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大林：「愛國」是如何成為「賊」的

　　這幾年，有個名稱流行起來，叫做「愛國賊」。以前只聽說有「賣國賊」，如明朝的洪承疇、吳三桂，清朝的李鴻章，「抗戰」時期的汪精衛等等。「愛國賊」顯然是從「賣國賊」反用過來的。一說起「愛國」，人們就會想到屈原、岳飛、文天祥等崇高形象，以及高舉「德先生和賽先生」大旗的「五四運動」等等。「愛國」這樣「高大上」的事怎麼會與下三濫的「賊」聯繫在一起呢？　　
　　國家是由國土、人民（民族）、文化和政府四個要素組成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甜不甜，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月是故鄉明」。人們愛自己的家鄉、親人和文化，具有故土難捨的家國情懷是人之常情，當然是不會成為「賊」的。　　
　　問題就出在「政府」即國家權力（主權）上。政府代表國家主權，愛國是很難把政府與國土、人民、文化斷然分開的，於是就發生了愛國會不會成為「賊」的問題：如果政府的權力產生於人民的授權，具有合法性，政府及其首腦、官員能夠履行自己守土保民的職責，愛國也愛政府就順理成章，當然不會是「賊」；如果政府權力的產生是非法的，政府不能保衛疆土，也不能保護人民自由幸福的生活，甚至壓榨迫害人民，愛一個由「非法政府」代表的國家，就有可能成為「賊」。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王充）。人民是國家的主體，是國家主權的所有者。人民生活得是否自由幸福，是衡量評價政府和政治得失的根本標準。「賊」即是害人者，「愛國賊」的含義是，所愛之國是一個由害人民、害國家的「非法政府」代表的國家，在「愛國」的幌子下乾的是害人民、害國家的勾當。
　　今年我國將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說一句不合時宜的話，如果當年沒有美蘇等國際力量的援助，中國很可能如同蒙古人滅宋，滿清人滅明，再一次被日本人滅亡。日本人可能在中國建立「大日本帝國」，大和民族將成為中國57個民族中排在第一位的民族。中國人很可能像接受蒙古人和滿清人一樣接受日本人的統治，日本統治者一定會開動媒體，大力宣傳日本如何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拯救中國，以及襲擊「珍珠港」，抵制西方「敵對勢力」的輝煌歷史，禁止研究討論「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天皇會派他的秘書擔任「帝國社科院」的院長，成立「天皇光輝思想研究會」，學者、教授們也會紛紛領取經費，寫出煌煌專著、燦燦文章，探討「共存共榮」的「東亞模式」，煞有介事地論證天皇對中華民族復興的「十大功績」和不可動搖的「歷史地位」。各地都會開展「唱皇共榮」活動。「帝國」的各級政府都會傳達貫徹天皇的「最高指示」不過夜，組織部門也會依據能否堅持「共存共榮」的「理想信念」和學習貫徹「天皇光輝思想」的政治標準和政治紀律，選拔任用幹部。一批中國人的「精英」會參加「考試」，進入「帝國」政府聽差，他們喊著「天皇萬歲」、「帝國萬歲」，大談「理想信念」，對上司點頭鞠躬，諂媚逢迎，沒準也能混個科級、處級什麼的，在華人中得意又風光。　　
　　「帝國」每年都會舉行「國慶」活動，還會開展各種形式的「愛國主義」宣傳教育。如果我也和很多中國人一樣刻苦鑽研、「活學活用」「天皇光輝思想」，接受了這種洗腦教育，成為一名「自信」而又虔誠的「愛國者」，你們一定會罵我是「愛國賊」吧。
　　我當然是該罵的，因為日本人是侵略者、征服者，他們用暴力建立的政權不具有合法性。還記得慈禧的那句名言嗎？就是「寧贈友邦，勿與家奴」。日本人征服了中國，中國的土地和財富都成了日本統治者的家產，人民也都成了統治者的「家奴」。阿Q要姓趙，趙太爺說，你也配姓趙？我只是主子的「家奴」，不敢反抗征服者的暴政，不敢爭取做人的權利，苟且偷生地貪戀著「家奴」的「美好生活」，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竟然舔著臉要「愛」主子的「國家」，我配去「愛」嗎？我他媽能不是「愛國賊」嗎？　　
　　可是，難道蒙古人、滿清人不是侵略者、征服者嗎？還記得「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慘案嗎？滿清人的殘暴絲毫不比日本人遜色。而元朝和清朝卻都赫然列入了中華民族的正史。「最高指示」把征服者成吉思汗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並列，稱之為「英雄」和「一代天驕」，誰敢說他是「認賊為祖」。效忠於滿清統治者的林則徐、鄧世昌都被我們當做「愛國者」來紀念，而同樣效忠於滿清人的吳三桂卻成了「賣國賊」，區別只是吳三桂原為明朝官員，但是，對於老百姓來說，國家是主子的，清朝取代明朝只是主子換了，老百姓的「家奴」地位並沒有改變，「愛國」還是「賣國」對老百姓有何區別。就連盲目排外，濫殺無辜的「義和團」，只因打出「扶清滅洋」的旗號，也榮列「愛國者」的座次了。愛日本侵略者的是「愛國賊」，愛蒙古和滿清侵略者就成了光榮的「愛國者」，這是什麼邏輯？　　
