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淞滬會戰與民國政治

　　2015年01月28日11:16   新浪歷史   作者：張曉波   

　　

　　要圖

　　(文/新浪專欄 新史記 張曉波)

　　淞滬，指長江口南岸的吳淞與上海市區及其相連的一片平原水網地帶。這一地區，地勢平坦，湖泊縱橫，商業繁榮。1932年1月28日，日軍向駐上海的第十九路軍開火，挑起上海「一•二八事變」。此後，戰火蔓及整個淞滬地區，至5月初停戰結束，是為中日第一次淞滬戰役。

　　東北與上海：千里之外的戰爭

　　「一•二八事變」的起因，不在中國，而在日本；促使日本引燃戰火的區域，不在上海，而在東北；更為奇特的是，日本攻擊上海，其目的，不在上海，而在歐美。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東三省淪陷。「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就向國聯提出申述，要求國聯召集會議制止日本對華侵略。儘管國聯始終沒有採取有力措施，但國聯理事會絕大多數國家與美國都對中國表示同情，日本在國際社會日顯孤立。對日本來說，軍事佔領並不等於擁有東三省主權，更不可能獲得"國聯"的承認。由此，日本碰上的最為棘手的問題，是如何把中國東三省從「國際法」意義上的中國切割出去，既佔為己有，又獲國際承認，更能解決日本面臨的國際外交危機。

　　1931年10月，日本的應對策略，就變得日益清晰了起來。具體的執行辦法，是分兩步走。第一步棋，是將溥儀接到東北，成立「偽滿洲國」，以使國聯承認滿洲「獨立」。第二步棋，是與之相配合的在上海"搞事"。

　　第一個想到要在上海「搞事」的，正是「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日軍的運作機制，不同於其他國家的陸軍，實權往往出自參謀)。1931年10月1日，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召日本上海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赴瀋陽，板垣要求田中在上海挑起事端，稱「我們下一步的行動要佔領哈爾濱，使滿洲獨立。我們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儀。如果我們辦成了，國聯要大吵一番，東京政府將感到頭痛。我要請你再上海搞點事，以轉移各國的注意力。在你們引起騷動的時候，我們將拿下整個滿洲國。」田中向板垣保證能執行好這一任務，並稱已經在上海訓練了一個極好的特務，能在上海收買鬧事者。這個極好的特務，就是川島芳子。

　　值得注意的，是板垣提到的在上海「搞點事」以「引起騷動」，這一說法，可大可小，並不意味著軍事衝突，其最大效能，只要轉移視線以侵吞中國東三省。板垣代表的，是日本陸軍，這一策劃的擴大及執行，需日本最高層與海軍的認可。

　　同年10月，時任日本貴族院副議長、侵華急先鋒近衛文麿在向圍繞在天皇為中心的「十一人俱樂部」通告中也稱，「關東軍準備在上海搞一個轉移視線的行動，這樣可以給國聯一個滿足它要促成和平的願望的機會，從而『給國聯留些面子』」。「十一人俱樂部」是裕仁天皇所親信的文官集團，其核心人物，為木戶幸一、牧野顯聲、近衛文麿等。這一俱樂部的決議，引導日本軍政外交的政策走向。隨著東北事態日益嚴重，日本的策略也日益激進，在上海製造騷亂的構想逐步演變成在上海挑起戰爭，以引發更大層面的關注。

　　1932年1月，板垣征四郎代表關東軍高層赴日本述職並協商進一步軍事計劃， 10日，板垣就與大本營參謀本部制定了在上海發動戰爭的計劃。之後，板垣再次向上海的田中隆吉致電，稱「『滿洲事變』按計劃發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強反對仍持懷疑態度，請利用當前中日間緊張局面進行策劃事變，使列強目光轉向上海」。

