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幹校，一個「地上天國」的破滅

　　趙信：文革期間，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被驅趕到「五七幹校」。回顧這段歷史，可以體味到一代知識分子的辛酸與苦難，理解「地上天國」的狂妄和荒謬。

　　

　　趙信

　　1969年11月，位於淮河上游的河南息縣的農民發現，突然有許多陌生人來到這個距離鐵道三百里的偏僻農村地區。這些人衣服上多有補丁，但是都帶有書卷之氣。農民們不知道，這些人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的專家學者，其中包括數百位頂級學者。更讓他們想不到的是，這些人搭房建屋，從此住下來了。三年後，這些人又突然離開，只留下一片土坯房。

　　這三年，就是「學部」的兩千多名知識分子們在「五七」幹校生活的三年，也是最高領袖倡導「五七」幹校模式、建設「地上天國」的三年。楊絳先生的傳世名著《幹校六記》描寫的就是這段時期的生活，最近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徐方女士的《幹校札記》，記錄的也是學部「五七」幹校的歷史。

　　我將《幹校六記》與《幹校雜記》對讀，體味到一代知識分子的辛酸與苦難，更理解了建立「地上天國」的舉動是多麼狂妄和荒謬。

　　一

　　「幹校」全稱是「五七幹校」，源於毛澤東的一封信。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看了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后，給林彪寫了一封信，要求全國各行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

　　五天後，毛澤東在和「秀才」陳伯達、戚本禹談話時說，解放軍總後勤部總結的這個經驗，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未來的萌芽」，「也許能看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曙光」（戚本禹《親聆毛主席講「五七指示」》，共識網2013年12月23日）。由此可見，毛澤東把全國各行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就是要建立一個「地上天國」。

　　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了毛澤東的信和軍委總後勤部的報告。從此，這封信就被稱為「五七指示」。不過，建立「地上天國」的設想沒有來得及實施，因為第二天「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全國陷入動亂之中。

　　把「地上天國」付諸實踐是在兩年之後。1968年5月7日，黑龍江省在紀念「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時，把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到慶安縣柳河的一所農場，定名為「五七」幹校。毛澤東看到有關材料后，命令在《人民日報》刊登。在姚文元親筆撰寫的編者按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此後，全國推廣這一經驗，興辦大量「五七」幹校，大批幹部和知識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這場運動就像突然襲擊似的，沒有徵求當事人的意見，也沒有人敢提出異議。《幹校札記》這樣寫道，「下放動員提出的口號是『連鍋端』，鼓勵人們退掉房子，帶上家屬一起走。軍宣隊作動員報告時說，『你們這次下去是要紮根農村，在那裡過一輩子，不回來了。所有的人都得去，哪怕你走不動了，用擔架抬也得把你抬下去。』」

　　就這樣，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被驅趕到農村。據統計，「當時，中央黨政機關共在全國18個省區設立了106所五七幹校，平均每省5.9所，而河南省的信陽一個地區就設立了20所。其中，息縣一個縣設立了8所。」（吳敬璉《回望幹校年代——序》）

　　「地上的天國」建立起來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曙光」出現了嗎？

　　二

　　在楊絳先生的筆下，「幹校」似乎充滿生活情趣。楊絳曾引用一句西方成語「每一朵烏雲都有一道銀邊」。「銀邊」確實令人讚歎，可是「銀邊」越燦爛，不是越彰顯出烏雲的黑暗與沉重嗎？在楊絳從容淡定的文字背後，不時隱約閃現出殘酷的現實：有人自殺，屍體被草率地埋在菜地邊，連個棺木也沒有；生病不讓請假，被毫無注射經驗的赤腳醫生冒險打了兩針才奇迹般轉危為安；辛勤勞動所得的菜蔬總是被村人偷走，連廁所手編的秸桿門帘也未能倖免……

　　楊絳先生到幹校的時候已經年近花甲，《幹校札記》的作者徐方當時還是一個15歲的少女，她是跟隨在學部經濟所工作的母親到幹校的。《幹校札記》是以一個少年人的視角去觀察和描寫，一些場景同樣讓讀者驚心。

　　「學部」的知識分子們剛到息縣時，沒有現成住房，男女分開，男人住在一座棉花倉庫，「那倉庫碩大無比，坐北朝南，東西兩側各有一扇赭紅色大木門。倉庫本不是為住人蓋的，只有高處開有幾個小氣窗。內部用粗木頭搭成架子，再鋪上床板，構成上下兩層通鋪，住進去140多人。」

　　「我們每天中午、晚上都到棉花倉庫集中吃飯。在南北兩排上下層的大通鋪之間，人們用桌子兩兩並在一起，擺成長長的一溜，每隔一段放一盞馬燈。經濟所全體職工加上家屬300人，大家分坐在桌子兩側，場面蔚為壯觀。」

