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支撐全球化的基石正在動搖

轉載：美國之音



從2015年開始的歐洲難民危機，以及2016年的英國退歐與美國大選的極度不正常，少數願意做宏大思考的學者及觀察人士，都不約而同的在思考民主制的危機。由於第三波民主化之後，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已經與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推廣緊密聯繫在一起，因此這種反思多從全球政治秩序受到強烈挑戰切入。前大摩高管羅奇因為政治上要與美國主流精英保持一致，總體上否定特朗普，但在有一點上他卻堅持：「特朗普說的沒錯，全球化體系已支離破碎」。

全球化與本土利益的衝突

今年5月，前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E.羅默（John E. Roemer）在《哈佛經濟學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趨勢下，中國和印度這兩個發展中國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個國家內部，貧富分化卻在不斷擴大。從1988年到2011年，發達國家中下層家庭的收入幾乎沒有變化，增長速度相當緩慢。在大多數國家，尤其是像印度、美國、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其國內貧富差距在加劇。如果人們更加關注的是國內的不平等，則自然會忽視全球的不平等，因此引出了一個嚴峻的結論：即使全球化的發展必然帶動世界整體收入的上升，並很大程度上縮小全球收入差距，但同時也引起了國內不平等的加劇。在後者所引發的不滿情緒的主導下，全球化也許會被認為是在製造一個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美國的現實也證明了上述結論的正確。20世紀50年代初，中產階級人數佔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人數已不到全國人口的一半。今年4月22日，美國勞工統計局資料帶來的警示更強： 2015年全美共有8141萬家庭，全家無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萬，比率高達19.7%，意味著美國每五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沒有人工作。不少美國工人及部分白領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全球化，工作機會外移，以及持續的移民大軍搶佔了工作機會。

今年5月9日，華府智庫「移民研究中心」（CIS）公布關於移民花費的最新報告，指出無證移民家庭每年享受的聯邦福利平均為5692美元，超過戶長為「美國出生」（native）的家庭享受的聯邦福利4431元許多。報告指出， 享受最多聯邦福利者為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家庭，他們獲得納稅人付費的聯邦福利，每年平均達8251元，超過土生土長美國人家庭86%。

上述情況帶來的詰問是：一國政府應該先照顧本國窮人還是外國移民？這種詰問被政治正確壓制住，但卻無法消失。移民問題因此成為今年美國大選的一個激烈爭論的話題。

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民主國家的選舉權與納稅人權利已經不是一回事。普選制事實上終止了早期民主制下納稅人權利與責任政治的關係，全球化帶來的移民問題，更使西方國家的福利成了從未交過稅的外來者可以名正言順分享的蛋糕。美國華爾街運動的發起者代表的是一切人都可分享免費蛋糕的利益主張，認為這世界的矛盾是以華爾街精英為代表的1%的資本所有者與其他99%的各階層人士的矛盾；讓這場運動失敗的則是「我們是那53%」（在美國，交納個人所得稅的人占勞動力年齡人口的53%）。「我們是那53%」的支持者認為，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參加者不應該要求政府用稅金滿足不納稅者無上限的福利要求，他們應該去工作。

西方國家無法承受之重：福利分享與價值衝突

全球化的另一個後果就是移民，直到歐洲難民潮發生之前，移民一直受到西方國家的價值肯定，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其任期的最後兩年，一直在發動移民制度改革，要打開大門歡迎。歐洲各國因為德國總理默克爾2015年9月初宣布的接收難民無上限政策，目前正陷入難民帶來的強姦、殺人、搶劫、偷盜、販毒與恐怖襲擊之中。德國面臨的問題正好從兩個層面上反映了全球化帶來的問題。

第一個層面是歐盟內在的危機，歐盟大一統的目標是歐洲各國成為一個5億人的大家庭，設定的目標是歐洲無國界、貨幣統一、財政統一、稅收統一以及福利制度統一。但是這個目標只行進到貨幣統一，先因希臘等國的債務危機而陷入停滯與紛爭，接著遇上了難民危機，各國不得已恢復邊界，導致《申根協定》名存實亡。曾被奉為「歐洲女王」之稱的默克爾失去了她所有的光環：理性之聲、經濟繁榮的化身、德國人的母親、歐洲穩定與安全的保障等等。目前德國已經陷入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危機，儘管默克爾半個月前發表電視講話時仍然堅稱「我們就是辦得到」，但她這一講話得到的民意支持只有8%，這樣低的政策支持率，在民主國家幾乎前所未見。著名的美國政治學家福山8月3日在接受英媒Express採訪時令人震憾地聲稱：對歐洲來說，默克爾是比ISIS更嚴重的威脅（SHOCK CLAIM: Merkel is BIGGER threat to Europe than ISIS, claims US professor）。

