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田基本建設奠定了農村現代化的基礎

農田基本建設奠定了農村現代化的基礎

作者: 金寶瑜

因為中國的可耕地少，人口多，土地改革后，每家農戶平均土地僅0.2公畝。在約佔全世界9%的耕地上，要生產供世界22%人口所需要的農產品。唯一能夠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就是盡一切人力來增強土地的生產力，提高每畝土地的產量。不僅如此，中國的農業生產常常遭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這就使修建各種農業基礎設施成為發展農業必要而且急迫完成的艱巨工作。

人民公社成立后，農民用極大的勞動量進行農田基本建設。農田基本建設包括平整土地，就是將不平的土地（像小山丘）剷平，把小的河溝填平，把小塊土地連成一大片，為將來用農機耕種做準備。農田基本建設還包括修建農田的灌溉系統，建築水壩以便灌溉防旱、蓄水池則為排水防洪。為了增加畝產，農民將人和畜類的糞便加以處理後作為有機肥料，並且在氣候允許的情況下，把一年收成一次增加到兩次，兩次增加到三次，因此，常常會在莊稼的收成的時刻幾乎要同時進行播種。另外，農民還用間種（兩種不同的穀物隔排種植）來增加產量。所有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力，因此，大幅增加了農民的勞動強度。因為在還沒有農機之前，所有這些工作都得靠農民肩挑手扛，步行好幾里路來完成。像平整土地和修建灌溉系統都是農民在冬天播種和收成工作比較閑的時間進行，這樣就增加了一年中農民的勞動日。在還沒有鏟土機的時代，所有的農田基本建設都是農民，一鏟子一鏟子把土鏟起，再一擔擔用雙肩挑著把土移走的。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使農民工作的強度和農民每年工作的日數都大幅增加了。從1958人民公社成立到1978年的僅僅二十年的時間，中國農民將大量的勞動力投入土地。根據一個估計，七十年代時，農民每年投入了80億的人工日（一人投入一個工作日為一人工日）。 這樣龐大的勞動力投入，改變了中國農村的面目，為農業機械化準備好了條件。大規模提高了使用農機耕種和用電力灌溉，為農業現代化取得輝煌的成績。這樣的成績如果沒有集體化，如果沒有農民不惜辛苦的投入，是不可能完成的。

據一位中國經濟專家托馬斯．若斯基（Thomas G. Rawski）的調查，中國農民的工作日從五十年代的每年平均工作119天，增加到了七十年代中的每人每年平均工作250天，增加了一倍以上。若斯基是受世界銀行在1977年聘請到中國作調查的，因為世界銀行想了解當時中國政府的宣傳是否屬實，政府宣傳說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國的經濟搞到崩潰的邊緣。若斯基是研究中國專家，他把在中國的調查寫了報告，後來出版成書。這本書揭穿了資產階級的謊言，書中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國的經濟取得極大的發展，特別是農村的發展。農村的建設解決了集體化之前農村隱藏失業的問題。一般落後國家都有隱藏失業問題，（其實不是什麼隱藏失業，而是因官方無法統計這樣的失業）也就是可以參與生產工作的人數，遠遠落在總勞動力之下。這樣的失業問題，在落後國家無法解決，使得沒有工作的農村人口不得不流往城市謀生，在這些發展落後的國家，農業不發展和都市擠滿了貧民，本是一件事情反映出來的結果。農業不發展是因為在資本主義下，農業生產利潤低、回收慢，所以不能吸引投資，投資不足，就缺少就業機會，才有農村失業的問題。

中國的農業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後，農民大量投入的農田基本建設，和之後人民公社和大隊辦起來的五小工業，解決了農村失業的問題。事實上，在人民公社解體之前，中國農村的勞動力已經充分就業。不但充分就業，而且在農忙時，有些公社和大隊的工廠得暫時停工，以便工人可以協助農民播種或是收成。

新中國成立70 年了，近些年來，許多知識分子也開始談到資本主義四十年的發展是建立在前三十年社會主義發展的基礎上。最近，我看到孫曉軍發表在《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年07期）》上的文章《改革開放前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實績研究的三個維度》，文中指出了在社會主義時期的集體農業下的許多成就。在有關農田基本建設方面的成就，他這樣說，1949年時中國大型水庫只有6座、中型水庫只有17座，社會主義30 年的水利建設有非常大大成績，一共完成了8萬多座大、中、小型水庫，幾百萬個塘壩、大量的梯田和排灌渠道。

