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熱和盲從：「南京大屠殺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南京大屠殺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林夕 有病要讀書

　　

　　其實一個中國人，只要不是全然封閉，認知中就必定烙上過「南京大屠殺」幾個字。

　　我不是南京人，第一次接觸南京大屠殺是小學組織看《屠城血證》。故事沒怎麼看懂，但記得一個鏡頭，是一雙被活埋的同胞的手，伸出黑土，直指天空。

　　

　　之後幾天我反覆回想這個畫面，我想如果被活埋的是我，我有沒有可能倖免。

　　我設想過在泥土裡屏住呼吸等日本兵離開，甚至還在心裡演練過幾次。

　　這種設身處地的想象讓我感到自己和南京大屠殺有些許聯繫。

　　現在想起來，可能只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就是害怕有一天這樣的災難也臨到自己頭上。

　　95年的時候我看了吳子牛導演的《南京1937》。

　　那時候我上初中了，「南京大屠殺」五個字已經耳熟能詳，也確乎記住了時間地點和30萬這個數字。

　　但這部電影讓我發現了許多不曾知道的內容，比如南京守軍曾有過殊死抵抗，比如遇難同胞除了平民還有大量戰俘，比如存在一個庇護難民的國際安全區，而駐紮的日軍中也有台灣籍的士兵……這些細節讓我驚訝地發現，我雖然早就熟悉了南京大屠殺這個辭彙，對它實際的內容卻一無所知。

　　

　　這讓我產生了一點去了解它的衝動，後來也買了《東史郎日記》和《拉貝日記》來看。但衝動不足以維持熱情，南京大屠殺是身外事，比不得柴米油鹽，有切身的利害，兩本書我都沒能夠看完。

　　很多年以後我知道了更多關於這部電影的事。

　　其中一件是，男主角秦漢的父親是參與過南京保衛戰的88師師長孫元良。因為這種聯繫，他主動提出降低片酬出演。

　　另一件是關於女主角早乙女愛的，幾年前她已經去世了。

　　影片中有一段，是她飾演的日籍婦女到安全區求助，遭到難民圍攻，當時的群眾演員里有經歷過大屠殺的老人，因為激憤而動了真，推攘中把她的頭髮也扯掉了。這件事讓早乙女愛很受刺激，影片最後一幕時怎麼都不肯說出「南京」兩個字，只能靠配音完成。

　　南京大屠殺在這兩位演員身上也烙了印，一筆一畫比許多人來得更真切和複雜。

　　後來是07年，去看了紀錄片《NanKing》。

　　

　　我記得最初買票是出於義憤，因為看見報道說南京本地竟然沒有引進這部電影。

　　後來我在電影院里哭了。

　　我印象很深的是幾位妓女的事，後來在《魏特琳日記》里讀到過，也在《南京！南京！》里看到，就是日軍要建立慰安所，召集安全區的婦女，準備帶走100名從事特殊職業的女性。

　　後來有二十多位妓女自己走了出來。

　　還有常志強老人的故事。

　　他的媽媽在他面前被殺害了，他弟弟那時很小，還爬到媽媽身邊，扒拉衣服找奶吃。

　　還有張秀紅老人講述自己被強姦。當時她12歲，爺爺替她哀求，日本兵用槍托砸，她就跟爺爺說，爺爺你不要攔了。

　　後來日本人走了，她身上都是血，爺爺給她揉腿，說，紅子啊，你太小了，你太小了。

　　她說，爺爺啊，要是你被日本人殺了，我也活不成啊。

　　我記得她講述整件事的時候十分平靜，連哽咽都沒有。

　　但我看的時候眼淚一顆接一顆往下掉，最後哭出了聲。

　　大概正是在這個時候，我意識到自己和南京大屠殺是有關係的。

　　之前這種關係曖昧不清，因為我沒有接觸過事件的細節。

　　宏觀敘述和抒情並不給人切膚之痛，真正具備震撼力的是那些關於個人的故事，雖然細微平實，卻可以被理解，被感知。

　　我相信每個人在內心深處都有一種對苦難感同身受的善良，在為他人嘆息和流淚的時候，我們也在憐憫自己，生而為人的脆弱。

　　這種情感的共通性，在提示著我們並不孤獨，這是對受難者的寬慰，也是對自己的寬慰。

　　我想，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樣，如果南京大屠殺在心上只如粉筆作畫、可以輕易擦去，那只是因為還沒有機會了解那些故事。

　　另一個讓我震動的是國際安全區。

　　那時安全區的宣傳還很少——納粹和傳教士，這是組織者們的原罪。

　　但這部紀錄片很詳盡地講述了這個區劃，講它如何創立和運轉，在板蕩中庇護萬千中國人。

　　戰爭在放大人類的惡，也在放大人們的善良。

　　在幾十年之後，在對和平、安樂習以為常的時候，我已經很難想象曾經有這樣一些人存在過。

　　所以我很慶幸之前的經歷讓我對南京大屠殺有所惦念，否則我不會看到這部影片，也不會了解到信仰和人性所爆發過的亮度。

　　除了當時已經有所了解的約翰拉貝和明妮魏特琳，我還對一位叫羅伯特威爾遜的醫生印象很深。

　　