第二個層面是數百萬難民（數字還在不斷增加）給德國財政帶來的巨額負擔，讓其掉入了慈善陷阱。德國Ifo經濟研究所所長漢斯·維納·辛恩教授透露，2015年德國的難民開支是210億。經濟學家拉斐爾旭申Bernd Raffelhüschen計算結論是，難民危機可能要耗資近1萬億歐元，納稅人每年負擔170億。如難民能在6年內融入勞動市場，此間需9000億歐元，相當於德國國民總產值的1/3。德國已經在討論德國人退休年齡將延遲到69歲，這裡的所謂延遲，不是真正延遲退休年齡，而是開始領退休金的年齡。

德國是歐盟的經濟支柱。辛恩教授認為，歐央行最新所做的銀行壓力測試少有說服力。歐元一如既往是問題。在歐元現今的形態下，問題導致讓幾乎所有參與者都「雙輸」。法國經濟學家Jacques Sapir 做過計算，為了讓歐元區在現有的狀況下保持存活，德國必須每年承擔2300億歐元轉移支付，約相當於德國聯邦2016財年財政收入3169億歐元的75%，而且持續時間至少為10年。這一比率遠遠高於中國中央政府為各地地方政府承擔財政轉移支付的比例，況且，中國政府對地方擁有徵稅權，德國並不能對其他歐盟成員國家徵稅，卻得承擔財政轉移支付職能。面對這種困局，有點稅收財政常識就明白有多危險。

以上估計有個前提，難民在若干年後能夠融入接收國的勞動市場。但這個前提得不到現實支持。貝塔斯曼基金會資助、由經濟學家Iván Martín主持調查的歐盟9國讓難民融入勞動市場的研究，研究組對9國的94項措施進行了分析，結果：無一國成功地讓難民融入勞動市場。

全球化的三塊基石都已破碎

以上分析只涉及全球化經濟層面上的一個側面，即跨國公司與資本精英們得到全球化好處的同時，西方發達國家人民的逐漸貧困化，以及福利系統的不堪重負。除此之外，文化價值層面與政治層面的支離破碎狀態也非常嚴重。

一是文化價值理念上的支離破碎。穆斯林移民在移居國的文化融合幾乎少有成功，引起的激烈社會衝突讓歐洲失去了安全感。

在歐洲國家的外來族群中，因穆斯林移民持續不斷的遷入和出生率居高不下，這個族群已成為第一大外來族群。但由於族群、宗教、文化價值觀和國家認同等方面的巨大差異，穆斯林族群無法融入歐洲社會，成為與歐洲國家主流社會相隔離的「平行社會」和「邊緣社會」。歐洲國家的第二、三代穆斯林，他們自小出生或者生活於上述國家，都獲得了歐洲國家的國籍，是法律和政治意義上的國家公民。但21世紀以來的英國倫敦地鐵爆炸案、西班牙馬德里火車站爆炸案、法國《查理周刊》槍殺案、巴黎恐襲事件等系列恐怖主義事件，實施者多為在歐洲出生、具有歐洲國家國籍的穆斯林移民。歐洲國家多年來受困於「政治正確」不願意正視這些問題，但現在也不得不承認穆斯林移民在個人、族群和國家公民三重身份上，與本國存在著嚴重的緊張與衝突。

二是政治層面的失敗。這一層面的失敗在數年前跡像非常明顯。自由之家2010年報告明確指出，全球自由化接連五年受挫，是自由之家發表自由評論報告40年來連續最久的倒退。尤其在非洲，民主化節節敗退，俄羅斯和中國的專制政權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迫害更是有增無減。2011年中東北非地區的「阿拉伯之春」後來變成漫長的「阿拉伯之冬」，再由反政府力量衍生出極端黑暗的伊斯蘭國，已經讓極少數西方學者意識到，每一個社會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強力推行民主化也許會欲速則不達。

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的看法，也許代表著現階段絕大多數西方左派學者的看法：右翼民粹主義正在西方興起，但這並不代表民主觀念和理想失敗了，而只是反映了精英的失敗，因此，依然應該相信民主與多元文化。

必須承認，目前西方國家的當政者普遍短視與自以為是，但這不是全球化支離破碎的唯一原因。西方國家確實到了冷靜下來，對全球化進行全面反思的時候了，否則，不僅無法繼續推行全球化，甚至無法將本國從政治挫敗中解救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