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權化陰影下的羅馬軍團改革

　　百夫長 最強冷吧眾

　　

　　曾幾何時，羅馬軍團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軍事力量。仰仗他們的專業素質、集體榮譽，羅馬人將自己的權威擴展到了整個地中海沿岸，並將西起不列顛，東抵敘利亞的龐大領土，收入囊中。

　　然而，隨著帝國時代的惡性集權化進程不斷深入。曾經是羅馬人驕傲的軍團，也被野心勃勃的政客們搬弄的面目全非。在經歷了漫長的折騰后，羅馬的軍事力量再也無法有效的拱衛帝國的安全了。

　　三世紀危機引發的災難變革

　　

　　3世紀危機

　　羅馬帝國一度被三股強權力量瓜分

　　公元235年，羅馬正式步入了著名的三世紀危機。期間對外軍隊屢戰屢敗，一位皇帝戰死一位皇帝被俘，蠻族如入無人之境進入帝國大肆破壞。對外失利的同時內戰紛爭卻不曾間斷，篡位割據者多如牛毛，短短60年間的篡位者竟多達60位。帝國在奧勒良皇帝重新統一之前分成了三塊。

　　在此危急存亡之時，史稱伊利里亞諸帝的5位皇帝力挽狂瀾，終於度過了三世紀危機，至戴克里先繼位為皇帝時，帝國已經重新走上正軌。面對歷歷在目的慘痛教訓，戴克里先針對內戰不斷，外敵深入境內的情況進行改革。在他眾多的改革當中，相對著名而短命的四帝共治制，集權和戰略的改變才更加影響深刻長遠。

　　

　　羅馬皇帝戴克里先

　　戴克里先的改革首當其衝就是帝國的邊境防禦戰略。羅馬步入帝政伊始，帝國30個軍團和相應的輔助部隊被安排在帝國明確確立的邊界防線上。這樣的戰略一直被後世所批評，認為它缺乏並未設置後備部隊，缺乏足夠的彈性和應變能力。一旦敵人集中力量就可以輕鬆的擊破因為線性布置而相對缺乏力量的守備部隊，即便守備的力量是強大的，也可以輕鬆的繞過。不少人甚至拿出了二戰時，法國人馬奇諾防線的失敗例子來作為證據。

　　針對這樣的情況，戴克里先將軍團劃分為邊防軍和機動野戰軍。前者負責守衛有密布在邊境和前線大道附近的小型但有精緻工事和天然地勢保護的堅固要塞以應對低烈度的入侵，阻礙敵人的攻勢。後者駐紮在後方行省當中負責在敵人突破防線后以大規模會戰的形式予以痛擊。

　　

　　正在潛伏的羅馬騎兵

　　這樣的戰略看起來相當美好，但是卻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那就是過高的估計了機動野戰軍的機動能力和應變能力。實際上真正可以第一時間做出反應的恰恰是這些被固定死的邊防部隊。

　　公元359年，薩珊波斯意圖進攻敘利亞，圍攻羅馬邊境重鎮阿米達遭到圍攻后堅持抵抗達73之久。但此時東部軍隊的指揮官薩比尼安竟然待在敘利亞首府安條克毫無作為，無論下屬烏爾希西努斯提出什麼積極的作戰計劃意圖阻撓波斯的圍攻和進犯他都置之不理。他提出收到嚴格命令保全軍隊的理由后，就坐視波斯人攻破阿米達，並在撤軍后第二年春天又攻破兩座城市。

　　

　　羅馬帝國晚期的城市守軍

　　越小越無能的軍團

　　

　　3世紀危機后的羅馬軍團士兵

　　面對這個事實，戴克里先在邊境修築了大量的城堡來達到鞏固邊防拖延敵軍的目的，消除野戰軍缺乏反應力的不良影響。但這種努力在君士坦丁繼位后卻來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他增加了機動野戰軍的數量。這樣的做法無疑損害了邊防的力量，因為帝國的總體軍事資源沒有改變，因此增加低效的所謂機動野戰軍的結果只能是損害了真正高效的邊境守備部隊。