　　他出生在南京的傳教士家庭，從哈佛醫學院畢業之後返回中國，在鼓樓醫院（如今的南京大學附屬鼓樓醫院）擔任外科醫生。

　　城陷之時他決意留下，不得不送別妻子和出生七周的女兒。他對這個決定的解釋是，如果我走了，我就失去了這樣一次服務上帝的機會。

　　大屠殺開始之後，他成為南京唯一的外科醫生，高峰時期可能「每小時做一例截肢手術」（《威爾遜日記》）。

　　1940年他因為身體原因返回美國，後來在東京審判南京大屠殺單元，他作為控方證人第一個出庭作證。

　　幾年之後和一個朋友聊起《金陵十三釵》，他可能是隨口地問：如果讓你來寫南京大屠殺，你會怎麼寫？

　　我立刻想起威爾遜醫生，就說，我會寫一個鼓樓醫院的醫生吧。

　　那時候的我正是把創作衝動錯當創作才華的年紀，把這種想法跟幾個朋友一說，受到鼓勵，就真的決定要寫這樣一個故事。於是用一年多的時間寫了初稿，放在網上一個小角落，後來因為稿子毛病很多，不大改無以見人，又默默刪掉了。

　　但無論最終如何，這個過程本身是有意義的。

　　查找資料讓我看見了更多人的故事，有遇難者，有加害者，有記錄者，也有秦漢和早乙女愛這樣後來的人們。

　　一些材料也改變了我從前的認知。

　　比如南京保衛戰，我那時才知道它是在「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的狀況下打響的。

　　我也看到了戰事的脈絡：後方部隊調動不及，參戰的大多是淞滬退下的殘部，彈藥緊缺，臨時補充的新兵基本沒有經過訓練，多支部隊通訊阻隔、語言不通。交戰時，中下級官兵不可謂不忠勇，但戰力懸殊，只堅守了九天。

　　城陷之時，撤退令下達極為混亂，表述含糊，毫無規劃，軍隊與難民混擠一處，在挹江門督戰的36師甚至沒有第一時間收到指令，導致友軍對峙甚至開火。

　　而在江岸，因為此前唐生智為表死守決心收繳大部分渡船，造成「船隻既少，人人爭渡，任意鳴槍，許多官兵拆取店戶門板，製造木筏，行至江中，因載重過多，船至江中沉沒者有之；因水勢洶湧，不善駕馭，慘遭滅頂者數以千百計。

　　之後日軍以汽艇封鎖江面，岸上騎步兵先後趕到，包圍中殘兵投降，下關全部淪陷……

　　以前我從不知道這次敗戰的壯烈和慘痛，而當我了解了個中曲折，對城陷后投降而遭屠殺的士兵就有了十分不同的感受。

　　我從沒去過南京，我是在寫作中想象她，不知不覺地神聖化。

　　我也發現了內心的分裂，比如我可以因為讀到一段材料而流淚滿面，轉過背卻可以在網上罵街，激動處恨不得朝對方腦袋開一槍。

　　這種陰暗是一直存在的，但對比使它更清晰。

　　我意識到這一點，以前讀日本士兵日記時的驚訝，也就不那麼驚訝了。

　　有位叫曾根一夫的日本士兵，戰後他積極出書為大屠殺作證，而在戰前，他大概也是一個普通的好人，由信仰宗教的祖母帶大，相信誰也無權奪去別人的生命。

　　

　　但是在戰爭中他也殺過平民，其中一次是因為沒有能制止部下強姦，怕受害者向憲兵告狀。

　　他也目睹過手下人逼迫一對母子交媾，雖然於心不忍，但還是選擇沉默，因為對方反問他，難道分哨長自己沒有強姦過嗎？

　　後來我讀到一段話，出自《日本人的戰爭記憶》的美版編輯，他說：

　　……有著足夠道德良知的個體，是怎麼樣和為什麼全都落到集體性的狂熱和盲從之中。每個民族或國家的人，不妨都這樣問問自己。」

　　當我以自己的內心進行比對，我意識到，這個建議也是說給我的。

　　這段話讓我明白，南京大屠殺和我的關係並不僅僅在於我可能成為受害者。實際上我也可能成為加害者。

　　「狂熱和盲從」距我們並不遙遠，只是還沒有一個機制去強化它，再將它釋放。

　　所以我想，如果要防備南京大屠殺的慘劇重來一次，比警惕一個族群重要的，可能是警惕那種孕育、激發再徹底釋放人心之惡的機制。

　　

　　＜在前往萬人坑遺址時，建築師故意設計了一條兩側封閉，道路狹窄的通道，但又是露天的，這種設計令我產生了一陣顫慄的壓抑，你看得到天，但你逃不出去，宛如當年等死的人。＞

　　南京大屠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那座被填滿的萬人坑，就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隱喻:大家都在同一個坑裡，如果有一個人受難，那麼所有人都不安全。

　　所以永遠不要對他人的苦難無動於衷，因為誰也無法保證下一個不是你我。

　　

　　要說南京大屠殺和我們有什麼關係，我想，唯一的關係是，

　　我們這些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一代，

　　我們這些享受著GDP紅利的一代，

　　現在站的這塊土地上，曾發生過一場大屠殺，迄今為止，只過去了短短的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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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製造這苦難的人不悔過，就得對他們仇視下去。用現代的話，他們就是一批恐怖主義者。

每次閱讀這段歷史，都心痛得無法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