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如何精心策劃丁憂「奪情」的？

　　萬曆五年， 張居正的父親——七十四歲的張文明患病， 張居正本想請假省親， 恰逢宮中籌備皇帝大婚， 作為首輔， 他是無法脫身的， 只得定在大婚以後再告假。不料萬曆五年九月十三日父親遽爾病逝。二十五日， 噩耗傳到北京。次日， 張居正的同僚、內閣次輔呂調陽、張四維上疏奏明皇上， 引用先朝楊溥、金幼孜、李賢「奪情」起複故事， 請求皇上諭留張居正。

　　按照當時官僚的丁憂制度， 嫡親父母喪事， 以聞喪月日為始， 不計閏二十七月服喪， 期滿后， 再出來視事， 謂之起複。雖然前朝也有丁憂「奪情」的先例。但是， 這樣做不符合明代的典制。

　　

　　大臣呂調陽、張四維希望皇上「奪情」張居正。神宗本人也深感不可一日無「元輔張先生」， 不願他丁憂歸里， 更不願新政中途遭到挫折。所以他接到呂調陽、張四維的奏疏后， 隨即下旨：只准許張居正在京師的家中服喪「七七」 (四十九天) ， 然後「照舊入閣辦事」， 這就是所謂「奪情」起複。

　　如果事情是神宗的真是意圖想法無可非議，然而這件事情的背後卻是張居正與馮保的一場精心策劃。

　　按人之常情及祖宗舊制， 必須丁憂守制， 但張居正大權在握， 新政正在展開，他不願因丁憂而離任二十七個月。但礙於祖宗舊制與輿論壓力， 必須妥善策劃一個兩全之計。就在呂調陽、張四維上疏請皇上「奪情」之前， 他與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密謀策劃， 竭力促成皇上「奪情」之局。

　　「大馮保， 挾沖主， 操重柄， 江陵 (張居正) 素卑事之。新鄭 (高拱) 既逐， 保德江陵甚， 凡事無不相呼應如桴鼓。江陵聞父訃， 念事權在握， 勢不可已。密與保謀奪情之局已定， 然後報訃。次輔蒲州 (張四維) 進揭， 即微露其一斑……疏入， 漏下已二鼓。昧， 特旨從中出， 留之。香幣油蠟之賜以千百計， 內閹持司禮之命絡繹而至， 附耳躡踵。江陵時作擎曲狀， 令小史扶掖內閹， 乃叩頭謝， 強之立而受， 雲:『此頭寄上馮公公也!』」

　　

　　由此可見， 「奪情」雖出於皇上旨意， 卻是張居正與馮保事前謀划好的。《萬曆邸鈔》萬曆五年秋七月條「張居正聞父喪， 詔奪情視事」， 有如下說法:「居正聞喪， 初辭疏， 即雲守制是常理小節， 且雲有非常之人， 然後有非常之事， 何恤訾議;再懇辭， 忽且請留京守制， 以次子馳驛回籍營喪事。蓋其自為計非朝夕， 以故訃疏方上， 而慰留即下雲。」可見張居正本人並不想丁憂守制歸里， 又不便直說， 便通過馮保要皇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旨挽留， 而張居正則言不由衷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乞求歸里守制， 目的在於遮人耳目。

　　為了應付輿論， 張居正不得不做一點表面文章。九月底， 他正式向皇帝上疏乞恩守制， 以表示他對皇上「奪情」的反應:「臣在憂苦之中， 一聞命下， 驚惶無措。臣聞受非常之恩者， 宜有非常之報。夫非常者， 非常理之所能拘也」。這其中， 話裡有話， 他強調了「非常」一詞， 「非常理之所能拘」一句， 用在「乞恩守制」疏上， 不但牽強附會而且自相矛盾， 只是為下文作鋪墊罷了:「如皇上之於臣， 若是之懇篤者， 此所謂非常之恩也。臣於此時， 舉事草芥賤軀， 摩頂放踵， 粉為微塵， 猶不足以仰答於萬一， 又何暇顧旁人之非議， 徇匹夫之小節， 而拘拘於常理之內乎!」

　　

　　張居正本意是希望皇上「奪情」， 又不得按慣例向皇上乞恩「守制」， 所以這篇違心的「乞恩守制疏」寫得頗費周章， 且漏洞百出。奏疏的基調是乞恩守制， 卻大談什麼「非常理之所能拘」， 「何暇顧旁人之非議， 徇匹夫之小節」， 話中之話是要表明「守制」是常理小節， 不必拘泥， 這分明是在向皇帝表明他的決心， 如果皇帝堅持「奪情」， 他可以置常理、小節於不顧。無怪乎《實錄》的編纂者在記述張居正的「乞恩守制疏」時， 要寫下這樣的按語:「觀此， 而奪情之本謀盡露矣」。可謂一語道盡其中奧秘， 暴露了他與馮保一手策劃的「奪情」內幕。

　　經過半月有餘的公文往返， 奪情起複之局終於定了下來。張居正以「在官守制」的形式， 於「七七」之後仍入閣辦公， 大權繼續在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