　　君士坦丁同時還將機動野戰軍變成僅有1000人的小型部隊，分散布置於後方行省的城市當中。這就帶來了許多惡果，機動野戰軍由於分散住在後方行省的城市當中，缺乏以往大規模集中在軍團要塞的訓練場地和全是軍人吃住在一起所產生的協同素質。更為關鍵是，因為無需野外紮營，便缺乏了過去軍團所具備的快速行軍能力以及修築高水平工事所必要的訓練。

　　

　　舊式軍團的大規模嚴格訓練逐漸廢棄

　　結果便是，新的軍團在前線遭到入侵的消息抵達后才能開始集合，集合還要先從城市的居住地開始再從各個城市中向一個地方集結。在完成集結以前，任何一支部署的力量都因為規模過小而無法獨自行動，要等到集結完畢以後才能從後方匆匆的向前方出發。以古代有限的交通條件來說，等到這些部隊趕到，敵人早就已經劫掠一空打道回府了。

　　為了趕上這些敵人甚至還要堵截他們的退路，軍隊必須放棄攜帶打大規模戰爭器具，比如大型的弩炮、修橋鋪路架設工事的設備。在付出了這種削弱軍隊戰力的代價之後，即便成功追上了滿載而歸的敵人，也未必能取得勝利。即便是取得了勝利，也已經無法改變敵軍在行省內部造成的大面積破壞了。

　　公元365年，瓦倫丁尼安皇帝登基之時，萊茵河邊的阿勒曼尼人因為不滿皇帝登基的贈賜太少而發動攻擊，在瓦倫丁尼安的大軍翻越阿爾卑斯山之前劫掠了高盧人的村莊，並在部將達迦法勒斯率軍趕到之前滿載而歸退回萊茵河對岸。

　　

　　為了快速迎敵

　　後期的羅馬軍隊越來越倚重和發展騎兵

　　集權不能免除猜忌

　　

　　4世紀的羅馬省級野戰部隊

　　更為可悲的是，集權化和對地方軍事長官的猜疑導致了進一步的低效。公元355年，尤里安被君士坦提烏斯提升為共治者前往高盧地區，當地遭到日耳曼人的蹂躪，部隊奉命集結於蘭斯，但是毫無作為。期間奧頓城被圍攻，僅僅依靠城市裡的老兵堅強的反抗才得以獲救。

　　我們並不能責怪這些集結的部隊懦弱，因為可以指揮他們的人——尤里安此時還被困在維埃納。最後依靠一小隊弓箭手和騎兵在蠻族的不斷圍攻下逃到蘭斯才得以接手軍隊。接手軍隊后，他遭到了阿勒曼尼人的襲擊，退守桑斯被圍困長達30天，期間高盧地區的騎兵主將馬塞盧斯完全無動於衷看著尤里安被圍毫無反應。

　　這樣的案例告訴我們一個無情的事實：高度集權管控之下，在得到皇室安排的負責人到達或同意之前，軍隊都無法做出任何應當做出的反應。指揮官之間因為皇帝的掌控而無法形成有效的協作。

　　消息的傳遞在古代又是如此的緩慢，羅馬城到萊茵河前線的直線距離就有約800公里，行軍到此地需要67天之久，消息的傳遞也需要耗費大量時間。這最終使得防禦戰略在皇帝本人或者命令趕到之前毫無作用。

　　

　　4世紀的羅馬普通騎兵裝備

　　可怕的惡果

　　

　　越來越龐大的羅馬軍隊裝備也越來越寒酸

　　由於邊境部隊是奮戰在第一線的，因此無論如何輕視，只要不放棄邊防，都不得不想方設法增加它的力量，最直接的方法便是增加數量。戴克里先時代全國的軍隊數量增加到64.5萬之多，其中絕大多數都是邊防軍團。這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負擔。而這樣的負擔卻不曾改善過帝國的安全局勢。