　　這個集體住宿、集體就餐的畫面，多麼像反映「二戰」中猶太人遭遇的電影鏡頭。

　　要建立「地上的天國」，關鍵在於「再造新人」。怎麼才能把這些知識分子改造成為「跟隨毛主席繼續革命的新人」呢？一個主要手段就是「勞動鍛煉」。

　　幹校採用軍事化的編製和管理方式，將老幼分別編進連、排、班，由「軍宣隊」和「工宣隊」領導。他們蔑視這些知識分子，肆意凌辱。在一次集合開會時，一位政委在台上訓話：「學部這個單位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一位美國學成歸來的女學者曾和徐方談起美國用洗衣機洗衣服，軍宣隊指導員知道后在全連大會上批判說:「有人到了幹校還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說什麼可以用機器洗衣服！」

　　這些以無知識自詡的人卻手握大權，安排知識分子從事五花八門的勞動：錢鍾書當郵遞員，每天斜跨大帆布包，去公社郵電所取來報紙信件；紅學家俞平伯為豆腐坊選黃豆、為蓋席棚搓麻繩，語言學家呂叔湘在食堂賣糧票，文學研究所所長、大詩人何其芳被指派養豬。陸志韋是繼司徒雷登之後原燕京大學的一位重要校長，下幹校時他已76歲，也被安排養豬，有一次竟然昏倒在養豬場。

　　還有顧准，當時他精神頻臨崩潰，拚命幹活。麥收時，顧准彎不下腰，只好跪著割麥子。據《息縣日記》記載，顧准從事的勞動種類有：拉沙子、拉石灰、挖土、抬土、脫坯、制瓦、和泥、打夯、出窯等，多達51種！

　　好不容易才聚集起來的寶貴人才，就這樣將生命浪費在他們並不擅長的體力勞動上。為了「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他們像牛馬一樣被驅趕著，早上五六點鐘就開始幹活，晚上九點多才收工，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還美其名曰「勞動鍛煉」，什麼是「鍛煉」？楊絳一語道破：「經受折磨，就叫鍛煉。有人經受了折磨，有的則因為勞累過度而斷送了生命。」

　　三

　　按照最高領袖的設想，「五七」幹校還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學文化」根本談不上，當時允許讀的書極少，最多的就是《毛主席語錄》。報紙不能自己閱讀，要坐在一起念。知識分子被剝奪了自由閱讀的權利，顧准、吳敬璉等人只能私下研讀一些自己帶來的書。徐方的母親想在閑時練習英語，被連長在全連大會上訓斥：美國總統尼克松就要訪問中國，有的人開始學習英語，她想幹什麼？！

　　「學軍事」也談不上，「學政治」就是搞批鬥會，不停地「鬥私批修」。宗教研究所所長任繼愈在「鬥私批修」時說：剛開始背糞筐覺得不好意思，撿糞只撿牲口糞。一次碰到一堆人糞，撿不撿？他在糞堆旁徘徊了好一陣子，這時，他想起毛主席這樣一段教導：「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毛主席的教導使他豁然開朗：原來不是糞臟，而是自己的思想臟。他克服了怕髒的思想，終於把糞揀了起來。他還寫了一首詩，以表達自己改造世界觀的決心，其中兩句是：「關山千重從頭越，貧下中農是吾師。」

　　比勞動懲罰更難熬的，還是精神折磨。在大庭廣眾之下表態，只會讓人們唱高調、說假話，更深地隱藏自己的真實思想。因為人整人的政治運動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當時徐方作為一個少女，「對政治運動的來龍去脈不清楚，但是整人者下手之狠，被整者生不如死，『群眾』跟著搖旗吶喊，批判會上慷慨陳詞的發言，卻印象深刻」。

　　最令人心驚膽戰的是抓「五一六分子」，人人過關，個個自危。被整者在高壓下被逼不過，只好胡亂編造：一位學者遭到軍宣隊的逼供，不但自己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還被逼著瞎編亂咬一系列無辜者。另一個學者迫於高壓，寫了數萬字的所謂的「反革命政變計劃」，說考古所「五一六」的任務是從考古所挖地道通往中南海；歷史所「五一六」的任務，是衝進中南海綁架毛主席。

　　最令人恐懼的是，政治運動鼓勵人們告密，造成人人自危，不敢輕信任何人。有人請吳敬璉修理收音機，後來卻舉報說，他從吳敬璉那裡取回修好的收音機，打開后發現那個台是「美國之音」，結果「偷聽敵台」就成了吳敬璉的罪狀之一。