　　1932年1月18日之後，田中隆吉假手川島芳子，連續在上海策劃了日僧事件與三友實業社事件，引燃了「一•二八事變」的導火索。

　　「一•二八事變」，起於東北事變，但日本要轉移國際注意力，為什麼要將地點選定在上海？如果考慮到上海的特殊地位，恰恰滿足了日本選擇最佳進攻地點的各項要素。

　　其一，上海為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全國金融中心，是南京國民政府的財賦重地。如果上海發生戰亂，南京政府勢必窮於應付財政困境，無暇東顧。其二，上海作為中國最早開阜的沿海城市之一，經百年之後，已成各國列強的跑馬場，各大國在上海均錯綜複雜的勢力與利益關係，上海一亂，必然引起列強的強烈關注。其三，日本有在上海發動事變的實力與基礎：上海有大量的租住在租界的日本「居留民」，可臨時武裝，尋釁挑釁；上海在地域上臨海，日本能通過海上路線及時補給戰爭給養及人員。

　　第一次淞滬戰爭，作為「偽滿洲國」成立的遮蔽物，在1932年的年初，被選定了。恰如日本外交史家信夫清三郎日後在回顧中日戰爭時所說的，「上海事變是為了把各國注意力從滿洲移到上海，以完成對滿洲的侵略而發動的一種策略。」

　　

　　"一二八"淞滬抗戰日本侵略軍作戰序列示意圖

　　戰與和：製造方與被製造方

　　戰爭，總需要理由，即便再牽強，也要製造出來。第一次淞滬會戰的理由，一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炮製的戰爭理由，詭譎狡詐且蠻橫無理。此時，該醉心於滿洲"復國"的川島芳子登場了。

　　川島芳子，漢名金壁輝，前清肅親王之女，從小由日人撫養長大。「九•一八事變」之後，川島芳子秘密潛往天津接皇后婉容出關。此後，前往上海。據田中隆吉二戰後供稱，「當時有個和我親近的女子叫川島芳子。(我)……就把二萬日元交給她了。上海有個三友實業公司的毛巾廠。這個公司是非常共產主義的、排日的，也是排日根據地。我托她：『巧妙利用這個公司的名義來殺死日蓮宗的化緣和尚。』她果然這樣幹了」。

　　三友實業社毛巾廠，為戰前上海知名民族企業，其產品三角牌毛巾質優價廉，深受歡迎，風頭蓋過日商所營毛巾廠。「九•一八事變」后，該廠工人組織義勇軍，進行抗日宣傳。由此，該廠深受日本在上海的浪人嫉恨，在情理之中。而日蓮宗正是此時反華日本浪人之首。

　　日蓮宗為日本佛教一分支，后逐漸右翼化，並從事暗殺等活動。戰前，日蓮宗僧人天崎啟聲等人以「化緣」為名，在上海刺探情報。天崎啟升認識川島芳子之後，受後者委託，前往三友實業社尋釁滋事的，要製造事端。天崎啟升不知道是，川島芳子怕事情鬧得不夠大，另雇傭日本青年浪人，冒充毛巾廠工人，要在日蓮宗僧人造出事端的時候，將天崎啟聲等人擊斃，假手中國人擊斃日僧，以引發外交爭端。

　　1932年1月18日下午，天崎啟聲升僧人在三友實業社門口敲鼓打鐘，並向工廠投擲石塊，引起工人注意並追蹤日僧。日僧逃至趙家宅附近，突然出現一群打手，直撲幾名日僧，擊斃一人，重創天崎啟升等日僧。

　　「日僧事件」后，日本上海僑民群情激奮，仇華心理高漲，紛紛要求嚴懲中國工人，報復三友實業。田中隆吉順勢布置日本憲兵大尉重藤千春等人組織人員，襲擊三友實業。20日凌晨二時，重藤千春帶領60餘名日本浪人乘夜偷襲三友實業，日人先用焚燒廠房，廠內紗線付之一炬。在焚毀廠房之際，日本武裝浪人在附近監視華人巡捕，其中兩名華捕因發現事端而被擊斃，一人受重創逃回巡捕房。

　　於此同時，日本駐華領事要求中國就日僧事件道歉並取締一切反日活動和組織，對於焚毀三友實業一事，僅口頭表示遺憾。不過，日本有要求是假，求戰是真。「日僧事件」開啟了日本發動上海戰爭的序幕，此後十天內一系列緊鑼密鼓的布置，完全與日本求和解的相反。

