實，也不看未來，即便是西方經濟學也是和政治學分開的，以效率概念作為核心來講經濟的。毛澤東在五十年前就走出了書本去看現實，今天那些高人完全不看事實，完全走回本本和教條。最近看到一些80年代以後全國各級的政協組織編寫的社會主義改造資料，其中也有解放前的民族工業發展的資料，從中看到，由於蔣政權晚期的惡性通貨膨脹，貨幣基本上成了廢紙，到了解放初期一般民族工商業，基本上陷於困境，缺乏必要的資金和經營條件，也沒有能力在國計民生的上面作出起碼的貢獻，承擔起必要的社會職能。要是按照樊綱先生的說法，這樣的企業賣一塊錢也太貴。因為完全沒有經營能力，這也是為什麼後來這些企業都主動要接受政府的加工訂貨和統購包銷，最終走到公私合營的原因，因為他們已經到了不靠著政府就無法生存，那樣一種山窮水盡的地步。

政府主導和資本主導的根本區別在於：政府不依賴積累的購買力來雇傭工人併購買設備原料。而私人資本則必須依賴購買力和市場交易，只有私人資本主導的發展過程才受制於資本積累。因此在分析新中國工業化的時候，就不能簡單地套用許多常用的經濟學辭彙，孫冶方說價值規律第一條，利潤挂帥，本質上是一種私人資本主導下的必然要求，這是微觀企業作為唯一工業化主導力量下的決定性限制條件。而新中國是政權主導，生產的擴大就不完全依賴貨幣資本的增加，這一點常常引發很多混淆。例如，中國在解放初是一個農業國，農民生產的剩餘都非常的有限，那麼中國的工業化早期積累和重工業化優先戰略，都被認為是剝奪農民的，甚至有人還算出，一九七○年代末期中國的工業凈資產是多少，國家通過剪刀差從農民那裡拿來了多少，等等諸如此類的研究成果，到處充斥。這裡一個根本性的錯誤是把國家主導，等同於私人資本主導，以為工業化和生產擴大過程，必然是先有資本的積累和掌握相當數量的購買力。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間，推進"大躍進"的快速工業化戰略的兩大前提，一是政權主導可以脫離資本積累的數量去推進工業化，二是中國農業中間具有非常多的剩餘勞動力，可以快速、大量地轉移進入工業和城市。

中國的快速工業化進程DD就是"大躍進"政策無論多麼極端，最終都沒有脫離全部人口吃全部糧食這樣一個現實條件，不同的是，國家可以根據工業化的需要，把勞動力從農業中間抽調到工業和城市中間來工作，因此他們的口糧就成為國家徵購任務的一部分而相應地加上去。對農村人口消費的宏觀影響，僅僅在於一個工人的消費定額比一個農民高出的那個部分的總和。如果考慮到中國人多地少，建國初農村就有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剩餘的事實，這樣只要農業勞動力轉移出去的數量，不超過與土地匹配的勞動力需要，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就比較小了。換言之，只要大躍進需要的人力資源不至於超出一個底線，在勞動力調配上就不存在特別嚴重的問題，大躍進政策最重要的一個支撐點在於豐富的勞動力資源。

在實物核算的視野里，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並不改變中國全部人口吃全部糧食的事實，但是工業化要求更多的人口離開農業生產崗位，進入工廠和城市。特別是新中國的工業化速度非常迅速，這就帶來了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們的城市人口也快速的膨脹，從195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到1957年底，我們的城市人口就上升了2100萬人，後來從1957年底到1960年又增加了3100萬人，所需要的糧食也相應增加，這其實才是後來所謂的"高徵購"的基礎。一般而言，後來反覆發生的"高徵購"問題，僅僅在個別情況下與基層的浮誇風和信息錯誤有關，主要是適應城市和工業需要的糧食數量增加的需要，在三年困難時期的高徵購主要是這個原因：農業發生了大量減產但是城市人口卻迅速增加了。相反，困難時期，城市並沒有跟隨"高徵購"而出現糧食浪費現象，許多城市都跟北京市一樣，發動大家節約糧食，並竭力壓縮和降低糧食供應的定額標準以共度難關。