　　人們在讀顧準的《息縣日記》時，發現他不斷抄寫官方話語，與《顧准文集》的作者判若兩人。徐方給出了一個非常合乎情理的解釋：「他在幹校自始至終住集體宿舍，毫無隱私可言。在那個極『左』環境下，連我這樣一個隨家長下放的少年都會被告密，更何況顧准這個『右派』、監管對象？他很清楚周圍時時刻刻都有警惕的眼睛盯著他的一舉一動，隨時準備向軍宣隊告發。而他在日記上寫的任何文字，都等同於直接寫在軍代表的辦公桌上。」

　　雖然「五七幹校」正式下令撤消是1979年，但實際上，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五七幹校」已經悄悄降溫。1972年7月，「學部」全體人員從幹校返回北京，「學部」的「五七幹校」至此結束，「地上天國」悄然破滅。一千多名知識分子備受折磨，是否被改造成為「新人」了呢？楊絳寫道：「改造十多年，再加幹校兩年，且別說人人企求的進步我沒有取得，就連自己這份私心，也沒有減少些，我還是依然故我。」楊絳先生不愧文章大家，不動聲色之中，就寫出來轟轟烈烈的改造運動的荒誕效果。

　　對於學部「五七」幹校，徐方總結道，「不僅勞民傷財，更多的是對人的思想強制性扭曲，對人才的極大浪費，沒有任何積極意義。」這是經歷過「五七幹校」的人們的共識吧。

　　四

　　其實，毛澤東要建立「地上天國」的思想，早在50年代初期就產生了。當時「土改」過去才兩三年，中國高層就圍繞要不要實行合作化產生了一場爭論。毛澤東支持合作化。1953年，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在和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杜潤生聊天時說，合作化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造，共產黨取得政權后，需要「組織農業生產大軍」。杜潤生說，這不成了「勞動營」了？從此以後，杜潤生就被認為是「老右」（《風雨兼程——著名經濟學家訪談錄》第4頁，馬國川著，三聯書店2008年12月第一版）。

　　到了1958年，毛澤東極力推動全國各地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他的設想里，人民公社「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1958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里提出，「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為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而建設社會主義是為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積極地作好準備。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這場以農民為試驗對象的建立「地上天國」的努力，最終以失敗告終。數以千萬計的農民輾轉溝壑，流為餓殍。但是毛澤東並沒有放棄建立「地上天國」的思想。八年後，他發出「五七指示」，就是要以幹部和知識分子為試驗對象建立「地上天國」。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信陽當年之所以在全國18個省區中建起數量最多的幹校，就是拜人民公社運動之賜。那場運動使得本來物產豐富、氣候宜人的魚米之鄉成為地廣人稀的荒蕪廢墟，如此廣闊的天地正好可以辦「大學校」！結果，兩場建立「地上天國」的努力都失敗了。

　　毛澤東建立「地上天國」的思想，顯然是受到了「共產主義」的影響。但是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將是一個「自由人聯合體」，與毛澤東的「地上天國」有本質區別。因此，許多學者認為，嗜讀古書的毛澤東更多的受到了中國歷史的影響。他非常讚賞三國時代的「天師」張魯的五斗米道，也很推崇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二者的都以建立「地上天國」為號召，吸引了眾多民眾。

　　對於張魯，《劍橋中國秦漢史》這樣評價說，「張魯的目的不是要取代帝國的權力制度，而是要改良它。他設法當了這個龐大的政治和宗教會社的頭目，直到公元215年他與曹操合流才使運動草草收場。」至於洪秀全的天平天國，比起它要推翻的滿清來，可能還要專制黑暗。

　　在世界史上，建立「地上天國」也不乏先例。16世紀30年代，宗教改革家約翰·加爾文要把瑞士建成一個一塵不染、沒有缺點的「地上天國」。為此，他以各種嚴苛的教規徹底壓制人的個性和慾望，把一切無關教義的東西通通棄絕，敢於挑戰他教義的神學家塞爾維特被施以火刑。這個本來自由的城市變成了一個怯懦悲哀的、氣氛壓抑的地方，所有人都被改造成只服從團體利益的順民和奴隸，直到加爾文死去（《異端的權利》，茨威格著，希望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至於紅色高棉的做法，更是慘絕人寰，早已被釘在人類歷史的恥辱柱上。

　　《幹校札記》記錄了一段不應該忘記的痛史，它印證了顧準的名言，「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沒有任何理由偉大到足以讓人成為試驗工具，任何個人對未來的憧憬都不能忽略基本人權。諸多歷史事實告誡人們，凡是承諾在地上建立天國，號召人民投身建立理想大同世界的，都值得人們警惕。

　　註：作者是中國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