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高福利的真相，真的是這樣嗎？

　　來源：鳳凰財知道 文/量子投資

　　不止是中國人，一些美國人也對北歐模式心馳神往。2016年美國大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稱讚道：「我們（美國）應該把目光投向丹麥、瑞典和挪威這樣的國家，學學他們為勞動人民都做了些什麼。」但可惜，人們對北歐國家所有浪漫美好的幻想，要麼錯誤，要麼過時。

　　在變身為高福利國家之前，北歐各國已經靠自由貿易甩全世界好幾條街了

　　毫無疑問，北歐國家在過去一百多年間積累了數量難以置信的財富。1870年-1970年，北歐各國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

　　不過，這些財富和「高福利」、「大政府」或者「社會主義」沒多大關係。瑞典成就斐然，不是因為瑞典有什麼過人之處，而是因為它和其他成功國家一樣，有著一套運轉良好的資本主義制度。瑞典工業經濟研究所的安德里亞斯·伯格(Andreas Bergh)梳理大量過往研究發現：18世紀，瑞典引入私有產權，促進了農民土地產量；19世紀中期，瑞典建立私人商業和儲蓄銀行，農民儲蓄和私人投資開始蓬勃發展；當時的財政大臣約翰·格里彭斯泰特(Johan Gripenstedt)奉行自由貿易，瑞典從人口、貨物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中獲益匪淺；更不用說19世紀中期，瑞典還擁抱了新聞自由、男女平等，廢除了貴族享有的特權，為清廉政府鋪平了道路。

　　北歐國家人均壽命之高、嬰兒死亡率之低，也常常讓很多人痛恨自己「投錯了胎」。但在變身為高福利國家之前，北歐各國已經能夠甩全世界好幾條街了。倫敦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尼梅·塞南戴吉(Nima Sanandaji)在《斯堪的納維亞沒有例外》一書中提到：1960年，挪威的人均壽命為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中最高，緊隨其後的是瑞典（第3）、冰島（第4）和丹麥（第5）。當時北歐國家稅收佔GDP的比重和美國不相上下（30%左右），也就是說北歐還沒來得及建立起高福利制度。但到了2005年，恰恰當這些北歐國家紛紛轉型為高福利國家之後，他們與英國、美國之間的人均壽命差距反而被大大縮短了。

　　羨慕北歐高福利可以，但最好別以為北歐社會要比美國更不用「拼爹」。

　　中國人羨慕平等的北歐國家，確實情有可原，畢竟雙方完全是兩個世界。但最好別以為是高福利制度帶來了平等。兩位瑞典經濟學家耶斯佩爾·羅伊內(Jesper Roine)、丹尼爾·沃登斯通(Daniel Waldenstr?m)告訴我們，20世紀頭80年瑞典的收入不平等現象有了巨大改觀，但是絕大多數改善，注意是絕大多數，在瑞典還沒變成高福利國家之前就已經發生了。

　　另外一個殘酷事實可能更讓北歐粉心碎：北歐國家高福利下的平等，不見得能比「水深火熱」的美國好多少。我們知道，不管在哪個國家，人們普遍希望窮苦人家的孩子能夠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經濟學家就用「社會流動性」來衡量下一代人的收入多大程度是由父母的收入所決定。

　　但美國經濟學家、諾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參與的一項研究，就試圖幫助大家正確地認識世界。研究發現，比起美國來說，丹麥貧窮人家的孩子不會更有可能得到一份中產階級的工作。而且，如果一對丹麥父母沒有大學畢業，那麼他們小孩上大學的機會和相同條件的美國人一樣沒什麼希望。丹麥社會流動性看起來高，那只是因為丹麥把征來的高額稅收轉移給了窮人，從而「壓縮」了代際之間的不平等。如果只考慮工資的作用，不考慮稅收和收入轉移的作用，丹麥和美國就非常相似。

　　就如同《大西洋月刊》所說，儘管丹麥對於福利非常慷慨，但機會平等在丹麥不存在，在美國也不存在。即使在童話般的丹麥，父母也很重要。那麼北歐其他國家呢？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教授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論文揭示，18世紀的瑞典精英——醫生、律師和大學生，他們的後代到現在仍然是精英，和英美國家沒有什麼兩樣。

　　此外，芬蘭100%的億萬富翁，他們的財富都來自於繼承，而在美國，這一數字僅為28.9%。這意味著，如果一個芬蘭人出生時不是億萬富翁，那他這輩子就可以對此死心了（需要再次強調，這只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對比，中國的社會流動性和這些國家之間有巨大鴻溝，這裡就不自取其辱了）。

　　北歐早已不是人們想象中的那個高稅收、大政府的北歐，他們是不折不扣的自由貿易者。

　　或許是北歐五國太不起眼了，當人們還沉浸在對北歐不切實際的迷戀中時，北歐其實已經悄然轉變。上文提到瑞典在1970年曾經是世界第4富有國家，但他們非要進行所謂「第三條道路」社會主義試驗。瑞典在隨後二十幾年中一落千丈，在富裕國家排行榜上下滑至第14名，經濟增速排在西歐倒數第二。此後瑞典痛定思痛，進行了大量去管制和私有化的改革。

　　《經濟學人》報道，瑞典把公共開支佔GDP的比例，從1993年的67%降到了2013年的49%；個稅的最高邊際稅率降到了57%，一大堆財產稅、贈與稅、遺產稅紛紛被廢除；瑞典大膽引入教育券制度，讓那些不願意把孩子送入公立學校就讀的家長，能夠選擇私立學校（另一篇研究還證實，這促進公立與私立的競爭，提高了平均大學入學率與受教育年限）；在醫療服務和老年人看護領域，私人公司能夠介入與政府競爭；瑞典甚至對民航管制進行了私有化。

　　這些眼花繚亂的漂亮數字和實例都在說明，瑞典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大政府、大規模公共支出的擁躉。我們再看其他北歐國家，如今的丹麥擁有全歐洲最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它同樣允許家長花政府的補貼把孩子送去私立學校，如果學費不夠自己來補齊。芬蘭則利用風險投資家的天使投資人的本領，促進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北歐國家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甚至比美國還低……難怪在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年度榜單上，北歐五國都排在前列。難怪世界經濟論壇的競爭力榜單上，除了冰島之外，其他北歐四國都在前12名之內。

　　為什麼北歐國家要做出這樣的改變？丹麥歷史學家貢納爾·莫根森(Gunnar Mogensen)說：「我們的福利國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極好的，我們只有一個小問題，那就是我們負擔不起。」上文提到的尼梅·塞南戴吉則在《外交事務》上撰文，「就像其他國家，北歐國家在經歷自由市場改革時繁榮，在稅收和政府干預經濟行為增加時止步。」 顯然北歐國家總算明白，他們也無法逃脫基本經濟規則的掌控。

　　

北歐早已不是人們想象中的那個高稅收、大政府的北歐，他們是不折不扣的自由貿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