　　上文提及的4世紀觸目驚心的案例都無疑證明了這一點，而邊防軍數量的增加也同樣不能改變他們被削弱的事實。根據一個公元372年出土的法規文件表明，邊防軍的徵兵標準已經大幅下降，這同時也反映了邊防軍團兵員數量的不足以至於要降低標準徵召士兵。

　　這樣的結果便是4世紀以來的邊防可以說是一塌糊塗。尤里安在高盧征戰的時候，高盧邊防的要塞幾乎都被放棄，甚至還被入侵的日耳曼人反過來利用。這直接將邊境行省暴露在了敵人的蹂躪之下。只有在東方，因為薩珊波斯的入侵的頻率不大，且往往只是在邊境地區打打秋風便撤退回去。所以，東方的軍事重鎮才能或多或少的阻止了波斯對東方行省的進步一損害。帝國在偶爾幾次成型的反擊之後，還能獲得不錯的戰利品。

　　

　　在東部邊境反擊波斯人的羅馬軍團

　　邊患嚴重的西部萊茵河防線和多瑙河防線就沒有那麼幸運了。窮的叮噹響的日耳曼人頻繁的入侵劫掠，即便被打敗一樣使得帝國遭受重大損失。以高盧為例，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里就總結了尤里安到達高盧以前，高盧就有至少45座富裕的城市遭到毀滅。考古表明了高盧地區的城市都修築了城牆抵禦入侵，可見入侵的範圍之大，而修築的城牆都是碎石搭建，可見高盧地區的窘迫。甚至在尤里安死後，阿勒曼尼人仍然可以輕鬆的進入高盧燒殺搶掠。

　　這些案例中，我們都難以看到邊防軍隊發揮作用，這就形成了一個相當嚴重的後果。這些案例中，我們都難以看到邊防軍隊發揮作用，這就形成了一個相當嚴重的後果。於是大量的流寇便滋生更加加劇這種情況。

　　那些沒有落草為寇的人也只能逃到大農莊做農奴以求保護，農莊主為了保衛自己，武裝自己的奴隸抵抗入侵，這就使得帝國的徵兵變得極為困難。羅馬末期名將史提利柯想征那些大農莊的奴隸入伍，卻都遭到了奴隸主的抵制。他們寧可花錢買來豁免兵役。帝國自2世紀開始，主要的兵源就來自邊境行省了，而上述情況最嚴重的也恰恰是邊境行省。這就為5世紀羅馬帝國逐漸喪失自己的部隊需要依靠蠻族雇傭軍埋下了深刻的伏筆，甚至可以說羅馬帝國的毀滅始於4世紀的糟糕戰略。

　　

　　兵源流失讓羅馬人不得不雇傭更多蠻族力量

　　誤解

　　

　　4世紀駐紮在不列顛的阿蘭騎兵

　　他們成為了後來亞瑟王傳說的原型

　　有人可能要說：這種戰略固然諸多壞處，但是至少他比之前低效的邊界防禦是進步的。過去的防禦戰略缺乏預備部隊，而邊界防禦是難以抵抗有集中優勢的入侵方的，馬奇諾防線就是典型。

　　這樣的批評固然有理，缺乏機動的預備部隊必然使得應對突髮狀況的能力大大降低。但是卻犯了想當然的把羅馬帝國的線性防禦看成是馬奇諾式的靜態的防禦策略的錯誤。

　　實際上，考古發掘和記載表明，早期在邊境上的軍團基地更像是一個物資儲備處和駐紮地。它們不像3世紀以後的堡壘那樣設置在高山或者險要地帶，配屬有精緻的防禦設施，而是被設置在邊境中易於調動的交通樞紐之上。這顯然是一個進攻跳板，也是一個天然的兵力集結地點，而不是一個防禦堡壘。如此配置下的軍團駐地，是一種支持在遭到重大打擊情況下實施進攻性作戰的支持性基礎設施。面對敵人的進攻，軍團也不是等待在原地，而是會在邊境總督的指揮下迅速集結予以反擊和遏制。