　　21日，日本海軍派出航空母艦「能登呂」號(艦載6架飛機)，巡洋艦「大井號」、第十五驅逐隊(下轄軍艦四艘)赴上海；22日，日本第一外遣艦隊司令鹽澤幸一發表聲明，宣稱中國如不作出「滿意答覆」，日本海軍將採取「適當手段」。這是日本海軍正是表態，表明事態已或有可能上升至軍事衝突的層面；24日，日本內閣再在召開會議，覺得再度加強上海的武裝力量；25日，日本海軍與外務部首腦舉行聯席會議，討論發動上海之戰的具體方案；26日，日本海軍確定再次向上海增兵。「至一•二八事變」爆發，十天之內，日軍在上海的兵力由六七百人驟然升至6500人，並有軍艦十艘，飛機20架，裝甲車十餘輛。

　　急遽的增兵，由此可見日軍認為機不可失，求戰心切。與日本相反，中國方面，儘管對日軍的動向儘管不無瞭然，其心態，則完全相反，是避戰為上。

　　22日，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高層召開會議，聽取上海市長吳鐵城關於上海問題的報告，蔣指示「先安內，后攘外」；23日，蔣、汪、孫科在宋子文宅邸會晤，再談上海問題，蔣、汪一致認為「先行安內，方可攘外」，會議並決定調防抗日情緒較高的第十九路軍，以免產生大規模的軍事衝突。

　　受南京政府影響，上海市政府的政策也導向妥協。26日，吳鐵城接日本要求道歉等內容的最後四十八小時通牒(截至時間為28日晚6時)，當日下午，吳鐵城等開會表示接受。28日下午2時，上海市政府向日本駐滬總領事表示接受。

　　儘管南京政府一退再退，卻並不明白，在上海求一戰，已是日本規劃的步奏，接受最後通牒與否，都無法感化日本軍方的決策。然而當日夜，日軍在上海閘北率先開槍，戰爭如期而至。只不過，這一次，日軍撞上的，不是軟柿子關東軍。

　　十九路軍：意外中的不意外

　　1932年，十九路軍衛戍上海，完全不符蔣介石軍政策略中的親疏安排，是個意外。但在寧粵失和之後，十九路軍作為一種政治上的調和力量，出現在上海，又不意外。

　　如果歷史允許更多假設的話，如果1932年出現在上海的，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或許在抗戰的史冊上，就少了可歌可泣的第一次淞滬會戰。

　　十九路軍，其前身為北伐戰爭時期的國民革命軍第十師，曾參加汀泗橋、賀勝橋、武昌諸戰役，所向無敵。1926年冬，第十師擴編為第十一軍。1930年，重組為第十九軍。蔣光鼐擔任總指揮，下轄第六十、六十一兩師。1931年，十九軍參與第三次圍剿中央蘇區的戰爭，在高興圩一役中損失2000餘人，軍部也險些被殲滅。

　　十九路軍本非蔣介石嫡系部隊，自1927年北伐戰爭之後，連年為蔣介石利用，多次捲入國內軍閥戰爭，高興圩大敗之後，十九路軍高層對內戰已極為不滿。此時，「九•一八事變」事變爆發，十九路軍深受震撼，其高層蔣光鼐、蔡廷鍇等人皆表示，「槍口一致對外」，「剿匪徒勞無功，應轉向抗日，以盡軍人天職，為國家民族爭取生存及光榮"，遂"在贛州宣誓反對內戰和團結抗日」。

　　此時，寧粵和議為十九路軍從江西「剿匪」前線開往上海提供了契機。

　　1931年2月，蔣介石在南京扣留國民黨元老、粵派領袖人物胡漢民，國民黨寧(南京，蔣介石)粵(廣州，汪精衛)失和，雙方陳兵湘贛，大有再開內戰之勢。「九•一八事變」后，迫於日本的壓力，寧粵進入談判。1931年年底，蔣介石調非嫡系的第十九路軍進駐上海，其目的，是為寧粵雙方在上海談判創造條件，也藉此保證粵方代表的安全。十九路軍前軍長、該軍精神領袖陳銘樞回憶稱，「蔣介石把我請到南京，要我到廣州去議和，並且答應調我的軍隊(十九路軍)衛戍京滬，作為議和誠意的表示」。對於蔣介石的目的，南京政府外交部長顧維鈞在向國聯的說明中，說的更為明白，顧稱，「此項軍隊(十九路軍)，紀律既嚴，對於國內和平與秩序之主張，又忠於擁護。駐在京滬一帶，原為增進京粵之互信，而易致雙方之諒解。」

