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反思傳統更應尊重文化的共有價值（一）

反思傳統更應尊重文化的共有價值



鳳凰網編者按：近代以來，中國被捲入現代化大潮，由此進入「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迄今為止，中國尚未走出歷史三峽，仍處於走向現代的變革之中。此前，幾代思想先賢均以一己之力，探索中國的方向和現代化途徑。對中國大陸而言，中外交匯，古今融合仍是艱巨任務。近年來，中國傳統文化備受關注，各種學說次第登場。那麼，傳統和文化應該如何復興？中國人應該以怎樣的態度面對自由、平等、法治等現代價值？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儒家思想可以治理現代國家嗎？帶著這些問題，鳳凰網《高見》採訪了研究傳統文化多年的文化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劉夢溪。

文/鳳凰網《高見》訪談員張弘


鳳凰網《高見》：鴉片戰爭至今，中國幾代知識精英都在思考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這一問題，從晚清的郭嵩燾、王韜、嚴復，到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胡適、魯迅等等。1949年以後，海外的新儒家賡續了這一工作，改革開放之後，大陸再續傳統一直走到現在，我想聽你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說一下，傳統文化在過去大概近一百年來，向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有哪些經驗和教訓可以吸取？

劉夢溪：這裡有一個問題，在中國歷史上，漢唐至宋明、清的前期和中期，都沒有中國文化這個概念。晚清西方文化大規模進來，這個概念才出現，是本土知識人士反思自己傳統出現的概念。現在對這方面的分析有不同的思路，一個叫刺激-反應的模式，早期很多人持這種看法，後來又有學者提出，認為這個模式不能完全反映中國歷史演變的情況，因為中國自身一直有一種內在的力量，在往前走，沒有他者文化的進入，也會發展到現代的中國。

這兩個說法都有道理，但內在自生的走向現代說，只能是一種假設，並沒有歷史事實為之驗證。刺激—反應理論，作為對歷史現象的一種描述，不能說完全不能成立。歷史事實是：清中葉以後，相當長的時期，是一個閉關鎖國的狀態。但在清朝的中早期，在康熙時期，當社會大體穩定下來，還是一個比較開放的心態。康熙對科技，所謂西方的奇技淫巧很感興趣，所以他不排外。但是後來發生了耶、儒的禮儀之爭，迫使清統治者改變了政策。早期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採取的是與中國文化合作的態度，一方面要傳教，這個價值期待他不會放棄，另一方面對中國文化的拜天祭祖並不公開反對，與儒家知識分子相處甚好，直到繼利瑪竇而起的湯若望，都是如此，所以在明清兩代都受重用。中國的天文歷算基本上用的是湯若望的。後來羅馬教廷不允許傳教士對中國文化過分妥協，說中國人的那個「天」，跟他們的「天主」是不一樣的，要堅守自己的理念。在華的一些傳教士不得不奉行羅馬教廷的指令，也有一些傳教士不願意奉行教廷的指令，覺得這樣在中國根本行不通，兩方面的爭論便開始了。同時中國的一些文化人也參與到爭論裡面去了。這個爭論變得很大，傳到宮廷，已屆晚期的康熙說，別爭了，你們都回去吧！所以到雍正以後，就慢慢形成了閉關鎖國的政策，這個政策實際上一直持續到晚清。

鳳凰網《高見》：當然，我們知道後來還是被打開了，這個過程是怎樣的呢，又有哪些文化方面的問題？

劉夢溪：所以，中國的大門不是自己主動打開的，是被人撬開的，老輩的這個敘述沒有錯。清的康熙、乾隆不用說，即使嘉慶、道光時期，西方人也沒有想佔領中國領土的意思，他們是想做生意，所以才有1793年馬戛爾尼的中國之行。他的中心目的是想跟中國建立一個穩定的商務關係。他的那條船，帶來相當於一萬七千英鎊的禮物，作為謁見乾隆的見面禮，但是乾隆收下了禮物，卻沒有接受通商的要求。還禮是一個玉如意，其價值或許不低於那一船禮品。這次馬戛爾尼的謁見，也發生了禮儀之爭，是跪拜還是屈膝，還是不屈膝，或者屈一膝，爭論了好久。

你看，這些爭論背後的趨力還是一個文化衝突問題。但這些問題，並未釀成軒然大波，原因是當時的中國還有相當的強勢。漢代也是由於帝國處於強勢，佛教靜悄悄地傳入，沒有發生文化衝突。明代的天主教入華，也是如此。國家的主體強大，當外來文化進入時，就不會引發文化衝突。

