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和尚會念經 真的是這樣嗎？

外來和尚會念經 真的是這樣嗎？
 
「外來的和尚會念經」 （資料圖 圖源網路）
　　俗語「外來和尚會念經」，又作「遠來的和尚好看經」，意思是說從外邊遠道而來的和尚比本地的和尚學問高深，更懂經書。後來在此基礎上又引申出盲目崇洋媚外之義。
　　然而，倘若聯繫古印度早期佛教傳播形態，並結合佛教最初傳入中國的實際情況來考察，或許我們對「外來和尚會念經」這一俗語背後的文化符號的來龍去脈和實際含義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把握，與此同時，對佛教在古代傳播進程的認識亦有啟發和幫助。
　　眾所周知，佛教起源於古印度，當它傳入中國的時候已經在印度有六百多年的發展歷史了。
　　在早期的印度佛教傳承體系中，佛典起初是以口傳文獻（Oral Literature）的形式存在的。南傳佛教認為，直到錫蘭王毗多伽摩尼（公元前43年至前17年在位）時，佛經文本才得以書寫。
　　這種獨特的歷史文化現象形成了佛教重視諷誦的傳統，關於這一點，梁啟超在《佛學研究十八篇》之《翻譯文學與佛典》已有論及：「印土僧徒，夙貴唄誦，所治經典，類能暗記。最初移譯，率憑口傳。」
　　有學者從三個方面進一步揭示，認為「一是印度自身的文化傳統，非常不重視書面記錄的文明，人們更崇尚把知識存放在腦海里。所有的宗教團體都強烈反對宗教教義訴諸書面，他們聲稱經典的神聖性有很大一部分是附屬於聲音上，一旦書寫下來就會失去神聖性。二是佛教自身的特殊因素，比如佛陀生活和傳教的一些主要地區，例如摩揭陀，並沒有多少適合書寫的材料。另外他們認為宗教真理需要師徒間的直接交流，並非文字所能傳遞」。
　　這種重視諷誦的傳統，讓僧人把誦經作為日常功課。這一點在最早來中土弘揚佛法的那批僧人身上可以窺探。
　　南朝梁慧皎的《高僧傳》便記錄了不少這樣的事例，如《竺法蘭傳》：「自言誦經論數數萬章。」又，《曇柯迦羅傳》：「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毗尼。」又，《鳩摩羅什傳》：「什公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
　　正是緣於這種高度重視誦經的傳統，故僧人呈現出驚人的記憶力，讓初次接觸佛教的王公貴族驚嘆不已。
　　《高僧傳》卷二《佛陀耶舍傳》就記錄了這一情形：「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偽司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興疑其遺謬，乃請耶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二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眾服其強記。」
　　這種「不誤一字，眾服其強記」的驚嘆中，無疑飽含了當時的士人對外來弘法僧人的欽佩，於是「外來和尚會念經」的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刻印在本土人士心中，從而產生強烈的衝擊，無形之中也推動了佛法的流播。
 
「外來和尚會念經的印象」推動了佛法傳播 （資料圖 圖源網路）
　　另外，佛經即便到後來發展為書承體系，但都是用梵文寫成的，本土僧人無法閱讀，因此不少西域僧人不遠萬里奔赴中原地區傳教，並由此產生了一大批譯經家，如求那跋陀羅、鳩摩羅什、竺法護等。
　　這些譯經家一方面將大量梵文經書翻譯成漢文，另一方面則設立道場為漢僧和信徒們講經說法。因此，在當時士人和庶民眼中，域外高僧是人們念佛學法的必要幫助，他們也確實要比本土僧人更有水平。
　　在這種文化背景下，說「外來的和尚會念經」或者「遠來的和尚好看經」，也就不足為奇了。
　　那麼，「外來和尚會念經」為何會逐漸演變成一個帶有貶義、調侃意味的俗語呢？
　　這其實與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進程相關。
　　隋唐以前，印度及東南亞地區的佛學水平高，中國處於學習過程中。隋唐以後，隨著中國佛教的不斷深入發展，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唯識宗、律宗、華嚴宗、密宗、凈土宗等流派開始出現，尤其是禪宗的確立，標誌著佛教在中國本土化的完成。
　　士人對佛教的認識已從早期的「意義僵化」過渡到「不立文字」，對外來經文及僧人亦不再盲目崇拜，已形成有中國特色的本土佛教。
　　隋代侯白《啟顏錄》「隋有三藏法師」條說明了這一點，三藏法師本是胡人，「行業極高，又有辯捷」，結果被一趙姓小兒詰難，法師「既怒且慚，更無以應。眾人無不歡笑，驚難稱嗟」。因此，「外來和尚會念經」演變為一句有貶義的俗語，亦在意料之中。
　　從欽佩到調侃甚至貶低，這背後細微曲折的變化過程，反映了古人崇佛自信心的變化。
　　可以說，「外來和尚會念經」這句耳熟能詳的俗語，其最初是古印度早期佛教傳播重視口頭傳播的形態，以及傳入中原后對本土人士的心理衝擊的真實反映。
　　然而，隨著佛教傳播的深入，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互動，尤其是唐以後，各種本土色彩濃厚的佛學流派紛紛建立，士人對外來佛教不再盲目崇拜，而是在此基礎上形成有中國特色的佛教。
　　因此「外來和尚會念經」演變為一句有調侃、貶義的俗語。認清這一逶迤曲折的歷史過程，不僅可以全面、深入地把握「外來和尚會念經」這一文化事迹、生活常識、俚語掌故的實際含義、歷史沉澱，而且也為佛教中國化的發展狀況、士人崇佛心態等相關問題提供了直接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