　　再說，秦滅六國，對於六國的人民來說，秦始皇是不是侵略者、征服者？秦將白起就曾一次坑殺趙國降卒40多萬。同樣道理，劉邦、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是不是侵略者、征服者？「都說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實是並不然的，他做了皇帝皇帝以後，稱蒙古朝為「大元」，殺漢人比蒙古人還厲害」（魯迅）。我們不應當愛「日本帝國」，難道就應當愛同樣都是「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秦、漢、唐、宋、明「帝國」嗎？給外國人當奴隸不行，給本國人當奴隸就應該嗎？從人民主權的立場來看，效忠於宋朝統治者的岳飛、文天祥到底是「愛國者」，還是「愛國賊」？政府（統治或管理階層）是國家主權的代表者，我們要「愛國」，是不可能把政府排除在外的。可是，那個體現人民主權的「國」究竟在哪兒？
　　國家權力是一國之公器，應當「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孫中山）。掌握國家權力的人（國家首腦及官員）應當「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人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人釋其害」（黃宗羲）。但是，在中國歷史上，一股一股的豪強勢力打出各種時新旗號，逐鹿中原，相互砍殺，其實只是為了「爭奪一把舊椅子」（魯迅），即統治人民的專制權力。一代一代的王朝「打江山、坐江山」，通過暴力和世襲（傳位於子孫或同黨），把公權收入囊中，據為私有。以一家一黨之私，冒充頂替「天下之公」（朕即國家，朕在國上；黨即國家，黨在國上），「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黃宗羲）。　　
1945年9月，毛澤東在回答英國路透社記者的提問時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然而，「大救星」一坐上那把「舊椅子」，就全然忘記了自己的承諾，不僅大權獨攬，一意孤行，大搞「政治運動」，陷國家於混亂倒退之中。而且不顧人民死活，竟然在餓殍遍野之時，動用巨款為自己修建行宮，口中念念有詞「為人民服務」，卻享盡人民為他的服務。
　　莊子說：「竊國者為諸侯」。在莊子看來，把權力據為私有的統治者就是竊國之「賊」，你要愛一個以「盜賊」為元首的國家，你能不是「愛國賊」嗎？孟子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老夫子認為，那些輕視人民、殘害人民的統治者就是不仁不義、傷天害理的獨夫民賊，人民可以把他們當做仇敵看待，並推翻他們。你要愛一個在「獨夫民賊」把持下的國家，你能不是「愛國賊」嗎？
　　釣魚島和庫頁島都是中國固有的領土。釣魚島是一個無人居住，面積只有4.3平方公里的荒島。庫頁島面積7.6萬平方公里，是釣魚島的1萬7千多倍，超過台灣島的兩倍，島上有居民60多萬，還有森林、石油等豐富的資源。中國某些「愛國者」撿芝麻丟西瓜，不敢爭庫頁島的主權，卻叫著嚷著要保衛釣魚島。他們「耗子扛槍——窩裡橫」，把「愛國」口號喊得震天響，卻對俄羅斯長期霸佔庫頁島等中國廣大的領土，裝聾作啞，戰戰兢兢，不敢有半句埋怨。他們還踐踏法律，對自己的同胞又打又罵，砸壞很多同胞的汽車，完全是一副流氓無賴的德性。他們不是「愛國賊」又是什麼。　　
　　辛亥革命后，宣統帝退位。根據《清室優待條件》，清皇室暫居故宮，保留一千多名太監。太監們感到大勢已去，前途迷茫，競相盜竊宮中的古玩玉器、名人字畫等珍寶，溥儀不得不遣散大部分太監。1924年，馮玉祥發動政變，強迫溥儀等皇室成員離開故宮，太監也被全部遣散。太監除了會伺候皇上、皇后及嬪妃，沒有任何生活技能，太監也沒有孩子和後代。太監只能依附於皇權，皇帝一倒台，誰還需要太監，他們怎麼活。在兩次遣散中，太監們有的哭天抹淚，有的高聲叫罵，有的一出宮門就投河自盡了，反映出他們對皇宮生活的無限留戀和對未來的絕望。這些太監既是皇權制度的受害者，也是清帝國最忠實堅定的「愛國者」。太監身體和心理的殘缺醜陋，見證了皇權制度的殘缺醜陋。他們不能沒有清帝國，因為他們被閹割了的身體和心理都維繫在皇權制度上，只有皇權制度才能給他們活路並體現出他們「存在」的價值。
　　今天，已經沒有身體被閹割的太監了，卻有很多思想被閹割，崇拜並依附於「領袖」的精神太監。他們習慣於響應「領袖」號召，學習「領袖」指示，感恩「領袖」栽培，充當「領袖」的工具，歌頌「領袖」的「豐功偉績」，迷戀、熱愛「領袖」領導下的黨權國家。因為他們已經高度「腦殘」，失去了「自我」和思考能力，只有在「領袖」的召喚下，他們才會熱血沸騰、激情燃燒，感到自己還活著，還有價值。「領袖」的英明偉大，其實只是他們卑微、殘缺的精神需要填補提升而產生出來的幻覺。太監「愛國」是一種被閹割的殘缺畸形的「愛國」，無論身體還是精神上的太監都是「愛國賊」。　　