為什麼到晚清發生劇烈的文化衝突？中國的國勢太弱。大規模的西方文化進來，因為力量不平衡而引起震蕩，這個震蕩有政治、經濟、文化的多方面原因。此情此景，你得想出一些對策。文化人、開明的官吏首當其衝，意識到中國這個古國正遇到了幾千年從未有過的「大變局」。張之洞、李鴻章、王韜等，都說過類似的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認識呢？外國的輪船開到長江來了，西方人大批地來到中國了，不是要阻擋不要阻擋的問題，而是有一個經濟利益的驅動，你要現代化，你要建工廠、兵工廠，你要修鐵路，要電燈，你就得承認這個不如人家的事實，不想打交道也得打交道。

鳳凰網《高見》：是的，晚清的洋務運動其實就是這樣的一次嘗試，但是它也並沒有解決文化的衝突問題，您怎麼看？

劉夢溪：這就是李鴻章起而辦洋務的背景，時間是從1860年開始，一直到1894年，經過了三十年的時間。為什麼從1860年開始呢？原因之一是1860年發生了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事件，這極大地震動了清廷，原來清朝基本上不跟外國主動發生交接，這件事的巨大刺激之下，清廷才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相當於今天的外交部。

文化的交接不可避免，除非重新閉關鎖國，否則就無法阻擋住西方文化的進入。修鐵路有爭論，老百姓說嚇得我們的母雞都不生蛋了，破壞了龍脈風水等等。正是基於此種情況，中國的文化人提出了中國文化的問題——西方文化來了，我們自己呢？我們的固有文化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扮演什麼角色？於是有中國文化之說。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什麼關係呢？早期人士談這個問題，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固守自大者說，西方那一套沒什麼了不起，他們有的我們早就有。但是站在時代前面的開明人物的思想是一致的：東方有聖人，西方也有聖人，在整個的價值歸屬上並不是衝突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彼此是可以互動的，甚至在追求人類幸福的目標方面，在教人行善的方面，中西兩種文化實際上有相同或相近的一面。這個思想可以直接追溯到孟子，孟子就認為人和人的「心」和「理」有所同然者，還講到「東聖西聖，其揆一也」這樣的話。當然孟子講的東聖西聖是西邊的周和東邊的齊。但這個思想可以拿來類比為說，擴大到中國和外國，也無不可。同時也在反思，中國為什麼不如人家，科技不如人家，經濟不如人家，氣勢也不如人家，原因在哪裡？是什麼原因使我們古老的帝國落後了？

鳳凰網《高見》：這種反思過程，具體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劉夢溪：早一點說，從龔自珍、魏源就開始了。龔自珍提出了「自改革」的概念，我的一位友人史學家朱維錚非常讚賞這個思想。並不是中國人不圖變，在中國歷史上，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到明朝的張居正的新政，也是處於不斷的變革過程當中，但是大家有時候感到，中國歷史上的變法常常沒有一個好的結果。直到戊戌變法，一次最大規模的變法，皇帝直接出面了，結果這次變法釀成的悲劇更為慘重，這就是1898年農曆八月初六慈禧發動政變，使這次變法流產了。

但是你能看到，中國還是在不斷地反思自己。自己求變，失敗了，還會有新的求變，新的改革，所謂志士仁人前赴後繼。但是歷來都伴有激烈的爭論：改革者要求變，另一種聲音則是祖宗之法不能變，這個從宋代的王安石開始，就是這個問題。你看《紅樓夢》裡面，王熙鳳生病了，探春出來理家，我們可以講，她實際是在大觀園推行了一種新經濟政策，類似於承包制，與管理者的利益掛鉤。但在施行之前和施行過程之中，不斷引發討論，就是薛寶釵、王熙鳳說的，要叫老祖宗心裡過得去，基本的禮不能變。賈母稱讚王熙鳳，有名的話是鳳丫頭這孩子，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她懂禮，懂得維護賈府的秩序，這樣一個討論一直持續到後來的後來。

中國近代的大變化從哪兒開端呢？根本的大變化是由於1894年到1895年的甲午戰爭。道光、咸豐以來的「自改革」，以及後來的反思，呼籲多，行動少，知識分子呼聲高，權力者無動於衷。直到中日甲午戰爭吃了大敗仗，被國人一向小視的「蕞爾小國」打得一敗塗地，以致傾家蕩產地割地賠款，如此的大刺激是以前沒有過的。於是群情沸騰，知道真的是國將不國了，全國的大變革浪潮由是而起。這個大變革直接導致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和戊戌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