　　1931年11月20日左右，十九路軍全部抵達南京和上海，總計三個師(新增區壽年第七十八師)，三萬餘人。

　　

　　"一二八"淞滬抗戰中國軍隊戰鬥序列示意圖

　　下為戰前十九路軍基本編製與駐防：

　　總指揮：蔣光鼐副總指揮兼軍長：蔡廷鍇 參謀長：黃強

　　總指揮部設南京

　　下轄：

　　第六十師：

　　師長：沈光漢，副師長：李盛宗 參謀長：李盛宗(兼)

　　第一一九旅：旅長劉占雄 第一二○旅： 旅長：鄧志才

　　第六十師分駐京滬鐵道沿線之丹陽、常州、無錫、蘇州等地區

　　第六十一師：

　　師長：毛維壽 副師長：張炎 參謀長：趙錦雯

　　第一二一旅，旅長：張厲 第一二二旅，旅長：張炎(兼)

　　第六十一師駐防與南京至鎮江一帶

　　第七十八師：

　　師長：區壽年，副師長：譚啟秀，參謀長：李擴

　　第一五五旅，旅長：黃固 第一五六旅，旅長：翁照垣

　　第七十八師分駐上海、吳淞、崑山及嘉定之間的要地

　　第十九路軍自駐防京滬之後，就受日人之騷擾。1932年1月，上海的事態日益嚴峻。各種情報顯示，日軍進攻上海已成不可避免之勢。十九路軍高層乃在一月中旬召開會議，討論進退之策。

　　會議主要圍繞兩點展開。其一，日軍來犯，是戰是走？南京政府推行妥協避讓政策，十九路軍則守土有責，會議結果是十九路軍認為，「我東北軍過去的不抵抗，已鑄成今日的大錯，縱容敵人的驕傲，啟發國際的蔑視，中國軍人的價值已毫無存留餘地，現在豈容再誤」。其二，如何戰，是退出上海戰，還是據上海而戰？該軍認為，「我軍原有衛戍京滬，警備淞滬之責，敵人以佔領上海為目的，我軍如退出上海，不論在真如、南翔或崑山取抵抗線，實際皆與不抵抗同」，且在上海抵抗，可因上海列強勢力縱橫，藉此減少日軍橫暴。最為關鍵的，是第十九路軍與日軍在軍備上，存在不小的差距，該軍認為在上海戰，能憑藉上海的有力地形與敵人展開巷戰。

　　1月28日夜，日軍挑起了戰爭。有備而來的日軍，撞上了同樣有備而來、滿腔殺敵熱血的第十九路軍。戰爭的第一個照面，即是繁華之區，上海閘北。

向英雄的19路君致敬！

　　閘北一夜

　　閘北，地處上海華界，與公共租界毗鄰。上海鐵路總站坐落於此，京滬鐵路、滬杭鐵路、淞滬鐵路在此彙集。閘北區工商業發達，為上海華界市民聚居最多的一個區域。更不巧的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即設在了靠近閘北的天通庵車站的四川北路底。

　　上海之戰，閘北首當其衝。1月28日晚11時，淞滬會戰首先在閘北天通庵車站打響。由於該車站只有少量警察守備，不戰即潰。晚11.50分，鹽澤幸一下令全線進攻，並誇下海口，稱四個小時攻下閘北。日軍兵分三路，一路由通天庵車站進擊通天路，襲擊京滬鐵路終點站北火車站；一路由秦關路口日本小學出發，沿路西進，呼應攻擊北火車站；另有一路由虯江路北上，直撲北火車站。