　　如果說太監「愛國」是出於畸形的人性，那麼貪官「愛國」就是出於正常的人性。自利是人的本性，「千里來做官，只為吃和穿」，口好美食，目好美色，人性皆然，貪官利用權力謀私是符合人性的。如果國家制度十分便利官員貪腐，能讓官員「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料想大多數官員都會笑逐顏開地「愛」（擁護）這樣的國家。然而，國家權力是服務於人民大眾的公器，權力滿足了官員的私利就會異化成人民的「公害」。官員所「愛」的國家，一定是人民抵制、反對的國家。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反貪反腐依靠所謂「理想信念」的教育來改變人性是徒勞的，除了產生一批巧言令色，說一套做一套的「雙面人」，不會有別的結果。只有限制權力、監督權力的制度構建，才可能遏制人性貪腐之「惡」。良好的官風官德是在激勵清廉、懲治腐敗的制度之上形成的。不怕官員腐敗，就怕制度腐敗。不怕制度腐敗，就怕制度腐敗了，還認為它是「好五倍」的最優越的制度。判斷國家制度是廉潔還是腐敗，最直接有效的標準就是看貪官是否「愛」它、擁護它。貪官擁護的制度不可能是廉潔合理的制度，貪官「愛」的國家不可能是廉潔健康的國家。從已經抓出來的貪官看，沒有一個是不擁護現行制度和不「愛國」的。　　
郭伯雄曾在一次會議上強調：「要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鬥爭；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朱和平曾在光明日報上撰文說：「思想文化陣地是國家的核心陣地，事關黨、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們的滲透攻擊無孔不入、步步緊逼。他們打著『自由』、『民主』、『人權』的旗號，攻擊詆毀我們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對我意識形態核心陣地構成嚴重威脅」。兩位貪官不約而同地一口咬定，「自由」、「民主」、「人權」思想的傳播，是「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們的滲透攻擊」，已經「事關黨、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必須「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打一場堅守意識形態陣地的「上甘嶺戰役」。難得兩位貪官如此憂黨憂國，他們是多麼「愛」這個不給人民「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國家啊！千萬不能讓它受到破壞。只有人民沒有自由，他們貪腐才會有自由。只有人民沒有人權，他們手上的權力才能「任性」。兩個無恥貪官公然對抗人類普世認同、接受的價值觀，難道還不是「愛國賊」！
　　英國文人約翰遜說：「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其實，在「愛國主義」的金字招牌後面，不僅隱藏了流氓無賴，還隱藏了侵略者、征服者、獨裁者、竊國者、篡位者、暴君、昏君、獨夫民賊、野心家、陰謀家、殺人狂、迫害狂、文字獄、君臣父子、三綱五常、滅門九族、種族歧視、階級歧視、民粹主義、極權主義、國家主義、納粹、法西斯、紅衛兵、「革命導師」、「大救星」、「偉大領袖」、「鬥爭哲學」、「運動治國」、「全面專政」、踐踏法律、摧殘人性、蔑視知識、崇拜權力、金錢至上、官商勾結、唱紅打黑、維穩強拆、太監、貪官等等、等等。真是藏垢納污，積重難返，臭氣熏天，難以盡述。
　　「國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國」（劉亞洲）。現代國家以人為中心，以人為目的。國家只是保護人的生命、自由、幸福和權利的工具。因此，根本問題不是「人愛不愛國」的問題，而是「國愛不愛人」的問題。不是國家有沒有主權的問題，而是主權是否產生於人權並保護人權的問題。明朝有主權，人民是奴隸，清滅明，明朝主權喪失，人民依然是奴隸。對於沒有人權的人民來說，主權有何鳥用。　　
　　人權代表了人的價值和尊嚴，人權使人成為公民。公民是國家的主體，享有國家主權。公民制定憲法體現公民的權利和共同意志。公民依法選舉（授權）成立的政府是合法政府。政府接受公民監督實行憲政，代表國家保護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守衛國家的領土和安全。由合法政府代表的國家是公民當家做主的國家，是公民自己的國家。與公民的權利相對應，每一個公民都有責任和義務維護國家的利益、安全和尊嚴。在此基礎上，就形成了以人權和公民權為核心的「愛國主義」。公民國家的「愛國主義」從本質上說就是「愛公民主義」。
　　魯迅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各種騎在人民頭上的「主子」一旦把持了國家，就會向「家奴」們鼓吹兜售「愛國主義」，其實就是「愛主子主義」。離開了人權和公民權的那些五花八門的「愛國主義」，都是各種「主子」、「貪官」、「太監」和「流氓」之間扯不清的狗肉帳，而「愛國賊」就是從這些狗肉爛帳中產生出來的。　

魯迅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各種騎在人民頭上的「主子」一旦把持了國家，就會向「家奴」們鼓吹兜售「愛國主義」，其實就是「愛主子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