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如何理解中國政權的韌性

　　裴宜理 愛思想網

　　

　　*裴宜理教授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哈佛大學亨利·羅佐夫斯基政治學講席教授、哈佛燕京學社社長。

　　本文系裴宜理教授為閻小駿教授新書《中國何以穩定：來自田野的觀察與思考》所作的序，題目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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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企業家型村支書」的教育背景和從商經驗都使他們比傳統一代的「貧下中農幹部」更能適應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基層變化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

　　在過去近四十年時間裡，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的旗幟下經歷了深刻變遷，也因之而孕育出各種具備潛在政治威脅性的新社會力量。

　　中國共產黨具有創造性地運用從本國豐富的歷史傳統而來的各種象徵性資源的高超能力。

　　中國當前的經濟放緩，再加上政治上的不穩定因素，也對未來的政權鞏固性提出了新的挑戰。

　　在過去的數十年中，閻小駿教授始終孜孜不倦地在中國城鄉開展極富開創性的田野調查研究工作。這部著作，將閻教授在其多年田野工作中所積累的寶貴所得彙集成編——其中絕大多數成果都曾以英文在國際主要學術期刊上發表過，並獲得學界認可；此次以繁體中文形式出版，必當引起廣大華文讀者的濃厚興趣。對於任何真切關心中國基層政治動力及其對政權穩定之影響的人士而言，本書都理應是必讀書目。

　　閻小駿所從事的極富前沿性的田野工作，一開始便集中於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共產黨為吸納具有潛在不穩定可能的新型社會群體所進行的政治實踐。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將農村私營企業主擢拔為村黨支部書記即是這些實踐中的一例。這些「企業家型村支書」的教育背景和從商經驗都使他們比傳統一代的「貧下中農幹部」更能適應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基層變化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及其組織平台——人民政協，則是另外一個例子。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為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政策協調提供了平台，亦為黨和政府觀察及有選擇地贖買社會菁英提供了渠道。在過去近四十年時間裡，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的旗幟下經歷了深刻變遷，也因之而孕育出各種具備潛在政治威脅性的新社會力量。充分理解和準確評估中國共產黨識別、吸收與化解這些新社會力量的能力，實乃是了解中國政權韌性之關鍵環節。

　　政權鞏固性的另一個緊要環節自然需從國家機器自身中尋找。近年來，閻教授的研究視界逐步從政治吸納轉移到政治控制，其聚焦點在於中國黨和政府為了預先防範大學生和其他關鍵社會群體中可能出現的不穩定因素而逐步建設起來的社會面管控機制。在大學校園方面，閻小駿的研究展示了諸如政治輔導員、思想政治教育、學生社團管理以及敏感期管控等一系列重要措施如何有助於提高中國大學生群體的政治穩定度。而在農村地區——亦如閻教授所解析的那樣——地方維穩系統更是由幹部考核機制、潛在社會矛盾識別和管控機制、社會糾紛調處機制，以及不同層級、不同轄區的黨政部門相互密切配合協調而構成的一個極為複雜的制度性網路。

　　

　　*閻小駿教授，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學士、碩士。現任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閻小駿教授的新著在關涉中國共產黨執政穩固性的一系列複雜而又相互重疊的關鍵問題上提供了廣博而深刻的知見。在這方面，他所採用的研究方法與西方政治學家當前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流研究徑路相當一致。儘管過去幾代政治學家都曾試圖將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對比，這種對比當下恐怕已經絕少再被提及（唯一的例外是印度；印度與中國相似的人口和國土規模仍使學者們有興趣對這兩個亞洲大國的不同發展戰略進行對比）。今天，無論是比較政治學學者還是中國政治專家都更可能將中國與其他過往或尚存的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更廣泛意義上的威權主義國家進行比較，以尋求解答關於政權適應性和政權韌性（而非經濟發展的成功與失敗）的諸多疑問。當下，如何解釋中國政治體制所呈現出的非同尋常的穩固性，已經日益引起西方政治學家的廣泛興趣。一些西方學者（如Sebastian Heilmann和Elizabeth J. Perry，Steven Levitsky和Lucan Way，以及Daniel Koss等）試圖用中國共產黨過去的革命戰爭經歷來解釋當前其強大的適應能力；另一些學者（如Bruce Dickson，Kellee Tsai和Teresa Wright等）則專註於新的社會力量——尤其是企業家群體，被成功吸納進黨國體制的不同方式和渠道。還有一些學者（如Andrew Nathan和David Shambaugh等）為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靈活性和韌性提供了制度主義解釋。亦有其他一些學者（如Wang Yuhua和Carl Minzer等）試圖了解在2008年之後支撐中國安全體制的國家強制力量的運作機制。閻小駿的著作分別探究並充分確認了以上所有這些因素的重要意義。