　　

　　帝國前期的邊境軍營建設

　　公元62年，面對帕提亞軍隊在幼發拉底河沿岸的蠢蠢欲動，敘利亞總督科爾布羅迅速將麾下的軍隊集結於幼發拉底河沿岸加強守備工事，並架設浮橋反擊帕提亞人的試探性攻擊。他們成功迫使帕提亞人放棄對敘利亞的攻擊。在亞美尼亞地區的帕伊圖斯所率軍隊遭到圍困之後，他還立刻率軍趕赴救援。在北部的友軍戰敗的情況下，成功阻止了帕提亞擴展戰果。

　　公元28年，萊茵河對岸臣服於羅馬的弗里喜人因加到他們身上的貢賦而不滿發動攻擊圍攻邊境的要塞。下日耳曼總督阿普洛尼烏斯便派遣上日耳曼行省的一些小的軍團分隊和輔助部隊去騷擾弗里喜人的家鄉，自己率大軍趁弗里喜人解開圍困撤退保衛家鄉的時候進攻弗里喜人。雖然由於阿普洛尼烏斯的無能最終雙方戰到平手，但是這次危機被迅速的平定了。

　　即便是通常被作為典型案例批判科學防禦邊界戰略不堪一擊的馬克曼尼戰爭，我們也能見到這種防禦戰略的主動性。雖然在戰爭初期，由於瘟疫等原因致使防線上的羅馬軍隊變得不堪一擊，防線遭到擊穿，但是奧勒留皇帝仍然成功聚集起了大軍發動反擊。儘管戰鬥的結果並不理想，但最終在上麥西亞行省總督克勞狄•弗隆托和義大利北部指揮官龐培亞努斯的指揮下，當地還是擊敗了入侵的蠻族。

　　不光總督，即便是單個軍團，在面對突然的變故也有很快的反應速度和主動性。公元61年，不列顛爆發了布狄卡大起義，此時的不列顛總督正帶著大部分軍隊在莫納島征戰。叛軍包圍了老兵殖民地木洛杜努姆城，著名的第九軍團的將領佩提里烏斯•凱里亞里斯率軍前來支援，但不幸被叛軍殲滅，只有騎兵部隊成功逃生。雖然他們的行動失敗了，卻為總督的歸來提供了寶貴的時間。

　　

　　正在不列顛作戰的軍團

　　有人會說：邊境的防禦更具效率但是掩飾不了缺乏屬於中央的機動預備部隊的事實。

　　但事實上，過去的中央機動預備隊一般由禁衛軍和皇帝直屬的騎兵衛隊擔任，伴隨著圖拉真和奧勒留征戰四方。在塞維魯皇帝時期，更增加了駐紮在義大利的兩個新徵召的軍團以加強中央機動預備隊的力量。

　　可見4世紀的機動預備隊並不是什麼創舉。羅馬四世紀的戰略並非是一種進步，更不如說是一種在三世紀內戰陰影下的一種無奈的恐懼反應。

　　有人可能會好奇：君士坦丁和他的兒子怎麼說也是一代雄主，怎麼可能如此愚蠢？

　　非常正確，他們並不蠢！

　　那麼他們為何要選擇這樣一個問題多多的戰略呢？

　　原因很簡單，這是為了保護中央權勢。野戰軍的原詞意為皇室部隊，在創建之初就是為了有一直中央可以調配的機動部隊。即便是後來增加的行省野戰軍，也是由皇帝的親信進行統領。從君士坦提烏斯時期的表現來看，沒有來自皇帝一級的命令，他們根本無法有任何自主行動的能力。也難怪《非常三百年》和《羅馬帝國的大戰略》作者們都直言不諱的指出，君士坦丁的策略意在保護中央權勢而非國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