中國工業化所要求的農業剩餘轉移的規模，在私人資本主導的條件下，是沒有辦法實現的。國家通過統購統銷方式，大概在50年代中晚期的時候，每年要集中800億斤左右的糧食，與解放前農民交納的700億斤地租相比，考慮到這個數字中間還有接近一半是用於返銷農村地區的，徵購數量並不算太多。在三年困難最嚴重的一九六○年，城市來自徵購的糧食銷售量最大，達到632億斤，略少於解放前的地租數量。

話雖然可以這麼說，但問題還是嚴重的，因為解放前農民基本上都是處於"糠菜半年糧"的半飢餓狀態，新中國工業化需要的糧食數量與農民的口糧需要，還是有矛盾的。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看薄一波的《關於若干重大事件和決策的回顧》這本書，他在這本書里提到，在解放初新中國進行工業化的時候，城市需要的糧食迅速增加，但是分田后的農民的口糧消費也大大增加了，他在書中間有一段講到，說山西的農民在解放前每一年只吃十幾頓白面，分田之後一個月就吃好幾頓。當然不能得出結論說農民吃多了，但是農民消費的少許增加，就已經影響到糧食收購問題，加劇了城市的緊張。工業化要求的農民是提供了剩餘，確實跟農民的口糧是有矛盾的，這個矛盾既是一九五三年實施統購統銷政策依據，也是1952年毛澤東跟梁漱溟發生爭論的原因。毛澤東認為，在向農民口糧需要讓步上面，意味著工業化進程和國家安全目標實現的減速，和後者相比，農民當前的口糧需要只是"小仁政"，而工業化和抗美援朝著眼於中國的安全和未來，是"大仁政"。而且農民也不可能在減少徵購這個可憐的基礎上，去實現自己的溫飽目標，這樣的目標只能是在工業化之後，通過增加化肥的投入來實現，最終解決我們的糧食問題，也是包含在工業化這個大政策裡面的。

在工業化實現之前，中國的糧食需要也是日益增加的，不僅有城市和工業化的需要，也有人口日益增加的需要。糧食增產只能是依託基層政權去組織豐富的勞動力，進行密集勞動投入，興修水利，平整土地，改造低產田等方法去實現。這一點在一九五六年關於八大政治報告決議中間，有明確的體現。在實現第一個階段目標上，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的《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農業發展的遠景規劃綱要》中間，從傳統農業技術和現代技術的結合方面，全面系統地設想了農業增產的路徑，提出農業增產的遠景目標是"四、五、八"。八十年代非毛化時期，因為要反對三面紅旗，把浮誇風的責任說成是決策責任要毛澤東負責，解除官僚們的執行責任，所以這兩個重要文獻都精英們選擇性地"遺忘"了。只要對照這個"綱要"，說浮誇風和瞎指揮源於錯誤決策的謊言，就不攻自破了。

在這個問題上，要特別提一下那些非毛化專家的挖空心思，為了把大躍進這樣一個明確的快速工業化戰略，與一九五八年的浮誇風乃至後來的大飢荒劃上等號。刻意在"反'反冒進'"問題上去排列毛澤東的個人講話，似乎大躍進僅僅來源於毛周等在"反冒進"這樣一個工作方法上的爭論，那些非毛化專家也特別熱愛把高指標與"反'反冒進'"掛鉤，再把大躍進這樣一個長期工業發展戰略，硬性安放在1958年DD1960年這個特殊時段里，人為製造出一個獨立的"時間段"，結合毛澤東的"反'反冒進'"，就這樣引導人們去把高指標、反'反冒進'和大飢荒聯繫在一起，製造一種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因果關係。非毛化的智慧，說到底也不是特別高明，大家都是可以學會的。

說到底，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有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本質上是跟隨技術進步和裝備過程的擴大而來的。機器生產能力的擴張，就必然意味著生產能力的擴大，開發自然資源的能力加強，最終產品和服務增加。特別是新中國不依賴資本積累數量，可以直接調度勞動力和其它資源，當然就可以在一個更高的水平和速度上來開展工業化進程，整個社會存在一種巴蘭和斯威齊他們所說的"剩餘生產加速增加規律"的作用，而且加速作用要比資本家主導的更快些。