　　三路日軍，每股約五百兵力，配二三裝甲車為前驅。日軍攻勢的意圖十分明顯，取上海北火車站，段京滬、淞滬、滬杭交通線，然後再各個擊破，取閘北占吳淞。

　　上海由第十九路軍第七十八師駐防，閘北駐兵為該師第六團千餘人。攻防雙方，人員配備達到1.5:1(這一配比，基本與整個淞滬會戰的中日雙方投入作戰的人員比例吻合)，武器裝備，日軍遠遠優於國軍。

　　28日晚11.30分。中日軍隊在閘北區開始交火，日軍發動第一波攻勢。戰況異常激烈，中方戰線幾度差點為日方所破，終在預備隊趕上后，恢復陣型。

　　29日凌晨1：30分。日軍增援部隊1700人趕到，發動第二波攻勢。雙方爭奪陣地，達六七回合，血戰兩小時，擊斃日軍100餘人，毀裝甲車5輛。有參戰士兵回憶稱：在日軍猛烈的衝鋒下，我士兵一步不退，用手榴彈和敵軍對擲，用刺刀和他們相格。不時轟然一聲，敵我雙方士兵都碎身了。

　　29日上午4：40分。日軍出動飛機，轟炸中國軍隊陣地與民房。

　　29日上午5：30分。在飛機轟炸的配合下，日軍發動第三波攻勢。因日軍飛機轟炸，閘北區多處著火，火熱灼傷皮膚，戰士則以濕毛巾蒙面，堅守陣地不退。有前兩次日軍衝擊的經驗，中方先守後攻，逆襲敵軍，並迅速肅清閘北日軍。其中班長華中興、鍾國強帶領兩班士兵，從寶興路一直追趕敵人至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附近，震驚日本司令部人員。

　　29日上午8：00分。在地面攻勢受阻的情況下，日軍再次出動飛機對閘北進行轟炸。虯江路、寶山路等處起火，煙霧蔽天。

　　日軍對華界中國居民區的轟炸，致使大量平民傷亡。日後《日本天皇的陰謀》一書作者戴維•貝爾加米尼如是譴責日軍的非人道行為：

　　全世界還從來未看見飛機大規模轟炸平民所造成的結果。這時的閘北，模模糊糊地反映了後來在廣島出現的慘景。數以百計的婦女和兒童被炸得粉骨碎身。鹽澤海軍上將從此一「屠殺嬰兒的劊子手」而聞名於西方。

　　閘北之戰，是為開戰之初戰。但凸顯的是淞滬會戰中，中國軍人的整體風格。《十九路軍抗日血戰史料》作者如是稱頌閘北之戰：

　　我十九路軍前線的官兵，當此大敵當前，一髮千鈞的剎那間，自然而然的把我們數十年來所謂的「匹夫不可奪其志」「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的民族精神，和最近所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寧戰而亡不願束手以待斃」的軍人決心，盡量發揮……倭奴徒恃物質的優美，欲以征服我中國民族，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請看這初夜抵抗的戰況和以前作戰的經過，我們可以自信了。

　　閘北之戰，開創了兩個先例。其一，是慘痛的先例，即飛機轟炸大規模殺傷平民，確如戴維•貝爾加米尼所說，這一毀滅性的軍事打擊，開啟了二戰中大規模軍事轟炸平民的先例。其二，單以戰役而論，第十九路軍在閘北第一天的保衛戰中，經受日軍三輪攻擊而始終堅守陣地，可謂慘勝。同這一戰更大的意義在於，它樹立了第十九路軍的軍威，更破除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失去的勝利

　　中日會戰上海，不僅中國軍民物資受損，英美列強的利益也難保，日本借上海戰爭以吸引列強注意力的目的，達到了。1月29日，英美緊急調停，同日，蔣介石南京政府向國聯就閘北事件申述，要求國聯干預日本在上海的侵略。當日晚，淞滬會戰出現首次休戰。