　　本書揭示了當代中國共產黨政治體制所具有的廣泛的歷史、制度和實踐特徵；毫無疑問，這些特質在維繫中國政權超乎尋常的穩固性方面扮演著中心角色。我完全無意於否認或者輕視所有這些因素所發揮的極端重要的作用；但我還想就中國共產黨管治的另外一個特徵提醒大家的注意。我認為這個特質在支持中國政權穩固性方面亦扮演了主要角色，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具有創造性地運用從本國豐富的歷史傳統而來的各種象徵性資源（symbolic resources）的高超能力。這種對象徵性資源的嫻熟運用使得整個政治體制在文化上與中國的民族主體形成共鳴。儘管新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基本上是在共產主義革命過程中和勝利后完全從蘇聯引進的，但從毛澤東到習近平幾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仍不斷對之進行文化上的詮釋和再詮釋，以期令人感到這些制度和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中國化」的。考慮到中國政治系統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後的根本不同，我們似乎可以把新中國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管治」實踐看作是英國歷史學家Eric Hobsbawm所稱之為的「被創造的傳統」。畢竟，無論怎樣，政治局常委會不是軍機處，而中共中央總書記更不是一位現代社會的皇帝。尤其是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紅色恐怖」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向舊中國的「封建」文化宣戰。但即便如此，只要當下中國人民繼續認為他們的政治體制在文化意義上而言是令他們感到熟悉和內生的——而非從外國移植而來，公眾對於政權的支持度就會大大鞏固。這個情況與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正好相反：在1989年，正是因為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政權被人們視作是由蘇聯紅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移植而來，民眾最終在文化和政治雙重方向上開始疏離政府，而這些政權也因此未能逃過失敗的命運。

　　

　　新中國則始終致力於把自己定位為中國五千年燦爛文化最正當的繼承者和保護者。儘管中國共產黨曲折的革命歷程往往使得其在繼承和保護傳統文化方面時或力有未逮，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和官方理論家經常表示要從過去的文化傳統中吸取養分以處理黨目前所面臨的挑戰——這些重要的政治表態是不能被簡單忽略的。畢竟，專制皇權治下的中國是世界史上生命力最為長久的威權主義政治體系；而皇權時代的中國顯然為現代威權主義政權的韌性提供了極為豐富的參考經驗。

　　歷史學家們認為，中國的皇權政體得以長期存在的一個關鍵原因，即在於由儒家科舉考試孕育而生的國家與學者群體之間強大的文化和制度聯繫。因此，當我們發現當下的中國共產黨仍相當專註於通過國家賦予的各種物質和非物質利益來贏得大學學生和教授們的服從時，或許並無需感到驚訝。傳統中國政治穩定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對地方縉紳的吸納；與此相似，通過中國共產黨的基層領導崗位或者人民政協平台來拉近黨和政府與地方社會菁英之間距離的實踐，亦反映了中國黨和國家清楚認知到菁英吸納對於政權穩定的積極作用。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強調把成功企業家吸收到黨內的重要價值，也在實際上為中國共產黨重新開啟社會整合（societal cooptation）的實踐提供了可能性——這在相當程度上借鑒了中國傳統政治體製得以穩定傳承兩千多年的重要經驗。