生產技術改進與生產量提高。人民公社成立之後的二十年裡，中國的農業生產持續增加。糧食生產從1952年的一億八千一百萬噸，增加到1977年的二億八千五百萬噸。除了1959－1961年之外，糧食生產以平均超過3%的幅度增加，高於同一時期的人口增長率。此一時期的增長率打破了中國過去糧食增產的紀錄，也打破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紀錄。 到七十年代末，中國在食品方面已經能夠自給自足。中國在糧食的國際貿易只是用來平衡國內市場。例如，在1975－1977年間，中國平均每年進口約四百萬噸的糧食，僅佔總生產的一小部份，而它出口的糧食和其它農產品也是如此。

人民公社與國家合作設立了四萬多個農業技術推廣與改良站，在縣、人民公社、大隊和生產隊四級合作的網路下遍及整個農村。 這些農業技術推廣與改良站從事各方面農業生產研究，包括新種子的培殖、土壤的改造、和嫁接等技術的改良和推廣。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許多大學的研究農業的專家們，下鄉來幫助這些技術推廣站發展。這一切努力大大改善了農業生產的科技水準。在新品種培養上有一個值得一提的經驗，來自美國一個農業專家湯瑪斯．威恩斯（Thomas B. Wiens）提供的資料。湯瑪斯．威恩斯（Thomas B. Wiens）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快速地進行新品種的培育，靠的就是這些位於不同氣候區域的技術推廣與改良站之間的合作。他說：「雜交稻米異常快速地由育種進入大規模生產，這是一個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它表明中國能夠將作物培育成果以極快的速度推廣到大規模生產，速度要比它國家快上好幾年。在熱帶以外的大多數培育計畫從開始雜交到大規模生產需要8到10年的時間，因為傳統育種通常需要經過六到七代的雜交與選擇過程，才能使雜交種籽的特性穩定下來，然後在試種中進行評估，最後才是大量繁殖、宣傳與說服農民採用。中國已經組成了一個選種體系，每年可以生殖三代，這個體系通常包括三個改良站，一個在原產地省份，另一個在亞熱帶的南昌（江西省），第三個在熱帶的海南島。……再者，透過「四級研究網站」（縣、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建立，中國已逐步發展出一個體系，可以在最短時間內達成同步完成穩定、選擇適應當地條件的種籽、鑒定以及大量繁殖。」  這說明了如果沒有通過集體下的培養品種的系統，是不可能如此快速地完成各種新品種的培育的。

農村工業化的發展──社隊辦工廠。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不僅是要在農業生產上躍進，而且要在農村工業化上躍進。具體來說，就是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工業產品，不只依靠城市裡的工廠來供應，而是在農村發展自己的工業。最初發展的就是五小工業，包括鋼鐵、化肥、水泥、機械（特別是農機的保養和修理）和能源（包括煤礦）。「大躍進」中，農業經過三年困難時期，三年困難時期有一些客觀的因素，像水災和旱災的自然災難，也有一些在執行政策時所犯的錯誤，包括操之過急和因謊報收成而造成的過高的稅收。另外，中國和蘇聯發生了政治上的爭執，蘇聯要求中國馬上還清在抗美援朝戰爭時中國欠蘇聯的債。在三年困難時期，農村的工業無法發展，許多設起來的工廠也只好「下馬」，到了1963－1964年時農業生產恢復穩定，農村公社和大隊辦的企業快速地發展起來，在僅僅十年的時間裡，農村的工業蓬勃發展，取得了驚人的成績。

1975年，一支由十二位美國學術界專家組成的訪問隊來到中國，他們的目的是了解中國農村辦的中小型工廠。訪問隊由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杜威．波克恩斯（Dwight Perkins）帶領，十二位專家中有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農業工程學家、化肥學專家和農業機械工程學專家等。十二個人中有七人會講、會寫中文，五人曾經在中國工作過。中國方面由外交部的科學技術部門接待，由當時統計局副局長李成瑞帶領到農村各地參觀訪問。他們一共參觀了十個人民公社，五十個工廠[5]。這個訪問團的報告由波克恩斯負責編輯，並於當年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小型工業》一書。在書的導言中，波克恩斯對他們參觀的工廠作了這樣的介紹：這些工廠的工人至少50個人，多至600人，它們用的技術多半是本國的技術（不是最新的或是進口的技術），這些工廠都是人民公社或大隊集體所有，它們的產品基本上是為農業服務的。 根據這個訪問隊的觀察，這些工廠不斷地更新技術、不斷地發展新產品和擴大生產的規模。另外，參觀隊還注意到，這些工廠的重要事情，根據是否適合地方上的需要，都是由地方決定，不必通過中央審核，免去了來回几上、幾下地浪費時間。在導言中，波克恩斯強調他們這些參觀的人了解到他們看到的不是一般的工廠，而是特別選定的發展特別好的工廠，但是這些優良的工廠給全國農村起了模範的作用。

