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改革年」演變成為「質疑改革年」

　　　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溫總理先後在多個場合發表講話，將2005年定位為中國的「改革年」，在這一年的尾杪上，梳理一年來改革的全局大勢，心情並不輕鬆。從1978年至今，中國改革已經綿延持續了27年，與改革之前的計劃經濟年份大抵相當，改革這個詞，與它所指和能指的理論與實踐內容，在經歷了1/4世紀演變后，也正面臨著注入新鮮內容的強烈需求。與強力推進改革相伴生的，是社會對於改革本身的空前質疑；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除舊布新的願望背後，是縫補與休整的無奈現實與掙扎。

　　2005年幾乎是中國改革最多遭受質疑的一年，質疑改革的聲浪此起彼伏，按住了這頭，又翹起那頭。「中國改革已經走入死胡同」、「中國改革的共識已經基本破裂」，與之相伴的是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和醒目的專題策劃，要求重組改革，反思改革，甚至於要求終止中國的整體改革。在這些質疑聲浪背後，是社會要求朝野重新定位中國改革的呼聲。

　　與此前對於改革的質疑不同，2005年的質疑改革，已經不再是當年那種打上了深刻意識形態烙印的觀念之爭與道路之爭，而是理性地返歸到了改革的現實實體，是對中國改革進行理性和負責任的反思。但越是這樣，就越顯示出中國改革已經歧路重重，已經臨身到了十字路口上，必須有所揚棄，有所抉擇。

　　而三大改革在這一年露出的敗相，則為對於改革質疑的聲音提供了足夠的現實和理論支撐。

　　7月29日，顧雛軍和他的助手被司法部門拘押，為起於2004年的「郎顧之爭」畫上了一個並不圓滿的句號。而郎顧之爭背後蘊涵的抵制和反對當前國企改革的背景，則由是得以彰顯。它更被一部分社會群體理解為，中國的國企改革，以這一標誌性事件宣告了它的失敗。而在此之前，中央已經宣布，大型國企禁止實行由管理層收購的MBO政策，儘管從中央到地方，國企改革的步伐並未停止，甚至加快了中小型國企產權改革的速度，但此前一階段以來國企產權改革中大量存在的問題，卻全面暴露出，國企改革進而被上升到整體層面的改革本體，其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輿論與社會基礎。

　　8月29日，教育部的2005年第11次新聞發布會，本來計劃是由分管財務、主管國家助學貸款的副部長張保慶介紹以國家助學貸款為重點的高校貧困生資助工作。但張保慶抓住話筒后，卻用濃濃的河南話製造了滿場硝煙。「有的省委領導的腦子裡，根本沒有品學兼優的概念……搞一個大項目，幾十億元都出去了，遇到困難學生，這個、那個理由就出來了。」「我對銀行行長說，以前沒有助學貸款呆壞賬的時候，其他的呆壞賬幾千億元，你怎麼不說呢？」「我調查的結果是，中小學亂收費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亂收費。」「高校的領導在變相亂收費。」去年新學期開始前後，他曾在人民網強國論壇上和網民在線交流時明確提出，堅決反對教育產業化：「將教育產業化違背了辦學宗旨，也直接違背了人民群眾的利益。」

　　由是開始，中國掀起了新一輪教育問題反思風暴，隨後不久，張保慶退休離任。但由內部人「造反」掀起的質疑教育改革風暴，卻啟發中國人開始反思20多年來的中國教育改革問題，「國企改革就是工人下崗失業，教育改革就是孩子讀不起書」，改革的深層次問題，被化解成為具體的現實生活問題，對其合法性的質疑從此增添了更多的切身出發點。

　　而在更早之前的6月份，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合作課題組公布了一份課題報告，報告對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基本評價是如此之低：「從總體上講，改革是不成功的。」該報告中旗幟鮮明地寫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進展，但暴露的問題更為嚴重，從總體上講，改革是不成功的。」

　　中國的改革被迫在扭曲改革和全面叫停改革之間作出選擇。社會上的改革壓力越來越大，而改革的步伐卻越來越慢，以至完全停頓。這就是中國目前改革的現狀。

　　如果說此前的中國人之質疑改革，還帶著事不關己，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理想情懷的話，2005年以來對於改革的質疑，則直接關係到他們的工作崗位、健康養老和家庭福祉。如果再加上7000萬中國股民對於全流通的股權分置改革之質疑，就很容易使人對於整體改革本身，提出從個人切身利益出發的質疑與聲討。而這些質疑與聲討背後，其所指向的，無一例外是中國整體改革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依據。

　　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改革已經到了十字路口。

　　再造改革合法性的嘗試與努力

　　胡錦濤總書記最近談道：「我國的改革發展正處於一個關鍵時期。在我們面前有許多必須解決而且迴避不了的問題，有許多必須抓緊而不能拖延的任務。」溫家寶總理最近也多次強調，當前中國經濟社會處在一個十分重要的關口。