雖然國家政權主導型的工業化不依賴資本積累和購買力增加，但是仍然不能突破剩餘轉化為生產資料的規則，這些剩餘是如何生產並轉化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下完全不同。說到底，工業化必然意味著城市化人口的增加，也因此要求農業剩餘更多地提供給城市。

四、 新中國不存在發展比較優勢的實際選擇

我們知道，沒有機器就沒有新的工廠，生產資料優先增長有必然性。但是工業化從重工業開始，則需要一個外部條件，沒有蘇聯老大哥，中國的重工業優先政策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蘇聯的支持也不是偶然的，或者是好心腸的施捨。而是在抗美援朝的戰爭中，中國成為與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對抗的前沿，在集體安全中間獲得了一個特別重要的地位，中國成為對抗美國的前沿，蘇聯發現，如果中國重工業特別是兵器工業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它自己在安全和戰略上就會處於更加主動的地位。正是在這個安全和對抗美國的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蘇聯援助中國的項目數量，在1950年協議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一倍，達到後來的156項。蘇聯還發動東歐國家幫助中國設計了68個項目，這是中國進行工業化的起點，也是重工業優先政策的外部條件所在。

在重工業優選政策的反面，今天許多高人喜歡強調毛澤東時代完全是為生產而生產，忽視了消費，應該多發展輕工業和農業，降低積累的比例增加消費，把改善生活放在第一位。這一高見的依據，在於投資之間的相互替代關係，同樣的投資既可以用於重工業，也可以用於輕工業和農業。這些內容在理論上爭論毫無價值，我們只要看一下歷史經驗和統計資料就很清楚，在1956年的時候，我們87％的輕工業產品是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到的1996年的時候這個比例還高達67％，農業和輕工業產品更多是投入消費的，但是新中國早期這兩個產業的產出水平，很不幸都取決於農業的收成，毛澤東在內部總結說，我們這幾年總結的經驗是如果農業豐收了，我們的日子就會比較過。

換言之，沒有農副產品供應水平的上升，實際上就沒有輕工業的投資空間。到一九五六年的時候，紡織工廠原料短缺的事情就不斷發生，在困難時期棉花減產50％以上，一多半生產能力停止運行。在毛澤東時代，幾乎不存在輕工業生產能力不足的問題，相反原料總是一個現實的限制。剩下的問題就是農業有沒有快速突破的路徑，我們在上面中國農業增產的兩步走，先是密集的勞動投入改善生產條件，地而不是要要依靠工業和化肥的支持，而且這兩步不能顛倒，也不能提前發展支援農業的化肥工業，在困難時期過後，劉少奇和陳雲主持整頓時期大力推廣小化肥廠，結果失敗了，因為當時中國的工業裝備技術在人員和設備上都無法支持，絕大多數小廠是在一九七○年代之後才發揮生產能力的，這個投資試圖提前啟動農業增產過程的嘗試，實際上失敗了。

從中國整個經濟發展方面看，實際上不存在所謂的壓縮消費問題，這個問題是一個偽問題，是在假定存在一條快速促進農業和輕工業的出路、這樣一個隱含的前提下才成立的。我們來回顧一下新中國的消費問題，在1949－1952年，這是一個經濟的恢復時期，戰亂停止了，傳統農業增產的因素正常發揮作用，農業的產出迅速增長，可分配的經濟剩餘迅速上升。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之間，很多人都說，一五期間幾年的好日子，是因為我們投資的比例比較合理，積累率比較低，我認為這完全是從書本出發的想當然。我個人認為是由於輕工業的生產能力，快速的逼近了農副產品的供應水平，同時農業出現了傳統技術限度內繼續快速增長的高速度。而這個時期重工業投資，有來自蘇聯貸款支持，沒有因此減少我們國內的可分配剩餘。存在積累率合理的重要影響。在1959年－63年，我們國家的農業減產比較的嚴重，一九六○年棉花產量下降50％以上降低到900萬擔，輕工業也由於缺乏了原料處於停產狀態，市場上的產品就非常少了，所以可分配的剩餘迅速的減少，同時一五時期的蘇聯貸款逐次進入還貸高峰期，還得出口部分農副產品去支付貸款，更減少了國內的可分配剩餘。這個時期的出口是還一五時期的債務，不是購買新設備建設新工廠，不存在投資過度壓縮消費的問題。

