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美國人的「愛國主義」

　　 2014年9月23日，科羅拉多州丹佛市郊區一些學校的幾百名學生走出課堂，抗議學區委員會的一項歷史教學方案。該方案提出，歷史教育要強調愛國主義、公民服從和尊重權威。學區代表表示，美國歷史上確實發生過不少負面的事件，但是，「那些使美國人感到不光彩的事情不應該讓孩子們因此認為，美國是一個壞的國家。」
　　 許多學生對這個歷史教學方案感到不滿，他們認為，此方案意在貶低公民不服從在美國歷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因此他們以「走出教室」這種公民不服從的方式來表示抗議。一些教師以「請病假」的方式對學生表示支持，結果有兩所高中不得不因此全校停課。
　　 抗議師生與學區在什麼是「愛國」，什麼行為才算公民愛國的認識上有分歧。學生們認為自己的抗議行動是愛國的。他們揮動美國國旗，舉著各種標語牌，有一條標語是：「沒有什麼比抗議更愛國了」。一位17歲的學生對記者說：「我不認為我的教育應該受到審查。我們應該知道我們國家在過去發生過什麼。」另一位高中畢業班的學生也說，美國立國的根基就是公民抗議，「因此才有了今天的美國」，這就是美國的傳統，認同這個傳統就是愛國。
　　 愛國主義是美國公認的公民美德。但是，美國也有人會引用18世紀英國作家薩繆爾·約翰遜的名言，「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不過，約翰遜的說法似乎並不是大多數美國人在愛國問題上的看法。
　　 不講緣由、不分情況地引用約翰遜的「避難所」之說，這經常是情緒性的犬儒主義嘲諷，並不值得提倡。在愛國主義問題上可能出現兩種犬儒主義，一種是權力的犬儒主義，它把愛國與愛某個權力等同起來。它以愛國的名義要求人民無條件地效忠這個權力。另一種是對權力犬儒主義的反衝，但也是一種犬儒主義，它不分青紅皂白的把任何一種愛國主義都當成統治權力的宣傳，不相信任何性質的愛國主義可能具有積極意義。犬儒主義認定愛國主義只能是政客用來維護一己私利，鞏固自己權力的欺騙手段。
　　 相比起一些其他國家來，美國人對愛國主義的看法雖然不能完全排除犬儒主義，但還不算嚴重。這既有歷史的，也有現實制度的原因。美國自獨立革命以後，愛國主義的傳統沒有受到外來意識形態（如國際主義）的破壞，美國的愛國主義中有一種英雄主義的成分——與愛國相聯繫的是愛自由，而非愛某個統治者。托馬斯·傑弗遜說，「自由之樹必須時不時用愛國者和暴君的血來澆灌。」愛國者是為自由而死，而暴君則是因鎮壓自由而被弒。一直到今天，大多數美國人仍然把軍人視為最能體現這種愛國主義的人群，所以「老兵節」是一個愛國的節日。而且，美國的愛國主義是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的，里根總統曾說，「如果我們忘記我們是一個上帝治下的完整國家，那麼我們這個國家便會完蛋。」
　　 美國的現實民主制度保障了普通美國人討論「什麼是愛國主義」，「美國需要怎樣的愛國主義」的權利。政府權力不能壟斷在這些問題上的話語權。普通人如果有與政府或主流社會不同的愛國主義看法，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不會因此被當作「美奸」或其他國家的「走狗」。而且，美國是一個多元民族文化的國家，愛國主義比較容易與文化民族主義區別開來，不容易被民族文化主義所限制或綁架。在美國，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也是有區別的。法國總統戴高樂說過，在愛國主義那裡，愛護自己國家的人民是第一位的；在民族主義那裡，仇恨其他國家和其他國家的人是第一位的。美國的愛國主義里很少混雜戴高樂所說的那種仇恨。
　　 美國人似乎有一種發乎自然的理性愛國主義，因此也很少聽到他們情緒性的反愛國主義言論。約翰遜「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的這句話更經常的是在犬儒主義和偽愛國主義的國家社會裡被引用，更準確地說，被錯誤引用。事實上，約翰遜出版過一本題為《愛國者》（The Patriot, 1774）的小冊子，批評他心目中的「偽愛國主義」，但他並沒有否定愛國主義本身。「避難所」這句話不是出自《愛國者》，而是由約翰遜的傳記作者鮑斯韋爾（James Boswell）所記敘。鮑斯韋爾並沒有為這句話（說於1775年4月7日）提供任何上下文，因此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一直都是有爭議的。光憑約翰遜這句話不能說明愛國主義的實質，自然也無助於糾正濫情、虛偽或犬儒的愛國主義。
　　 在愛國主義不能擺脫犬儒主義困擾的國家裡，不會有真正的愛國主義。那裡所謂的「愛國主義」（其實是偽愛國主義）更多地表現為對「他者」的仇恨，而不是對自己人民的尊重和愛護。統治權力利用愛國主義進行欺騙，普通人因為懷疑愛國主義的真誠而對它缺乏信念。因此，整個國家上上下下雖然經常在談愛國主義，甚至時而還會有強烈的情緒衝動，但對公民為什麼需要愛國主義，需要什麼樣的愛國主義卻茫然無知。因此，他們不可能用真正的愛國主義熱情來一起爭取實現一個以正義和公正為基礎的公民共同體，更不要說在日常生活中共同努力追求道德的公共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