　　1月29日晚的停戰，於南京政府，是真實心意求妥協，於日本，不過是緩兵之計。休戰，僅是作為更大規模的戰爭序幕。在一個短暫的休戰之後，中日雙方的全力交戰展開了。

　　閘北一戰，輕狂的鹽澤幸一損兵折將，未得尺寸之進展，引起日本海軍部與天皇關注。遂決定繼續增兵上海。第一次增兵，至2月3日，日本援軍大批抵達上海，其中陸戰隊7000人，戰艦14艘，飛機20餘架。與此同時，第十九路軍也調第六十師換防第七十八師，調整部署，重點防禦日軍再次進犯。2月3日，戰鬥再次打響。4日，日軍再次猛攻閘北，戰況較28日夜更為激烈，至5日，再次擊退日軍攻擊。於是，日軍決定更換主帥。

　　第一次淞滬會戰中日軍第二任主帥為野村吉三郎，時任海軍中將，擅英語，為日本海軍軍官佼佼者，曾在巴黎和會上充任日本代表團海軍隨員。野村替代鹽澤，不僅統率原在上海侵華日軍，還增加了以三艘巡洋艦組成的第三戰隊，並負責指揮陸軍的先遣部隊久留米混成旅團。

　　野村於二月八日到達上海。是日下午，即在艦隊和空軍掩護下，派陸戰隊一個大隊在吳淞張華浜鐵路碼頭登陸加以佔領。接著久留米混成旅團在當晚同一碼頭登陸完畢。第十九路軍因兵力配置有限，在張華浜方面並未配重兵，日軍輕易登陸。

　　久留米混成旅團登陸后，向蘊藻浜一帶陣地發動猛攻，激戰四日，未獲絲毫進展。二月十三日上午，大霧迷漫，下午雨雪交加，久留米混成旅團在煙幕掩護下，在紀家橋方面強渡蘊藻浜成功，守軍第六十一師第一二二旅張炎部就地抵抗，戰況激。迄下午七時，張炎率部反攻，擊敵側翼，敵紛紛向南岸撤退，而南岸之敵，認為是我軍渡河夜襲，猛加轟擊，致使退卻之敵遭受重大傷亡。此役不僅使敵一舉佔領吳淞的企圖陷於破滅，且使號稱勁旅的久留米混成旅團遭受重創。

　　同日，日本陸軍主力第九師團開始在吳淞鐵道碼頭登陸，至十六日，該師團登陸完畢。第九師團師團長植田謙吉，為陸軍中將，於二月十四日接替了日軍陸上作戰指揮任務，成為一•二八戰役中日軍的第三個主帥。與此同時，第五軍張治中部到達前線，於二月十六日編入戰鬥序列，為左翼軍，擔任江灣以北經廟行至吳淞一線作戰，右翼軍的第十九路軍擔任江灣(含江灣)至閘北一帶的作戰。

　　植田部署完畢后，於二月十七日向蔡廷鍇提出通牒，要求我軍向租界外撤退二十公里，蔡廷鍇當向蔣光鼐請示如何答覆，蔣說：「用大炮回答它。」斷然拒絕了日方的要求。接著日軍在全線展開進攻，試圖尋找薄弱環節，並一舉突破。二十二日，廟行之役，是為決戰時刻。當天日軍以全力攻擊第五軍廟行陣地，一度突破第八十八師防線，情況危急之際，八十七師孫元良旅正面出擊，同時以第八十七師宋希濂旅由紀家橋渡河抄敵側背。在三方面猛擊下，日軍潰退。此役，激戰一晝夜，日軍中間突破的計劃以失敗告終。戰後，日軍稱「廟行之役為一•二八戰役中最激烈的一戰」。

　　廟行戰役后，日本內閣於二月24日決定再次增派兩個陸軍師團--善通寺第十一師團和宇都宮第十四師團來上海，改由白川義則大將擔任統率上海全部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新司令官。

　　一月中四易主帥，一次比一次投下更大的賭注，說明日軍戰略上完全陷於被動，戰術上也陷於狼狽境地。

　　白川義則出任司令官之後，不再正面尋求決戰，而決定實行迂迴戰，並在淞滬正面戰場的後方瀏河登陸，企圖通過大包圍，一口吃下第十九路軍與第五軍。

　　三月一日，日軍發動全線總攻擊。當晚蔣光鼐、蔡廷鍇在迫於後援無繼，側背受到威脅的困境下，決定十一時作戰略撤退，將左翼軍撤至嘉定、太倉之線，右翼軍撤至黃渡、方泰之線。當晚，撤退部署詳細，出其不意，全師而退。

