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連塔網7月25日發表題為《崩潰的現實——慕尼黑襲擊預示老歐洲謝幕》的文章,作者是《全球政治中的俄羅斯》雙月刊主編、俄羅斯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
2016德國慕尼黑槍案引發舉世關注
根據警方的消息,22日在慕尼黑一家購物中心發生的槍擊案是一個孤獨失意者絕望或瘋狂的行為,而不是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的再次行動。如此看來,這起事件不能歸入前不久的大規模恐怖襲擊之列。然而,相比在法國、英國、比利時、西班牙等老世界國家發生的情況,它或將對歐洲的未來產生更大的影響。在所有這些國家中,德國的事件具有特殊意義。
德政治體系不符合現實
德國是歐盟的政治中心,它不僅影響力最大,在很大程度上還確定了當代歐洲的思想基調。這一地位取得的時間並不長——10年前,柏林還滿足於不承擔特殊政治責任的歐洲主要經濟體這一地位。然而,隨著不同程度的危機在歐盟爆發,德國的地位迅速上升。到了這個10年的中期,它已經被視為拯救和更新歐洲計劃的唯一選擇。不是所有歐盟國家都對這種前景感到滿意,但其現實性卻是公認的。
2015年的難民潮成為轉折點,當時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立場不被多數歐洲國家接受,並成為激化問題的催化劑,而不是緩和問題的手段。重要的不是歐盟成員國之間表現出的新矛盾,而是德國內部的暗流涌動,這絕不是德國政治的特點。
在二戰後建立的西德政黨體系一直非常穩定,並順應了社會變化。上世紀60年代末的動蕩首次讓社會民主黨上台。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渦流讓昔日綠黨的眾多暴動者進入聯邦議院,並很好地融入統治階層。兩德合併將被邊緣化的德國統一社會黨的繼承者納入主流。總的來說,通過增補新社會政治團體的代表來保持穩定性的模式沒有改變。
現在,專家越來越多地指出,德國政黨-政治體系已不符合社會現實。從50年代起成功實行的社會市場經濟讓政治家和積極分子習慣於只面向穩定和發展的支柱——中產階段。但現在,就像在所有發達國家那樣,中產階級已經被衝垮:居上游者繃緊神經守住自己的位置,但也停滯不前;在下游者繼續下滑,失去了福利和對未來的信心。
沒有一支傳統政治力量知道如何與這些人打交道。結果,新出現的社會政治力量(他們在歐洲被稱為民粹主義者)轉向這些新民眾,比如反對移民的「歐洲愛國者抵制西方伊斯蘭化運動」、反對歐洲一體化的德國選擇黨。由於20世紀歷史的影響,德國對排外現象特別敏感。當然,右傾的加強並不意味著它將左右柏林的方針。但這會成為影響政治發展方向的酵母。更何況德國國內的情況與越來越複雜的歐盟形勢有直接關係。
危機打擊整個認知體系
德國經歷過恐怖主義的悲劇,但主要是在70年代。從當代恐怖主義登上政治舞台開始,德國不止一次被宣布為潛在襲擊對象,但類似於法國或英國的事件從未在那裡發生過。不過,從2001年9·11事件起,幾乎每次調查都能發現牽扯到德國「潛伏支部」的線索,只是它們被及時清除了。
德國一貫展現出在維護公民安全上的可靠性,老百姓(603883,股吧)信任國家、警察、情報部門和行政機關。近年來,默克爾成為這種信譽的化身——一個可靠、負責、英明的領導人,知道在德國和歐洲該做什麼和怎麼做。
移民危機打擊了整個認知體系——從默克爾的聲望和對政治統治階層的信任,到人民對自身安全的信心。出於各種原因,擔憂的情緒在老世界瀰漫開來:有人擔心恐怖襲擊,有人擔心銀行系統再次崩潰,有人擔心因為外來文化元素的湧入而失去民族認同。這種缺乏安全感的共同感受產生了政治後果。
被認為越來越不受政府控制的暴力浪潮加深了民眾對精英的不信任,這已經成為全球趨勢。越來越多的「普通人」認為全球福利分配不均,這破壞了統治階層的合法性。這種情況在歷史上並不罕見,但在相對有序的年代,統治階層有自己的王牌:他們可以說,儘管不能始終確保富裕和平等,但可以確保和平與安全,比如抵禦外部侵略者或防止內部動蕩。但現在,這一切都被衝垮了。