　　中國當前的經濟放緩，再加上政治上的不穩定因素，也對未來的政權鞏固性提出了新的挑戰。但新中國至今近七十年的發展歷程——特別是在與其他威權主義政權的生命周期相比較時——仍然顯得十分奪目。事實是，與其他政權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往幾十年間書寫了經濟和社會成就的輝煌紀錄，這包括但不限於不斷提高的識字率和人均預期壽命、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世界領先的交通基礎設施等等。這些成就令中國政治體制的穩固性顯得更加引人注目。閻小駿的著作讓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中國黨和國家之所以能夠獲得這些輝煌成就背後的制度原因。他冷靜而又清醒的分析源自在不同地理區域和行政層級所進行的極為深入和極富原創性的田野工作，為當前主流的威權主義韌性理論增加了新的實證證據和新的理論闡釋。同時，他所提出的中國黨和政府以政治吸納（國家彈性）和政治控制（國家剛性）二元一體為標誌的獨特政治實踐，定會促使和鼓勵學界同仁對此進行更加深入的比較研究——這不限於中國與其他社會主義或威權主義政權之間的比較，亦包括當代中國政治體制與中國的傳統政治體制及實踐之間的比較研究。

　　我非常高興亦非常榮幸地早在閻小駿於哈佛大學政府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攻讀博士學位時便已結識他。當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就非常清楚地感知到閻小駿所擁有的如刀鋒一般銳利的思想，以及他對其祖國未來發展前景的深刻關懷。這兩方面的特質都得以在本書中非常突出地表現出來。閻教授的作品將關於中國政治的第一手知識和世界前沿的社會科學理論緊密結合起來，因而得以回答我們時代最重大的問題之一：中國共產黨究竟如何在快速而深刻的經濟和社會轉型中保持了總體政治穩定？而對於任何一個若非如此鞏固的政權來講，這些深刻的經濟與社會轉型都將會是致命的。閻小駿教授給出的答案來自於他長年不懈的田野調查研究，應該受到中國內外任何關心這個國家政治前途的讀者的高度重視。本書的出版將閻小駿教授里程碑式的論著以中文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這正當其時，也必將裨益學界。

　　2016年11月於麻省坎布里奇

新中國至今近七十年的發展歷程——特別是在與其他威權主義政權的生命周期相比較時——仍然顯得十分奪目。事實是，與其他政權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往幾十年間書寫了經濟和社會成就的輝煌紀錄，這包括但不限於不斷提高的識字率和人均預期壽命、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世界領先的交通基礎設施等等。這些成就令中國政治體制的穩固性顯得更加引人注目。

新中國至今近七十年的發展歷程——特別是在與其他威權主義政權的生命周期相比較時——仍然顯得十分奪目。事實是，與其他政權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往幾十年間書寫了經濟和社會成就的輝煌紀錄，這包括但不限於不斷提高的識字率和人均預期壽命、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世界領先的交通基礎設施等等。這些成就令中國政治體制的穩固性顯得更加引人注目。

中國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怕的不是陳勝吳廣，怕的是張良韓信，沒有張良韓信輔佐，再多陳勝吳廣也動搖不了江山，所以吸收知識分子是穩定第一要務，China王朝的毛太祖與中國歷代帝王一樣明裡改造打擊不支持帝王的知識分子，同時又提拔重用張春橋康生等衷於帝王制的知識分子，打擊的是那些滿嘴馬列以鵝國為祖國和支持永久奴隸制的黃鵝系和以中國為出發點要求民主共和的中國系，這兩種知識分子在毛太祖眼裡黃鵝是要打倒打死的，而中國系要改造利誘成帝王系的。

中國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怕的不是陳勝吳廣，怕的是張良韓信，沒有張良韓信輔佐，再多陳勝吳廣也動搖不了江山，所以吸收知識分子是穩定第一要務，說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