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曹天忠昨日以「漢奸與香港」為主題，講述「漢奸」一詞的來由、歷史上的漢奸群體以及漢奸與香港關係。（中評社 黃博寧攝）
中評社香港12月18日電（記者 黃博寧）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曹天忠昨日以「漢奸與香港」為主題，講述漢奸一詞的來由、抗戰時期的漢奸群體以及漢奸與香港關係。他指出，日治時期在港存在漢奸集團，內地漢奸也把香港當成策源地、中轉地，汪偽政權的雛形即在香港策劃完成，香港同時是戰後漢奸的逃匿地，而對於引渡漢奸，港英政府總是給予重重阻撓。
在香港中華文化學院舉辦的中國國情與文化系列講座上，曹天忠從「漢奸」一詞講起，表明該詞源出現在明末，意為漢族人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為非作歹。近代戰爭的含義，從鴉片戰爭開始。到了甲午戰爭時，已經數量可觀，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不但數量大而且地位高，在日本人侵略的過程中甚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曹天忠提到，不久前在港上演的一出「宣誓鬧劇」：有人使用「支那」一詞，絕不是簡單的行為藝術，不但無法面對在抗戰中死亡的3000萬同胞，也是對中華民族極大的侮辱，不能見容海內外所有的華人，兩人可能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但該行為反映他們不知天高地厚以及歷史知識缺乏。
抗戰中出現了不同的漢奸群體，比較大的有溥儀的偽滿政權，汪精衛的汪偽政權、香港的漢奸集團，其他還有偽蒙疆政權、北平臨時政府、維新政府等。其中香港的漢奸集團以「華民代表會」和「華民各界協議會」為代表，羅旭龢、陳廉伯是代表人物。與內地的漢奸政權不同，淪陷時期日本人在港建立政權，直屬日本戰時內閣，模式與台灣相同，漢奸集團只能參與和建議，所以稱之為「社會組織」而非「政權」，反過來也可認為，香港在日本人眼中戰略價值很高。
談到香港與漢奸的聯繫，曹天忠認為內地的漢奸很多把香港看成是策源地。如汪偽政府的雛形基地就在香港形成，在此設立政治、軍事、財務委員會，藝文研究室香港分會、國際問題研究院等。戰後，香港又成為漢奸的逃匿地，最著名的莫過於張愛玲的情人胡蘭成。曹天忠評價，胡蘭成是「漢奸+才子」，有才氣，但人品和學品都不足稱道。他評價李安前些年的電影《色戒》在藝術上成功，但改變了關鍵事實，從社會責任上說值得商榷。另外，抗戰勝利之後國共對於漢奸都主張給予較為嚴厲的懲罰，不過港英政府設立了種種條條框框，使得引渡非常困難，也有不少漢奸以香港為中轉地，再躲到其他國家。
漢奸有區域和地方派系特徵，但普遍持「抗戰亡國論」，多數受過良好的教育，以留學日本、接受過軍事訓練者居多。抗戰勝利以後，他們大多數都受到了道德和法律上的雙重審判。但為何會出現如此多的漢奸？曹天忠把原因歸納為中國社會的長期沉淪、長期缺乏統一政權、長期的反共媚日情緒以及日本人的威逼利誘。
「只要國家民族存在，就沒有單純的普世價值。」曹天忠表示，很多漢奸以美麗的辭藻掩飾引狼入室、引鬼入邦的行為，但究其根本是近代中國長期割據，滋生了漢奸的思想及言行。這在有過殖民統治的地區尤為突出，如台灣現在存在的問題，就與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沒有肅清日本的影響有關。他提出，個人在做事時必須把個人利益與國家大義進行權衡，幷以汪精衛與蔣介石爭權失敗投靠日本人為例指出，不能只顧個人的利益而忘記民族大義。
香港中華文化學院主席何志平在會場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隨著立法會「宣誓風波」，漢奸這個辭彙一時成為香港的熱詞，漢奸這個身份也引發香港主流社會和主流輿論的鄙視。中國歷史悠久，多災多難，所以我們特別崇拜和謳歌保衛祖國的民族英雄，為國為民的仁人志士，也永遠痛恨為了一己私利而出賣祖國利益的漢奸，認賊作父的賣國賊。今天我們舉辦這樣一個講座，就是為了以史為鑒，從歷史中學習，面向未來。
香港中華文化學院前身為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中心，成立於2007年7月，由時任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的何志平一手推動和支持。多年來，香港中華文化學院與地處北京的中華文化學院合作，於香港不同地區舉辦多場國民教育課程，並成為推動民間國民教育的一個品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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