捍衛主權、抵抗外敵根本不是西方社會的話題。直到不久之前,對歐洲來說,主權是用來拆卸的。如果談到來自某國的威脅,那也是虛擬而非現實的。但如今,維護社會和諧、應對外部挑戰突然成了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更何況內部和外部威脅緊密地交纏在一起。
在這種條件下,對無辜百姓的殘忍攻擊加深了不受保護和政府無能的感受——實施者是受過訓練的伊斯蘭主義者還是失去理智的個人已經不重要。默克爾在慕尼黑事件后的延遲表態並非偶然。除了致以哀悼外,她還強調,理解同胞們的恐懼,情報部門將竭盡所能確保他們的安全。
德國進入選舉期——議會選舉按計劃應在2017年秋天舉行。在此之前將舉行兩場劃時代的選舉,其對全球環境的影響力不亞於英國全民公投,那就是美國和法國總統大選。將於今年秋天舉行的奧地利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是一場不大但重要的測試。5月,極右翼候選人以微弱劣勢輸給了綠黨競爭對手,但選舉結果被判無效。在英國「脫歐」、尼斯和慕尼黑相繼發生襲擊事件之後,多數奧地利人還會繼續站在綠黨一邊,而不是反移民戰士一邊嗎?
「大歐洲」時代即將過去
迄今為止,很少有人懷疑默克爾將繼續擔任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領導人,並帶領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組成的聯盟黨贏得選舉。但不斷變化的形勢把這齣劇本揉成一團。風向正在朝德國選擇黨轉變,儘管該黨醜聞纏身,且領導人也明顯不受歡迎。
兩個最大的政治集團——保守黨派(聯盟黨)和社會民主黨在移民問題上立場對立且勢均力敵,這與形式上的政黨劃分不符。考慮到前文所說的政黨體系危機,整個格局正在進行一場重大的重構。
但問題不在於某個政治家或某個政黨的命運。德國與整個歐洲需要新的政治議程、另一套重點、任務和觀念的體系。它會從哪裡著手現在還不清楚。德國是統一的中派主義將思想分歧排除出政治的典範。冷戰後許多歐洲國家都出現了這種情況,而德國尤甚。
要想制訂新的發展模式來替代在冷戰結束四分之一個世紀后業已失效的舊模式,就必須進行意識形態辯論,但沒有人嚴肅地這麼做。
左翼自由派思想(綠黨的理念)在德國受到歡迎——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冷戰之後的主要發展成果之一。但在當前環境下,難以認為這種主張將成為國家政策的基礎,更可能的情況是,它將阻礙制訂修正方針。左派置身事外,對自己的邊緣狀態整體滿意。社會民主黨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喪失個性。保守派未必能創造出什麼新東西。默克爾仍然是保守派主流,即超級中派主義的代表。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德國精英長期以來一直竭力擺脫外部評論者加之於它的領導者野心,最終,它卻準備承認並接受這種說法。但現在,為了實現這一抱負,需要明確提出意識形態方案——如何收拾崩潰的現實。
這也是環境所迫。意識形態方案不會有唯一的來源,但可以由大企業、有紀律和效率的群體(在俄羅斯統稱為強力部門),以及財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等基督教民主聯盟元老共同制訂。
很顯然,建設強大而獨立的國家是未來的重點。叛亂者反對統治階層的口號是——把控制權還給國家、民族和社會。統治階層只有重視這種訴求,才能控制住局面。而且,這種情緒很可能成為社會主流。這就意味著,超越國家的「大歐洲」時代即將成為過去。我們很快就會看到夏爾·戴高樂憧憬的「歐洲人的歐洲」是什麼樣子。 |