　　三月三日，日軍陸海軍最高指揮官白川、野村分別發表聲明，稱「中國軍隊業經撤退，帝國臣民安全及租界和平已得到回復，戰鬥行動即予中止」。此後迄五月五日《淞滬停戰協定》，淞滬戰場，除發生局部戰鬥之外，基本趨於平靜。

　　回顧整個淞滬會戰，中國軍隊計有十九路軍與第五軍兩軍參戰，總兵員5萬人。日軍由第三艦隊、混成第二十四旅團、第九、第十一、第十四師團組成，總兵員約7萬人。在戰爭的準備、武器配備、人員上，日軍皆占絕對優勢。這註定是一場奇詭且悲愴的敗仗，日軍的海軍部與陸軍，向來意見不合，這一次卻難得「精誠合作」，聯合對駐上海的第十九路軍發動攻勢，而作為防守方的中國，從始至終，只有第五軍張治中將軍請命上陣協同十九軍抗日，其餘駐防江浙的中國軍隊(遑論全國軍隊)，皆按兵不動，觀望成敗。

　　然而，就是這局部性的兩個軍，頑強抗戰三月余，殺傷敵軍近萬人，使日軍三換司令四次增兵。淞滬會戰中的中國兩軍，以寡敵多，以弱撼強，進退有序，攻守得當，終因後勤補給匱乏、援軍不至而敗，是為淞滬會戰之最大遺憾。

　　1932年5月5日，國民黨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允日本在吳淞、閘北、江灣及引翔港等地區駐軍。由此，上海成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跳板。五年後，全面抗戰爆發，上海再次首當其衝，第二次更大規模的淞滬會戰爆發。

　　在時間序列與戰爭序列上，第一次淞滬會戰，上承1931年「九•一八事變」，下銜榆關抗戰、熱河抗戰、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戰及綏遠抗戰。「九•一八事變」，東北軍數十萬人，不放一槍一彈，棄國家之土地民眾如敝履，群情激奮，舉國蒙羞。「一•二八事變」，十九軍首創抗日，且多次重創日軍。中國之有抗戰，自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始。

　　在對於淞滬會戰的回顧中，筆者認為，戰爭之勝敗，夾雜諸多戰爭之外的因素。對於日本方面來說，第一次淞滬會戰，至最後，幾乎傾盡全力。而中國方面的抵抗，則先是以十九路軍為主，而後由新編的第五軍協助參戰。也就是說，第一次淞滬會戰的最大特點，是以局部對抗全部之敵。這一戰爭狀態，與近四十年前的中日甲午戰爭相彷彿。

　　從甲午戰爭至1931年，這一時期的中國政治的特點，是中央權力不斷被削弱，軍閥政治不斷產生的過程，同時，這一時期的政治內容，也是不斷反抗割據軍閥政治的過程。1912年，新共和國創立，南北妥協，是對於中國分裂的一次回應。1927年，北伐戰爭同樣是對於軍閥割據的反抗。但困擾民國政治的根本問題，民國本身顯然沒有能力解決。

　　在第一次淞滬會戰過程中，第十九路軍的出現，本來是國民黨寧派給粵派提供安全的政治籌碼。也就是說，相對獨立的第十九路軍在當年的主要使命，在於充當兩派力量能否表面聯合的政治緩衝地帶。而在這樣一個時間點上，日本的出現，只能是暫時擱置寧派與粵派的內部鬥爭。因其暫時擱置，所以有寧派表面願戰，而實際按兵不動以保存實力。粵派求戰，實際無兵北上的局面。由此，第一次淞滬會戰中的「抗戰」，在寧派與粵派的政治較量中，多數成了宣傳上高調的政治比拼。

　　可能的勝利，在內耗中消耗殆盡。國民黨民國的政治未來，一如民國前十七年的軍閥時代，在失敗中不斷暗淡。「黃金十年」，屬於文人騷客的紙面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