　　改革的共識所剩無幾，但「改革」的合法性需要調整和再造，「改革」本身需要改革，卻在中國上下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識。實際上，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國大約有6000萬國有和集體企業職工被替代，4000萬農民失去土地或人均佔有土地不足0.3畝；7000萬股民在股市中的損失超過1.5萬億；城市中1.5億人或失去或應得而未得到社會保障，整個社會的基尼係數達到0.53~0.54之間，城鄉差別達6倍之巨。實際上，這不是某一項改革失效了，而是改革整體出現了問題。改革需要繼續深化；現有改革模式需要調整，使多數人受益；改革需要糾偏。歸結起來，就是改革需要再造，要有一個新的改革來取代20多年來的這一個改革，在終結的地方開始。

　　2005年，許多方面的努力顯示，這正是一個作為終結的開端。

　　從三角形到多邊形，從特權向平權全面轉折。年初的兩會上，國家對區域戰略經濟進行全面調整，用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加快發展，這四大板塊取代原來的三個中心。區域經濟發展的特權時代正在終結，一個全面平權的時代邁開了它並不輕盈的步伐。

　　這其實是一個「一攬子發展規劃」，把整個中國都包了進去，九州之內，無遠弗屆。東南起於福建、廣東，延而及於西北、西南、京津以外至於雞冠的東北，合龍托起中部盆地，一種整體上的合圍之勢已經形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經濟的三角形結構正演化成為一個多邊形，而在這種演變背後，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也明顯地出現了調整與轉折，清楚地昭示出，20餘年局部中心化發展模式正向整體平面化發展模式轉型。

　　從「先富」到「共富」 的轉折。10月份，國家開始編製審議「十一五」規劃，認為該規劃具有革命性的劃時代意義。這主要表現在國家發展路徑上的「捨棄兩端，取其中間」策略。通俗地說就是，既拋棄極「左」的大鍋飯絕對平均主義原則，又拋棄極右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而取中間路線，從「先富論」過渡到社會共同富裕的路線上。

　　20餘年前，鄧小平復出，當國理政，進行國家改革，面對當時複雜的政治、經濟形勢，提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發展戰略，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於當時情勢下的一種讓步和妥協，通過部分開放部分守成，以獲得各種政治、經濟和權力力量對其改革的支持，亦即獲得改革在現實政治中的合法性。

　　但這一路徑往後發展的結果，就是催生出經濟領域裡的雙軌制，而雙軌制發展的必然走向無疑是合流，而不是制度設計初衷里的雙軌分離，各行其道，這一合流的直接影響就是模糊了在現實實踐中權力和經濟運行的邊界，形成廣泛的政商合流，官商勾結，形成具有絕對控制力量的利益集團，而在當前以零和博弈為主的運行模型下，集團利益的增長就直接意味著廣大「散戶」利益的受損，從而形成一種多數人輸出的供養機制。在現實層面上就表現為貧富懸殊、失業人口增多、城鄉和地區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加劇等問題。這些問題影響到經濟層面上則表現為國內需求不振，直接拉低經濟的長遠增長衝量。在這個意義上說，共富論的提出，可謂意義重大，是我們沿用了20多年的改革路徑之終結的開端。

　　從「硬道理」到「和諧社會」的轉折。「十一五」規劃受到普遍關注。這是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提出科學發展觀后，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規劃，與以往的五年計劃相比具有轉折性的意義。對於中國未來更長時期的經濟和社會的未來來說，發展才是硬道理，但科學發展也應成為一個「硬道理」。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發展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走新興工業化道路等，都成為「十一五」規劃的戰略目標，這些關鍵用詞描述的就是中國的新發展模式。而政府職能的轉折，也成為新執政集團的發力要點，「十一五」規劃增加了人文和社會指標，如擴大就業，加強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健全社會保障等諸多方面內容，將社會發展、公共服務、生態環境方面的指標，並成為配置財政、稅收等公共資源的重要依據。而此後的發表民主白皮書，高調紀念胡耀邦，都是對「發展才是硬道理」，經濟單腿走路的完善與補充，一句話，科學發展才是硬道理。

　　一歲將盡，萬事從頭。從全局和大勢上說，2005年表現出了修復改革合法性的掙扎與努力，無論它表現在形勢層面上的是質疑，深化還是轉折，最明顯的特徵就是要給改革本身注入新內容，一個「改革」，它在20世紀80、90年代和2005年，其內容和實質有著完全不同的指向和表達。可以肯定的是，作為舊改革的路徑，已經在顯示出它趨於終端的跡象，而這一年，則就成為了這個終結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