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教育全免費有助於啟蒙農民

　　　「十一五」期間，農村義務教育將全部免費，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近日披露了這一好消息（8月31日《華夏時報》）；廣東省委、省政府日前決定從今秋起，在16個扶貧開發重點縣的農村開展免費義務教育試點，2006年秋起逐步推廣，2008年秋在全省農村全面實施免費義務教育（8月29日《人民日報》）。
這兩者消息頗讓人興奮，意味著農村義務教育免費終於拉開了序幕，走上了征程。 農村義務教育免費，對中國現代化進程將產生深遠影響。從化解「三農」角度，筆者認為，農村義務教育免費抓住了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核心，能有效培育化解「三農」問題的強大的內生力量。這種內生力量的壯大，最終會把「三農」問題送進歷史教科書。

　　「三農」問題，是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縮寫，其實質是「一個資源秉賦較差的，發展中的農民國家，通過內向型自我積累追求被西方主導的工業化的發展問題」（溫鐵軍語）；亦是從「貧困」文化向小康文化過渡的一個歷史性問題。形成「三農」問題的因素錯綜複雜，但不外無「貧困文化」和「制度制約」兩個因素。「貧困文化」觀點認為，農村貧困是由於農民自身的技能、道德、身體方面的缺陷等因素所致，貧困者不能責怪他人，而應從自身找問題。有一個故事能形象地說明這種觀點，一個學者問一個放牛娃，「你放牛幹什麼」，「為了掙錢去老婆」，「那娶了老婆做什麼」，「生孩子」，「那有了小孩讓他幹什麼」，「放牛」。「制度制約」論者認為，農村貧困的根本原因不在農民，而在於外部的社會資源分配製度。具體而言，「三農」的根源在於城鄉二元結構，在於戶籍制度。由此，形成了化解「三農」問題的兩種思路，第一種思路注重教育，力度通過大眾傳媒、學校教育、文化下鄉、新聞下鄉等形式啟蒙農民，擺脫貧困文化，為農民提供儘可能多地致富的技能、方法和途徑。第二種思路是在「農外」，他們要求政府深化農村改革，加大農村投入，取消戶籍制度，允許農民工進城，取消城鄉二元結構，建立小城鎮、建立農村醫療衛生體制等，力求為農民的生存與發展爭取更多地空間。

　　從社會學的角度可能，這兩種各異的觀點其實來源於「責備受害者」和「責備制度」兩種理論。前者認為貧困者應對自己的貧困負責，後者認為社會的貧困是結構力量製造和再製造的結果。實際上，這兩種觀點各自抓住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啟蒙農民固然好，增強農民文化素質，賦予農民更多地生存技能、生存慾望，但是若不賦予他們活動的空間，通過「移情」而來的慾望、技能就要變異，成為社會犯罪、社會不穩定的新源泉；若盲目打掉城鄉二元結構，讓農民紛紛湧進城市，而不賦予他們在城市生存的技能，無異於把農民從土地上搬到城鎮里，失去土地保障的農民將不得不成為城鎮里的新貧民，各種大城市病就蜂擁而來，犯罪、賣淫、乞討將成為高樓大廈下面的一道去不掉的風景。當前，這兩種「景觀」在中國已經漸露端倪，威脅著社會的和諧、有序。而製造這兩種「景觀」的根源亦在於兩種觀點的互不相補、互不相干的實施。

　　農村義務教育免費與上述兩個觀點緊密相連，更傾向於「貧困文化論」然若沒有制度的創新，農村的貧困文化現象難有所改觀。然而遲遲不實施的農民義務教育免費，已經使深陷「貧困」文化中的農民沒有接受外界信息的基本能力，出現一種致富信息「麻木」的狀況，他們不是接受改變他們命運的致富信息，收看各類對農類節目，而是迷戀大眾傳媒散播的都市文化，滿足於現有的生存狀態，而不思有所改變，以致致力於啟蒙農民的涉農媒介陷入困頓，出現了13億農民受眾，涉農媒介日漸萎縮的悖論現象（也許有人說，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多種因素的綜合，但是在這些原因中，他們都不能否定農民文化水平低，識字率低，限制了農村媒體的普及與發展的客觀事實）。而都市文化帶給農村的卻是金錢觀念，在「致富」觀念的促使下，部分農民通過正規渠道脫貧了，甚至帶動了當地群體的普遍脫貧，然仍有大量農民在「致富」的誘惑下，苦於找不到致富的門徑，而走向了非法致富的道路，由此，形成了社會不穩定的一個主要根源。犯罪、越軌是其主要表現。在這種「貧困」文化的背景內，即使開放城門，可能一時促進農村發展，卻隱蔽的轉移了「三農」問題。

　　而即將實施的農村義務教育免費，變相增加農民收入是次要的意義，保證了農民子女的初等教育的平等權是最深遠的、最直接的意義。當沒有失學、退學的義務教育的有效普及時，就開始逐漸生成克服「貧困文化」的土壤，賦予了農民子女接受新知識的基本能力；而接受新一代教育的農民子女不僅會在文化上反哺其父母，而且將會真正擁有農民的話語權。知識就是力量，對「三農」問題深有感觸、擁有一定知識的他們會比身在城市的專家學者更關心「三農」問題，他們將比城市「三農」專家們提出更符合農村實際的、更可行的「中國農民首創」。

　　農民文化素質的提高，繼而為農民進城，建設小城鎮，準備了智力資源，也就為深化農村改革，最終打破城鄉二元格局，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注入了農村改革的新動力。由此，免費的農村義務教育不僅有助於生成了啟蒙農民的基因，還為 「農」外的各種制度改革積蓄了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