農業至今仍然是靠天吃飯的。從62－78年的時候，中國農業在密集勞動投入的支持下，走出低谷，開始穩定的、緩慢的成長期，輕工業產值也隨著這個農業產出水平緩慢的增長，社會上消費品產量逐步增長。期間，在低消費的過程中間，中國的整個重工業完成了密集的投資過程，初步建成了一個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從一九七三年開始，中國政府實施四三方案，引進了十三套大化肥裝置，年產尿素都在30萬噸以上。在一九六○年代初期大量建設的小化肥廠，得到技術成長的支持，進行原料和技術方面的改造之後，也都發揮了效益，大化肥和小化肥一起，大幅度增加了給農業的化肥產量。中國的農業增產過程，從50年代－70年代中期，糧食增產主要的因素是依靠密集勞動的投資，進行農田水利建設的結果；到70年代中晚期以後，中國農業的增產就主要是因為化肥投入的增加，帶來的糧食和農副產品的快速增產。

在農業增產受化肥支持的時候，僅僅在一個很短的時期里，整個社會可分配的剩餘出現快速增長。到了這個時候，重工業優先和配套的高積累政策，也應該適當地進行調整甚至是結束了，所以從1978年開始，中國的可分配剩餘，跟隨著化肥投入的增加、農業的增產而出現了一個短期的快速增長過程。1979年開始，政府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一年就提高22％，同時國家開始擴大糧食的進口，年進口量達到1000萬噸左右，這相當於是少要農民的糧食同時又多給錢，所以從1979－1984年這五年，是中國農民的黃金時代，收入快速增長，而負擔還沒有到來，支出方面的增加也不多。城市的工廠和機關，也大幅度增加工資和獎金的發放。

在1979年以前，大家都是少吃飯和多幹活，接下來的這個時期基本上是消費優先，有人把這個五年總結為"吃財政、高消費"。這樣的"好日子"當然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對於後來的十五年，有人接著總結的簡要特點是"內外債、高積累""合資合營賣土地""砸破三鐵賣國企"。在最開始的幾年是以原先的財政盈餘支持消費擴張的，接下來為了實現消費品的快速升級，就在國內依靠信貸膨脹和在國外舉借大量外債來擴大洋設備的投資規模；再接下來就是把國內的市場容量，無條件地轉讓給跨國公司，以未來的贏利空間去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以上幾個過程的必然後果是，破壞了國企的生存條件以及中國本土技術的創新能力，最後是以多數生產者喪失其原有的生產崗位為代價的。因此中國消費快速升級的過程，也是一個合格的消費者人數越來越少的過程，逐步把工人農民排斥出去，使大量的人口成為不合格的消費者。

從1985年以後，我們的新設備投入以進口為主，市場上消費品更新換代速度非常快，產品的壽命周期非常短，大量的生產能力剛剛形成的時候，還沒有時間收回投資就過時了，這個時期消費檔次的快速提升，是以國企的大量投資沉沒為代價和成本的。沒有生產條件的正常升級，以及技術的消化和吸收，僅僅依靠引進設備來提高消費檔次，實際上不可能不脫離人員和技術裝備的適應程度，只能是一個勞爾

對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總結很有見地，用這樣冷靜客觀態度看待一百多年中國歷史發展中民族的崛起，這樣的好文章難得一見，建議加精，請大家認真一讀。

中國民族崛起有世界環境中的機遇和阻力，文章分析中涉及不多。依作者的嚴謹治學名聲，應該在這方面的研究分析更翔實，有些遺憾，希望讀到更多這樣的文章。

謝謝樓主！細讀了兩遍，很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