訪問雖然只花了28天，相當匆忙地走了一圈，但是他們提出的報告卻不是限於表面的，而是把他們觀察和收集到的資料很詳盡地報導出來，包括將非常技術性的材料用圖表和照片加以說明，另外，在第九章「小型工業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中，這份報告作了非常有深度的全面分析，報告中說明五小工業增加了農村就業的機會，因為這些基層的工業為農業生產所提供的農用機械，減少了勞動強度。以水稻生產為例，農民省去了四種必須彎腰的工作，即播種、插秧、除草和收成。他們見證了，到了七十年代時，每年大量的農田基本建設和農村工業的生產，中國的農村已經達到充份就業。這可以從在農忙的時候工廠需要停工，以便工人可以幫忙播種或收割的現象看出來。這份報告中還說到因為工業可以在農村發展，紓解了對城市所造成的各種壓力。報告的第十章「對知識的普及和對思想的改造」中，觀察團總結了農村發展工業對知識普及和對思想（意識形態）改造所起的積極作用。報告指出，第一個思想的改變是剷除了農民宿命論的想法，受他們採訪的人這樣說：「以前我們是地主和機器的奴隸，今天我們是駕馭它們的主人。」第二個思想的改變是剷除了農民對技術的迷信，農民能夠對他們曾經認為高深不可及的書本知識提出挑戰。報告說他們在各地參觀時常常聽到農民用「從小到大」、 「從點到面」、 「從土到洋」來形容他們對農村工業發展的積極和樂觀的態度。

李成瑞過世一年多之前，我有幸見到他，他問我是否知道哈佛教授波克恩斯這個人，我說當然知道，我讀過他編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小型工業》這本書。他接著說，這個訪問隊是由他帶領到各地參觀的。我當時覺得很抱歉，因為我那時並沒有仔細閱讀導言。我對他說，這本書太重要了。後來我很快買了一本送給他，並說，這本書有很多有價值的資料，應該把它翻譯成中文。後來看到在李成瑞過世前不久的一篇報導，附了一張照片，照片里他手裡拿著這本書，對身邊的年輕人說把書翻譯成中文的事。當然，翻譯這本書不容易，因為它有大量的技術性的材料，但是翻譯的工作總是比當初這個由李成瑞帶領的訪問隊，到那麼多農村工廠參觀收集資料，並且經過細心的編輯出版報告要容易得多。這些材料說明了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具體的成績，我們只是口頭說社會主義有優越性是不夠的。在中國廣大的農村裡進行了這麼大的、這麼深的一場生產革命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內容，我們必須特別珍惜這樣有關社會主義建設具體內容的紀錄。其實這個報告還只是冰山一角，中國還有極多的實際材料有待收集，像農村幾億的農民和幾千萬當年農村的領導人民公社發展的幹部，都還有記憶，但是我們必須要抓緊剩下不多時間和機會，把這些資料收集起來。就像很多人一直努力地在收集全民所有制下的老工人的資料一樣。

再有，很多人都熟悉毛主席所講的，在發展經濟上要兩條腿走路。毛主席說中國的發展不要只靠一條腿，而是要靠兩條腿，毛主席還說，中國的發展要大、中、小並舉和土洋並舉。看起來如此簡單的兩句話，但是毛主席卻說出了非常深奧的道理，毛主席用「兩條腿走路」說明了落後國家發展經濟要利用所有能利用的資源，中國的發展不能只依靠大的企業，不能只靠最新的（進口）技術，在資源短缺的中國必須要利用大型的企業，也要利用中型的企業，也要利用小型的企業。在技術上不但要利用新的進口技術，也要利用舊的傳統的技術。農村的社隊辦的工業就是「兩條腿走路」最好的成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